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牛

鲁迅与牛

梁实秋故居正门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

鲁迅

我在《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写了一篇短文《答鲁迅先生》，我的大意不外两点：

（一）我觉得鲁迅先生近来的翻译“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所以真不愧为“硬译”，我已经举过三个例，随时还可多举几个例。

（二）鲁迅先生善写有“趣味”的“嘲笑”人的“杂感”，但

是我不曾知道他的积极的对于文艺与思想的态度是什么，主张是什么，所以我愿他说几句正面的话。

这文章发表以后，就有朋友写信劝我不必再在这种没有价值的争论上枉费精神。而我认为，只要不闹到意气用事，辩难的文字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打笔墨官司是容易事，实在就是较文雅的吵嘴，那里配谈到什么“讽刺文学”。在文

学上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也许见到谁写了几段下贱的刻薄话，便大惊小怪的嚷：“这是讽刺文学呀！”这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我现在回答鲁迅先生几句话，万万不敢亵渎“讽刺

文学”的招牌。

鲁迅先生对于我上面说的两点正文，截至现在为止，并没有回答。而许多许多枝节问题又生出来了。这正是鲁迅先生的故态，他就没有耐性能使他彻底的在某范围之内讨论一个问题，你指摘他这一点，他向你露露牙齿笑两声，然后他再蹦蹦跳跳的东一爪西一嘴的乱扑，他也并不想咬下你一块肉，只想撕破你的衣服，招你恶心。这种的Dorillawarfare 并不使人怕，只使人厌烦。这样辩论下去，永远不会有什么结论的，因为鲁迅先生要争的似乎不是什么是非，他要的是“使人不舒服”而已。与其逼鲁迅先生说正经话，还不如索性给他一个放刁的机会，让他充分的表现他的特长罢。

鲁迅先生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别人的话靠不住，让他自己来供：鲁迅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什么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

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① 这真是鲁迅先生的活写真，仔细看过这段描写的自白，也许有人以为我以前太多事，人家已经说得这么明白清楚，何必还用什么对于文艺思想的积极的意见？鲁迅先生一生

做人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里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这譬喻来得切确。不过人应该比牛稍微灵些，牛吃李家的草的时候早忘了张家，吃赵家的草的时候又忘了李家，畜生如此，也自难怪；而人的记忆力应该稍强些罢，在吃草喘气的时候，也该自己想想，你自己已经吃了几家的草，当过了几回“乏”“牛”！

鲁迅先生做牛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能用得太苦，第二个条件是不要专指为某家的牛，第三个条件是不卖肉。第一个条件能办到，用牛耕田转磨的主子可以体恤到这一点，多给几捆草，少写几千字，算不得什么，不过在牛一方面，这一点也是应该言明在先的罢了。第二个条件稍难，你流着汗给张家耕田，旁人自然就说你是张家的牛，你吃李家草，旁人自然就说你是李家的畜生，除非人家认识你，或是有人在你毛上打过一个烙印，印着“我是一匹丧家的乏牛，谁给草

吃我就给谁做工，救救罢，可怜的乏牛！”第三个条件又容易了——说到这里想起一桩事。

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上午十时，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全上海的革命团体在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号召之下，准备对于南京的四三惨案有所表示”。自由运动大同盟即是鲁迅先生领衔发起的。“有所表示”者，即“三四百个”人要冲进北京大戏院开会未果，被巡捕打死一个，而“留下一滩鲜血”是也。这事发生之后，颇有人为鲁迅先生担心，因为不晓得流了“一滩鲜血”的究竟是哪一位。尤其是，在某处听说“凡是左翼联盟的作家都要参加工农革命的实际行动”，一滩鲜血，喜欢“讽刺文学”的人，当然没人能不认为这是很大的牺牲；而在“普罗”一方面看，这又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了，幸亏事实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参加工农革命的实际行动”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萌芽》月刊第五号第三一○页称这位死者为“赎罪的羔羊”！）鲁迅先生的“不卖肉主义”是老早言明在先的。

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我在第九期《新月》与鲁迅先生无关的一篇文字里写了“ZZ党”的字样，我用ZZ代替另外两个字，这并不是我的“巧妙”，鲁迅先生发表文章的那几种杂志不是常常有XX党的字样么？大家似乎都避讳这两个字。例如《文艺讲座》第二九七页上还有“康命尼斯特”这样的一个名词，这岂不来得更巧妙。然而鲁迅先生以为我故意影射

他是ZZ党，所以“职业比刽子手还更下贱”了。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来不过就是那几家，张家，李家，赵家，要吃草还怕人看见，太“乏”了！《萌芽》月刊第五号第一二六页有这样的一段：

“鲁迅先生……将旧礼教否定了……将国家主义骂了，也将无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劳什子都骂过了，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 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罢？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

党罢？▲注：① 见鲁迅作《〈阿Q正传〉的成因》。

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与实人生离开。总觉得就沉静下去，我看中国书时，青年必读书先生鲁迅微信号：mr_lu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