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采矿犯罪行为司法认定研究

矿产资源应用于工业、农业、科技及人类生活各个方面,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关系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的进步,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正在不断增长,但是正因为矿产资源本身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的特点及国家对开采矿产资源实行严格许可制度,一些不法分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矿产资源,谋取不法利润,使矿产资源遭受到了破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开采秩序,而且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人身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虽然行政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但非法采矿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国家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非法采矿罪的刑事立法予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颁布司法解释对非法采矿刑事犯罪审判进行司法实践指导,以此加大对非法采矿的打击力度和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系稀缺的“矿产资源”,共有4大类172种,以营利为目的对河道砂石和海砂进行开采时,砂石可以成为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

非法采矿罪违反的是《水法》、《矿产资源法》等涉及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的法律规定,而非只有《矿产资源法》。只有取得采矿许可证,才能开采矿产资源。采矿许可证办理程序严格,未办理采矿许可证的,或者虽然办理了采矿许可证,但被撤销、吊销、注销的及超期、超矿区范围和矿种范围开采的,均视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非法采矿行为人在无证情况下擅自开采矿产资源,如果该行为在采出的矿产品价值方面、矿产资源损坏及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方面或者行为人主观恶性方面达到法定的“情节严重”标准,那么该非法采矿行为就应认定为犯罪行为。

作为裁判者,实践中准确认定非法采矿行为是否符合入刑条件至关重要。只有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采矿行为准确筛选出来,并科以刑罚,才能充分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保护意志,才能对其他非法采矿者形成震慑。本文中,笔者根据新施行的非法采矿司法解释精神,从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入手,对非法采矿罪的罪状进行分解,从“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行为方式”、“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等方面对非法采矿罪进行系统论述,并将张某、李某非法采矿案例分析贯穿本文始终,结合案例对非法采矿罪的法律修改、非法采矿罪与其他相似犯罪的关系予以阐述,希望对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具体

认定非法采矿犯罪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司法认定

浅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司法认定（作者：夏俊杰——红安县检察院）在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每个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人作为刑事案件的主体，包括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这些区分对于犯罪人的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身处基层检察院，时常碰到涉及从犯认定的司法实务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感觉理论储备不足。有鉴于此，该文以各种刑法理论观点为基础，归纳性、总结性地分析论述了在共同犯罪中应如何认定主从犯、抑或是不区分主从犯的判断标准。一、共同犯罪的主从犯认定（一）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共同犯罪而言，二人以上可以共同谋划，互相分工，更易于完成犯罪；也可以商讨对策，相互包庇，更易于逃避侦查，因此往往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共同故意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需要区别对待。理论上，各国刑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为了使罪责相适应，也需要按照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因此，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对共同犯罪进行处罚的前提。为准确理解我国刑法的主从犯规定，有必要首先了解国内外立法确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主要有这些划分方式：(1)二分法，即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种，具体划分又有不同，①分为首犯和从犯，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对“共犯罪者条”解释说：“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②分为正犯和

司法考试卷二刑法真题答案及解析(4)

