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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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论文：再论资本主义的长期波动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1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存在了近400年。从亚当·斯密开始，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进行了讨论，也得出了各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为资本主义的长久存在提供理由，马克思主义者则宣称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使其必然走向崩溃。但现实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情况，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重大技术一经济范式创新的交替作用使资本主义呈现出矛盾一协调的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根源及形成机理，以免让世界遭受史无前例重创的大危机再次爆发，从而更好地规划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目的所在。

一、资本主义长波理论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从1788年英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二百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遭受过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打击。回顾资本主义经济二百多年来的表现，尽管每次危机都各具特色，但其本质属性和本质特征是相同的——周期性生产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伴侣，资本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只能做到缓解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可以通过整个经济中有规律重现的周期运动来描述。这些周期运动包括短周期（平均每3__4年一次）、中周期（平均每9—10年一次）和长周期。

从概念上说，长周期的含义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先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产量、收入、价格等重要经济指标的长期波动或循环升降，这是早期长波概念提出时的含义。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又由于对经济周期的研究重点转入增长期，长波概念也相应转为研究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波动和涨落的再现。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长周期是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期约50.60年的价格与产出周期。长期以来，它又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周期、长波、趋势周期、长期趋势、次级长期波动、趋势周期等。？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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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我们可以发现，对长周期的研究与短周期和中周期相比，更偏重于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更关注于经济性质而非仅仅数量方面的变迁。这里应当注意，西方学者在使用上述名称中最为常见的两个即长周期（1ong cycle）和长波（1ong wave）时是有区别的：提到前者时一般着重探究长期上升和下降时期经济变量的变动及其原因；提到后者时则侧重分析波动的周期循环的整体结构特性，或者说主要探究经济是否确实在长期经历了某种类似钟摆的循环运动。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长波研究的先驱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早在1845年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某些规律，并准确预言了1847年危机是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更加猛烈、更加持久的危机。恩格斯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了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几次商业周期有规律的变化，指出造成这些规律变化的可能原因——运输系统和通信技术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并提出这些情况可能使资本主义周期在一定时间内可能缓和，周期持续的时间可能延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的特征进行了阐述和时期的划分。此后，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承认了恩格斯有关商业周期缩短的评论，并且通过引述斯克罗普的观点初步考察了长周期现象。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工业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明确讨论了这些过程，大致描绘出与重大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就业和产量长期波动的一种理论轮廓。这事实上也是在马克思着作中所能找到的暗示长波的最贴切描述。

“在此期间，技术革命并不显着，积累似乎首先表现为新技术基础上的数量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法则开始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不管实际资本结构如何，劳动力需求与资本按同比例增长。

但是，当资本吸引的工人数量达到高峰时，产品也变得越来越丰富。这时候，销售出现困难，社会机制似乎也陷于停顿。这是大批劳动力不断被资本异化的过程，异化过程极其激烈、立竿见影，生产过程中断迫使资本家绞尽脑汁地节省劳动力。在所谓高压下，细微改进一点点积累起来，他们发现自己是推动所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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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领域资本结构革命化的技术变革的具体体现” 5 J。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长波理论的最初建立功不可没，他们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兴衰交替的规律以及与之相伴的大规模结构变化，提出了固定资本更新周期，这些在后来影响了大量的研究者。

