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据”，学者对此的表述不尽相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的处理的依据。”[1]也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是指要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忠于事实真相。”[2]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忠于事实真相，这种事实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务求查明真实情况，还事实的本来面目。”[3]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表述中，都把这个“事实”当作案件客观事实，是纠纷冲突事实的真相，即客观真实。作为办案法官不能亲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而是居中裁判的角色亦排斥法官的证人地位,法官不能依据其亲历的案件事实进行裁判。这样,法官据以作出实体处理时只能通过由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方式呈现在法官面前。当事人的举证是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必须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法官不能凭直觉认定该事实,无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依据以作出实体裁判。因而证明标准的设置和掌握的宽严将影响实体处理的结果。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证明标准在程序法上的意义是指证明标准是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其举证责任的客观标志。当案件事实依据证明标准被判断为真实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的举证即告完成,其举证责任即告卸除。于此情形,法院应依据已经证明确认的事实进行裁判,不得另行科以举证责任,换言之,在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依据证明标准完成其举证时,法官应终结调查程序,从而使案件得到及时的处理。明确证明标准的程序意义,有助于防止重复开庭,反复调查和久拖不决。公正和效率是民事诉讼中的二个重要价值。迟到的公正不能说是真正的公正。
二、证明标准模式
模式通常是指事物的标准形式标准样式。证明标准与证明标准模式是个需要加以区分的概念,二者提区别在于,证明标准模式以证明标准具有更强的概括力,同一模式可以容纳多个不同证明标准。因而证明标准模式具有更强的指导性,而证明标准则具有具体的应用价值。此外,证明标准模式具有体制构建的意义,即应如何构建整个诉讼证明体系,而证明标准仅是判断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那种把证明标准模式与证明标准混为一谈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关于证明标准模式,学说上主要有“形式真实”,“客观真实”二种。“形式真实”有二种含义,一种是指存在于封建制度下法定证据原则,即要求法官只能依照法律预先对证据所作的各种规定来判断和运用证据,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另一种含义是指存在于西方自由心制度下的证明标准模式,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认的案件事实并非客观的真实或案件的真实,而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依据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把自由心证列入形式真实模式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自由心证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中的确立,是反对封建形式真实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法官发现客观真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对我国司法诉讼制度中采用“形式
[1] 参见张永泉，以事实为根据之辨析，法学，1999年第3期，8页
[2] 前引 [1]，第10页。
真实”模式还是“客观真实”模式学界有过激烈的论争。
我认为“客观真实”模式应是我国证据制度应采用的模式,理由是：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具有一些典型或标准意义,也可以形成或确立一种模式即体制概念下的模式。体制一般是指客观方面的具有一抽象性的态势,而模式是指比较微观或具体的内容。尽管发现客观真实在诉讼中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这种诉讼体制证明标准模式应有利于发现客观真实。学者们经常引用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像照相机般的功能，不能够准备无误地观察，固定以及复忆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所观察、叙述的事物受到了自身认识能力、周围环境状况、个人成见、预期倾向性以及律师对有关事物作出技术描述的极大影响。”因此，程序正当对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证据运用是一种现实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不能过高追求那种超越客观实际的“客观真相”的标准模式。[4]“法律真实”的理由是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在裁判上必须治循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可以说是在实质上是从法律的角度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作出认定。法律真实的观点忽视了证据标准模式在诉讼体制中的构建含义,放弃了诉讼中发现真实和实体公正这一重要价值,是不可取的。在民事诉讼中再现的事实，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下的实际真实。原始状态下的事实不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度和规则的审查、判断、认定，就不能产生法律上的后果，而法律意义上的事实是实际事实因素与法律相结合的产生。根据程序公正的要求，诉讼中再现的事实，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受制与法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认定的法律上认为是真实的事实，才是法官据以定案的根据。同时，“法律真实说”还认为，在法官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应当设置相应的制度予以程序上的保障。[5]（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实事求是原则在我国法学中长期居于指导地位,但近年来该原则不断受到非难,大有将其逐出法学领域之势。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求要忠实于事实真象,就是必须对证据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实事求是原则要求在诉讼中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证据,努力发现案件客观真实,但从不认为被认定的案件事实一定是客观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备的逻辑体系。唯物认识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人的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人类有认识世界的能力,通过调查研究,客观的事物真象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认识又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现和把握客观真实。从古至今没有一种证据制度承认自己的诉讼制度不要求真实（只不过人们对“真实”有不同的理解而已），否则，就失去了正当性，也不可能确立裁判的权威。而法律真实是最大可能地追求“制度上的真实”，它只是强调程序和制度安排的确定性，追求自然真实（客观真实）与制度真实的结合，而并不是要排斥客观真实。这是法律真
[4] 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168页
[5] 参见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三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84页
