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上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熊月之

摘要：上海城市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

每遇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租界都保持中立。其人口数量巨大，民族多元，利益交叉，信息交汇，各国利益在这里互相联系，互相牵扯，有大面积的交叉与重叠。上海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又像一个国际信息总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地位特殊，作用巨大。这里是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从这里内迁的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孤岛”时期呈现了世界其他城市都没有的奇观，既可近距离观战，又畸形繁荣；国际情报网络在这里发生神奇链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这里奇妙集合；这里也是如实报道中国抗战的媒介基地，令汉奸丧魂落魄的锄奸之地。战时上海，要悲壮有悲壮，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要平庸有平庸，万象杂陈，令人目不暇接。很多戏剧性情节在其他地方是岂有此理，在上海便竟有此事！这些奇迹是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中国人

民，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综合妙用上海城市特点的智慧结晶。

①

关键词：上海；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作者简介：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①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７日《文汇报》，此文是全文。

●特约专稿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熊月

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５）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七七

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时期，七七事变以后至１９４５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城市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呈现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奇特与中立。上海一市三治，存在着国际

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政治实体。自从１８５３年小刀会起义以后，这里就形成惯例，即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无论是中国与外国的战争，还是中国内战，租界都宣布中立，事实上也保持了中立。太平天国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辛亥革命、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以及北伐战争，炮火都没有波及租界。一二八淞沪战争、八一三淞沪战争，都是在华界进行的，包括闸北与南市，更主要是闸北。虽然也偶有炸弹误落租界之事发生，但那是极个别、非正常现象。

二是多元与交汇。上海人口庞杂，民族多元，利益交叉，信息交汇。全世界所有国际性大都市，无论伦敦、巴黎、柏林还是东京，都没有上海这一特点。无论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日双方，还是第二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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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的英、美、日、法、德，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这里都有巨大的利益。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上海又多了个首都门户的身份。近代上海居住着数量可观的外国侨民。１９３６年，上海外侨总数为７２９４０人，其中，日本人最多，２０６７９人；英国人次之，９２４３人；再其次为法国、德国。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以后，受战事影响，一部分外侨，特别是欧美侨民离开上海，而日本人大量增加。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到１９４２年底，英国人、美国人大幅度减少，英国人减少到５８６５人，美国人减少到１３６９人，法国人略有减少，德国人略有增加，日本人则大幅增加，达９４７６８人，超过其他外侨总数。①西方各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租界。各国利益在这里互相联系，互相牵扯，有大面积的交叉与重叠。信息来源多头，信息量大，就会产生因信息链接、交叉而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一种信息加另一种信息，就变成新的信息。红色间谍左尔格在这里能与日本的反战人员接触，日后再到日本去拓展，就是租界这种信息溢出效应的结果。八一三事变之后，日本控制了上海华界地区，但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仍然保持租界地区原有状态，世界各色人等依然可以在这里比较自由地活动。

三是巨大而富庶。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过３５０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光全中国最大，也是远东最大城市之一。其时，上海城市人口，几乎等于南京、北平与天津三个城市人口的总和。１９３６年，上海市区面积已有６７３平方公里，比北平（５３３平方公里）大一百多平方公里，比南京（４５０平方公里）大二百多平方公里。至于经济规模，那比例更高。抗日战争前夕，除东三省外，全国工厂数３０％在上海，工业产值５０％以上出自上海。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８１．２％，银行投资的７９．２％、工业投资的６７．１％、房地产的７６．８％，均集中在上海。１９３６年，上海对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７５．２％，１９４０年比重上升到８８％。全国许多达官贵人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将产业置在上海。上海成为全国财富汇聚之区。南京众多官员在上海有别墅与投资。居留在中国的外侨，在北方以天津为多，在南方则以上海为多，而上海外侨又远比天津更多。

奇特与中立，多元与交汇，巨大而富庶，这三方面特点交互作用，使得上海既像一个多国共有的珠宝店，又像一个国际信息总汇。中、美、英、日等国，任何一国对上海都不能不特别重视，都要充分利用。这使得日本对于上海既不敢肆意破坏，也不愿肆意破坏（有自己巨大利益）。于是，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便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能起到其他城市无法起到的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点：