2015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真题答案及解析（4）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二刑法真题答案及解析，以下为不定项选择题部分。 (一)甲送给国有收费站站长吴某3万元，与其约定：甲在高速公路另开出口帮货车司机逃费，吴某想办法让人对此不予查处，所得由二人分成。后甲组织数十人，锯断高速公路一侧隔离栏、填平隔离沟(恢复原状需3万元)，形成一条出口。路过的很多货车司机知道经过收费站要收300元，而给甲100元即可绕过收费站继续前行。甲以此方式共得款30万元，但骗吴某仅得20万元，并按此数额分成。请回答第86—88题。 86．关于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定性，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B．聚众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成立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C．锯断隔离栏的行为，即使得到吴某的同意，也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D．锯断隔离栏属破坏交通设施，在危及交通安全时，还触犯破坏交通设施罪【答案】CD 【考点】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交通设施罪【解析】A项错误。“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既可能单纯属于故意毁坏财物，也有可能属于寻衅滋事。这种情形是否触犯寻衅滋事罪，关键看该行为是否扰乱了公共秩序。对“公共秩序”学界虽然缺乏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公共秩序属于社会法益，因而一定是与社会公共生活相关、影响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定感、安全感的东西。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对该区域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定感、安全感并无影响，故不能认定甲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对甲的行为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B项错误。对于甲聚众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B选项考查甲是否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而没有问及甲是否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部分考生认为甲的行为聚众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所以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甲的行为并不符合“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这一构成要件，故不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C、D项正确。隔离栏并非吴某的个人财产，因此，即使得到吴某的同意，其同意也不属于犯罪排除事由，甲锯断高速公路隔离栏的行为属于故意毁坏财物，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隔离栏属于交通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锯断隔离栏具有破坏交通设施的属性，在该行为危及交通安全时，符合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 87．关于甲非法获利的定性，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擅自经营收费站收费业务，数额巨大，构成非法经营罪 B．即使收钱时冒充国有收费站工作人员，也不构成招摇撞骗罪 C．未使收费站工作人员基于认识错误免收司机过路费，不构成诈骗罪 D．骗吴某仅得20万元的行为，构成隐瞒犯罪所得罪【答案】BC 【考点】非法经营罪；招摇撞骗罪；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解析】A项错误。甲在高速公路上私开出口，帮助别人逃费并从中获利，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非法经营行为，但是，既难以认定甲的行为具体违反了哪一国家规定，又难以认定该行为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2011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非法经营犯罪案件，要依法严格把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适用范围。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

最高院关于合同诈骗的相关司法解释或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犯罪活动的；（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LG 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LGA16H-LGYY-LGUA8Q8-LGA162】

试论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赵波【摘要】受贿罪是贪污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受贿犯罪持高发趋势，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对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是认定受贿罪成立的主要依据，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因此对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展开讨论具有现实意义。【关键词】受贿罪；客观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Discuss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Bribery Qixiaowei 【Abstract】:Bribery cri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rime of corrup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o high trend,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bu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complexity of bribery crime, has far exceeded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The bribery crime is determined mainly on the basis of crim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briber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o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bribery. 【Key Words】:Taking bribes; A bribe; Seek interests for others 一、受贿罪客观要件的概述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历史解释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

