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的胜利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不仅仅只在于它所造成的战后世界格局，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所留下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人类留很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是和平与科学。这两者贯穿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始终，直接影响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以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为代价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全世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和平和热爱和平，和平的思想已深入世人之心。和平即意味着安全与发展。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和平的思想深入到世界人民心中并使之渗透到各国政治生活内部的时候，这不能不对战后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和平中的安全要素导致了战后各种政治军事联盟的产生，并进而导致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之一是：小国若不联合起来，结成牢固的联盟，就会被敌人迅速吃掉；对于结成联盟的敌人，只有以更大

的联盟与之对抗，才能将其消灭。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西斯德国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一举扫平西欧，西欧各国没有联合起来抱成一团是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以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失败而告终，最主要的原因是反法西斯的力量结成了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同盟，这样，反法西斯力量才能够以占绝对优势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战胜法西斯集团。因此，战后不久，为了维持和平和确保安全，西欧国家纷纷团结起来，于1948年3月17日成立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1995年5月5日，该组织改为西欧联盟。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及西欧联盟的建立（美国起了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本来是西欧国家自己的事，完全是出于和平与安全的需要。但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将西欧国家拉入其战略轨道，于1949年4月4日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5月5日又准许联邦德国加入。美国的这一举动，是其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为了巩固东欧这一安全地带，确保其国家安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于1955年5月14日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便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

其次，和平中的发展要素促成了战后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形成。战后以来，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和增强本国的国力，很多位于同一地区、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及共同利益的国家，都自觉地联合起来，组成了各具特色和程度不一

的经济同盟或共同体，如欧洲联盟（由欧洲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一步步发展而成）、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南锥体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如果说，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造成了世界的紧张局势的话；那么，各种经济同盟或共同体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因为前者导致了美苏军备竞赛和它们之间“战略核均势”的形成，使整个世界处于核恐怖的笼罩之中；而后者则有利于各国相互之间的往来与交流，使相互联系的国家处于相互依赖之中。

再次，在寻求和平的努力中，正确地处理好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否，决定了战后各国的发展速度、力量对比和地位的变化乃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如果一个国家将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投入到安全方面（国防建设），那么，它在发展方面（经济建设）的投入就会减少。这样，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就会减缓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导致其在世界工业产品的出品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世界财富的力量中所占的分量下降①，从而影响到其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使其在世界力量对比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如果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大大地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并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致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时，这个国家就有灭亡和解体的危险。战后，日本

和德国之所以能重新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主要在于它们都有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因而在国防建设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从而得以将更多的国家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据有关资料表明，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日、德、美、苏这四个国家的军费占其财政预算的百分比的情况是：苏联＞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相反，苏联在没有美国那样的基础与实力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东方集团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苏联不得不将主要的国家资源的技术力量用于国防建设和军事领域，以实现对抗中的均势和优势。这种重军抑民的政策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导致了其经济的萎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乃至其自身的解体和整个东方集团的瓦解。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交战双方为了战胜对方，几乎都将全部力量投入到了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上，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战时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雷达探测技术、核技术、火箭技术、生化武器技术等迎来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不仅直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传播与交通工具的变革使世界缩小成一个“世界村”，从而使整个世界变成了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一体②，由此产生了两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结果，即世界市场和全球利益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它通过劳务和产品的交换使国际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但是，在世界市场的作用下，少数先进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生产力水平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它们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构成世界社会与经济中心；而那些大多数不发达的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处于相反的境遇，它们变得越来越贫穷和弱小，处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③并依附于前者。这一方面造成了世界贫富悬殊的扩大和南北矛盾的加剧；另一方面导致了新殖民主义的产生，它使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张的倾向上出现了深刻变化，即由原来的通过军事手段进行领土扩张变为通过贸易手段进行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因为“通过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一个有效的国家可以获得比通过领土扩张和占领所获得的更多的东西。市场的扩大和通过贸易使可获得的资源多样化，促进了那些最善于利用世界环境变化的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④当然，世界市场在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也为落后的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为世界市场具有

鼓励通过国际体系来扩大经济增长的特点。如果落后的国家能抓住机遇和充分地利用世界市场创造的条件，通过利用发达国家最先进、最有效的技术以及经济教训，通过贸易、海外投资和技术转让，落后的国家甚至有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

在世界变成一个“世界村”的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诸如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核战争的威胁等，从而使人类陷入了困境。这种全人类所面临的威胁使全球利益超出所有国家利益之上，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因此，全球利益的形成导致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在传统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里，由于国家是至上的，其主权是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主权国家行动的动力是各自的国家利益；⑤因此，单个国家的主权构成了国际法的基础，权力均衡构成了国际社会大厦的房顶并成为国际政治的指导原则。⑥由于没有超国家的强制力量和权威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国际道德，因此联合国和国际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里，权力便成了利益冲突的最后仲裁者，主权国家在享有绝对自主权的同时却生活在永久的战争状况之中。⑦显然，在全球利益形成的今天，传统的国际政治行为准则对于国际问题的解决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使其更加复杂化