其一，调动、牵制日本的战略据点。

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是中国最高决策层主动调整抗日方略的结果。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由东北，而华北，步步南侵。蒋介石等认为，日本下一步侵华战略便是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侵占武汉，再沿着粤汉铁路南下广州。这样，日本将依托占据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将中国分隔东西两块，进而凭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将主要依托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消灭，最终灭亡中国。为了粉碎日本的图谋，蒋介石等遂决策在上海与日本会战，将日本兵力调往南方。这样，在上海能胜最好，不能胜，则且战且退，迁都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用空间换时间，拖住日本，打持久战。蒋介石、陈诚都明确地说到这点。决战地点选择上海，因为这里是日本必争之地，也是西方各国利益所在。蒋介石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相关国如英、美、法等干涉或调停。在当时中国，能起这样作用的战略据点，只有上海。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二十多次会战中，发生最早、最为惨烈、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会战。日本所谓速战速决的幻想就此破灭，从此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中国一扫以往“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形象，万众一心、敢打敢拼的抗战精神，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淞沪会战中失败了，但却达到了调整抗日方略、振奋民心的目的。

其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即掀起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各种各样的救国团体、救亡运动、罢工游行风起云涌，动辄一二十万人乃至好几十万人罢工、罢课、游行。从９月到１２月，上海学生三次赴南京请愿，逼迫蒋介石表态坚决抗日。至１９３１年底，上海全市８０％的日本工厂关闭，日清公司的所有船舶全部停航。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迎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史量才等领导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与２６个团体协商成立“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和推动

①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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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５年日本策划华北自治以后，北平学生率先掀起一二九爱国运动，上海奋起响应。由９５岁高龄的马相伯领衔，沈钧儒、邹韬奋等二百多人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心声。１９３６年初，上海人创造性地成立了各界救国会，统一领导和协调各界救国运动，先后组织了１０次大示威游行，使抗日救国运动持续有序进行。救国会这一形式，既能发动与团结群众，又能为当时形势所许可，为各地竞相效仿，并与上海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上海救国会实际居于指导性地位。当时蒋介石抱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南京、北平等地舆论环境都不如上海自由与宽松。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发生的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事件，更突显了上海的城市特点。所以，以一二九为标志的这次救亡运动虽起自北平，但中心仍为上海。

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进一步激发了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淞沪战争进行的三个月中，上海各界人民，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成立了难计其数的抗日救亡团体、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慰劳团等，捐款捐物，抢救伤员、运输军需、助筑工事、护送难民等，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其三，内迁工厂有力地支援全国抗战。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在上海成立“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负责内迁事宜。上海民族资本家积极投入。到华界沦陷以前，上海共内迁工厂１４８家，占在沪工厂总数１０％，机器设备１４６００余吨，技术工人２５００多名。累计有１２１家迁到武汉，其余的迁到苏州、镇江与香港等地。武汉吃紧以后，那些迁到武汉的工厂大多再次内迁到四川。在上海工厂内迁影响下，东南沿海与长江中下游的工厂亦纷纷内迁。抗战以前，内地工业极度落后。据１９３７年底公布的数据，当时上海登记工厂数占全国３０％，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占５１％，内地仅占１９％。这１９％当中，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南、广西七省合计，有工厂２３７家，仅占全国６．０３％。上海内迁工厂给大后方带来了机器，带来了技术人员，构成大后方的骨干工厂，也促进了内地工业的发展，在抗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四，独一无二的“孤岛”奇观。

淞沪战争进行时，苏州河两岸已经呈现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诚如著名记者陶菊隐所写：“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①正因为有此奇异格局，才会出现少女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给四行孤军送旗的动人一幕，才会出现外国记者在外滩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了解战况的戏剧性场景。这在惊天动地的二次大战史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例。

淞沪战事结束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至１９４１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４年间，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部分，名义上还属于租界，但实际上已在日军控制之下。苏州河以南的两租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照常运行。与租界外面的沦陷区、交战区相比，租界内相对安定，经济畸形繁荣。１９３７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４００多家，到１９３８年底已达４７０９家，一年增加１０倍以上，１９３９年又新设工厂１７０５家。进出口商行，１９３７年为２１３户，１９４１年增加到６１３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仍然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永安公司在１９３９年每天平均营业额超过百万元，１９４１年营业额较１９３８年增长５倍半，利润额增长１１倍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无不迅速发展。②