此后，约翰·克拉克（J.B.Clark）、赫尔普汉（A.Helphand）、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M.I.Tugan— Baranovsky）和维克赛尔等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长期扩张和萧条的循环过程这一点达成共识，并分别对其变动过程做出时间划分。皮埃迪一托内利（Pietri—Tonelli）、布热斯亚尼一图罗尼（Bresciani —Turroni）、帕累托和阿夫塔利昂（A.Afialion）等学者则试图研究经济运动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为证明长波假设提供证据。上述理论虽然“没有说明产生长周期的基本原因机制，甚至对周期转折点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但它们为长周期的正规研究指明了基本方向，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材料。¨在康德拉季耶夫之前，为长波理论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当属荷兰的社会主义学者范·盖尔德伦（Van Gelderen）。他1912年的文章《春潮》最早为经济长期运动提供了严格的统计和证明，这篇文章现在也被公认为长波理论的起源。按照他的观点，在l850一l873年间以及1896—1911年间，出现了两次资本积累的春潮。他认为，两次长期经济扩张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重大产品创新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主导部门；（2）周期性的资本过度投资；（3）信用的扩张；（4）基本原材料的稀缺和丰裕；（5）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移民浪潮；（6）黄金的生产。_6 资本积累春潮的必要条件是生产扩张带来总需求的扩张，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又会推动成本增加，也为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下降趋势创造了条件。

2O世纪2O年代，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D.Kondratief）首次正式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假设——熊彼特将其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是对长波理论决定性的贡献。他在1925年发表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

（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一文中，认为价格遵循着一个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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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左右的不规则正弦状曲线变动，而产出仅仅在其增长率上显示出变动；随着产出的变动，价格成亲周期运动，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而通货紧缩则伴随着经济的缓慢增长。

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特点：

（1）使用社会系统有机性的观点，强调长波的上升和下降阶段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2）提出经济学应当是对多样性创造的研究，将现实社会运动过程视为有机的、整体的和非原子式的认识论的反应对象；（3）认为多样性与均衡可以相容，系统在历史中趋于移动均衡，长周期是均衡水平本身变化的过程。他提出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思路构成了之后在这一问题上“趋势一分解”分析程序的基础。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二战后进入黄金增长时期，长波理论逐渐被主流的均衡经济学所排斥，几十年中仅处于经济史研究的边缘。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传统经济周期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情况和提出有效对策，于是，对长周期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趋势。总结起来，着眼于长波内在运动机制的不同解释逐渐形成了两派影响较大的长波理论：由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以及曼德尔构造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

其中，“新创新熊彼特学派”（The new innovativeSchumpeterian，也称新熊彼特学派）沿着熊彼特开创的道路，集中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长波的作用。这些学者主要包括门施（G.Mensch）、克里斯·弗里曼、范·杜因（Van Duijn）、佩雷丝（C.Perez）和罗森伯格（N.Rosenberg）等人。

德国经济学家门施把技术革新看成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基础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长波的变形模式。他区分了三种创新：创造全新产业的基础性创新、能够为新产业添加动力的改进性创新以及并不属于真正创新的“伪创新”。

在他看来，其中只有基础创新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长波的上升。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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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门施试图验证熊彼特的创新峰聚假说，并提出了“萧条引致创新蜂聚”的理论，因为他发现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若干关节点，如1830年、1880年和1930年。

在这些时点上大批的基础性创新蜂拥出现，而这些时点均为经济萧条时期。【8 这一假说也引来了很多批评，但在门施的基础上，新创新熊彼特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逐渐形成。

弗里曼也认为基本技术的发现和突破很可能引起与之相关技术的一系列变革，当这种集群式的技术发明和改进引起实际盈利需求的可能时，随着投资的加入，创新的集群也可能会产生，这就会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繁荣起来，进入经济的上升时期。但新产业和新技术发展到一定时期，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的增加和需求程度的下降，会使边际利润发生下降，这就引起对这些产业和技术新增投资的减少。而原有的已建产业和技术的继续改进，也会因盈利下降而停顿下来，产业规模、技术改进和劳动生产率因此缩小，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了需求和盈利。于是经济出现停滞或萧条，进入下降时期。

只有当下一轮创新集群出现时，又才会推动整个经济重新进入上升时期。与门施不同的一点在于，弗里曼认为，虽然创新并非一直持续，而且创新的密集将会导致经济波动，但这种密集来自于模仿和扩散过程，也来自技术上有关系的创新和发明簇的集群，但不是来自于萧条引起的一系列各种基础创新的集群。

