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人文地理学试题

一、试论当代人文地理学者如何透过（1）性别（2）阶级（3）族裔（ethnicity）（4）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等概念来探讨社会分化与空间分化之关连。请择其一说明之。

二、「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环境变迁(global change)」分别是主导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环境与地球科学学术议程的重要发展脉络，试问地理学的学术研究版图(research landscapes)在研究议题、在理论与方法论上如何回应此攸关社会经济与环境之全球性的变迁趋势？

三、试论运用「模式」进行地理学研究的优势与限制。

四、请就所知说明非线性现象在自然地理方面的例子。可以从混沌、复杂现象谈起。也可以讨论实证论在自然地理研究方面的优点和限制。

五、In this department as well as in most geography departments in the U.S. And Europe,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Geography courses? State your reasons to either support or oppose this course requirement.

在本系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地理系，GIS（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历史和地理哲学课程？试以支持或反对参加这门课程要求的态度，说明你的理由。

1、试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新文化地理学（new cultural geography）的发展如何让人文地理研究者重新省思当今全球化空间尺度的生产与运作？

2、何谓族群？人与社会地理学在族群的研究有哪些议题？试以其中一个族群为主题（例如老人或妇女或特定族裔…）提出你的研究概念内涵、相关理论以及地理意涵。

一、近日来国际传媒版面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国际粮食价格的危机(food price crisis)，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已尝试启动全球的机制，期望能缓和粮食价格的巨幅提升，以解除全球上百万贫穷人口所面临的飢饿危机。试从地理学近年来比较受到关注的研究课题与研究取径为讨论基础，尝试模拟与预期西方先进国家的地理学关注将以何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径来探讨上述的粮食价格危机？

二、地理学兼具自然及人文的二元性，学术范畴常和相关的自然及社会学科重叠能难以凸显特色。请以你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为例，说明这项研究为何要在地理学系进行、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又将对你的研究何帮助。

三、What are som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of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how do we recommend incorporating the two approaches into research?

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长处和弱点是什么，我们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同时纳入到研究中？

1、1980 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理解现代生活人造环境变迁的关键。试从文化景观切入，举你最熟悉的一个例子（如时尚景观、观光节庆、文化遗产等）具体说明全球资本主义情境下文化空间之生产所牵涉的语言（rhetoric)、意象（image）、公共政策、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及实质空间（physical space）改造之过程与影响。

2、David Harvey 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之一是于1989 年发表的“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城市管治的转变）。该文出版至今已近二十年，文章的时空脉落与现今社会似乎不尽相同，而社会科学对于全球化以及都市与区域议题的理论讨论也有长足进展。请以你最熟悉的一个经验个案，对这篇文章进行批判性的回顾(critical review)。

Harvey, D.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B (1): 3-17.

In recent years, urban govern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occupied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new ways in which to foster and encourage loc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rowth. Such an entrepreneurial stance contrasts with the managerial practices of earlier decades which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local provision of services, facilities and benefits to urban popul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xt of this shift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seeks to show how mechanisms of inter-urban competition shape outcomes and generat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reby brought into focus in a period characterised by considerab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近年来，城市管治已日益关注于探索的新途径，以此来促进和鼓励地方发展和就业增长。这样一个企业家的立场，与前几十年的管理实践主要集中在当地提供的服务，设施和城市人口的利益形成对比。本文探讨了这种转变的背景下，从管理主义在城市管治的企业化，力求展现城市间竞争形状形成的机制和产生的宏观经济后果。城市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乐观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是的特点成为关注的焦点。

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通常简称―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

Harvey认为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是历史发展中，都市过程脚色的一个阶段，新都市政治与都市政权与都市治理并非仅是都市对的响应，而是触发竞争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的开始（Ward, 2003）。而都市并非完全无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藉由开发或再开发相较于其它竞争都市的比较利益，都市仍有调节和创造其命运的能力，也因此彰显了企业主义中地方依赖利益与地方经济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都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在全国和国际上都变得重要。有人认为企业主义是指都市治理中的行为模式,它混合了国家权力(地方,都会,区域,国家或超国家),以及市民社会里各种组织形式(商会,教会,教育和研究机构,社区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等),以及私人利益(企业与个人),以便形成推动或管理某种形式之都市∕区域发展的联盟。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有众多研究,显示这些治理体系(有各种名称如「都市政权」(urban regimes),「成长机器」或「区域成长联盟」)的形式,活动和目标,随著地方条件和运作其间的各种势力的混合,而有极大的变异。这种都市企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形式之全球化里的角色,也已经有相当仔细的探讨,最常见的是摆在地方–全球关系和所谓的「空间–地方辩证」的标题底下。大部分曾经探究这个问题的地理学者,都正确地得到结论,指出若认为全球化是影响地方发展的因果力量,便犯了个范畴错误。他们正确的主张,此处攸关利害的是跨越不同层次,相当复杂的关系,地方的创制可以向上浸透到全球层次,反之亦然,同时位居特殊界定之层次——都市间与区域间的竞争是最明显的例子——里的过程,可以重塑全球化所依存的地方∕区域形貌。因此,全球化不应该看成是没有分化的统一体,而是全球资本主义活动和关系,在地理上接合起来的模式化(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ism）是与商业风险承担和利润导向的企业活动相联系的价值与实践。随着全球政经体制由「都市管理主义」(Urban Managementalism)转向「都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1迈进的时刻，各地域形塑新型式的竞争体制，必须以独特的「地方特质」吸引全球有限的流动资金(Harvey,1989a)。―城市形象营造‖（place making）与―城市推销‖（city marketing）是近些年来城市规划与管理中非常热门的概念(叶嘉安, 200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间对资金、人才和其他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以至于有人将1990 年代称为―地方战争‖（place wars）的年代（Haider，1992；Kearns & Paddison，2000）。―地方‖（place）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简单的地理概念，它在复杂多变的全球

化时代正被赋予更加动态、多元化的内涵（Madanipour，Healey & Hull，2001）。在营造城市形象的热潮中，―地方‖本身被当作一种商品（commodity）来经营和推销，其目的是通过改善城市面貌来提高竞争力、吸引投资和游客，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的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西方主要国家，原来以政府为主的城市管理模式（urban managerialism）正让位于所谓的―城市企业化‖（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模式（Harvey，1989），即象经营企业一样来管理城市，政府放弃了以往长期采取的福利主义原则，而把依赖、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外来投资放在首要的位置。在这样一种转变中，城市中各种利益集团，如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等，为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趋向于结成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即Logan 和Molotch（1987）所称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或―增长机器‖（growthmachine），或Stone（1989）所称的―城市政体‖（urban regime），来进行―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高流动性，使得政府必须付出种种努力，挖掘潜力、发挥优势，提高区域竞争力，才能将资本留在本地并且吸引其他更多投资。这种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多元化的城市管治模式正在取代原来由政府主导、指挥型的传统模式，成为城市发展、建设与管理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