实观的基础和前提，离开此一前提，法律真实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6]实事求是原则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属于方法论问题, 在法学上对实事求是原则的非难错误地把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视为检验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标准并将二者混为一谈,也是不可取的。审判实践中：原告持有效的借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则认为借据是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写的，究竟是否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取得，被告提不出证据予以指明，法院也无法查清“客观事实”，只能以现有的证据认定作出借债还钱的裁判。即采用了“法律事实”。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客观真实标准模式的使命在于通过一定的措施将案件事实的查明提供最大的可能性,但能否实现这种可能性将依赖于案件审理过程的具体操作。一般情况下,按合理的体制设计下的证明标准模式进行操作最能发现案件真实。一种观点认为,诉讼中的推定和“拟制”使得发现客观真实成为不可能,因而客观真实模式没有现实可行性。笔者认为,推定乃是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当某一事实存在时,推定另一事实的存在,通过推定确认的事实虽然具有一的盖然性,但推定允许以举证的方法推翻,因而推定并不防碍事实真相的查明,反而能及时有效地查明事实真相。如果依据推定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那并不是推定制度的必就结果,而是推定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而法律拟制不在于事实的认定,而在于法律效果的赋予。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前已论及,在客观真实标准模式只是为发现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性,要受到诸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诉讼证明是以追述的方式实现的。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案件事实已成为过去,并且不可能重现,所以只能采取痕迹的方法由搜集到的证明材料以推论的方法来追述事实。而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已灭失变形,即使证据确实存在,亦不可能全部被搜集并提供法庭,因而可作为推论的“痕迹”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这种推论往往具有间接性,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在此情况下要实现绝对性认识往往是十分困难的。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诉讼证明是通过证据认事实的过程。认定事实的真实依赖于证据的真实。而证据真实性的确定往往是困难的,不可能确保据以进行证明推论事实是百分之一百的真实。如证人之证言可能因其记忆力、判断力、作证动机的影响而失真,依据这种证言所为之推论不可能存在绝对的真实。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经验法则与科学法则不同,前者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自相矛盾的证言不可靠”,这是一个经验法则。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证人因思维混乱尤其是在法庭众目睽睽之下作证容易导致思维的混乱,从而作出自相矛盾的证词。而这些证据可能存在真实成分。依据“自
[6] 参见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11页。
相矛盾的证言不可靠”的经验法则排除该证言所得到的结论,并不绝对的真实可靠。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诉讼证明作为对既往事实的主观回复,不同于科学原理的证明。科学原理的证明的特点是以既存的事实证明构想（理论）,可以用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办法检验其真实性。而诉讼中的证明是用证据证明事实,不能用回溯的办法进行验证,因而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4月1日实施之前，我国三大诉讼法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所谓一元化证明标准,是指无论民事诉讼抑或刑事诉讼在要求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上实行同样的,无差别的标准,即事实清楚、明确,证据确实、充分。具体表现在：1、据以定案的证据已查证属实；2、案件的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一元化证明标准存在明显的弊端。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具有公安、检察机关同样的取证权力和技术手段,要求当事人承担与公安、检察机关同样的举证责任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性质不同,前者解决的是有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争执,涉及到刑事被告人人权的维护,后者解决的是私人利益的争执,因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二者不宜一概而论。学者刑事诉讼中实行“按情理无可置疑[7]”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实行“证据优势”标准。
所谓证据优势标准,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所提供的证据应此对方更为优势,如其未能提供这一优势证明,应承担不利裁判的后果。我认为证据优势标准应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理由是：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证明标准与道德成本相关。道德成本是指错误的判决所实际造成的损害。在大部分的民事案件中,双方的道德成本是相等的。因而是在证明标准的设置上,不能要求哪一方提供十全十美的证明,只能把双方所为之证明放在一个利益的天平下进行考量,依据“优势”的标准认定案件事实。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在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下,证明活动的完成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换言之,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完成其举证任务,并不单纯依赖于己方的举证,还取决对方的证明活动。对方的证明活动客观上存在二种可能：一是证明的助成,即帮助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完成其证明,如自认,对方所举证据不予反驳,反驳过程的自相矛盾等。二是证明瓦解,即相对方提出证据或提出反驳意见,使该有举证责任一方的举证全部或部分归于无效。于此情形,非依证据优势原则不能判别负有举证责任一方的证明活动是否完成。
[7] 参见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47页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证据优势标准作为裁判标准,在法庭调查或阶段性调查结束前,当事人无法准确地预测己方所为举证是否达到了法官所要求的优势,因而都能尽其所能地举证,这样各方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都充分地被调动起来,而当事人的积极举证,就为法院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便利。如不采用证据优势标准,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必然消极地等待对方举证至足以使其承担民事责任的程度,这对于发现客观真实十分不利。
总之,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相适应,既充分体现了客观真实模式所要求发现案件真实的法律理想,又顾及了诉讼技术性、操作性的现实特点以及程序正当的要求,因而应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参考文献：
“张永泉：《以事实为根据之辨析》，载《法学》1999年第3期。”
“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载1997年版”
“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三卷），载2001年版”
“李国光：《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国法制出版社”“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载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郭明瑞、房绍坤、于向平：《民事责任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版”“梁慧星：《民法总论》，载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谢邦宇、李静堂：《民事责任》，载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董安方：《民事法律行为》，载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版”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行政诉讼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表明一律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不符合行政诉讼工作的现实需要。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上，我们应当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为一般标准，优势证明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补充，结合具体行政行为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确定案件的证明标准从而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这样才能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 关键词：证明标准，行政诉讼，多元化