在长波理论的研究中，另一影响较大的是由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E.Mande1）构造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他曾明确指出，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承认和研究经济长波是错误的，这造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无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观测和提出科学的预见（这里需要对马克思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区分，前者是指马克思本人，而后者则包括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以及西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观点的左派或激进主义者）。他提倡并实行对经济长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认为长波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利用一切历史相关因素来解释影响资本积累现实动态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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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按照他的划分，第一次长波（1789—1848年）是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市场得以确立的时期，第二次长波（1848-1893年）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第三次长波（1893~1940年）是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第四次长波（1940年以后）是“晚近资本主义时代”，它建立在欧美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重大失败基础上。历史上资本主义每一次长期扩张的出现，总会包含一些特殊的历史成因。L1曼德尔认为，由若干基本变量所制约的一般利润率的上升和下降，是导致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他反对对经济周期作任何单一原因的解释，他强调“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出现，不能被看做是前段萧条长波的内生的（自发的、机械的、自主的）结果”，同时，重大技术革命也不是产生扩张性长波的原因，而是使已经开始的扩张性长波持续下去的原因——创新部门的“技术租金”的出现，为扩张的持续提供了推动力。因此，“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萧条性长波向扩张陛长波的转折点。”_loJ荷兰学者克莱因克耐希特（A.Kleinknecht）曾经试图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基础上，协调新创新熊彼特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他通过对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传统部门的利润率一直下降，而创新部门的利润率则一直上升。对此他解释说，创新部门的高速技术创新，通过节约劳动和资本，对利润率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分别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抵消了由资本有机构成增长带来的利润率下降。整个过程由于产业生命循环进入成熟阶段，随着市场饱和、创新速度下降而终结。在产业生命循环的后期阶段，一般利润率下降又占主导地位。¨但他局限于传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执着于技术创新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利润率的思路，因此只强调了工艺创新对利润率下降的抵消作用，并没有赋予产品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积累理论中以真正重要的地位，无法从根本上阐明长波发生过程的真正原因。

翻阅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长波周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整理有关周期的经济史数据，对周期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段和统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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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周期产生的原因，提出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众多经济学者在第一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细致而富有成果的工作，但鉴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包含着有关社会生产结构质变层面十分丰富的内容，仅仅分析产出水平、增长率、价格等数量因素并不足以研究事物的内在本质。本文将从第二个方面展开讨论，着眼于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原因、影响和规律性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重新认识和整理有关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资料，探究影响和制约波动上升、下降的各种因素，分析主导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矛盾，从而寻找出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规律。

二、资本主义长周期产生的原因（一）使用价值对价值增殖目标的限制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就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成了现实。他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造成的许多限制——必要劳动是产业人口工资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这些限制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使得潜伏着危机的可能性逐步发展为现实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揭示出固定资本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物质基础。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商品的交换过程作为生产过程之后的“惊险的跳跃”，是生产单位间缔结社会关系的唯一中介。交换的本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在社会内部的物质变换，劳动可以被抽象为同质的价值，然而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则并非相同。这就隐含了生产与交换之间存在矛盾的可能性，使用价值对价值实现的制约作用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目的能否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总是力图创造一切条件，使价值增殖过程摆脱劳动过程的限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发财而发财。既然他是资本职能的单纯的执行者，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承担者，他所关心的就是交换价值和它的增加，而不是使用价值和它的数量的增加。”

根据劳动价值论的观点，随着社会生产率不断上升，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必然不断下降，剩余价值率必然不断提高。但是，后者的提高对于单位商品价值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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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下降的抵消作用是有限的。一旦剩余价值率增长到很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何延续？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虽然商品的单位价值和单位剩余价值趋于下降，但随着商品生产以更快速度增长，总剩余价值依然会上升。但要注意，如果这个解释成立，就必须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越来越多使用价值必须全部实现。这就是说，价值增殖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在长期内将越来越取决于使用价值的实现规模。