“孤岛”畸形繁荣与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一方面，上海是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１９３０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英、德等国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统制，敌对国之间开展了经济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对中立国船只进入英伦三岛进行严密封锁。英国与北欧诸国也对德国进行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了原材料和动物产品的市场来源，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将颜料药品、五金机械、化学产品等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需物资。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也需要上海“孤岛”的支援。日本是战争资源基本不能自给的国家，其重工业所需的石油、铁砂、铜等全数依赖进口，即使棉花、木浆、硫

①陶菊隐：《孤岛见闻——

—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５页。

②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１８７０－１９７７》（下），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此处数据综合该书第四部（１９３８－１９４８，抗战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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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１８７０－１９７７》（下），第５页，第７页。③植田捷雄：

《上海租界问题的发火点》，载《中央公论》昭和１４年９月，第９４页。酸等工业原料也大多需要进口。在这种情形下，上海“孤岛”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日军对租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虽时有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近六成属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旗的中国船只。①

政治与文化方面更是奇诡。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外商名义创办的“洋旗报”，如《每日译报》、《大美日报》等，布满上海，继续宣传抗日文化。左翼文化兴盛一时。带有强烈“鲁迅风”的唐弢、柯灵等人的杂文，以于伶《夜上海》、阿英《碧血花》为代表的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梅益等主编的报告文学《上海一日》，《鲁迅全集》、斯诺《西行漫记》的出版，都很有影响。以演出反映抗战生活、借古讽今戏剧为主的大大小小业余剧团，有一百多个。著名的越剧也是从这个时候兴旺起来的。

１９４１年初的上海租界，繁荣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正如美国学者魏斐德所说，“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至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被敌方占领的大城市，无论是北平、南京、香港，还是布拉格、华沙、巴黎，都没有与上海类似的情况出现。

其五，国际情报网络的神奇链接。上海各国人、各民族人、各种政治色彩的人都有，信息来源多元，进出方便，毗邻南京，是拓展情报网络的难得的地方。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在这里结识了日本反战人士中西功、尾崎秀实等人，而中西功等人正是在上海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才走上反战道路的。日后，左尔格到东京工作，就是在尾崎秀实的协助下，才获取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日本在远东的战略部署等大量极其珍贵的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获悉日军在远东战略是南下而不是北上以后，苏军最高统帅部才果断地将先前部署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２５个步兵师和９个装甲旅的精锐部队，西调到莫斯科近郊，使得正在会战中的苏、德军力对比大幅变化，最后苏军取得胜利。这对整个反法西斯战

争形势的演变具有全局性意义。如果没有在上海与尾崎秀实等人的那段经历，左尔格日后到东京能否获取极端核心情报，那实在是很难说的。

其六，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奇妙集合。孤岛时期，尽管租界标榜中立，但上海公共租界主导人员以英、美、中为主，租界领导层骨子里是反法西斯的，租界里的外侨绝大部分是反法西斯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身反法西斯战争。

英美人主导的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便妙用租界特殊地位，进行反对与抵制日本势力的渗透。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樊克令（Ｃ．Ｓ．Ｆｒａｎｋｌｉｎ）代表租界当局宣称，工部局保持中立态度，在中日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双方在租界内的权益一视同仁。这其实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地区、后来策划成立伪政权以后，公共租界一直不承认日伪政权，而认重庆政府为中国政府，租界内所设立的代表中国政府的特区法庭，亦为先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下辖的上海地方政府所委派。（二）公共租界竭力抵制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政权对租界权益的侵夺。日本人一直想努力通过工部局董事会的选举，增加日本董事的名额，但英、美等国侨民一直设法抵制，使得日本的图谋落空。（三）公共租界在事实上支持租界内的反日活动。一如当时日本人所说：

