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与山野精神

摘要: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思维方式上,它们都主张向传统复归,认同民间文化;致思

途径上,都采取“向后看”的视角,礼赞农业文明的闲适和平和,批判现代文明的喧嚣和躁动。正因为此,我们在寻根

文学中不仅能看到自然山水的影姿,也能感受到作家回归大地、融入山野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寻根文学;文化保守主义;山野精神

一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新时期之初,文学密切关注社会,参与思想解放,较之“现实”来说,“传统”还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反传统”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共同将启蒙这个“五四”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话题推到了文学思潮的中心地带。人们大多以一种向前看的眼光憧憬着未来,想象着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与便利。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作家在对现代化表示由衷赞赏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前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化既具体又实在,但面对现代化已经显露出来的理性膨胀和人性危机,又对此产生一种警惕、排斥心态。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语境下,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举起“寻根文学”大旗,批判技术理性,缅怀农业文明宁静、平和的生活方式,试图在乡土、山野中寻找一种精神安慰。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现代化的国家,寻根作家更多的是理性上主张现代化,情感上依恋传统,不与现代化正面冲突,而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感,寄托他们的理想。寻根作家的复杂心态可以从罗兰·巴特那里得到说明。生活在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巴黎,呼吸着后现代气息的罗兰·巴特说,他很向往这样一种写作氛围———“在远离城市的村庄,在听不到城市一切喧嚣的地方,在昏暗的油灯下,让神思在心灵与宇宙之间自由地穿梭”。其实,从韩少功、阿城、郑义等人把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开掘并希图从中寻求一种价值支撑之时起,寻根文学就与国内正在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期而遇,并迅速达成默契。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向“传统”复归,在过去与当下的比较中礼赞过去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寻根作家认为“规范文化”之根大都已经枯死,文学之根应深植在那些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远村、山寨里,这些“不规范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从李杭育对“最后一个渔佬儿”充满深情的抒写来看,他在为吴越民间文化吟唱挽歌的同时,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以天人和谐为生存准则的农业文明。《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主人公施耀鑫、福奎对现代文明的看法可谓典型,“照着钟点上班下班,螺蛳壳里做道场。哪比得上打鱼自由自在。”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传统农业文明保持了固有的自信与镇定。然而,自信与镇定的同时,李杭育也表现出不安与彷徨,施耀鑫平静地躺在床上,让自家的小洋楼立了起

来,福奎也不无羡慕地看着对岸的灯光,不由自主地慨叹城里那帮照着钟点干活的孱头还真有点能耐”。不过,短暂的认同过后,施耀鑫虽承认小洋楼既时髦又实惠,临走之前仍不忘朝它吐一口唾沫,福奎则更顽固,即使穷得连裤头也要从相好那里拿,仍坚持打渔持家的生活方式。

就这样,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氛围中。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分析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时说:“日尔曼及东欧的反现代化思想家一致地认为中古时代为社会理想状态的范式,也一致地仇视于社会实际所朝向的改变方向———布尔乔亚文化。就在其运用中古与乡民社会为社会至善的试金石这一点上,我首次见出将反现代化者对现代化反应的性质在概念上加以体系化的方式。”[1]91与日尔曼及东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中古时代”作为社会理想典范一样,寻根作家在作品中也有意无意地将传统不规范文化及乡土社会加以美化,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没有对社会变革持“仇视”态度,而是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与惆怅情绪。寻根作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韩少功,在其寻根宣言《文学的根》中曾信誓旦旦地提议:“释放现代观念的热情,来自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在《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中又说,“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地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