（二）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到资本实现和积累的矛盾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矛盾，放在宏观环境中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强调，单个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顺利实现需要有一个根本条件，即各个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着重研究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但简化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如果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与交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两部类扩大再生产图式稍加扩展，以此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这一内在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总量均衡条件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1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1I部类分别供给=需求，有IC + Iv +IM ： IC + HC + IM C+ IIM C 1HC 七llv + IIM = IV + Ilv + IM v+ IIM v+ IM k+IIM （2）在这里，c和HC分别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和，l 为可变资本，IM 和IIM为剩余价值，IM。和IIM。为两大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IM和IIM 为追加的可变资本，IMk和删为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这里考虑到社会总产品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两个方面，因而（1）式左右两端的供给和需求在实物形态上必须是生产资料形态的商品；（2）式左右两端的供给和需求必须是消费资料形态的商品。将两式相加，分别消去第1部类和第1I部类自身可以补偿的项，可得（， +IM）+（IIC+IIM）=（HC+IMc+IIMc）+（， +IM +IIM + +删）（3）假设IM ：埘^+aiM和IIM =llMk+ 删，和卢分别表示两部类资本家愿意扩大再生产的储蓄率。将两式代人（3）式，进一步消去两部类内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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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项，可得IV+IMt+edM）+（HC+8IIM、）=（IIC+IMc+IIMc）+（IV+IM +IIM +IM ）（4）此时，如果假设生产资料供给的一部分 +IMk等于生产资料需求的一部分IIC，以及消费资料供给的一部分HC等于消费资料需求的一部分 +IMk，则可得（aiM）+（删） = （IMc+IIMc）+（IM +IIM ）（5）根据商品形态的不同，也可将（5）式分别写为：

生产资料形态的商品有aiM =IM +IIM ，该式表明第1部类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弥补了两部类不变资本的增加值；消费资料形态的商品有肼=IM +IIM ，该式表明第1I部类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弥补了两部类可变资本的增加值。

我们回头来看形成上述论断的两个假设，其中一个是消费资料形态的HC：IV+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扩大再生产两部类交换的均衡条件HC+IIMc=IV+IM + ，两式相减可得等式IIM =IM 。它意味着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部类的均衡增长要求第1I部类增加不变资本的数量，恰恰等于第1部类的资本家追加可变资本数量（使用两个假设条件中的另一个，即生产资料形态的+S =C：，也可得到相同的结论）。《资本论》为扩大再生产设计的数学图式也恰好满足这样的假设条件。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一假设的作用在于使得两部类资本家的意愿储蓄aiM和口，埘的实现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积累，从而排除了出现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特殊的条件很可能在扩大再生产中并不成立。

例如，对于两部类交换的均衡条件IIC+IIM= IV+IM + ，如果从消费资料形态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角度来看，如果IIC >IV+IMk，这就表示第1I部类的不变资本HC单纯依靠， +埘不足以完全补偿，还要依靠第1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IM来弥补，这反映了第1I部类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有赖于第1部类可变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如果IIC

这说明，如果假设条件不成立，不同的交换主体接受对方蕴含剩余价值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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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使用价值对于两部类资本家实现意愿储蓄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希望达到这一目的，仅仅依靠劳动生产率上升，使商品生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lI纠如同马克思所述，即使假设条件HC=IV+，成立，给（5）式加上时间维度可以更形象地表示等式两侧并非同一时空和同一条件下的行为：t和t+1表示剩余价值在再生产循环中经历的，从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合适于积累需要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过程。卢森堡曾对此敏锐地指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剩余价值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源于何处？我们看到，（6）式左端是两部类资本家的意愿积累，右端则是剩余价值需求项目，也是实际的资本积累。意愿积累的剩余价值，IMc + IIMc川部分须由资本家购买，IMv“ +IIM ¨部分须由新工人购买。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实现要求两部类资本家预先已有扩大生产的动机。而且，如果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要进一步资本化，还要以资本家预期未来会有规模更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两者显然都是不确定的。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在物质形式及时空上的差异能否转化为对立，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实际规模。

