旧制度与大革命TXT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看这本书的原因，是处在中国反腐浪潮风口浪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想推荐的，虽然是一名工科研究生，我却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为什么法国的封建权利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令人民感到厌恶？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在封建势力对人民压迫最轻的地方发生的？

关于大革命的重新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本历史书。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同样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

然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激起广泛的

思考与讨论。

这样一本经典之作固然体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辟的论断与

华丽的词句，然而却不仅于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在

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这场革命本身都只

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过程。同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机制只不过

是旧有的萌芽的发展，而那些骤然建立起的制度却依然脆弱。

虽然对于革命的宏大意义保持审慎地怀疑，托克维尔却并非简

托克维尔(1805-1859) 单地主张“告别革命”。相反，对于民情的冷静地考察使他敏锐地看

到平等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加剧了法国阶级的分离，法国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却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最后，法国的旧制度被一群相似的人推翻。造成社会阶层分化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通过史料的不同挖掘与解释，对于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然而，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的命题是无法被消解的。不简单地成为纷繁历史的工具，也不轻易地沦为激昂情感的奴隶。正因为此，思想才能穿越时代的隔膜，成为深邃的洞见。革命的发生并不是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罪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情况。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时就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时候公共繁荣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财富增长更快，但是却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改革可能促进制度的覆灭。如中国的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标是要恢复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但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同治中兴和路易十六期间进行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路易十六不同的是，他的改革刺激了人民发财的热情，但是其存在的政治制度却阻挠了这种热情实现的可能性，使得人民认定了法国封建体制不得不推翻，

从而促成了

自身的毁灭。

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

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

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

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

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

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

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

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

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

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

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

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读者在当当网购买的《旧制度

与大革命》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

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上）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衷心的热爱着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从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遗余力的褒奖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三级会议省朗格多克治理状况的描述（商务印书馆92年版附录一）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他评价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说：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他在全书各处不止一次的对这种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他这样评论已经变质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

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对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更不留情面，这里仅举一例：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的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他甚至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并进而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那么，对于未经王权专制污染的传统封建制度，对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这方面他的态度仿佛非常暧昧。一方面，他曾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以此看来，他仿佛是反对这一极不平等的制度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书中更多的地方，托克维尔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他说，在封建时代??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

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他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下）

在阅读这些词句的时候，我猜想，无论如何，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也许他更喜欢后者。毕竟，他在描绘贵族的传统美德时动用了那么多浪漫华丽的词汇，而这些丰富的感情却从未应用到消除了等级差异的平等社会的身上。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不止一次的描述了贵族政治瓦解之前地方自治带来的美妙效果，以及各阶级之间通力合作的美妙关系：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与贵族接近、??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当然，托克维尔的这些

话并不是在正面论述封建社会的美妙。他的本意是拿贵族政治全盛时期和贵族政治衰落后的情形作对比，以彰显后者的不堪。但每当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怀疑的感觉：他毕竟表露出了某些倾向性。欧洲封建社会真的这么美妙吗？各阶级之间真的这么通力合作吗？地方自治真的这么卓有成效吗？然后，我看到这一句话：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里，领主法庭和三级会议服务的对象是农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无产者的位置。

这个小小的发现触动了我的某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读第二遍书的时候，我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用词习惯中，仿佛总是把人们和人民分开来，人们常常指代当政者、特权者，有时也包括资产者，而人民则指代劳苦大众。甚至有一句话：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仿佛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把人民也算作一个阶级。尽管妄自揣度前人是需要谨慎的，但我还是隐约感到，虽然托克维尔曾经批评过当权者对人民的轻视，并指出这种轻视的确激怒了人民，但在无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倾向。当然，对于一个出身贵族、一生混迹于政坛的知识分子，要求他对待人民也抱有与对待贵族一样的尊重，这未免也太苛刻了。何况，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说到民主，顺便提一点疑问。初读的时候，托克维尔对民主这个词的使用总让我感到疑惑。有时，他似乎把民主和平等等同起来，作为等级特权的对立面。在他看来，民主和专制似乎并不矛盾，一个民主的社会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从我今天的理解看来，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岂不是很奇怪？民主只是意味着平等、无特权吗？难道它不包括对专制权力的反对吗？是这个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内涵发生了变化吗？或者，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篇二：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近两年，不少朋友阅读了法国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各种评论很多。这些评论大多和我国改革挂钩，因而引起我的兴趣。在这里谈点学习心得，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提高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的认识。

革命是否是不识好歹

托克维尔在书中经常反问自己，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何以繁荣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难道革命真是不识好歹吗？人民真是得寸进尺吗？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法国大革命前的经济和社会思潮背景。法国自13世纪以来，封建领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土地所有者、小农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领主。这一过程延续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纪。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500年间的事情。中法两国在两个500年的期间，都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兴的工商经济。这是吕振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他认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各诸侯国封建领主把持山野川泽的禁令逐渐放宽废弛了，各种矿产、山林、盐铁、水产、运输等资源可以由百姓开发利用，因此私人工商业就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贫富分化的开始。大地主、大工商业者的出现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富可敌国的大豪强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大商人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秦汉时期，自耕农、工商经济的发展都带有划时代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出身的权臣桑弘羊也是这时露头的。