历史解释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在评价一项法律规范的意义时，我们常用一句略带夸张的话：“法律从它生效的第一天就已经滞后了”。这一结论当然不是孤立地针对法律文本而言，而是将法律文本与其所依存的环境、背景、事件甚至人物相而获得的。一项法律规范实际上向它的读者（遵守者、解释者、适用者）展现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它外在的表现，即跃然纸上的法律文本；另一部分便是隐身于法律文本之外、之后或将法律文本包容其中的时间和空间，亦即在法律文本中无法捕捉但其影响无处不在的“立法背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法律解释理论中便又增加了一种虽然无法成为主流解释理论但功效特殊、自成体系的解释方法，即历史解释法。在立法者与适用法律者之间的交流中，法律文本明示可见，历史背景却是无形、隐含的。但是，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的一部分）是从这种背景、情境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重新考虑法律通过时的环境与背景十分重要。本文将对当前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历史解释法的基本含义以及运用这种方法所应当考虑的因素略作分析。一、“历史解释法”的含义所谓历史解释法，是指法律解释者通过对一项法律规范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的分析，发现该法律规范的真实含义。历史解释法又称为法意解释、沿革解释。在法律实践中，历史解释法与其他几种解释方法密不可分。总地说来，历史解释法与其他几种解释方法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而非对立或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即使运用字义解释法、系统解释法可以获得法律的真实含义，仍然不能排除历史解释法的应用。例如，如果从该项法律的立法说明中发现了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不同理解，一些法官则倾向于接受从这一历史文件中发现的含义。当然，也有坚定的文本主义者坚持采用文义解释，即如果法律的字面含义已经清楚，而且采用此解释不会出现荒唐或无法接受的结果，则通常不再运用历史解释法作深层次的解释。对于发掘立法目的而言，历史解释法经常作为目的解释法的一种补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区分两种方法。这是因为，人们在重新认识或寻找一项规范的目的时，经常要回到制定该规范的背景中探讨其原始含义。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立法的历史文件、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当然，历史的含义不见得就是法律的真正目的，但历史解释法的确可以作为发现立法目的的一种补充、辅助手段。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室曹坚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主要涉及到对共同犯罪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的认定等问题。一、共同贪污犯罪中既未遂形态的认定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对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判断与单独贪污犯罪并无区别，只要共同贪污的公共财物已经处于行为人控制的状态，即可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既遂。当然，由于共同贪污犯罪中存在一定的分工，共犯人在共同贪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如何综合全面看待共犯的行为，并继而判断是否达到共同贪污的既遂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亲身犯在贪污犯罪中有所体现，对判断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与否产生了一定影响。试举一例。2005年10月，某镇人民政府为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经区政府同意征用该镇某村1组、2组、9组的耕地，被征地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办理小城镇社会保险，具体工作由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负责办理。犯罪嫌疑人张某、付某、秦某当时分别担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之职，犯罪嫌疑人徐某担任村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委）委员。该村在办理小城镇保险中，确定由村总支书记陆某与村主任张某全面负责，徐某负责整理、收集材料，村会计闵某负责将资料输入电脑并上报给该镇劳动保障中心。同年11月，陆某主持召开了由村委会、总支委两委成员参加的会议，张某、付某、秦某、徐某参加，主要是研究办理小城镇保险等事宜。因张某、付某、秦某、徐某4人均该村1组、2组、9组的村民，均不符合办理条件。会上，张某提出能否趁此机会将他们几个村干部一并办理，付某、秦某、徐某均表示同意，陆某亦未反对。会议定下为6名村干部或家属办理，除4名犯罪嫌疑人外，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的两个难点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的两个难点刑法学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我国刑法关于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明确规定了若干种的不同罪名，除刑法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外，也还有刑法第266条的普通诈骗罪、刑法第192条至198条的各种金融诈骗罪。在利用合同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况下，合同诈骗罪、普通诈骗罪、各种金融诈骗罪都是通过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和“合同”这两个司法认定的难点。一、合同诈骗罪的概述合同诈骗罪是指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虽然合同诈骗行为作为一种欺诈行为古来有之，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刑法都没有对此予以规定。我国古代和近代关于利用合同或者契约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都按照诈骗犯罪处理。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是1950年7月25号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规定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该法条第1款规定:“与国家机关、国营或公营企业订立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国有或公有财产受重大损害者，处3年以下监禁，并可酌处罚金:(1)盗卖、侵占或掉换国有或公有财产;（2)

以掺杂或偷工减料之方法损害财物品质;（3)故意拖延交货或不按时完成任务;(4)其他不忠实履行合同之行为。”实践中的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被该规定中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所包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18口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项规定:“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明确规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诈骗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口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2条，对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做了进一步解释，该条文规定:“根据刑法(1979年刑法)第151条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该条文明确表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第一次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仍未作为独立的罪名出现。 1997年3月14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一)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一) 内容摘要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受贿罪的认定这两个大的方面，阐明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也以受贿罪论处的概念、构成及认定。其中，在论述受贿罪概念及构成当中，主要从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受贿罪的主体；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说明构成受贿罪的四个要件。在论述受贿罪实体要件时，将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四个直接实体即：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选择性客体说；职务行为廉洁性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分别将自然人构成受贿罪在客观上的六种表现情况，一一例举出来。在受贿罪主体方面，将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人员，分为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三类主体进行阐述。在受贿罪的主观主面，强调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受贿的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为目的。在第二大项也就是受贿罪的认定当中，结合案例，主要介绍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在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当中，又分为4种区别：从事公务与从事劳务的区别；受贿与接受馈赠的区别；受贿与收取合理报酬的区别；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在区分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当中，讲述了受贿罪与诈骗罪、敲许勒索罪的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区别；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区别；（单位）受贿罪与（个人）受贿罪的界限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如何对受贿罪进行认定的几种情况。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之一，它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贿赂犯罪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形势下发案率颇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它既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也破坏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人民群众的联系。受贿罪是贿赂犯罪的主要一种罪名。因此，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目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受贿罪的概念、构成以及特征和防范等方面的内容：一、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是构成任何犯罪的必备条件。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犯罪主体是指施实施犯罪行为并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所以，受贿罪构成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职责的廉洁性，这是受贿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公务人员不能够保持职务行为廉洁性，就会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败坏政权声誉，降低国家机关的威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受贿罪的直接客体究竟是什么？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见解。 1“正常活动说”认为受贿罪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传统观点。2“复杂客体说”认为受贿罪除主要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外，还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有