马克思列举了三项决定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因素：

部门之间的比例、群众的消费力以及资本家的积累欲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动机，积累是决定分配、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为积累会按照其规模和方向来整合各种经济部门间的比例和群众的消费力。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实现的难易归根结底取决于积累或新投资的水平。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就进一步转化为实现和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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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一方面，在t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靠t+l时期资本家的积累来实现；另一方面，资本家在t+1时期进行积累的欲望反过来又受制于t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程度。

如果我们观察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会发现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之间矛盾的逐渐激化十分明显。商品的单位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数量比剩余价值增长得更快，价值增殖就越来越依赖于使用价值的实现。举例来说，假设必要劳动时间占工作日的比例以前为1／2，若消费品部门生产率增加一倍，那么现在工人只需劳动1／4日就能再生产出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因此相对剩余价值就增加了1／4日。如果劳动生产率再增加一倍，必要劳动占工作日的比例就会降为1／8日，相对剩余价值只增加1／8日。但在整个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数量及其使用价值却增加到原来的4倍。

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因为“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即生产力（作为单位，作为被乘数来看）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Ⅲ1 其次，必要劳动时间越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剩余价值的提高所起的作用越小。也就是说，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程度越高，相对剩余价值的边际增长率就越低。因此，“属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同时，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的放缓，产品数量却按照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增加，这意味着价值增殖越来越依赖于使用价值的实现，生产和实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此可见，生产既定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无限增长，对资本积累事实上具有潜在的威胁。

不过在现实当中，资本积累并非一直扩张到极限才停顿下来。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并不是一个自主变量，它的增长或停滞是由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矛盾，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形成的既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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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最终会成为价值增殖的障碍，这必然会抑制资本家对于这一产品生产的积累欲望。因此，假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某种一成不变的使用价值为前提并不现实。如果考虑到资本积累不可能在既定不变的产业部门的基础上进行，考虑到产品创新在宏观上对于克服生产和积累矛盾的积极作用，我们就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

（三）产品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是长波形成的基础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引入产品创新，才能找到一定时期内缓解单一使用价值生产对价值增殖的制约作用的途径，从而为缓解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奠定基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就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生产出新的需要，而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是实现这一内部市场扩张的重要途径。[141391而范·盖尔德伦也正是注意到了产品创新形成的新兴部门所带来的影响，他将资本主义两次长期扩张归因于新兴产业部f-j（铁路、电力、汽车）的影响，这些部门通过增加对其他生产部门的需求，刺激了整体经济的增长。

曼德尔曾指出，一组通过产品创新建立起来的新部门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场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矛盾结构由此会得到改善——由于存在着对新产品的旺盛需求，新产品的社会价值是由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决定的，这样一来，整个部门会出现超额利润，它是利润率进一步平均化的基础。由于新的一般利润率是这种超额利润平均化的结果，因而与之前相比，整个社会的利润率水平得以提高。。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可以通过内生空间的自发创造，周期性地克服它在运动中遇到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才能繁盛起来。产品创新及新型产品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Ⅲl ]3 ，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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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验证的结果也证明了上述观点。战后高速增长年代积累或新投资在维持有利的实现条件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积累的高涨基本上是自行维持的，它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又保证这些剩余产品能找到市场，从而使资本家得到稳定上升的利润。l1 5_％投资的增长和新部门的开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产品创新可以周期性地缓解既定使用价值生产对价值增殖的限制，从而对缓解生产与积累的矛盾发挥积极作用。而长波产生的基础，正是通过重大产品创新蜂聚建立起来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_1刮这一生命循环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中利润率的变动，在现象上通常被概括为如下几个阶段：（1）发明阶段。初始的原型、专利、小范围实验室证明及早期应用。（2）引入阶段。新产品最初引入市场，进行技术和商业可行性的证明，但对于新产品的大量的社会需求尚未出现。（3）成长阶段。需求开始加速增长，创新部门获取超额利润，生产大幅度扩展。（4）成熟阶段。大量资本流人创新部门，资本在部门间竞争使超额利润趋于消失，形成一般利润率，不同部门生命循环出现趋同趋势。（5）衰退阶段。竞争转而以工艺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和产品的差别化为主，一般利润率开始并持续下降。（6）结束阶段。原有部门在与新技术的共存中可能出现“复兴”效应，但也可能慢慢消失。产品的生命循环所经历时间的长短，是由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个别资本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