Abstract：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ts own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ndicated that all uses “the case fact to be clear, the evidence is truly full”the proof standard has not me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work realistic need，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proof standard's suitable question, we must use clear and the convincing standard are the general standard, the superiority proof standard and the elimination reasonable suspicion proof standard are the supplements，Union concrete administrative action factors and so on type, administrative case's nature and to litig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influence's size, determined specifically case's proof standard can guarantee the greatest degree makes the correct judgment, the greatest degree realizes can meet the modern government by law requirement like this fairly with the efficiency, is helpful in realizes judicature's fair， Keywords：Standard of Pro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multiplication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览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自己总结)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者证明要求,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是诉讼中担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诉讼主体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只有达到证明标准，该诉讼主体才能卸去其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法院也必须根据证明标准衡量待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诉讼当事人，证明标准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简而言之,证明标准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所应达到的最低证据要求。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含义 证明标准的抽象性以及具体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 第二种观点：德国科隆大学著名证据学家汉斯·普维庭认为“证明尺度也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心证” 第三种观点：墨非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和证明力的测试仪。” 第四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如卞建林等认为：“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份量相对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份量来说，应当超过多少。” 证明标准不可能仅仅只是用言语做出精彩明晰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证明标准做出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证明标准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人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要求，如果证明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来讲，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说是证明标准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三是从证明标准自身的性质来讲，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尺度。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对证明标准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有关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对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即控辩双方承担证明责任适用差别证明标准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同时也给诉讼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根据 一、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在一个国家的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应否分为不同的等级或层次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观点或做法：一种是一元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所有诉讼活动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另一种是多元化的标准，即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活动有多种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根据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随着诉讼活动的依次推进，后一阶段对证据质和量的要求应高于前一阶段；实体法事实的
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案件主要事实或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同证明主体因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导致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多元化的诉讼标准兼顾了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各种因素，有利于诉讼活动中各种价值的目标的平衡，也有利于司法人员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和运用，因此得到了各国的青睐，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二、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理论根据 （一）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刑事诉讼是代表国家的追诉方与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刑事制裁所做的较量，是围绕公权力与自然人私权利的正面对抗，客观上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不平等争诉。作为矛盾的双方，国家公诉权天然地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在以控制犯罪为首要价值的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普遍容易遭到漠视。在有着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当作敌人予以打击的传统中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始终处于相对弱小的诉讼地位，不足以在控辩审三方构成的诉讼结构下与公诉方的权力形成张力，进而支撑起正三角形的可视的程序正义。而保障人权是现代