裁判依据：传统型与现代型司法之比较——以刑事诉讼为中心(上)

裁判依据：传统型与现代型司法之比较——以刑事诉讼为中心（上）编者提按：裁判依据，是既决定诉讼当事人利益也关涉司法正当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传统社会，处理案件的依据主要不是法律，而是超自然力、权力意志、宗教规范、道德规范和习惯等；在现代社会，“依法审判”是司法的基本特征，但它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也有诸多差异，如普适性不同、平等性不同、制定主体不同、规范的体系也不同和自由裁量权不同等。理性化，是现代社会裁判依据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尝试了对这两种不同的司法类型展开分析，并阐释了其形成的依据。一、裁判依据的种类之比较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威组织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是多样化的。（一）超自然力量这是一种企图以超自然力量来鉴别和判定人间刑事案件是非真伪的纠纷处理方式。超自然裁判特别流行于传统社会的早期。其特点在于，当看来无法依靠人类本身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纠纷时，便转而求助人们认定存在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通过将在今天看来极端残酷、危险乃至致命的方法加诸当事人之身，评判是非，作出处理，凡能经受住严厉考验者，便以为是有神灵之圣的庇护，表明清白无辜，反之被认为存在过错，得遭受神灵的惩罚。这种超自然力量是否作出、作出何种外在显示征兆以表明裁判，完全是由今天看来纯粹客观的种种自然因素所决定的，如某人烫伤后在一定期间恢复的快慢等等。孟德斯鸠在讨论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时，注意到的开水立证、以火立证都是此类方式。[i]E·A·霍贝尔认为，每个初民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设定神灵和超自然力的存在，这种设定是普遍的，其影响也可被普遍地感觉到，其在法律领域内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有关超自然的基本前提也作为司法的前提原理出现。[ii]所以，在霍贝尔考察过的诸多初民社会，诸如爱斯基摩人、特罗布里恩岛人、切因依纳人、基奥瓦人、阿散蒂人的社会中，它的作用是直接而强有力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种裁判所依据的规范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而只是一种裁判规范，虽然它对所有的人都一致适用，但却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因此它属于形式非理性的司法方式。[iii] 需要指出，超自然裁判究其实质是与（涂尔干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分不开的，

网络诈骗集团中业务组长犯罪数额的认定和辩护

网络诈骗集团中业务组长犯罪数额的认定和辩护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家属认为业务组长（经理）不应当对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一辩护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网络诈骗判例，来看法院是如何回应关于业务组长的犯罪数额问题的。案例一：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7刑终220号刑事判决书简要案情黄某2（另案处理）成立鑫千生公司，雇佣苏某、殷某分别担任经理、总监，雇佣缪某等人担任业务组长，负责管理各组业务员。还雇佣了文员、技术员等员工。上述人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让业务员通过微信发布虚假的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到平台进行投资，并由组长、总监、经理诱骗被害人进一步投资，随后技术人员通过后台操控涨跌致使被害人投资款全部亏损，非法利益合计727708元。其中，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缪某担任公司二组组长，孟某、朱某、闻某等人担任业务员，期间共骗取被害人195200元。缪某违法获利17000元。一审宣判后，缪某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其对闻某诈骗的2.12万元不知情，也没有分得赃款，不能计入其诈骗数额。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缪某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二审法院认为，缪某作为闻某的直接领导者，应对其诈骗数额负相应的责任。案例二：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书简要案情