租界当局一方面主张租界的中立，另一方面，租界宛如蒋介石政权的敌中司令部和排日的根据地，而租界当局对此持默许态度。在租界内，忠义救国军、铁血锄奸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党国军支队、虹口工作队、上海ＣＣ团特别队等排日恐怖团体的活动日益猖獗。《华美晨报》、《文汇报》、《大美报》、《译报》、《导报》、《大英夜报》、《大晚报》、《申报》、《中美日报》等排日报刊公然发行，大夏、光华、交通、东吴、复旦、圣约翰、沪江、震旦、暨南等大学的排日教育继续进行，旧政权的国庆日、国耻日等节日上青天白日旗仍然飘扬。（租界当局）容忍蒋政府所策划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特区法院依旧任用蒋政权任命的法官，包庇排日分子。③以抗日复国为宗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长期在上海活动。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９日，虹口公园一声巨响，朝鲜义士尹奉吉以炸弹袭击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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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死炸伤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一批高级军政官员，轰动一时。

有些外国侨民直接投身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当中。德籍犹太人记者希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后参加新四军，在山东作战时光荣牺牲。奥地利人罗生特在上海参加抗日斗争，后参加新四军，担任纵队卫生部部长。至１９３７年底，外国人士参加中国抗战的就有４５１人，另有白俄３００余人加入中国籍，为中国作战。法国天主教饶家驹神父倡导的南市难民区，成为数万难民的庇护所，也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雏形。

１９３８年３月，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主要负责接受国际上援助新四军的物资。１９３９年，“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民众慰问团，携带大量军需物资，包括６０００码蚊帐用料、２０万片奎宁药、１２万剂预防霍乱疫苗、２０００个消毒包等，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战斗争。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英国人工业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通过外商在上海开办的银行转账，分批向皖南新四军和苏北新四军援助６０多万元和大量的紧缺物资。

１９４１年，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从上海秘密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救助伤员，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纳粹德国进行大规模排犹以后，一批又一批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到１９４１年底，总共有两万多名犹太人来到上海。上海人民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犹太人在这里艰难地生活，进行不屈的抗争。

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是，日本占领军所设集中营对英美侨民的迫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占领租界，在上海设了９个集中营，将当时作为敌对国的六千多名英、美、荷等国侨民关进去，剥夺他们的自由，进行迫害。集中营由此成了英美侨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集中场所。

还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日本外相东乡给在南京的代理大使日高发出特急、极密电报，对战争发生以后如何处置敌国领事、敌国人提出要求。其中，对敌国领事的措施包括：立即禁止领事馆设置的无线通信的使用，封存或接管通信器材；禁止密码文的收发；关闭领事馆事务所；禁止使用电话，电话局停止接线；禁止升扬国旗。对于一般敌国人的措施包括：特别要求宣誓不做出于日方有害的行为，搬家、旅行需要得到军部的批准；邮件要经过审查，非加密电报采用许可制；禁止升扬国旗；监视一般敌国人；禁止集会演讲。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宣布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拿马、古巴、南非、海地、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多米尼加等１６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性国侨民，并根据上述原则，向英国、美国、荷兰等驻沪领事馆派兵，停止这些领事馆的一切业务，关闭、封存了无线电设备，将领事馆人员收容集中管理。同时，日军对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的驻沪银行进行接收清算，对所谓敌性国企业，则以“军管理”的名义进行侵占，包括通讯、电气、自来水、煤气、公交、钢铁、汽车、造纸、烟草、木材、肥皂等近二十个部门。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其时，上海有英国人５８６５名，美国人１３６９名，荷兰人１５２名。３月１日，日军令英美侨民交出军火、武器、望远镜、收音机等物品。９月２０日，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１０月１日起，敌国侨民凡满１３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１０厘米，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Ａ，英国为Ｂ，荷兰为Ｎ，其余小国为Ｘ，日本留用的工部局英美人员也不例外。日军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对于在中国的敌国人，采取分别对待的措施，区别“拘押者”和“集团生活者”，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者、特别是可能对军方造成危害者实施拘押。

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４日，日本决定对于与日本处于交战国关系的英美等国在沪侨民收容进集中营，但是菲律宾人、印度人、马来人、缅甸人、持有英美国籍的日本人、中国人以及荷属印度人除外，虽然属于集团生活者的范围，但已被日军拘押、或者已经入狱、入院的人，也排除在外，对于那些与日本断交国家的人民，将视对方国家的态度采取相应的举措。当时估计被收进集中营的人有７７５０名，决定在上海设立八个集中营，另在扬州设立一个集中营，也属上海集中营范围。