如果在资本积累结构性矛盾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一般利润率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说明资本主义长波下降的原因。按照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r=（C+ ），马克思假设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全部实现。然而上文已经论证了，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之间矛盾的发展，必然使得既有部门的资本所能实现的利润绝对量将趋于下降。正是由于利润量的下降，而非仅仅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促使利润率的下降。利润量和利润率两者的下降在影响实际积累规模的同时，又会影响资本家的投资预期，使积累率下降。这样一来，实际积累的减少意味着剩余价值实现条件更趋艰难，利润量和利润率又会进一步下降，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长波逐渐下行铺垫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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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通过上述基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产品创新理论以及产业生命循环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长周期的上升和下降阶段的原因解释如下：通过内生空间的自发创造，资本可以在一个不断扩容的分工体系中周期性地克服遇到的限制。产品创新及新兴产品部门的建立，创造了新的分工体系和新的商品使用价值，维持甚至扩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定使用价值对价值增殖的局限，缓解了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之间的矛盾，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周期性发挥作用的产品创新说明，长波产生的基础正是以蜂聚形式出现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这样就可以解释资本主义长周期存在上升阶段的原因。然而在没有发生大规模产品创新的时期，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之间矛盾的发展，将使得既有部门的资本所能实现的利润绝对量而非仅仅利润率趋于下降，这就导致资本家实际积累规模和投资预期的下降。积累率的下降进一步造成剩余价值实现条件更趋艰难，利润量和利润率又会以更大幅度下降，从而为长波逐渐下行铺垫了道路。

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被归结为“创新产品的生命循环”——宏观经济扩张性长波的出现取决于引入产品创新的主导部门的迅速增长，随着这些部门的生命循环由成长进入成熟，宏观经济增长就会放慢 J1M，从而进入长波的下降期。这种概念只有在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或者说，应当将长波的研究把握为：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因此，要探讨长周期的经济逻辑，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产品创新的背景、根源与基本动力，因为它的产生机制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出现“长波”发挥了基础性的关键力量，由此才能更为透彻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协调机制。或者按照罗森伯格的话说：“如果一种理论证明可以用真实经济变量来解释长周期，那么该理论就应该满足一组在逻辑上相互依存的需求？？更具体而言，我们要询问：技术创新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产生康德拉季耶夫和他的追随者们预测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增长的长波？’’[由此可见，长波理论需要研究者从一种整体的、学科交叉的、历史的、制度的视角继续进行分析。从长波研究的现状来看，

来源：京都名师论文中心题目：再论资本主义的长期波动

将来的研究方向必将更加强调经济变迁的复杂性和确定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趋势，改进对复杂变量的统计分析，并对经济结构如何持续演化给出更为详尽的解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后发工业化国家的中国，截止到目前，经济的高速发展大致处于世界范围内第四和第五次技术革命时期。我们依靠技术学习、有效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享受到了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也体会到了由此引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变革的巨大影响。但应当看到，国际范围内初始产品创新的阵地往往集中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或者说扩散到中国的技术大多来源于生命循环后期的部门，这不仅剥夺了我们依靠初始创新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推进，仅仅依靠追赶、模仿和工艺创新而产生的发展瓶颈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因此，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基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力，逐渐改变世界范围内基础技术的创新格局，才是中国应当认真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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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京都名师论文中心题目：再论资本主义的长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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