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企业边界

企业为什么存在？其功能是什么，以及什么决定了它们的范围？这些仍然是组织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业务主管和公司战略家的核心问题。1997年全球的公司并购总额超过了1.6万亿美元。如果没有某些潜在的经济收益，我们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投资银行家的酬金花在企业边界的调整上。其实，过去20年里大量的并购活动有力地表明，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决定了组织的边界。

对企业边界的研究肈端于Coase（1937）那篇著名的论文，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像经济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市场是非常有力又有效的配置稀缺资源的机制，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如此多的经济活动在正式组织内部进行。Coase认为其原因在于不完美信息的世界里存在交易成本。当市场交换的交易成本很高时，通过一个正式组织比通过市场来协调生产的耗费可能更低。

很大部分归功于Williamson（1975,1985）的工作，在近几十年，Coase 提出的企业边界可从效率角度来加以解释的基本洞见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通过更确切地区分不同环境下交易成本的性质和来源，我们对企业边界的理解将更加深刻。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焦点从Coase 最初所强调的协调问题转向企业边界在激励提供中的作用。特别地，近20年来，在企业为什么存在、什么决定了企业边界等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集中于所谓的“敲竹杠（hold-up）问题”。作文/zuowen/讲述敲竹杠故事的经典版本是KlEin、Crawford和Alchian（1978）；其

精髓由Grout（1984）加以模型化。一方为了和另一方交易就必须作出一项投资。这种投资是关系专用的；即，如果不用于支持双方这一交易，其价值在任何其他的用途中都将明显降低（也许降为零）。1此外，制定一份包括交易执行中可能产生的、影响投资回报分配的所有可能争端的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KlEIn、Crawford和Alchian（1978）所引用的经典例子涉及这样一种冲模，用它可以把钢材制成特殊车型的车身部分所需的特定形状（比方说，引擎罩或者方向仪表板）。这些冲模很贵——价值数千万美元。进一步，如果不用于制造该部件，它们几乎一文不值。假定冲模由外部供应商购买并拥有。那么，这个供应商很容易被敲竹杠。因为任何最初契约都是不完全的，所以要求双方就他们未来关系的性质和条款进行谈判的情况很可能发生于这种投资被作出之后。这种事后讨价还价，2使汽车制造商可以利用冲模不能他用的事实来迫使供应商降价，从而攫取供应商所期望的部分投资回报。因此，该供应商就不会投资于专用性资产，或者它可能花费资源以保护自己不受敲竹杠威胁。两种情况都会产生非效率：或者市场不能产生最优投资，或者社会资源被花费在保护措施上。让汽车公司拥有冲模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论文网

如果供应关系面临更广泛的敲竹杠问题，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垂直一体化，所有的车身部件都由内部而不是外部供应。企业的组织或治理结构因而被看作处理敲竹杠问题的机制。

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评论主导了企业边界研究的两个分支：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两种理论尽管在经验涵义上完全不同，但都注重

产权在不完全签约和潜在敲竹杠的世界里支持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作用。这类研究是很有教益的。

然而，在本文中我们主张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企业及其边界决定因素。企业是协调和激发个人活动的复杂机制。它们必须处理更多类型的问题，而不只是提供投资激励和解决敲竹杠问题。所有权模式不只是由于需要提供投资激励，提供投资激励的手段有多种，所有权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注重一种手段解决一个激励问题的方法只能狭隘地认识企业的性质，并造成潜在误导。

为了支持我们的命题，我们首先指出这样一些情形，其中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看来很高、签约也不完全，但它们的所有权模式用交易成本理论或产权模型都难以解释。对比美国和日本汽车产业中的传统供货和分包惯例是我们最乐于讲述的例子。另一组例子所呈现的是，敲竹杠问题看来很小，因此边界选择必然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驱动。我们的例子意味着，所有权模式还对应着代理问题、对普通资产的关注、传递知识的困难和市场监督的利益。这些含意是尝试性的，我们承认它们大都缺乏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我们提供这些例子只是希望激发新的理论研究。思想汇报/sixianghuibao/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不是一项调查。在我们的阐述和引证中有不完整之处。事实上，我们知道有许多优秀的论文与我们的观点或例子有关，但由于篇幅限制而没有引用。希望被忽略的那些作者能够谅解。

