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四翻译

U1 无名英雄：职业父亲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的孪生女儿出生后的第一次“约会”时，我和丈夫一起去看了一部名为《玩具总动员》的电影。我们很喜欢这部片子，但随后我丈夫问道：“父亲在哪儿呢？”起初我还认为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批评一部很吸引人的家庭影片似乎是太偏狭了。可后来越想越觉得这一疏忽太严重了。父亲不仅没有出现，他甚至没有被提到——尽管家中有婴儿，说明父亲不可能离开太长时间。影片给人的感觉是，父亲出现与否似乎是个极次要的细节，甚至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新闻媒体倾向于把父亲边缘化，这只是一个例子，它反映了在美国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化。大卫·布兰肯霍恩在《无父之国》一书中将这种倾向称之为“无需父亲”观念。

职业母亲（我想这应是与无职业母亲相对而言的）奋斗的故事从媒体上无尽无休地轰击着我们。与此同时，媒体上绝大多数与父亲有关的故事又集中表现暴力的丈夫或没出息的父亲形象。看起来似乎父亲唯一值得人们提及的是因为他们做家务太少而受到指责的时候（我怀疑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因为“家务”的定义中很少包括打扫屋顶的雨水沟，给汽车换机油或其他一些典型的由男人们做的事），或者是在他们去世的时候。当布兰肯霍恩先生就“顾家的好男人”一词的词义对父亲们进行调查时，许多父亲都回答，这一词语只有在葬礼上听到过。

这种“无需父亲”综合征的一个例外是家庭全职父亲所受到的媒体的赞扬。我并非暗指这些家庭全职父亲作出的承诺不值得人们的支持，我只是想指出正在实际生效的双重标准：家庭全职父亲受到人们的赞扬，而家庭全职母亲和养家糊口的父亲，所得到文化上的认同却很少，甚至完全得不到。

我们用来讨论父亲的角色（即没出息的父亲）的话语本身就显示出人们对大多数男人默默无闻而自豪地履行对家庭的责任缺乏赏识。我们几乎从来没听到“职业父亲”这一说法，在人们呼吁应该给予工作者在工作地点上更大的灵活性时，很少有人认为这种呼吁不但适用于女性，同样也适应于男性。我们这个社会表现出的是，似乎家庭职责对父亲来说并不像对母亲那么重要——似乎事业上的满足就是男人生活的全部。

更让人感到侮辱的是最近媒体的这种倾向，即把家庭主妇看成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就像一辆名贵的汽车，据说只有少数男人才享受得起这种奢侈与豪华。这暗示家里有家庭主妇的男人比那些妻子在外工作的男人日子过得更舒适，因为他们拥有全职管家这种“奢侈品”。然而，实际上作为家庭唯一挣钱者的男人要承受很多压力。当他们的那份工作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的时候，失业，或者甚至只不过是受到失业的威胁，对他们而言也构成了巨大的困难。同样，家庭唯一的工资收入者在想辞去不太满意的工作时，其灵活程度也要小一些，因为这种工作变换会使他们失去收入。此外，为了给家庭挣更多的钱，许多丈夫超时工作或兼做第二职业。对于这些男人来说，正是这份工作所支撑的家庭，使他们觉得值得付出。很多男人相信母亲待在家里对小孩十分重要，这种信念使他们十分乐意地担起家里唯一挣钱人的担子。

目前，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家庭中没有父亲会对小孩——继而也对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把“普通”父亲作为正面角色为未来的父亲树立榜样，相反地，却常常持放弃态度，认为传统的父道从最好的方面说已经过时，从最坏的方面讲就是危险的反动。这使许多男人对他们作为父亲的角色的价值提出质疑。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需要认识到，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是与母亲同等重要的，不仅仅在经济支持上，而且在感情依靠、教育和纪律训导方面都是如此。我们仅仅意识到没有父亲是一个问题是不够的，不能只是站在坟墓旁边哀悼“顾家好男人”的去世，随后又找一个人来替代他（请问一问已失去父亲的人，这是否可能）。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如何贬低了父道的价值，我们必须努力向男人们证明，他们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是多么不可缺少，多么重要。

