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围城》的主题意旨及创作心理

探析《围城》的主题意旨及创作心理

一、关于婚恋的主题意旨

《围城》主题源自“婚恋的《围城》”涵义，这一点作者直接破题，通过褚慎明之口道出的爱情“鸟笼”说，随后又通过苏纹纨提出爱情“城堡”说。杨绛为同名电视剧题写的主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不仅将婚姻城堡说延伸至人生万事，又使该电视剧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和哲学思考韵味。但这种延伸仍是以先认可了婚姻“围城”说为前提。《围城》初版以男女主人公背对背形象作图书封面，无疑也表明了作者本人的这种认可。

然而，读遍《围城》，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恋爱本体都违背了婚姻城堡说。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城堡而不得，同样，赵辛楣、苏纹纨乃至陆子潇、范小姐、刘小姐，无一例外均未能如愿进入自己倾心的爱情城堡。方鸿渐想逃出的是他误入的城堡，汪太太身陷的也是本来就没发生过爱情的婚姻城堡。这里既看不到司马长风所言的地地道道的爱情演绎，也体会不到李健吾提出的“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和逃脱”，看到的只是爱情未遂。“理想的多情，多归虚妄”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哲学命题，但是，既然未曾得到蓬莱，何言“又值蓬莱浅”？

主题“错位”就这么发生了。如此一部经典，如此一个文学巨匠，何以出现如此“硬伤”？为探究这一错位的现象，我们不得不研究作者“悲剧之悲剧”的文学创作心理。

早在《围城》之前，钱氏就在《谈艺录》里就王国维的红楼梦爱情悲剧观作过透彻的解析。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宝黛爱情符合其悲剧理论第三类“盲目屈从造成的悲剧”，“不过通常之情，通常之境遇，无蛇蝎一般的人物，也无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所以，他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在于揭示苦痛源于自造，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剧中人物志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认为这种悲剧足以展示人生最大之不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推崇红楼梦为悲剧最高境界，即悲剧之悲剧。然而钱钟书并不认同这种理论，认为其“于其理未彻”，言到：“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姻缘，侥悻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

又言：“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

可见，钱钟书是深谙构造“悲剧之悲剧”之机理要素的，也由此可见钱氏的理性达到了让人心生冷意的地步。若如他所言，让宝黛的爱情故事演绎成从“佳耦”到“怨耦”的兑变，岂不正是用“焚琴煮鹤”方式暴殄天物，扼杀凄美的爱情，断毁名典之作。

钱钟书完全有机会通过方鸿渐和唐晓芙来演绎他所理解的“悲剧之悲剧”。诚如杨绛所言：“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然而钱钟书却刻意回避了这种演绎。究其原因，杨绛曾解释过是因为钱钟书太钟爱唐晓芙这个角色，不“舍得”就这么轻易许配给作者并不钟爱的方鸿渐。其实，按本文的理解，钱钟书不舍的不是唐晓芙这个角色，而是他内心深处的纯美的爱情观。

有人说，《围城》是纯粹的反爱情、反人性之作，何来纯美的爱情。诚然，作者用恶作剧般的顽皮心态撮合了苏文纨、曹元朗的荒诞组合，又让方鸿渐“因一念的温柔而心下了情种”，而实质是方鸿渐一再挫败之下、心灰意冷之际，将错就错地进入了孙柔嘉运用一切机巧设置的并不温柔的温柔陷阱。他们认为，《围城》运用了一切的嘲谑、反讽的语调，用肉欲、世俗、欺骗、龌龊、物欲、红杏出墙的事实或心理勾画，彻底消解了爱情，从而大肆抹黑了爱情。

其实，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是对钱钟书和《围城》的误读。他戏谑的是伪爱情，对纯真的爱情，却不忍“开涮”。那么，《围城》里有爱情吗？有的，方鸿渐和唐晓芙夭折的爱情。

虽然《围城》开篇就让方鸿渐自作聪明地“悟出”“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这样的谬论，又让他经历“熟肉包子”的肉欲诱惑，最后还是让他遭遇了真正的爱情。从“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这样诗意般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方对唐的喜爱是由衷的，不带一点世俗的。决裂前，描写唐晓芙看着站在风雨中莫无反应的方鸿渐，“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佣人请他回来”，以及多出拿捏得很准的恋爱中男女主人公心理刻画，很难让人信服《《围城》》里没有爱情的论调。及至失恋后，描写方鸿渐“从昏睡中醒来，开始不住