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内容提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而证据制度则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但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争论。本文对“以事实为根据”作了论述，进而认为证明标准有其客观性，指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矛盾，建议修改。 文中引言部分解释了什么是证明标准，并由此引出问题，第一部分“以事实为根据”中，就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来定性，证据制度、剖析其客观原因，从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审判制度不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的规定，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等四个方面作出了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证明标准的理论现状与思考。文中逐点逐条列出了学术界中关于“以事实为根据”的证明标准的各种看法和见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从五个方面解析了客观真实说，即认识过程、现行立法规定、审判权要求、经济诉讼原因、民事举证分配五个方面。 第三部分，从理论结合实践论述了法律真实标准的实质。 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实践中的质疑，提出建议。 关键词：事实；根据；民事案件；证明标准；证据制度；民事诉讼
引言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法定的证明程度、证明度等，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一定的事实或者形成一定的诉讼关系对诉讼证明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在何种证明状态下可以采取某一诉讼行为、启动某一诉讼程序或者实现某一诉讼结果，这种证明状态体现为一定质的和量的证据所能达到的揭示全部或者部分案情的明晰程度。[1] 自从彭真同志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来，我们一直以此作为诉讼中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刑事诉讼法第6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但近年来多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此不应该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其中涉及怎样的争论，我们又该建构怎样的证明标准呢？笔者对此谈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以事实为根据” 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学者对此的表述不尽相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的处理的依据。”[2] 也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是指要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忠于事实真相。”[3] 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忠于事实真相，这种事实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务求查明真实情况，还事实的本来面目。”[4] 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表述中，都把这个“事实”当作案件客观事实，是纠纷冲突事实的真相，即客观真实。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 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一证明标准具有阶段性，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二关联性高，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三符合客观事实。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一个依据想要被法官认定为事实，成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就需要有一定的证明力，达到法律既定的标准。那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相信这是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认定的，属于违法;对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的，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诉讼中，如果待证事实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时，该待证事
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已达到证明标准时，法院就应当以该事实为裁判的依据。 二、证明标准的特征 1、证明标准是主观的 这是因为任何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并为人所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堕胎在一些国家是犯罪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是一项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从而导致了评价同一事物或行为标准上的差异。同时标准的适用也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因为标准本身不能去主动评价客体，评价只能是人的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离开了主体标准就无法与被评价物发生联系。 2、标准应当是确定的 标准的确定性意味着他不是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我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这也是使用标准去衡量事物的前提。人们之所以需要标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用同一尺度去评价事物。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证明标准的确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证明标准作为法律对人们行为以诉讼方式进行评价的尺度，决定了哪些行为或法律关系将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也保证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 2016年03月30日14:26新浪司法 阅读提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待证事实就算得到证明，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就应当认为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条规定正式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新刑诉法第53条明确规定，认定证据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证明标准具有模糊性的特征，精确界定证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对证明度的内容表达描述，任何表达其实都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容或比喻。这是因为作为衡量认识程度或状态，证明度看不见摸不着，只是人们心中一种共通的理解或认识。”因此，证据是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需要综合法官所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比较相反证据，结合法官的价值判断，最终做出自己内心的确认。