一、理论背景

在敲竹杠问题及其对企业边界的涵义等方面的讨论组成了一系列优

秀的参考文献——包括Williamson（1975,1985）、Klein等（1978）、Grossman和Hart（1986）及Hart和Moore（1990）——它们好像是一个连贯的所有权理论中的许多建筑砖块。其实并非如此。这些文献之间的确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它们都认为契约不完全必然导致事后讨价还价，引发潜在的效率问题。然而这些故事的详细逻辑并不相同，从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经验预测。3我们对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的简短评论正是为了凸显这些差异。

现代交易成本经济学始于Williamson。他的观点多年来有所变化。其早期工作（Williamson,1975）倾向于强调双边关系——如非对称信息下的讨价还价——产生的非效率，而不是关系专用性投资和敲竹杠，但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更加关注初始的专用性投资（Williamson,1979,1985）。然而着重点上的这种转变对Williamson理论的操作内容影响不大，他仍然坚持早期思想，即人们必须区分出单个交易的关键维度，以便使每一个交易在用这些维度来描述时，都能被映射到一个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中。代写论文

Williamson（1985）提出了三个关键的交易属性：频率、不确定性和最特别的资产专用性（由中断关系的预期经济利益来度量）。他认为每一属性肯定与内部治理的采用有关。其基本逻辑是，更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程度的资产专用性，尤其是在二者同时存在时，导致了更复杂的签约环境以及在关系已开始、承诺已作出之后再行调整的更强烈要求。他认为，一方已正式控制了交易双方的科层关系可以比市

场关系更轻松地解决潜在争端。交易频率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交易越频繁，建立一个非市场的治理制度的固定成本就越广泛地分散。为了进行后面的比较，我们要筛选出Williamson三要素范式的几个突出特征。首先，它与预先的（up-front）事前投资的直接成本无关。比如，考虑以下两种情况，1000万美元和1亿美元的专业化资产，如果在两种情况下这些资产的价值在关系内比在关系外的超出额相同，那么二者之间不存在差异。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预先的耗费：最初的、事前的“投资”恰好是最初无成本的选择，如选择交易伙伴或标准或限制一方事后选择的其他约束。Williamson（1985）特别关注最后那种情形，他认为，当一种交换关系从事前的具有大量潜在交易伙伴的竞争环境，转变成事后的只有少数交易伙伴的情况时，一旦作出了承诺，便发生了“根本性转换（The 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该理论不考虑最初投资水平，因为它假定，这种投资计划是完全可签约的（如汽车冲模投资的例子所示），因而不会出现激励问题。论文代写

第二，在Williamson的方法中，资产专用性的隐含度量是投资所创造准租的总水平。如果是两方，比方说一个买者B和一个卖者S，资产专用性和总准租由V－VB－VS来度量，此处V是在持续关系中联合控制资产（jointlycontrolledassets）的资本化价值，VB和VS分别是B 和S单独控制资产时的资产价值。在这一式子中，起作用的是总值VB+VS而不是个别价值VB和VS。因此，对于同一水平的资产专用性，一方占主导地位的非对称关系与对称关系是没有区别的。

第三，如果更一般地考虑到官僚和科层成本，那么把交易当作分析单位便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些成本很显然不是与单个交易有关，而是与科层所涵盖的整个交易集有关（Milgrom和Roberts,1992,pp.32-33）。最后，Williamson认为在不确定性、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水平不高从而不能使交易退出市场的情况下，市场交易是比组织内交易更优越的默认形式（default）。因为市场是这种默认形式，所以其收益不能像它的成本那样被清楚地说明。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运行中的市场是一个黑箱，就像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企业一样。Williamson等人引证了各种限制企业规模的条件——官僚成本、个人激励弱化、内部游说的危害，等等——但这些成本都不容易度量，并且（也许出于这种原因）它们也没有起到多大的经验作用。4 毕业论文

Grossman和Hart（1986）所倡导的现代产权方法的一个主要强势是，它不依赖于非人格化的市场，却能清楚地说明了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5该理论用非人力资产所有权来界定企业特征：企业就是处于共同所有权下的一组资产。如果两项不同的资产属于同一所有者，那么就只有一个一体化企业；如果它们属于不同的所有者，那么就存在两个企业，这两者之间的交易就是市场交易。有关资产所有权的决策——从而企业边界——是重要的，因为在不可预见的、未经约定的偶然情况迫使双方去协商他们的关系如何继续时，控制资产的所有者便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某项资产的所有者可以决定该资产如何被使用和被谁使用，只受到法律和隐含于特定契约义务的约束。资产变成讨价还价的杠杆，影响新协议的条款，从而影响得自关系投资的未来支付。