的心痛…..昨天囫囵吞地忍受了整块痛苦，当时没功夫辨别滋味，现在，牛反刍似的，零星断续，细嚼出深深没底的回味”，“他觉得天地惨淡……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从这种失恋的撕心裂肝的痛苦描写中看不到爱情, 如果“不是眼光出了毛病”，便是“把心肝偏到夹肢窝里去了”。

有人说，方鸿渐最终错失了唐晓芙的爱情，是由于方鸿渐的懦弱和恋人间缺乏沟通，以至一系列小小的偶发事件和误会导致他们的最终失之交臂。其实不然。方鸿渐错失爱情，不是因为懦弱或缺乏沟通，更不是哲学意义上玄乎的人生偶然、不确定性的论调。是尊严的丢失导致方鸿渐在爱人面前无力辩解。当他假文凭事件、与鲍小姐的苟且、与苏文纨的暧昧一一曝光于心爱的女人面前时，他的尊严如同他那时髦体面的西装，被一件件当众剥去直到赤身裸体。他在恋人心中的形象、自己恋爱的自信便随同他的尊严一起丢失了。他不配再拥有唐晓芙所追求的“完完全全的爱”，只能在钱先生的“授意”下落荒而逃。

所以说，钱钟书本意不是描黑爱情，相反，为了保护纯真的爱情不受他奚落笔调的蹂躏，他设计了一系列小小的偶发的事件和误会，“狠心”地拆散了方鸿渐和唐晓芙。纯真的爱情在《围城》里就这样被“雪藏”了。于是伪爱情登场了。于是，钱先生那只横扫众生的笔，毫无顾忌地施展开了。

《围城》无意于简单地演绎爱情悲剧之悲剧，钱钟书有更高的创作追求。

二、关于人生的主题意旨

退去爱情城堡说的外套，《围城》便步入关于人生的探讨。然而，《围城》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即其文学所载之道，却广为早期论者所病诟。王元化尖刻地指出：“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巴人用笔名“无咎”指责作者“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意义”；奚落《围城》是“‘两个妖精打架’的故事”；“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写了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

这些指责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未免偏颇的。客观地说，《围城》成功地反应了它所处年代的、一个即将崩溃的社会的乱象。透过《围城》读者看到了兵荒马乱、

百姓的灾难，以及普通人的无人理睬的痛苦呻吟。然而作者的笔调确实又是冷漠的甚至是奚落的。而且正如杨志今在《怎样评价《围城》》一文中指出 ,《围城》“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潮” ,“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

为理解《围城》的这种偏离，我们还得从钱钟书的创作倾向追根溯源。

钱钟书和鲁迅一样，是最早将传统的、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忧患意识升华为现代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忧患意识的优秀作家。钱钟书则更是在《围城》创作中义无反顾地将其文学创作的关注点放在当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上，把对国运民疾的关注和忧思上升为对个人生存境遇的体验和现代文明的思考，进而深刻探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因而《围城》是与伦理道德、政治倾向绝缘的。

在《围城》里，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嬉笑中透着的的悲哀感，作者似乎是以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否定的神态，对《围城》里的人物、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伦理、道德、哲学、宗教等进行全面的、毫无保留的嘲弄。所展现的景象用林海的话说就是“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粪窖,——这里面熙熙攘攘着的尽是些臭人和丑事!”。而作者自己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臧否着人类的恶、丑、颓败，揭露肮脏、恶心事物，人类劣根性的虚伪、贪婪才是构成世界的本真，使《围城》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充满了对人性的怀疑和刻意的批判。

《围城》的这种创作视角与存在主义的鼻祖—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让-保罗-萨特的小说《恶心》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恶心》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无声无臭的地狱，充满着污秽龌龊、令人恶心的气味，有毒的植物和黏黏糊糊的空气是萨特设的意向。而且《厌恶》创作的背景也与《围城》极其相似，正是西方世界社会处于动荡、面临战争危机的时期，人们焦虑、不安、孤独，而这部作品面对的正是这种不合理、丑恶、虚妄和荒诞的社会写实。