造中寻找优势。”这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论颇有相似之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的是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说明现代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在传统中早已包含,现代化不过是传统的“转化”而已。当韩少功带着“重造”传统的寻根理想进行创作时,却遇到了寻根文学的一个“死结”:传统之“根”并非想象中美好,在现代文明的烛照下,传统根系甚至是很丑陋、很猥琐。既然传统之根已经腐朽,“重造”、“镀亮”初衷就失去了价值依托。于是,韩少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境地,《爸爸爸》中,无论是作为“原始楚文化”传承人的丙崽,还是作为“现代文明”代表人的仁宝,都令人极度失望。在韩少功笔下,丙崽成了一个怪物,有人称其为“封建原始愚昧生活方式的象征”,有人称其为“民族劣根性的活化石”。在这样一个被鸡头寨人奉为神明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愚昧、蛮荒、保守、僵化,全然没有楚文化的自强不息、古道热肠。另一个反对保守、倡导维新,“穿皮鞋壳子”、“行帽檐礼”的走出鸡头寨见过世面的人物———仁宝,也不过是一个淫邪、浮浪、怯弱、卑劣的无赖之徒,他虽然打破了鸡头寨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固执封闭、陈旧保守,却又陷入更为人们不齿的贪婪淫恶、矫饰浮浪。可以说,丙崽式的传统文化不能给人们带来希望,仁宝式的现代文明也不能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接下来的《女女女》中,韩少功延续了这一困惑,一生勤俭助人克己奉公的幺姑,到了晚年突然变得自私贪婪,就连她的身体也在萎缩颓败下去,将要变成一条鱼,幺姑的蜕变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人类正在向原始形态的复归。联系韩少功在一篇题为《海念》的散文里的一段话,“人是从海里爬上岸的鱼,迟早应该回到海里去。”我们可以将幺姑的“返祖归鱼”行为看作是现代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一次“想象”———既然未来让人们看不见拯救希望,不如去集体缅怀过去的传统文明。显然,《女女女》中,韩少功的精神困惑消除了不少,虚无的情绪有所节制,但文化保守主义气息却渐趋浓厚。在他后来的一系列随笔、散文中,这种向传统复归的保守主义倾向愈加直白,他赞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论断,“西方文明已经衰落,古老沉睡的东方文明有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下隐而复出,光照整个地球”;他推崇川端康成和东山魁夷,认为他们都是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尽管发表了一些反现代化的言论,颇有落伍者之嫌,“却仍然是日本精神现代化的一部分,是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从汤因比到川端康成、东山魁夷,韩少功一再表现出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赞美20世纪30年代,作家沈从文多次表白自己是“乡下人”,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他带着一种文化守成心态,创作了《边城》、《月下小景》等原野牧歌式作品。无独有偶,同为湖南老乡的韩少功也喜欢说:“我是个乡下人”。在他看来,乡村才是生命之所在,是文学根系发达的地方,他甚至还不无偏见地说,乡村才是丰富多彩的,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多少有点缺乏个性”,如果说乡村是天然杂陈、人文荟萃的渊薮,那么城市是什么呢?他不无调侃地说:“那只是从太阳那金灿灿的肛门里排出的一堆晒出硬壳的粪便。”[2]较之韩少功小说价值观念的模糊游弋,他散文的保守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外露。

二寻根文学与山野精神

除了价值标准的趋同之外,寻根文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在对“民间”的认同上也是一拍即合,它们都认为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传统文明几乎丧失殆尽,遗留下来的部分也主要保存民间。现代文明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传统文明则是俚语、笑料、性爱方式、风俗习惯……要追寻传统,民间是一个不应忽视也不容忽视的资源宝库。寻根作家李杭育在把文化截然二分为范与不规范之后,公然指出“规范文化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就具体的创作文本来看,贾平凹之于商州文化,韩少功之于湘楚文化,莫言之于高密文化,张炜之于胶东文化,张承志之于伊斯兰教文化,郑义之于晋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地域文化的眷恋。谈及“红高粱系列”,莫言在创作谈中曾说:“小说就是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在致张志忠的信里他又解释说,“所谓小说带着淡淡的乡愁寻找失落的家园或精神故乡之说,并不是我的发明,好像一个哲学家说哲学如是。我不过挺受感触,便移植过来了,此种说法貌似深刻,但含义其实十分模糊。说穿了,文学是一种情

绪,一种忧伤的情绪,向过去看,到童年里去寻找……”莫言以一种忧伤的情绪向过去看,向高密东北乡这片长满高粱的土地寻觅,在莫言的笔下,乡民的强悍、民风的朴实、高粱地的殷红、“我爷爷”、“我奶奶”的自由不拘等这些原初文化跃然纸上。可以这样说,对生命强力的追寻,对乡民自然本性的描写,是莫言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民间”追求,艾恺说:“对乡村社会、乡民和中世纪(常常包括宗教在内)等的加以提升和歌颂,在浪漫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几乎是无处不见的主题。”[1]91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乡村社会因为其偏远落后,反倒能更多地保留一种原始、纯真的文化生态,因而对于乡村社会、农业文明的歌颂往往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心话题。在寻根作家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中,我们看到,大地、田园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诗性意象,大地、田园等民间质素在小说中交互出现,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强大支持。张炜曾说,“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土地是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世界上究竟有哪里可以与土地比拟?这里处于大地的中央,这里与母亲心理上的距离最近。在这里,你尽可以诉说昨日的流浪……同样只是大地母亲平等照料的孩子,饮用同样的乳汁,散发着相似的奶腥。”[3]张炜于1992年推出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有关“大地”的诗篇。小村里发生的故事是大地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是大地上的人物。当小村的人们从“传说”中走来并落脚于此地时,他们就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土地上生长出的地瓜,成为村民们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村民的劳作与喘息、奔跑与停止所寻求的就是“地瓜”对于人们的滋养。年轻人被地瓜激起的力量无处发泄,便在夜晚的街道和田野里自由自在地奔跑、嬉戏,结婚的男人和女人便在黑夜的炕上无休止地撕咬,痛苦与兴奋使他们精神饱满。正是如此,夜晚的大地神秘而优美,有着一种奇特的美,令人激动,让人