与恶化。由于全球利益超出国家利益之上，因而也是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仅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而且也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前提条件。它要求各行为体在物质力量、政治激进主义活动、个人期望以及社会变革等方面实行自我克制的原则，并在此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国际道德；⑧它还要求各行为体将部分主权让渡给国际社会，以使国际组织具有真正的效能和国际秩序得以有效的维持。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这场深刻革命已悄然而至，其突出表现是：联合国的作用愈来愈大；在国际事务中，对话、合作与协调的成分越来载多，对抗的成分越来越少；经济手段的作用在上升，军事手段的作用在下降；区域性的联合与一体化的趋势加强，等等。

第二，科学技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而带来的武器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规模和样式，这一方面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同时也为战争与国际冲突的自行限制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战后的国际形势在总体上表现为大和平与小冲突。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使武器技术发生了空前的革命与飞跃。大量核武器的出现，使一场核战争足以将全球毁灭多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可使战火波及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战争真正具有全球的性质；高精尖武器的出现，使常规

武器既具有大规模的毁伤力，同时又具有智能的性质，因而为有限的和有选择性的打击提供了可能。武器的这种多性能、多层次使战争具有多规模（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多样式（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和多强度（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的性质。这样，当行为体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其国家目标时，其代表者便可以根据国际环境和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的态势或是选择威慑，或是选择战争（各种各样的战争可以任其选择）。由于核武器与高技术常规武器的毁伤力巨大，因此，战后以来，核威慑与常规威慑成了军事手段在国际政治中的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这种选择的余地在以往的历史中是从来没有的。尤其是，由于核武器具有毁灭全人类的超强威力，因此，在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的双重作用下，一方面，新的世界大战可以得到避免，同时局部战争可以得到推迟和限制。这样，传统的以战争阻止战争的方式在战后便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即战争的自行限制。前者的特点是强制性的、外向的，后者则是自觉性的、内向的。这就是战后以来，尽管出现了以苏美之间“战略核均势”为基础的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局面，而新的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和局部战争得到限制（表现为中、低强度冲突）的原因。

（三）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是与第二次世界大

战留给我们人类的和平与科学密不可分的。和平与科学已深入到人类心灵的深处和国际社会各个领域并将继续对未来世界与国际关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经整整过去50周年了，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之所以能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维持大的和平与稳定，是因为和平的观念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赋予了人类以理性。人们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和巨大的痛苦，谁也不愿再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来毁灭人类自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长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无限期延长这个已生效25年的条约。无疑，这一重大决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最终目标以及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缔结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已经开始并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由此，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光明与希望，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和平的理想与观念将使科学沿着造福于全人类的轨道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言：未来的国际关系将在矛盾、斗争、竞争、合作与共处中不断向理性、道德、正义与和谐靠拢，以寻求权力为目的的国际政治将逐步让位于以追求和平为目的的国际政治。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还存在着强权政治与不公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我们乐观地看待未来的世界与国际关系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德国的新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动向，前者具有自发的性质，而后者则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纳粹政权已灭亡半个世纪，但纳粹主义的“幽灵”并未消失，近年来更有死灰复燃和扩大之势。目前，德国的新纳粹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动日趋猖獗，新纳粹主义已在德国形成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甚至已进入少数州议会。尤其令世人忧虑不安的是，新纳粹主义已冲出德国，席卷欧洲，形成了一个欧洲新纳粹网，遍及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法国、匈牙利、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捷克、俄罗斯等，现已穿越大西洋、迅速发展到美洲的美国、阿根廷、智利和巴西。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惕。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新纳粹主义的发源地德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十分明智的政策和坚决的措施，不仅勇于承担战争罪责、谴责希特勒的罪行和打击新纳粹势力，而且用法律规定新法西斯政党为非法并禁止替纳粹宣传。在新纳粹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现象的今天，全世界人民应提高警惕，各国政府应团结起来，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防微杜渐，制止法西斯势力重新上台和卷土重来。

如果说德国的新纳粹主义是一种自发性的运动，可以通过政府的措施加以制止的话，那么，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一种官方性的倾向与姿态，则是难以根除和十分危险的，这更应引起

世人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战后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并呈上升发展趋势。从文部省几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其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到少数政客和文人公然篡改历史，炮制和散布“战争有理”、“侵略有功”、“反省有害”等谬论，企图为日本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行径开脱罪责，直至首相和内阁成员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即使在今年6月通过的《不战决议》中也遮遮掩掩，对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亦无诚意认罪。这一切表明，军国主义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政界某些高级官员的脑海之中，从而使军国主义在日本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日本少数政客的这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行径是为日本本国人民、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战后国际关系史已经证明：与世人为敌，以科学求霸权，必衰败无疑；与世人友好，以科学求和平，定兴盛无误。这一道理德国和日本是有更深切的体会的，这是它们同时也是我们全人类在迈向21世纪时应当时刻牢记的。愿和平的理想指引科学的前进，愿科学之光照耀人类通向和平之路！（1995年6月稿）

注释：

①［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42～543页。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

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美］科恩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0页。

③［美］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④［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⑤［英］拉斯基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3页；[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美]汉斯·丁·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3页。

⑥《国家间政治》第409，420，261页。

⑦［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7页。

⑧［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243，244～24 5页。

⑨［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76～277，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