可见《围城》实实在在地有着西方存在主义的印记。

《围城》不仅借鉴萨特用了“恶心”的概念，而且借鉴了另一个法国现代主义作家加缪“荒谬”的概念。（钱钟书、萨特、加缪都是同时代的、

年龄相仿的优秀现代主义作家，也可以说他们几乎同时开始了存在主义作品的探索）。加缪是又一个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其成名作《局外人》正是是荒诞小说的代表。而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主题，现代派作家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现代人存在的荒诞和人生的虚无，这使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孤独、迷惘、绝望的悲观主义色彩。然而，在非理性的荒诞景象中也包含了现代主义作家对荒诞现实清醒的认识和对荒诞的反抗意识，从而使现代主义文学在没有意义的荒诞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同样生活在荒诞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局外人莫而索认识到了荒诞的本质后，加缪让其在作品中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反抗荒诞的意识，虽然其本身并没有摆脱荒诞的形象的悲剧命运。而“围城人”方鸿渐，生活在荒诞中，认识了荒诞的本质，但钱氏却任其沉湎于荒诞，挣扎在“围城”里被世界的荒诞推着走，最后彻底迷失自我，陷入尴尬、可悲的人生境地。

三、悖论式思考

虽然钱氏没有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作为来展示人物对荒谬的反抗，却以其特有的悖论思维，另辟捷径地展开了关于人生的悖论式思考。

《围城》借助方鸿渐之口不断地发出是是而非的、引人思考的悖论，这种悖论形态语言形式的普遍存在，是为了表现主人公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苦涩和无奈的荒诞感，也是钱氏运用悖论式思维对世界和人的存在形态所作的一种解构。《围城》中，悖论思维和语言从头到尾包围着方鸿渐，并且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夸张。钱氏让准哲学家方鸿渐不断地思考和感慨，通过方鸿渐之口将人类悖论形态的存在困境上升到人生万事，却让方鸿渐自身在无法突破与超越的困境下对人生彻底感到幻灭。

请看：

“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回忆与希望所作的悖论思考：在呈现两种人生态度的悖论形态之后，作者最终提出了一种世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

承认其确有道理的人生方式，即搁置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留着它做“西洋人拉磨的驴头前挂的那串胡萝，从而代替人生的希望，以引领人不断前行。而不是在“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之时，只剩下如同追求肉骨头的狗一样的反应——“狗为着追求水里的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

就这样，追求成功和实现美好的理想，经过方鸿渐的悖论思维思考，竟成了一串坏葡萄，成了狗到嘴的肉骨头，美好的理想被粗鄙庸俗的物质欲求所征代与消解。

再看：

“鸿渐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

同样，这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偶然与必然所作的悖论式思考

就这样，钱氏利用悖论式思维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并通过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正是借助悖论修辞和悖论思维，钱钟书使他的存在哲学主题得到了独特而深刻的表现。

四、反讽式运用

如果说“恶心”和“悖论”是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概念，那么反讽却是钱氏奚落荒诞的人间万事的独门武器。

反讽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又称倒反法、反语，为说话或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

反讽是《围城》的立场，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而且也体现在谋篇布局和人物性格塑造上。可以说《围城》通篇设置了一个基于谬论又反谬论的巨大的反讽。

多数论者都谈及《围城》的悖论，却鲜有人专门论及其中的谬论。悖论指在

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而谬论就是指荒唐、错误的言论。因其简单无需哲学思考，反而被多数论者所轻视。

《围城》开篇就让方鸿渐“悟出”“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这样的谬论，读者只会把他看做一种幽默和调侃，哪里会理会钱氏的冷幽默--很快就让他遭遇爱情、为爱所迷，继而为爱所伤？

《围城》反讽的第二个目标是关于博士文凭谬论。博士文凭在方鸿渐看来也许只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所以他“不屑”，其实是其玩世不恭、不正经念书，根本无能力获得，不得已买了假文凭。然而正是因为没文凭这一短板，让其在求职时被轻视、被欺负、事业中受重创。富有滑稽意味的是，由于他“撒了谎还讲良心”，作者便设计出一个同样买了假文凭却能心安理得、泰然处之的韩学愈，反而让方鸿渐既没做成贼却要受良心的谴责和心有不甘的双重折磨和尴尬。不仅如此，作者还暗置了另一层更隐晦的反讽---方鸿渐经历职场风波后，还觉得当“如夫人”般副教授是辱没了自己，浑然不知悔悟当初念书的不用功和自己的玩世不恭。不仅方鸿渐浑然不知，恐怕多数的读者和论者也被钱氏带进方鸿渐的视角和感受，只知同情其遭遇而不知“恨其不争”。

《围城》的第三个反讽是“破门框”之悟。

关于破门的意向，解志熙认为“点明整个人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般的绝境……,是对整个人类存在，整个人生之荒诞、盲目与虚无（无意义）的概括……”。解志熙的观点实际上是借鉴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反映的是人面对世界感到的一种情绪孤立无援，个人承担无意义、荒谬的世界而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