法国的中世纪也是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但13世纪以后，多数农奴已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成为自耕农。同时，工商经济亦如中国获得同样的发展。法国的大小领主如不退出山野川泽

资源，18世纪的法国何以有大规模的采矿、冶炼、运输业的出现，其规模或是大至千人分散的手工工场，或是集中劳动的百人规模的手工工场。18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在冶铁业方面未见明确统计数字，但世纪之末，英国铸铁产量为6.3万吨，法国则为13多万吨。法国在煤炭、非金属、纺织、造船方面比英国逊色，但在丝绸、冶铁、酒类奢侈品方面则胜于英国。法国还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并出现了近代重商主义的权臣柯尔贝尔。与中国秦汉时期的不同之处是法国的工商经济市场规模比那时的中国更加扩大，而且遍及欧洲诸国及美洲。法国贵族的传统意识是权力和荣誉来源于封建领地和领地上的人口，而纯动产则意味着地位卑下，所以贵族视工商业为贱业。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越到中世纪末期：“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1页）

中法两国不同之点更在于，封建领主制度结束以后，中国文化学术上出现的百家争鸣，被后来强大的秦汉专制皇权封杀了。而法国却在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中，迎来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即便是路易十六，口头上也讲“自然法”、“劳动权”、“人权”。法国经济、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积都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其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大革命的主体只能是第三等级。法国当时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为农奴。农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渴求，当然也不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提出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只能是法国的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政治上无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阻碍。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封建专制国家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国王税收不足，就大举借债。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国家的债务即增加3倍，达45亿利弗尔。这些债务负担只凭农业人口的税收远远不够，压榨的对象也只能是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市民了。

这种革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是无法产生的，它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但又遇到强大阻碍时，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风雨。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4、215页）。

我们万不可被所谓繁荣了，压迫轻了，负担少了，为何革命却发生了的假象所迷惑。托克维尔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有足够发展的区域开展，而不可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开展。

第三，让我们想一想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法国农村多有公社组织——这是我们研究法国历史必须要理解的地方——这在托克维尔、马克思的著作里都提过。公社有大量公地，“1710年至1789年许多省份地主便夺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在革命爆发前十分惊异地发现，大量土地已被原来的农奴，现已变为农民的人占有。这种情形，他估计占了法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

用今天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所有制变革，资产阶级希望占据统治地位的革命。农民占有了土地，但没有所有权；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产业，但也未得到明确的所有权，因而才与当时的国家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性矛盾。路易十四在一项敕令中

的理论是：“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同上，第227页）第三等级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却要为产权不完整的土地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收，此社会矛盾未除，新危机又出。那时为了应对财政困难，还要加税、举债，又一次触动了第三等级的所有权问题。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矛盾所在。

路易十六为摆脱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但在召开三级会议、代表名额、全能法院、国民会议、制宪会议等方面，均与第三等级在这一根本矛盾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就连特权阶级的米拉波伯爵、西哀士神父都转向革命。矛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革命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顺势而发，巴黎群众攻下巴士底狱。

不能认为革命不识好歹，群众得寸进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8月4日之夜”，法国的制宪会议在亢奋激昂的气氛下，通过了大革命后第一部新宪法。现节选有关条款如下：第一条：议会声明封建制度从此废除。这包括“现存关于封建制度的不动产所有权，以及一切来源或代表农奴制的制度的收费都应马上废除而不受保护”。

第九条：财政上的免税权力已被永久废除，税款将会通过相同形式向全体公民收取，新的税款征收方式正在制定当中。

第十一条：所有公民，无论其等级及出身，均有任职政府机构及军队的资格。

以上新宪法的若干条文正是体现了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更体现了封建专制政府和法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4页）

法国大革命前，朗格多克省是一个例外。该省是一个经济繁荣，压迫减轻，居民负担较少的省份，由市民阶级治理。他们向法国君主买下了所有的征税权、官位权，而国王则以保留该省的三级会议为代价。这里不但未爆发革命，反而在革命中还持保皇的立场。所以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说：“倘若当初那些君王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和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同上，第279页）或可走上托克维尔羡慕的英国道路。

虽然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群众的内心有着复杂的心理和企望——贪欲、嫉妒、仇恨和独特的残忍，但他还是摆脱了他的贵族立场，尽情歌颂了它。绝不要相信法国人在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自寻开心的表现。他认为：“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向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同上，第172—173页）这话多么熟悉，让我们想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托克维尔这种态度、语言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他对法国高度集权的官僚专制制度的嘲笑、仇恨也是一目了然的。