2016年5月以来，被告人朱某成立多家网络科技公司，2017年3月，被告人朱某又伙同被告人张某1、王某经营标房网等网络装修平台网站实施诈骗活动。通过网上招聘销售业务员方式，招聘被告人申某等17人为员工。业务员从中获取底薪和提成，队长从员工业绩中抽取2%至4%提成，主管从全队业绩抽取2%至4%提成并加底薪。 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间，被告人申某在装修卫士、装修宝及标房网工作，先后担任业务员、队长及主管。2017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申某担任主管，负责给员工下任务、督促员工，教员工做假“标”，实际管理公司日常运营，共计诈骗487700元。2017年8月至11月间，被告人贾某先后担任业务员和队长，伙同组员实施诈骗。被告人贾某及其团队共计诈骗108200元。被告人申某的辩护人提出：申某仅对2017年10月底至11月担任标房网主管期间的诈骗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的辩护人提出：贾某不对部分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责任。裁判观点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人申某、贾某的犯罪数额问题，被告人申某2017年5月担任装修卫士及装修宝的主管，2017年10月底担任标房网的主管，其应当对上述平台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2017年8月加入该犯罪团伙，9月担任队长，其应当对所有组员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律师简析上述案例中，各被告人按照犯罪团伙主犯计划的诈骗方法，分工合作，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客观行为具有整体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各被告人在共同诈骗故意的支配下，均明知自己和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且按照约定比例分赃，因此各被告人均属于诈骗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精品论文】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精品论文】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 =内容摘要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是我国LI询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受贿罪的认定这两个大的方面，阐明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也以受贿罪论处的概念、构成及认定。其中，在论述受贿罪概念及构成当中，主要从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受贿罪的主体;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说明构成受贿罪的四个要件。在论述受贿罪实体要件时，将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四个直接实体即：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选择性客体说;职务行为廉洁性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分别将自然人构成受贿罪在客观上的六种表现情况，一一例举出来。在受贿罪主体方面，将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人员，分为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三类主体进行阐述。在受贿罪的主观主面，强调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受贿的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为 LI的。在笫二大项也就是受贿罪的认定当中，结合案例，主要介绍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在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当中，乂分为4种区别:从事公务与从事劳务的区别;受贿与接受馈赠的区别;受贿与收取合理报酬的区别;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在区分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当中，讲述了受贿罪与诈骗罪、敲许勒索罪的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区别；受贿罪与贪

污罪的区别;（单位）受贿罪与（个人）受贿罪的界限等儿个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如何对受贿罪进行认定的儿种情况。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之一，它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贿赂犯罪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形势下发案率颇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它既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也破坏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人民群众的联系。受贿罪是贿赂犯罪的主要一种罪名。因此，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U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受贿罪的概念、构成以及特征和防范等方面的内容: 一、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是构成任何犯罪的必备条件。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犯罪主体是指施实施犯罪行为并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所以，受贿罪构成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职责的廉洁性，这是受贿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公务人员不能够保持职务行为廉洁性，就会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败

司法裁判的情感之维

司法裁判的情感之维本文从后现代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律推理的角度对司法裁判与人的情感加以分析：现代法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官在做出司法裁判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或过程，其间应排斥情感因素的影响。然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司法裁判过程是由人主导的，这一前提条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局限：因此，不拒斥情感因素、正视情感因素，并将情感因素引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与法官的理性相互结合的司法裁判过程，才是一个真正鲜活的过程，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标签：司法裁判；情感；后现代主义一个经典案例： 1882年，美国纽约州的帕尔玛为防止其祖父改变遗嘱而将其杀害，帕尔玛是否享有继承权成为摆在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按照当时的法律以及契约精神的要求，只要帕尔玛的祖父订立遗嘱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帕尔玛当然享有继承权。但是在本案中，照此判决显然不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最终法官从基本的道德情感出发，为今后的同类案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在契约精神的背后存在着更为重要的诚实信用原则，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由是，帕尔玛的继承权被剥夺了。从该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情感因素在司法裁判当中的积极作用。然而，现代法学认为从法的确定性来说，法的内容是基本确定的，人们对某一规则的理解大致可以达到共识；即使法律语言有一些灰色地带，但不影响法律整体的确定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法官在作出司法裁判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或过程，包括三段论演绎模式、形式推理、实质性推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在法律程序中的应用，以及所谓‘遵循先例’的特殊方法。”[1]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推理方法，司法裁判的生成都是一个相对严密的推理过程。可见，现代法学的主流观点是排斥司法过程中的情感因素的。但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看到司法是由人主导的，这一前提条件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局限：那就是司法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情感的，不管司法主体[2]如何尽力地去避免，司法的过程也只能是无限地接近“无情感的司法”，但却永远不能达到。那么，从其他角度来看，司法裁判与人的情感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从后现代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律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理清一个大致的脉络。一、一种“另类”的解读——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异类”，从文学、艺术、建筑领域起步，蔓延到哲学、社会理论、法学等诸多领域，对统治着这些领域长达200余年的现代主义思潮发起了全面地攻击。其间，反普适主义、批判真理主义、非理性主义、视角主义、反合法主义等思潮，竞相争夺着话语权利。[3]在法学领域当中的后现代法学流派，否定了现代法学的认识论基础，全面推翻了普遍的公平、正义、人权、民主等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是反理性的，作为司法裁判