但是，方鸿渐的人生真的这么悲观吗？他真的无路可走吗？我们不妨回顾方鸿渐此前的人生经历，就不难看出钱氏在此设置又一反讽之处：大学期间为包办婚姻所困、未婚妻夭折、准岳丈资助出国留学、买文凭、艳遇鲍小姐、受助于准岳丈并就业于点金银行、徜徉十里洋场和苏小姐沙龙、被女博士青睐、相爱与清纯少女、失恋后受聘于三闾大学……。从以上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钱钟书对方鸿渐是不薄的，让其出场风流倜傥、顺风顺水，混迹江湖他可以说是巧机十足、机会多多。即便由于自己的劣迹恋爱失败而落荒而逃，也让他及时有了三闾大学这

一出口。此后他被排挤出三闾大学，以方鸿渐欧洲“游学”的资历，按现在的标准，他连教师资都不够，不用说助教或副教授格。所以客观地说，高校长并没有刻意欺负方鸿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初，方鸿渐看清了李梅亭、顾尔谦之流的嘴脸，觉得羞于与之为伍。到头来，从羞与为伍到欲与之为伍而不准、而不得……此时才是方鸿渐到了一无可去的去处之时,而不是他没到三闾大学前看到破门发出感悟之时……

另外，上文所述的关于《围城》通篇设置的反讽，通过“摆钟意向”来突破和升华“人生如围城”的哲学意向。此论点将在下文详解。

五、“摆钟”意向之新解

钱氏在《围城》快结束时凭空塑造了一个新的意向：那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老爷钟。这只钟在最后有限的篇幅里反复出现，结语也用这只钟为《《围城》》送终：“这只祖传的老钟当当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般出来一一细数……这个时间落伍的时间计时器无意中对人生中包涵的讽刺和怅惘,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可以说，在《围城》整篇不紧不慢叙述和随意调侃的语境中，这只钟的出现有点唐突。本文比较赞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围城》哲学企图过紧的说法。不难看出，作者对这只钟确实寄予了很高的寓意期待。于是很多评论家“未饮先醉”，归纳出玄乎的哲学意蕴。

摆钟的典故应该是出自丹麦哲学家基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一书：钟是计时器，钟声却落后于时间，而时间又恰恰寓身于钟声，于是陷入了荒诞：时间自己与自己不符。不论钱氏对摆钟寄予了何种哲学期待，我们不妨先看看《围城》关于摆钟和方鸿渐关系的细节描写：“她瞧着鸿渐的脸拉长，给他一面镜子:你自己瞧瞧，不像钟吗？”“柔嘉拍手道：‘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唏哩呼噜，跟它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你是这钟变出来的妖精”。很明显，方鸿渐和摆钟的关系是，像形：拉长的脸像钟；像声：嗓子了发出的声音和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所以，浅显地说，通过拉长的脸隐喻方鸿渐颓废相，用嗓子了发出的呼噜隐喻方鸿渐在遭受一系列挫败后“悟出”的谬论和悖论。

如此，反讽的效果又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位落魄潦倒的“准哲学家”，一路落败、一路感慨，悟出的悖论倒能引人思考，但是他自己呢，能够最终悟出自己失

败的根源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围城》赋予了叙事者（即画外音）超然冷静的“上帝之眼”，能够冷漠而机警的俯视着一切。而对于故事中的主人公，却只赋予了极其有限的自我认知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情节（《围城》）只是用来强化主人公的处境，而不使他获得自由，并且不允许他的性格发展到认识其处境的更高阶段。主人公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势力的捉弄对象……”。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围城》里芸芸众生不过是一群受命运捉弄、浑浑噩噩盲目不自知的群体。鲍小姐自以为可以无所顾忌地玩弄男人于股掌，却不知自己其实也是男人的玩物——“她自信自己很能引诱人，所以极快极容易地给引诱了”。苏文纨自以为出身名门，方鸿渐不过是自己的恩泽下的笼中之物——不料却是空许芳心。倒追方鸿渐失败后赌气般地下嫁曹元朗，成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笑料，而她本人却洋洋自得，还赶场般地“追”到香港当场羞辱方鸿渐和孙柔嘉这对新婚夫妇，却浑然不知自己也彻彻底底成了作者和读者眼中的俗物。孙柔嘉成功地捕获了心仪的“猎物”，却在成功后态度陡变，自以为是地退去“天真”的假象、还原“世故”的真貌——却不知这正是其婚姻危机的根源之一。