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９日，集中营正式启用。１９４３年４月底，第一阶段收容告一段落，八个集中营共收容英美等国侨民５２５８人。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９日，大约９００人乘船离开了上海，其中包括美国人６００名、加拿大人５４名、其他２名、中立国人２０名，计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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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另有华中各地的外国侨民２５０人，总共９２６名。这次欧美人撤离以后，日本占领当局对上海集中营人员进行调整，浦东、沪西、龙华等处集中营的收容者发生较大变动，由扬州集中营收容的一部分侨民也被移往上海。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中旬，上海集中营收容人员为５７０６人，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底为６１５５人，１９４４年９月底增加到６２００人。这些人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葡萄牙、挪威等。被关押者，年龄最小的为６个月，最大的为８８岁。被关押者的职业，有商人、工人、警察、教师、传教士、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会计师、速记员、话务员、引水员、海关职员、海员、银行职员、医生、出版商、记者、售货员、油漆工、学生、家庭妇女、无业人员等，应有尽有。

集中营历时两年零四个月，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告投降才结束。由于许多侨民的住所已被日军征用，或者改作他用，他们一时无法出营，所以仍旧滞留营内。直到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各集中营被收容侨民才基本走清。１９４５年８月下旬，上海地方政府曾派人到浦东、沪西各集中营进行慰问。

除了上述侨民集中营，日本占领当局还在海防路设立拘留所，拘押与战争有关的盟国侨民；在苏州河北某民房内设立监狱，关押俘虏。

上海集中营是日本占领当局为了防止盟国侨民加入反对日本法西斯而设立。集中营侨民过的是被剥夺自由的集体生活。集中营条件相当简陋，物质供应匮乏，特别是后期，缺水缺粮缺药；侨民在集中营里，为了生存与自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抗，包括逃跑。他们一旦反抗、逃跑，将受到严厉惩罚。

犹太难民，英美侨民集中营，法国传教士，朝鲜义士，日本反战人士，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在上海出现了在其他国家、其他城市都不可能出现的反法西斯斗争力量的奇妙集合。

其七，如实报道中国抗战的媒介基地。

民国时期的上海，拥有多家外国通讯社与外文报纸。外国通讯社有英国路透社远东分社、美国合众社上海分社、美国美联社上海分社、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等，外文报纸有英文《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大美晚报》，法文《上海日报》，犹太人办的德文《黄报》，苏联人办的《俄文日报》等。

这些通讯社与外文报纸基本倾向都是反法西斯的。他们利用上海发达、便捷的通讯设施，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介绍给全世界。《黄报》内容涉及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文化、涉及犹太人在华历史和在沪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状况。该报对上海社会文化相当关注，对上海的电影业、对街头儿童都有所报道；介绍中国政府、介绍蒋介石坚决抗日的主张与态度；揭露汪精卫投降日本与坚决反共的本质；介绍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等人的活动情况。《大美晚报》为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影响最大的英文晚报。九一八事变与八一三战事发生后，该报有力驳斥日本对华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热情赞扬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精神，呼吁国民党政府与全国人民一起抗日。上海沦为“孤岛”后，《大美晚报》继续刊发大量报道和评论，鼓舞上海人民的抗日信心，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法文《上海日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多次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惨重损失真相。最突出的是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此报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持续不断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阴谋霸占中国的野心，刊发大量文章与图片，揭露日军残杀无辜平民的罪行，展示中国人民抗战活动。该报高度同情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先后发表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介绍共产党、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斗争的情况。斯诺的陕北之行和他介绍毛泽东论述抗日战争的有关文章，最为著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美晚报》与《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均遭到日本占领当局的迫害。