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相反，标准的产权模型假定所有讨价还价，包括任何发生在投资被作出之后的讨价还价，都是有效率的。因此，每件事都体现了所有权如何影响初始投资，但不同于Klein等人（1978），根本差别在于这些投资是不可签约的。6

为了阐述明确，在Hart和Moore（1990）的论文中，每个代理人作出（不可签约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人力资本与一组非人力资产是互补的。每个代理人必定拥有他或她自己的人力资本。然而非人力资产的所有权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一旦投资作出，事后讨价还价决定了投资回报的分配。这种讨价还价可能使每一方——即买方B 或卖方S——得到其单独控制资产时的所得VB或VS，再加上合作所创造的部分剩余。论文代写

具体地，双方支付的形式是Pi＝Vi＋1/2(V－Vi－Vj)，i,j=B,S，这里与前面一样，V是合作的资本化价值。所有权影响分离支付VB和VS，因为某一特定资产的所有者在不能实现合作时，可以拒绝另一方使用该资产。所有权不影响V，因为双方合作时所有资产都被利用了。每一方的投资都不影响对方的分离支付，因为如果他们不合作，那么任何一方都不能得到对方的人力资本及其投资。个人投资激励由支付函数PB和PS的导数决定。如果在所有投资水平上都有V≡VB＋VS，那么投资的个人回报正好等于社会回报，由V的导数来度量。这种情况对应于竞争市场，因为B和S之间不存在创造额外价值的特殊关系；双方的福利与他们和外部人交易时相同。然而，一般情况下社会回报与个人回报并不相等，从而造成非效率投资。特别地，如果支付函数

是超系数的（supermodular），7一方增加投资所得的支付随着该方可得的非人力资产总量和对方投资总量的增加而递增，那么就会出现投资不足。我们可以让某一方控制更多资产来强化其激励，但这必然削弱另一方的激励。这里存在一个两难冲突，因为所有权份额不能增加到100％以上。这一两难冲突决定了有效的所有权配置。

从这一模型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例如，当买方B的投资比卖方S的投资（对产生剩余V）变得更重要时，B应该拥有更多的资产。使VB 对B的投资最敏感的那些资产应该由B拥有。如果一种资产对B的投资没有影响，那么它应该由S拥有。因此，外部人不应该拥有资产——否则便会浪费对激励提供非常宝贵的讨价还价筹码。出于同样原因，联合所有权——意味着双方都有权就资产使用进行投票表决——决不会是最优。作为一个推论，只有联合使用才有价值的资产决不会被分离地拥有。论文代写

尽管经管人们经常强调完全互补资产的联合所有权、外部所有权和合作所有权（coownership）的这些内涵，但我们要记住，假定的稍微变化就可以轻易地推翻它们。例如，在投资改善了非人力资产时联合所有权是理想的。如果双方为了提高其讨价还价地位过多地投资于改善他们的外部机会，那么第三方控制是理想的（Holmstrom和Tirole,1991;Holmstrom和Milgrom,1991,1994;Rajan和Zingales,1998）。并且大多数结论对于采用的特定讨价还价解是敏感的（deMeza和Lockwood,1998）。各种产权模型的变形都依赖于这样一种核心思想，即资产所有权影响讨价还价的结果，从而提供了影响激励的杠杆。

与Williamson的三要素框架相反，产权模型中没有不确定性。频率也不起作用（尽管它可以和一些有趣的结果一起被介绍，如Baker、Gibbons和Murphy,1997,或Halonen,1994）。最令人吃惊的是，资产专用性水平对所有权配置没有影响：不管我们增加一个多大的常量以增加总剩余V，模型的预测结果也不会改变，因为投资决定于边际回报而非总回报。这对经验研究来说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没有价格时的边际难以观测，部分原因是，与均衡投资回报有关的一些关键边际从来就没有被作出过。事实上，如Whinston（1997）所说，适合于检验Williamson三要素框架的大量经验研究对现代产权模型没有任何说明作用。简历大全/html/jianli/

如前所述，产权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同时说明所有权的收益和成本。市场被等同于讨价还价和必要时携资产一起退出的权利。这大大澄清了市场的制度作用和提供企业家激励的价值。但是，在产权模型里，企业定义是不明确的，人们实际上还不能清楚解释B和S的特性。在企业家解释中，B和S只是单个个人，但这看来与经验不符。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成员超过一个人，那么有人必然要问，如何解释不可转移的（人力资本上的）不可观测投资呢。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个人对立面的企业必然拥有资产。现有的产权模型如此追求形式，以至于不能回答这些问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