张明楷：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认定方法(2017年司考)

张明楷：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认定方法张明楷：25个案例谈共同犯罪认定方法《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摘要】我国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存在不区分不法与责任、不区分正犯与狭义的共犯、不分别考察参与人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等三个特点，这种认定方法导致难以解决诸多复杂案件。认定共同犯罪应当采取相反的方法：其一，共同犯罪的特殊性仅在于不法层面，应当以不法为重心认定共同犯罪；至于其中的责任判断，则与单个人犯罪的责任判断没有区别。其二，正犯是构成要件实现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应当以正犯为中心认定共犯；当正犯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包括危险）时，只要参与人的行为对该结果做出了贡献，就属于不法层面的共犯。其三，只有当参与人的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时，才承担既遂犯的刑事责任，故共同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因果性为核心。完全没有必要提出和回答“共同犯罪犯的是什么罪”之类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可以淡化“共同犯罪”概念。一、传统认定方法的缺陷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者单位”；第二，“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否则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三，“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显然，认定共同犯罪的传统方法是，不区分共同犯罪的不同形态，统一确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符合共同犯罪成立条件的，即认定为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中的参与人便是共犯人。（一）混合认定共同犯罪的缺陷

混合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同时在不法与责任层面认定共同犯罪，而且先判断责任，再判断不法。这种认定方法存在明显缺陷。 1.不利于处理没有责任的人参与共同犯罪的案件例1：15周岁的甲入户盗窃时，请17周岁的乙为其望风。在乙的帮助下，甲顺利窃取了丙的2万元现金。按照通说，由于甲没有达到责任年龄，故甲与乙不成立共同犯罪，对乙不能以共犯论处。但是，这种结论不能被人接受。既然乙为16周岁的盗窃犯望风应以盗窃罪论处，那么，当其为15周岁的人望风时，也应以盗窃罪论处。或许有人认为，对乙的行为可以直接以单个人犯盗窃罪论处。然而，其一，对乙不可能以直接正犯论处，因为乙没有直接实施将丙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实行行为，其望风行为根本不符合盗窃罪直接正犯的条件。其二，对乙也不可能以间接正犯论处，因为只有作为幕后人控制或者支配了构成要件实现的人，才是间接正犯。乙应邀为甲望风的行为，不可能成立间接正犯。由此可见，传统方法不利于共犯的认定。当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缺乏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其他责任要素时，也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 2.不利于处理他人参与本犯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案件例2：本犯甲盗窃大型赃物后，需要特殊工具分割赃物以便窝藏；乙知道真相却将特殊工具提供给甲，甲使用该工具顺利分割、窝藏了赃物。乙的行为是否成立赃物犯罪？按照传统观点，本犯不能成为赃物犯罪的主体，于是，乙与甲不构成共同犯罪。乙的行为也不是赃物犯罪的实行行为，故不成立赃物犯罪。但是，这种结论难以被人接受。（二）整体认定共同犯罪的缺陷整体认定共同犯罪，表现为将二人以上的行为作为整体，进而判断该整体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并且同时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得出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之后，对各共犯人按照该犯罪定罪，接着再考虑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依此量刑。这种认定方法存在诸多问题。 1.难以判断“共同的”犯罪行为