那些每天都在努力去爱和支撑他们的家庭，力求做一个顾家好男人的父亲们，那些无名英雄，需要我们的承认，他们所付出的一切需要我们的感谢，因为他们值得我们的认同。

U2 颐养天年

人人都知道孤儿院和养老院绝不能替代家庭。人们的感觉是只有家庭才能给老人与幼童提供使他们会产生满足感的一切。对子女来说，享有父母的呵护毋庸多说，因为这是一种本能的父辈的情感。不过晚辈对于长辈的孝敬，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水往低处流” 所说，则需要由文化去培养。一个自然人必会爱其子女，但只有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才会珍爱和孝敬父母。这个爱老、敬老的原则最终成为了大众所信守的准则，并且根据某些著书立说者所言，在父母年老时能有幸在其身边服侍，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强烈的愿望。父母生病了却没有机会在病榻前亲侍药汤，亡故时未能亲临送终，已被有文化的中国人视为终身最大的遗憾。官员到了五六十岁尚不能迎养父母，于官署中晨昏定省，会被视为道德缺失而倍感羞愧，不得不常向亲友和同僚解释他不能迎养孝敬的理由。从前有个人，因赶回家时父母已亡故，悲痛之下说了这样两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在。”

在美国，身体健康且精神矍铄的老年人常对人说他尚“年轻”，或者是旁人说他们“年轻”，而实际上则是说他们身体康健。这似乎是一种语言上的不幸。老来健康或者说“长寿康健”是人生莫大的幸运，而改称之为“健康且年轻”，则会贬损其魅力，使原本很完美的东西变得不那么完美了。终究，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健康而智慧的老者更完美的了。他有着“红润的面庞，雪白的头发”，用和蔼的声音，谈论着人生世故。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所以画出来的老翁总是“红颊白须”，视之为尘世终极快乐的象征。美国人大概也看到过中国人所画的老寿星，他那高突的前额、红润的面庞、雪白的长须，还有他笑容可掬的神态！这是何等生动的画像。他手抚飘逸垂胸的长须，悠然自得。他何等的庄严，令人起敬；他何等的自信，没有人会质疑他的智慧；他何等的仁慈，因为他见闻了太多的人间疾苦。对于富有生气的老者，我们也会给予赞誉，说他们是“老当益壮”。

我丝毫不怀疑，美国的老人依旧要坚持说他们又忙碌又活跃这一事实，可以归为个人主义被推崇到了愚蠢的地步。他们以自主为荣，崇尚自立，耻于依赖子女。美国人在其宪法中规定了许多人权，但他们却很奇怪地忘掉了老年人应享受子女赡养这一权利，因为这也是因提供养育服务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有谁能够否认，父母年轻时为子女何等地辛劳，子女小有病痛必彻夜不眠地照顾，在子女还没有学会说话时给他们换洗尿布，耗费二十余载将他们养育成人，教会他们自立生活。当他们年老时，就有权得到子女的赡养和孝敬。在普通的家庭生活模式中能否忘掉个人的自立及其自尊？凡是人都是先由父母养育，后来再养育自己的子女，最后则理所当然地得到子女的赡养。中国人对生活的完整理念是以家庭中的互帮互助为基础的，所以没有个人独立的意识，因此，到了夕阳红的老年时期得到子女赡养时就不会有耻辱感，反而会因有子女赡养而倍感欣幸。

U3 网络版权执法——赚钱之道

丹佛——布莱恩?希尔，一位北卡罗来纳州20岁的博主，去年12月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一张机场保安人员搜身的照片，没想到由此引来了一场法律战。

一个月后，希尔先生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的一位记者，他正在调查一家专为报社代理版权诉讼的内华达公司。电子邮件通知希尔先生，他也是Righthaven公司起诉的对象之一。尽管那张机场照片在希尔先生从网上撤下之前就早已在网上疯传，但这张照片却是《丹佛邮报》11月18日首次刊发的。

希尔先生撤下了照片，但为时已晚。法院的传票送到了他的家里。该诉讼要求法律赔偿。尽管没有提出赔偿的具体数字，但希尔先生被控“故意”侵权，根据联邦版权法，在这种情况下诉讼方可获得高达15 000美元的赔偿。

“我很震惊，”希尔先生说。“我想，也许这是一个玩笑或者只是用来吓唬我的。我真不知道那张照片是受版权保护的。”