1.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同样也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最高法院认为：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洪秀凤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安钡佳公司主张其与洪秀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安钡佳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安钡佳公司为反驳洪秀凤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 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进而基于合理怀疑得出其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院予以纠正。 2.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 ——孙卫与南通百川面粉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处理法律问题，应以现代法律思维和方式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民事诉讼法解释109条规定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改变进行研究。本文从广义的证明标准进行阐述，并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具体分析。此改变有利于与民事实体法衔接，但也存在问题诸如有可能打破了民诉“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性原则，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等。虽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含义不够明晰，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应用的尺度。时至今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仍莫衷一是。 关键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109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terpretation, which rais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rom “high probability”to “reasonable doub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broad sense, and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asonable doubt”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is chang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breaking the “high probability”of the civil lawsuit, and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reasonable doubt has long existed, its exact meaning is not clear enough,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yardstick of application. Up to now, there is still no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Keywords:civil litigation; standard of proof; high probability;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一、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的基本理论 证明标准是以事实证据为依据来达到程度要求的，在诉讼主体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可以证明事实证明的证据标准[1]。它其实是裁判者内心对已有证据的可能性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 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之探讨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法》一直未对证明标准作出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司法解释制定者认为该条文设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①并得到不少学者的确认。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进一步“明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为“响应”第108条第3款“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109条紧随其后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一)起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 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不仅事关对讨论“自说自话”的预防，也事关对本文逻辑论证的理解，是“头等大事”。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刑证明标准二元化”和“反思客观真实”的大讨论以及《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的出现，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以高度盖然性作为一般证明标准的基本共识。何谓高度盖然性，本文采用近年不少学者的定义方式:法官从证据中虽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内心形成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断，③如果用心证百分比衡量，至少应为85 %。采取这种界定的理由有三:(1)该定义遵从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传统，正面承认证明标准依赖于法官主观心证(这并不否认其
1、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
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根据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Murphy）的论述，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解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里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者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富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这一标准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对其责任的卸除并获胜诉，故选择哪种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诉讼的基本趋向以及当事人对诉讼的把握和预期。在实践中，人们如果没有可以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即使遇到纠纷，一般也不会选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概莫能外。 现在世界各国一般都存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别，有的国家如我国，在两大诉讼之外还专设了行政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领域，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一般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在刑事案件中则要求，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在我国，长期以来，三大诉讼活动采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和162条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个标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彻底抹杀了三大诉讼活动的个性，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他们产生畏讼心理，给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民事诉讼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其不同于刑事诉讼的个性特征受到关注。传统的基于过分追求客观真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逐步退出了民事诉讼领域：以往的一元论逐渐被多元理论所取代，“优势证明标准”被引入并日益占据主流地位；而2001年4月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更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将优势证明标准确立起来。可以说，在确立优势证明标准的进程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由于
论诉讼证明标准
论文 论诉讼证明标准 学院：法学院 专业：法学 学生姓名：赵小竹 学号：02