其八，令汉奸丧魂落魄的锄奸之地。

上海沦陷以后，国民党在上海作了缜密的锄奸部署。他们利用上海政出多头、社会复杂等特点，以特务与帮会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大小小附逆汉奸进行惩罚。上海租界的抗日地下组织有二十多个，其中最为积极的是：重庆军事委员会直属的淞沪特务工作队、苏浙皖三省特务别动队、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部、新编第四军上海办事处，以及蓝衣社系统的中华铁血青年团和铁血除奸团等。这些抗日地下组织由上海各机关党团特务队联合办事处（简称特联处）统一指挥，且与分布于上海周边的忠义救国军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部队保持联络。重庆政府为他们提供活动资金和武器弹药，他们的情报网遍布上海租界，对于日伪维新政府的要人动向进行监视。在工部局警察中，华人占一半以上，一般说来，他们态度倾向于抗日。抗日地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破坏维新政权。从１９３８年３月至１９３９年２月的一年内，反日事件高达七十多件平均每５天就发生一桩暗杀案件。他们枪杀了准备下水出任伪维新政府的绥靖部长、前二十七军军长周凤岐，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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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R US ,1961-1963,Vol.22,pp.154-158.②FR US ,1961-1963,Vol.22,p.162.

③

《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中国代表权》，第168-171页；题因应经过节要》，节要条字第二十五（五十一）号，国史馆所藏外交部移转档案《匪共与联合国及我国代表权问题案》172-3

（目录号

）/5868（案卷号）第23-25页。④

《蒋介石日记》，1961年10月19日，转引自阮大仁：《由蒋中正日记去看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四），《传记文学》第97卷第3期，第44页。

⑤Ca bl e to Cline from Bundy ,top s ec ret ,Oct.18,1961,Folder China /Gen er a l/CIA ca bl es ,7/61-10/16/61,Box 22A,Countries ,NSF,Pa per s of Pres iden t Kennedy ,JFKL.从这封电报上手写的批注来看，电报并没有发出。

（上接第87页）何时间，如为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而有必要并能有

效使用否决权时，美国将使用该项否决。”①

这样，１０月２５日安理会顺利通过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而台湾当局故意缺席，美国弃权。②之后，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重要问题”提案顺利通过。③

纵观１９６１年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台间的折冲过程，似乎是蒋介石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扭转“此一已成失败之局，得转危为安”。④但实际上肯尼迪不惜以否决权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的秘密保证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在草拟给克莱恩的电报中，强调存在着

很多可能无法使用否决权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的

情况：比如“两个中国”的气氛特别浓重时，或者中国代表权的席位应由北京或台北来占据的资格问

题付诸表决时。⑤

这封并没有发出的电报，为此后美台就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埋下了伏笔，也暗示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归属的结局。战后伴随着去殖民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独立并加入联合国，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能力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亚非国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最后，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只是时间问题。

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投敌的青帮大亨张啸林、季云卿，击毙了投靠汪伪的汉奸何天风、吴木兰、季翔卿、楼桐等一批人。居家、医院、商店、办公室、马路边，随处都可能是汉奸丧身之地。汪伪特工进行报复，以暗杀对付暗杀。一时间，血雨腥风，骇人听闻。锄奸行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砍死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傅此前虽然四次逃过军统特工的暗杀，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凌晨，还是被厨师用菜刀活活砍死。抗战时期的汉奸都没有好下场，但是，生活在南京的汪精卫等人，在华北的殷汝耕、梁鸿志等，因其所在地方政权单一，防备较易，不似上海这么复杂难防，所以，尽管爱国人士对他们同样切齿痛恨，但难以下手。大汉奸中被暗杀而死的，唯傅筱庵一人。他死在上海，折射的是上海城市特点。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

的这些特点与作用，交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上海这座城市，要悲壮有悲壮，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要平庸有平庸，万象杂陈，令人目不暇接。人间一切正剧、悲剧、喜剧、荒诞剧，在这里都有上演。于是，上海被涂上神奇、怪诞、梦幻乃至幽默的色彩，难怪被日本人称为”魔都“，也难怪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李安的《色戒》，周润发领衔的《上海滩》，这些年热播的《潜伏》，都要以上海为背景。因为，很多情节在其他地方是岂有此理，在上海便竟有此事！

当然，那些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那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做出的不朽贡献，是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综合妙用上海城市特点的智慧结晶。

这便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地方。

１０

”““外交部条约司”编：《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常会中国代表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