痴迷。小说中,大量类似“昏沉沉的大地啊,铅一样的大地啊,像吃了长睡不醒的药一样的大地啊”这样的排比句式将山野诗意渲染得浓郁而美妙。大地不仅供给村民们衣食住房,而且与他们交互感应,提供庇护和福祗。“那个秋天,红色的地瓜一堆堆掘出,摆在泥土上,谁都能看出它们像熊熊燃着的炭火。人们像要熔化成一条火烫的河流,冲撞涤荡到很远很远。”山野的美丽让张炜不得不为之倾倒,以至于当小说写到工业区的建立破坏了大地、造成小村消失时,痛心不已。后来,在《柏慧》中,面对海水倒灌与污染,海滩植物成批死亡,建筑群向海岸线不断地延伸,张炜无可奈何地发出焦灼的呼喊:“谁来救救我的平原我的河流,毁灭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对于小说中走向民间的山野精神和其中蕴涵的文化保守主义气息,张炜曾直言不讳地说,“我要从事艺术,就不能不更多地留恋,不能不向后看。”“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地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前进路上疏漏和遗落了的东西吧。”[4]“向后看”、“留恋”透示出的文化保守主义,使张炜笔下的田园、山野作为“昔日的荣耀”,成为一种象征,在价值迷失、道德滑坡的现代社会里为人们的精神提供了栖息之地。这样,寻根文学以走向传统文化的深处始,却以回到民间止。回归民间是它的叙事中心,根系在民间是它的初衷与承诺。这里有未受现代化侵蚀的地域文化,有生命勃发的欲望,尽管生命欲望可能发展到一种过度的要求———本能的恣肆和泛滥,走向挥霍一切、毁灭一切的高峰体验。但寻根作家坚信生命典范在远离尘嚣的山野。从寻根作品来看,山水田野已具有某种独立价值,被赋予生命的灵气,它之于东方艺术有如古代希腊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之于西方艺术一样,是艺术的生命,是生命的饱满形式。寻根文学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倾向:生命的黄金世界仍然存在,它在现代文明的外面。寻根文学中或隐或显都飘动着自然山水的影姿。红高粱家族”中,那片殷红的高粱地在叙述过程中几度浮现,对东北高密乡来说,红高粱是其生命的图腾,有之,这片土地才能孕育希望;毁之,这片土地只能等待死亡。《古船》中,与洼狸镇存亡构成对应关系的是几经变迁时枯时荣的芦青河,本世纪初期,河水丰盈,小镇生活欣欣向荣;后半世纪,河水渐少,小镇杀气腾腾;20世纪80年代,小镇劫后余生,很快就人财两旺。此时人们发现芦青河河床下的地下河水正汹涌着奔向大地,原来芦青河与洼狸镇已经具有一种神秘的同构关系。不难发现,这类小说的叙事中心是生命诸相,是生命的饱满形式。为了强调地域血脉的纯粹,许多作家不惜竭力

淡化小说叙事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烙印,使其艺术效能的弹射始终局限于阅读的空间经验:一方水土、一方人文的特殊魅力在于,孕育了一个相对闭锁远离时间坐标的桃花之园。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这些小说中的地域风情和人物故事具有隐喻或象征的修辞功能,但引申和对照的意义指向并不是商业社会物欲横流和伪善无耻,而是现实社会中个体生命的萎顿和精神的贫乏。黑子、天狗、额吉、肖疙瘩、捞渣、渔佬儿等人物形象充满了对生活39的渴望,不管命运如何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在追求生命的完整意义时始终昭示着生命的丰盈与活力。在文学史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当一个民族发生历史剧变,众多生灵孤苦无告之时,作家们几无例外地都把情思引到遥远的自然。浪漫主义文学之父卢梭,毕其一生都在为他的同胞寻找一方清静的“福地”。他认为,福地既不在飘忽不定的心灵里,也不在逻辑严密的理性里,而在宁静和谐的自然世纪。在他之后,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在其诗作《序曲》和《丁登寺旁》中,把这一福地表述为: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和自然的和谐的共在一个整体之中,其间运行着流动不息的“宇宙精神”[5]。卢梭、华兹华斯回归自然山水、拒绝现代文明的情形,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并不鲜见,庄周、陶潜、王维、李白和苏轼等人皆是。东方自然派文人们坚持认为自然才是生命的根本,对异化的社会来说,生命的诗意只有在山水田野中才能获取。这就为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注脚,山野精神随时出入小说本文,并随时准备以主人的姿态来与这个世界对话。题在于,山野精神在孕育生命强力和田园生活的同时,也在发生了变化。时间之矢一往无前,现代科技正在夜以继日地对自然世界进行拆解和重装。在此状况下,自然山水本身已经失魂落魄,更遑论它能为人类召魂并使其达到生命诗意的高度!于是,对于步入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将生命的诗意重新导向自然田园或乡村野地,并且认为这是唯一的拯救之路,不免显得矫情。也许,卢梭回归自然重建精神的深情呼唤和华兹华斯创造“宇宙精神”的圣境对本世纪的西洋文学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绝响,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