在过去一年，各大报纸一直在想方设法保护它们投放在网上的信息内容。Righthaven公司在科罗拉多

和内华达州针对未经《丹佛邮报》或《拉斯维加斯评论期刊》的授权直接在网上转贴的资料所提起的类似的联邦诉讼就超过了200起。

旗下拥有《丹佛邮报》的新闻媒体集团的副总裁莎拉?格兰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搜身的照片已在300多个网站上转载使用，而这些网站均未注明照片版权属于《邮报》或其摄影师。

《评论期刊》的投资人兼斯蒂芬斯媒体的法律总顾问马克?西纽贝尔赞同格兰斯的观点，说剪贴文章就是“窃取我们所编辑材料的潜在读者和网络流量。”

然而，一些批评家却争辩说，Righthaven公司的做法过于严厉，他们希望在人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违反了联邦版权法之前就速战速决。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对当事人进行警示就提起诉讼。Righthaven公司很少预先发出通知，要求网站撤下不属于自己的信息资料，而是直接索要赔偿，并要求取消该网站域名。

根据一些对此类案件兴趣日益浓厚的互联网法律专家的观察，这种行径十分简单:Righthaven公司搜寻在网络上转贴的报刊材料，通常是一篇文章、摘录或是一幅照片，再去获取版权，然后由公司就提起诉讼。

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高科技法律研究所主任埃里克?戈德曼说，在网上重新粘贴已发布的材料，如果未减少其原有市场价值，就适用“公平使用”的原则。关注该诉讼的其他评论家也认为，出于讨论的目的而重新粘贴的资料不构成侵权。

“许多被告对版权法知之甚少”，戈德曼先生说。“他们不是要与报纸竞争，而仅仅是不知道有关规定。”戈德曼先生曾向被Righthaven公司起诉的公司非正式地建议庭外和解。

“没有人真的相信从未在任何地方发表过任何东西的Righthaven公司取得了其诉讼文章的全部所有权，”兰达扎先生这样写道。他的法律小组最近提出动议，驳回Righthaven公司的其他两起案件，并指控该公司涉嫌版权索赔欺诈。

吉布森先生否认他们诉讼的特定目标是不知情的博主并提到对德拉吉先生的诉讼。Righthaven公司指控“德拉吉报导网站”未经允许贴出了机场保安搜身的照片。吉布森先生说诉讼最后达成庭外和解。“不管是粘贴显示在https://www.360docs.net/doc/427243266.html,还是https://www.360docs.net/doc/427243266.html,上，转移网站受众的危害已经形成，” 他说。“如果指控成立，说我们纯粹是一家贪婪的公司，而不是在推动版权法权益，那我们就不会处置网站受众转移的问题。”

格兰斯女士说，新闻媒体集团“审查过每一个违规事件，但只核准那些针对刊登广告而非从事慈善活动的网站提起的诉讼。”

希尔先生患有自闭症和糖尿病，和母亲靠残疾救助生活。他说Righthaven公司曾一度提出只需赔偿6 000美元，但遭到他的拒绝。科罗拉多州的一位律师大卫?科尔一直在为他进行无偿辩护。

一位主持该案件的联邦法官上个月批评Righthaven公司利用法庭与那些担心诉讼费用可能高昂的被告达成和解。不久后，Righthaven公司自愿放弃诉讼，声称之前他们的确不知道希尔先生的健康状况。但与此同时Righthaven公司在法庭文件中指出，放弃对该案件的起诉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起诉，并警告希尔先生不要再继续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资料。

希尔先生最近决定恢复自己的https://www.360docs.net/doc/427243266.html,网站，他把遭起诉后撤下的各种政治文章和自己的思考评述都加上了相关链接。在网站上，希尔先生也发布了一则阐释自己看法的告示，说明该网站所挂材料，即使未得到使用许可，也符合公平使用的原则。不过，这一次希尔先生说他会绕开任何可能会使他陷入与Righthaven公司产生麻烦的影像或故事。

U4 学英语既有乐趣又有回报

文学的研究——包含对哲学、宗教、历史事件的发展和观念由来的研究，不仅是文明的，同时是有教化作用的，而且是流行的和实际的。在所有从文理学院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人中，有六分之一的人主修英语。让人惊异的是，这些毕业生能胜任范围相当广泛的工作。他们的经验表明，这种广泛流行的偏见是错误的：即英语专业的学生只能从事新闻或教学工作。事实上，主修英语的学生也为未来从事法律、医学、商业和公职等职业做了相当好的准备。。