对于方鸿渐的“不自知”，除了被无情奚落的“爱情生殖冲动说”、“博士学位遮羞功能说”和一系列失败后所表现出的迷茫，钱氏最后不惜用“摆钟意向”这样的曲笔来来升华其哲学企图——深刻揭示人类的“不自知”属性。

方鸿渐的玩世不恭、懦弱无能、盲目冲动的性格方是他人生屡遭挫折与失败的根源所在，可他自己却并不自知，而将自己所承受的一切不幸都完全归咎于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和阴魂不散的霉运，始终抱着碰运气的逃避态度，转涉奔波，消极地对待人生。既无法对自己做出合于本性的评价与定位，却乐此不彼地不断地进行“哲学思考”和“感悟”，像“钟摆”那样顽固地报时，报出的却是偏差的“真理”。

为了研究《围城》这种揭示人类不自知的创作倾向，还得从西方存在主义创作倾向上追更溯源。

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就充分表达了其对人类自我认知程度的怀疑，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钱钟书更是将此种理论继承和发扬，不遗余力地在其学术作品中感叹人对外在世界感知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又将此种怀疑倾向进

一步的延伸和明确，直接指向了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和感悟。

于是我们总是看到方鸿渐每次失败后的愤慨——与准岳丈一家以受人恩惠开始、以结怨收场；与苏文纨之间以情恩开始、以情怨收场。投身三闾大学职场以希望开始、以彻底失败和人事怨恨告终……。

《围城》结尾摆钟敲响后对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心理描写值得玩味——“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鸿渐……蓄心要待柔嘉好……,柔嘉……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与其说这是两人心理的真实描写，不如说这是作者作为旁观者的善意期待——其实，一切的一切，本不应该这么糟。

我们不妨设想，假如当初方鸿渐认真读书获得博士头衔、假如他挽起苏小姐的臂膀、甚至假如他肯“屈”其才认真经营“准岳父”的点金银行……也许他就会是个称职的大学教授——他口才很好；、一个乘龙快婿——曹元朗的机会本应是他的；一个衣食无忧的银行经理——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地让他的弟弟埋怨他得罪周家(准岳丈家)的损失——其实银行小经理也是可以很风光的。

然而，如果我们再次设想，方鸿渐真的抓住了任意一个机会，成了受人尊重的教授，官运亨通的官僚、腰缠万贯的银行家，他人生得意的同时，能摆脱身陷围城的人类宿命吗？这样的反问，又使我们的探讨还原到《围城》主题意旨的本位寓意。

结语

参考文献

司马长风钱钟书的《围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地地道道的爱情小说理想的多情，多归虚妄

李健吾重读围城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79

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和逃脱

杨绛记强钟书与围城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

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程致中围城的主题新论钱钟书研究第三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围城的主题思想不是爱情婚姻，而是穿着恋爱的衣裳，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海外学者耿德华反浪漫主义作家钱钟书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

在围城里，如同在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里一样，确切地说，自然和社会都是排斥的力量，它们无情地排斥着小说中的人物，使他们失去雄心壮志，动摇他们已有的不稳定地位，并且使他们众叛亲离

陈子谦钱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从羞与为伍到欲与之为伍而不准、而不得。。。真到了一无可去的去处

王卫平东方睿智学人钱钟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正是以对人生的怀疑、否定为前提，《围城》对现存的一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伦理、道德、哲学、宗教等进行全面的、毫无保留的嘲弄，这也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面反击社会不谋而合，最终将矛头指向人的存在本身。。。这种贯穿到底的人生嘲弄在中国当代其他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是本世纪中国屈指可数的最前沿的小说

解志熙钱钟书，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在后文中作者有用一扇门为喻，点明整个人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般的绝境。不待说，这些形象的语言是对整个人类存在，整个人生之荒诞、盲目与虚无（无意义）的概括，它们表达了一种正真现代性的，更准确地说是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这是《围城》全书的基本观点。”

田惠兰：《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63页

：“情节（《围城》）只是用来强化主人公的处境，而不使他获得自由，并且不允许他的性格发展到认识其处境的更高阶段。主人公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势力的捉弄对象，然而他使自己遭受的痛苦并不少于社会给他造成的痛苦。”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s://www.360docs.net/doc/3f16872838.html,/1/view-3825630.htm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钱钟书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