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摘要：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欢迎阅读：盗窃罪专题：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如果遇到刑事辩护相关法律问题，可以到法律直通车找专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案情：廖某和范某约好于2005年8月21晚凌晨到高某家中盗窃，廖某和范某顺利盗得财物后准备逃走，范某正要离开时即被被害人抓住,范某为了挣脱逃跑，暴力击伤被害人后逃跑。分析：本案中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范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但是廖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夺罪，只构成盗窃罪，因为在本案中，廖某和范某都有盗窃的故意，但是没有抢劫的故意，范某为了抗拒抓捕而实施的暴力行为廖某并不知情，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范某的行为是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综上，对廖某的行为应该谨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不应转化为抢劫罪。相关知识：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方法以外的其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方法。凡年满14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构成抢劫罪的主体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财物的行为。数额较大是构成盗窃罪的要件之一，对于偶尔一两次进行盗窃，且财物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一般不能以盗窃罪判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奇罪”，并不要求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构成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三类行为之一，均可成为转化型抢劫的前提，因为“两高”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批复》中指出：“在司法局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定罪处罚。本案本条中的“当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实施盗窃、抢夺或诈骗行为的现场;二是指一离开现场就被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在追捕过程中行为人使用暴力亦为“当场”使用暴力。事实上每个案件都是各不相同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刑事辩护方面的问题不明白时，可以找我们的刑事辩护律师进行律师免费咨询,他们会为您解决相关问题。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

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

论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一)

论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一) 论文摘要：贿赂，作为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且为迅速蔓延的社会现象，表现在我们的刑事审判中，是受贿罪案件数量的增加和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本人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试从其客观方面、犯罪主体、量刑情节等几个方面做一粗浅的分析，以期能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关键词：受贿客观主体量刑情节一、受贿罪客观方面认定中的问题〈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的必备要件，这已是司法界的共识。但是在对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却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争议焦点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不包括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两高曾在《解答》中肯定了利用第三者职务上便利的间接受贿犯罪也是受贿的一种形式。新刑法基于司法实践，设专条规定了间接受贿犯罪，分解了原来受贿罪中的部分行为方式。那么，刑法第385条中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还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专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种公务的职权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另一种认为，刑法第385条规定的一般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包括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它和刑法第388条规定的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的区别在于前者在本人职务与他人职务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后者则不存在制约关系。我认为，从对受贿罪的司法认定角度，由于第388条规定的行为以受贿论处，因此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哪种理解都无碍于对受贿行为的惩治。但是从刑法完善和刑法理论上．间接受贿独立成罪的情况下，应作第一种意见的理解是恰当的。在此，我们作第二种意见的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根据两高《解答》规定，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职权”是指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利用本人职权，为他人谋取私利而收受贿赂的，是典型的以权谋私，是名副其实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虽不是在职权范围之内，但与职务紧密相联，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是通过他人的职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但从实质上看，行为人是利用了本人职务产生的制约关系，可以左右、影响被利用者的利益；这种制约关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从纵的方面看，存在职务上的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即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二是从横的方面看，在不同的部门与不同的单位之间有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着制约关系。一方可以凭借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左右或影响另一方，使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为人所指定的请托人谋利益而本人从中收受贿赂的行为：〈二〉、“索取”贿赂是否要求必须为他人谋利益索取或收受是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两种行为。所谓“索取”就是主动索要并收取，索取体现了受贿人行为的主动性。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根据这一规定对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还要求必须为他人谋利益呢？对此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有不同的观点。大多数认为索取他人财物者，立法规定不要求必须为他人谋利益，即构成受贿罪。因为，索取贿赂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是一种情节恶劣的受贿行为，应该予以较严厉的处罚。同时，索取贿赂的行为往往是利用被索取人有利于行为人，或者行为人利用职权使被索取人以某些正当利益不能获得，被索取人只是在行为人索取贿赂后，得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合法利益，所以，不存在行为人索贿后为他人谋利益的问题。从立法原意上讲，多数人的观点是恰当的，但是若从法理上讲在立法中把为他人谋利排除在索贿的构成要件之外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首先，索贿和受贿都是受贿罪的客观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