有人时常劝告期望上法学院或医学院的大学生要学习与他们的择业有直接联系的严格制定的课程。有

人还建议未来法学院的学生应该选修政治、历史、会计、商业管理甚至人体解剖学、婚姻和家庭生活等课程。未来医学院的学生被引导去学习多种理科课程，实际上，这些课程比他们考入医学院所需要的理科课程要多得多。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法学院和医学院却指出，如此专门化的准备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并不可取。没有什么“法律预科”课程：上法学院和从事法律行业的最好准备是培养学生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够进行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自我表述；能够对他人的动机、行动和想法进行敏锐的分析。这些技能也正是英语专业要教给学生掌握的技能。

此外，要进入法学院就读，通常需要具有合格院校颁发的学士学位，还需要拿到最低限度的各课平均积分点，并和在法学院录取考试（L.S.A.T.）中取得一个通得过的分数。这项测试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测试阅读理解、图形分类和书面材料评估等能力。测试的第二个部分是考核对英语语法和词汇用法的掌握能力，组织书面材料的能力和文字编辑的能力。第三个部分是检测学生的文学、艺术、音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显而易见，主修英语的学生参加法学院录取考试会得心应手。

至于医学院，入学要求主要的一条只是修满32个学时的理科课程。这一要求对主修英语的学生来说肯定不成问题。另外，许多医学院校要求学生必须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中达到规定的最低分，这一测试对全面发展的文科学生来说又十分有利。医学院入学考试检测四方面的能力：同义词、反义词和词语联想能力；从分数到立体几何学的基本数学知识；文学、哲学、心理学、音乐、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常识；以及熟悉中学和大学初始阶段教过的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基本原理的程度。理科基础扎实的主修英语学生完全有能力参加这一考试和医学院入学考试，他们的阅读、分析、阐述和准确交流的能力使他们更胜一筹。学医和行医只会从对人的行为的洞察中受益无穷，而这种洞察却是文学研究才能提供的。

很明显，如此的洞察力对计划从商的学生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这样的学生应该考虑的是，挑选主修对商科有侧重的英语课程是有优势的：这种课程的目的在于在提供文科教育的同时，也为从商做职业准备。对这种教育计划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技术性资格的毕业生能找到从商工作，但却经常难以居其位。《华尔街杂志》和《大学生就业杂志》都有报道，说越来越多的著名商学院的毕业生发现他们自己经常从一种工作或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工作或另一家公司，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干不了十二个月。雇主们抱怨说，这些表面上年轻有为的男女们根本不会有效地交流，因为他们的文字能力不够强；他们不能够从管理人员培训中学到东西；他们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口头表达；他们不能用书面形式报告他们的工作进展或问题；他们不能够指导其他工作人员。然而，分析和交流的技能却是管理的最根本的需要。

因此，偏重商业经营管理方向的主攻英语的学生，为未来从事商业管理做好了充分准备。对涉及从银行、保险到通信乃至制造业等众多领域的将近400家公司进行的有关调查显示，针对是否聘用具有英语学位文凭却没有受过行业领域的专门培训的毕业生这一问题，百分之八十五的公司说他们聘用过。拥有英语学位文凭的大学毕业生在营销、系统工程、人事管理、销售、编程、项目设计和劳资关系等领域都工作得十分出色。

主修英语的学生也正在各级政府提供的上千种岗位上工作。就拿可以算得是美国最大的雇主的联邦政府来说吧。从海军陆战队到矿务局，从商业部到国家公园服务处，联邦政府各种机构雇佣的劳动大军近三百万人。主修英语的学生适合做其中的许多工作。最近，向51个联邦政府机构调查了同一个问题：是否聘用有英语学位文凭而却没有受过专门行业训练的大学毕业生，88%的这些联邦政府单位的回答是肯定的。主修英语的毕业生能胜任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工作，从索赔审议到外交官再到公路安全管理专家等等。再说，那些要求高薪高位的人可能还需要参加一种考试，这就是，联邦政府每年都要举行的“业务和管理职业考试”借此对大约10 000种工作岗位的求职者进行考核，而测试的焦点仍然是语言技能：理解、分析、阐述、理解概念间逻辑关系的能力，以及解决用文字表述问题的能力。毫不奇怪，主修英语的学生时常在这一考试中获得高分。