今天中国又有人重读此书，我觉得也是对那种“告别革命”思潮的一种反省和考问。“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一个中学生以此写了一篇作文，直击我心。中国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牺牲，无法令人忘怀，中国的“革命”二字在历史上是怎么写出来的？是用多少人民的热血、生命写出来的？在内战中死亡的敌方官兵，也是共和国成立的一种代价。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

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

旧制度给大革命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什么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有如山呼海啸，毫不犹豫地摧毁了法国的君主王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基础，改变了法国社会的风尚民俗，并且越出国界，在欧洲境内“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同上，第43，44页）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没有完全断裂，但遗产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就是旧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同上，第75页)这种羡慕并非褒义，而是对欧洲君主的揶揄。

这里说的王权或中央集权，实质上都是国家政权中的行政权，而立法权、司法权，虽然名义上也有，但都是仆役、婢女，可能还是封建领主时代的遗留风俗。托克维尔说，只有当王国民情鼎沸时，中央政权才让他们出头露面，“暂时理事，允许他们热闹一番”，“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同上，第100、101页）这就是经济学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因为司法缺乏灵活性，其活动范围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案件层出不穷，立法又无例可循。

法国君主的王权，中央集权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伴随着大小领主势力的沉沦，王权开始发展和膨胀起来。就和中国秦汉两朝一样，封建领主成为衣食采邑的食利阶层，就不再是领地的主人了，即使领主们手中还有一些领地中可怜的司法权力，只要能兑换成金钱，领主们也不吝交换。这样隶属中央的地方行政权力就乘势建立了起来。大革命前的法国划分为34个总督管辖区，各管辖区都由国王委派总督，各县则有总督的代理人管理，总督代理人的手下则有税务员、行会理事和警察承担政府的行政职权。省属的各教区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的官吏把持，教区实行的法律不再是过去的领主法律，而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

随着中世纪领主土地的陆续失去，他们转发国王敕令、征集民兵、征收捐税的公共权力已不再拥有，不再直接统治地方。大的贵族住到巴黎靠年金过活，中小领主则生活在农村、乡镇。“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同上，第70页）

行政权、司法权的幕后，国王才是一切的主导、灵魂。这就是托克维尔说的旧制度中的王权，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因此法国当时没有真正握有立法权、司法权的相应组织机构。

国王路易十六高度集权，但其行为并不检点，处理国事昏昏欲睡，打猎、舞会时兴致盎然，结果大权落在王后身上。中央设有总监，下面六个大臣各自为政，办事效率极差；各级机构臃肿陈腐，冗官闲职或一团和气不办事，或相互掣肘、拆台；官僚军事警察机构每年的花销空前，仅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就开支军费20亿利弗尔。法国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并非法国国王支持北美人民的正义斗争，而是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进行的七年战争的延续，结果使法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三级会议的重新召开和革命的爆发。

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下，法国的官本位在托克维尔笔下描写得也非常精彩：“那时的职位更多，较小职位的数量简直没有穷尽，仅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设职位就达4万之多”，“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同上，第132，133页）。托克维尔大笔一挥，又指向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当时的政府鬻卖职位，而今天政府则授予职位，要想获取职位，不用掏钱；人们的手段更高明：将自己交付出去。”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奴性官僚又开始形成。

政府官吏专横、贪腐、颟顸，干什么事只求痛快，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比如修路：“桥梁

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被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等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同上，第227页)这样践踏民众切身利益的野蛮拆迁，怎能不惹怒乡村中新的土地所有者，也就是地主和自耕农，以及城市的市民阶层，也就是新的社会阶级？托克维尔说的中央集权政体，在帝国时期更准确的描述，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政体”。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体成功建立起国家从君王直到城乡最底层官吏的纵向统治体系，但国家缺少横向的组织架构平衡。原有的地方领主机构，城市的行会组织，城乡的自治团体，教会对教区的管理，各省的三级会议几乎都被行政机关代替，没有任何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行政系统沟通和交流信息，反馈民意。专制政府还自鸣得意，无形中已成孤家寡人，背上无限责任。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城市中一切工程都要奉照御前会议的方案办理。工程招标要在总督或代理人面前进行。甚至公众的喜庆活动也要由官员主持，由他命令何时点放灯火，何时张灯结彩。

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法国人民变得十分怪异扭曲，托克维尔说：“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败象，但专制主义喜欢人人如此，“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同上，第35页）这就是现代人称专制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游离的原子，原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需要集权的、专制的制度保证。篇三：旧制度与大革命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

“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

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1] 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2

《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读后感

托克维尔，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虽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激情似火的年代，却目睹着法国政局的风云突变，旧王朝的复辟，革命的云诡波橘令他不知所措。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热情歌颂了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本书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为我们剖析了那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亦颇多创见，诸多新颖观点亦给人良多启示，令人深思回味。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

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②“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

③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

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

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

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

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①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②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③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④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

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

在封建的欧洲反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中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体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

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一直有这种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种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旧体制。

大革命与基督教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基督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迄今未见事情”，

①同时，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