简而言之，英语的课程既无局限性又很实用：学习英语是对职业生涯的绝好准备。

U5 华尔街反人类的经济罪行

美国国际集团的金融家们得到了千百万美金的奖金，因为他们的薪酬合同是基于他们完成的交易量而

非这些交易产生的后果。一位32岁的按揭贷款经纪人告诉我：“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签订交易??，至于交易的后果——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很多很多的商务高管们攫取了高额奖金，虽然他们撕裂了世界经济，造成千万亿美金的损失，使千百万的人的生活支离破碎。他们全然漠视处于这场危机核心的是令人恐惧的对人的摧残。

每天的经济新闻都让我不断想起45年前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为《纽约人》报作战犯审判报道时，她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剖析。阿伦特剖析了盲从与恶行之间奇特的“相互依存”，并试图以她的著名论断“平庸之恶”来捕捉这一点。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既不是道德败坏，也不是残酷成性”，而是“非常可怕的正常。”

远离现实

他是新型犯罪，是“行政大屠杀”的参与者，“在他实际上不知道或未察觉自己正在做错事的情况下”犯下了罪行。艾希曼别无动机，只是阿伦特所描述的“一种超乎寻常的寻求个人升迁的勤奋而已??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阿伦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种远离现实的心理和这种无思想的盲从会胜过所有的邪恶本性，从而引发出更大的惨祸，而这一点事实上恰是我们可以在耶路撒冷汲取的教训。”

诚然经济危机不是大屠杀，但我敢说，这场经济危机源于一种总是生产出类似疏离与盲从的商业模式，并因个体道德判断的普遍性缺失而进一步恶化。随着我们对金融机构内的这种行为的加深了解，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一种不计后果的体制，它奖赏交易却拒绝为这些交易的后果承担责任。银行家、经纪人和金融专家们都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商业模式的心甘情愿的参与者，该模式只颂扬有益于机构内部人员的做法，却不把机构以外的其他人当作人看而疏离他们。

此种制度化的自恋和对“其他人”的蔑视在次级抵押贷款行业及其衍生而来的投资业得到了终极的显现。有太多的案例显示，贷款人或投资者面临的明显风险却只是被视为无人应该对其负责的外部因素。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家庭会面临被迫舍弃房屋的困境，会有退休者陷入养老金风险的无底深渊。那些体制内部的人是看不见这种困苦的：它太遥远了，从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缺乏同情心

当处于战争状态时，由于情感上的疏离，人们更易于依据自己狭隘的个人利益而行事，缺乏通常的同情心。同情心能让我们察觉到他人的痛苦，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标志。自恋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现代的“情景”，促使个体无视自己的抉择的恶果，由此铺就了一条通往全方位的行政经济大屠杀的道路。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审判给世界传递了一条信息，即个体必须为其判断承担责任，即使他们“盲目地”顺应了无良组织制度的情景。这条信息并不仅仅局限于难以形容的大屠杀的恐怖行径。它也与任何情况下个体判断与制度程序之间的关系相关联。这条信息说：你不能把自己做下的坏事简单地归咎于体制。然而让世界为之惊愕的是，成千上万受托掌管我们金融福祉的男男女女们却全面系统地违背了文明行为的基本标准。他们无力辨别对与错。他们要么根本不判断，要么就根本不按自己的判断行事。这丧失底线的行为才让公众对离谱的奖励行为的每次披露都怒不可遏。公众的愤怒并不是渴望复仇，而是在反抗这个平庸之恶。

公众的愤慨是道德感的反应，它的着眼点比那些为保护自立经营的商业伎俩而设置的法律更深刻，也更真实。现今，人们的呼声是去找回属于我们的群体，回到人们能由己及人辨别对错的地方。公众需要——不，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们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和义务，判断出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即便那会意味着要面对法律诉讼和发怒的银行家们。

现在，有关千百万的人生死存亡的安全感已处于危险境地或被彻底摧毁。在这场价值堕落的浪潮中，没有谁会是安全的，而引发这场价值堕落浪潮的正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商业模式的平庸之恶以及那些不问是非、缺乏道德判断的参与者们。留给资本主义继承人的迫切教训通过所有的新闻标题正在发生效应：没有“他人”，只有我们。本应属于“他们的”伤害现在却成为了全世球范围的共有磨难。

这场经济危机已经显现出越来越多的诈骗、利益冲突、漠视困苦、推卸责任和个体道德判断的全面、系统性的缺失，这一切就制造出了一个行政经济大屠杀，其涉及面之大足以构成反人类的经济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