论诉讼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概述 证明标准时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据的证明程度的标准，它既是衡量当事人举证到何种程度才能满足举证要求的标准，又是确信案件事实以及评判法官对事实认定是否妥当的尺度。 两大法系国家对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即采取二元制的证明标准。《英国大百科全书》（第15版）“证据法”条款指出：“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刑事案件要求盖然性超过合理性怀疑。在大陆法国家中，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不仅对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且在民事案件中，还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区分普通民事案件与特殊民事案件，分别设置的不同的证明标准，从而在证明标准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 二、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证明标准上的通说认为，在民事和形式案件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是统一的、无差别的标准，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采取一元制的证明标准。“证据的确实、充分，既是对证据质的要求，也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是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对此种证明标准上的要求，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概莫能外。” 但从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立法来看，我认为，我国实行的仍然是二元制的证明标准，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53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对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证明标准基本理论基础上，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 一、证明标准的涵义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与诉讼理论和实践紧密相联。陈光中教授认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法定的证明程度，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 学界通说认为，证明标准即法律规定的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也即裁判者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力的尺度。证明标准既然是裁判者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标准，也即当事人判断其应当将证明进行到何种程度的标准。这样就不会有证明标准仅适用某些证明对象，而不适用其他证明对象的问题了，所以更加科学合理些。 二、国外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定证据制度的教训建立起自由心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在破除神明裁判的基础上建立以陪审团制度为核心的证据法规则。 (一)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为自由心证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良心自由判断，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证据制度。法国法学界对其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团说出他们获得确信的途径方法……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包含他们全部义务的问题：‘你们是真的内心确信吗？’” 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事证明标准相比，“自由心证”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具灵活性，能在更大程度上发现案件事实、保障司法公正。但其也有局限，自由心证下的法官几乎全权掌握事实认定的法槌，法官个人的认知能力、法律素养和对案件的了解程度成为认知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对于有高度
民事诉讼试题及答案(一)民事诉讼的模式、目的、证明标准,审级制度
民事诉讼试题及参考答案（一） 一、论述中国民事诉讼的模式 二、论民事诉讼的目的 三、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四、论简易程序适用中诉讼效率和司法公正之平衡 五、论完善我国审级制度的路径 一、论述中国民事诉讼的模式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民事诉讼结构的构成要素几个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结构的概括和抽象的形式。 诉讼模式种类主要有两种： 一是当事人模式，英美法系国家模式，是指在民事纠纷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法院只负责审判。原告提出事实主张，被告征对其答辩，在普通法上，这种交替性事实可以继续下去，当事人履行主张责任，被认为是当事人负担证明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方通过交替性的事实的主张与答辩，达到形成争议的焦点，没有争议的焦点，诉讼程序就不再进行，既
当事人是推进诉讼程序进行的主要因素和力量。当事人在诉讼处于主导地位。 二是职权主义模式，根据职权主义中职权在诉讼的强弱，可分为职权主义模式与超职权主义模式。职权主义模式是大陆法系国家模式，他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由法院主持下进行诉讼程序的启动的进行、终结。当事人对此只能提出请求，能不能进行，还得看法院是否受理，支持，甚至很多时候，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都有法院为之，；而超职权主义模式，是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今实行过的，是对职权主义模式中职权的进一步加强，更加限制了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还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受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较大，采用过超职权主义模式，过分强调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具有很严重的职权主义色彩。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同时法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1991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削弱了国家的职权，提高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及权限，表现在当事人举证责任上，强调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只在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法院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财产保全措施、先行给予、强制执行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而不
浅析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引言：有这样一件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某甲与某乙系邻居，素无矛盾。某日，甲诉至法院，原告甲诉称：2005年10月的一天，乙看见甲正在一废水塘边钓鱼，遂朝水塘内扔了一块砖头。为此，甲、乙双方争执，争执中，乙用拳头打甲面部一下，致甲面部软组织受伤。现要求法院判令乙赔偿医疗费132元，并向法院提供了医院病历和医疗费票据。被告乙在庭审中辩称：与甲发生争执属实，但没有打伤甲。 对如何认定此案事实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乙致伤了甲；另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乙致伤了甲。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本质上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一、证明标准的内涵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①在证据法学中，证明标准是证明目标是否已经达到的分界线，线上为已达到证明目标，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的证明任务完成；线下则被认为证明任务没有完成，因而其证明责任不能免除。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当事人收集、提供和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是法院分析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都会遇到证明标准问题。证明标准的存在以举证责任为基础，如果规定举证责任而不确定证明标准，将难以确定证明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要求，证明是否还应继续。因此，确定证明标准的功能在于使证明责任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轨迹 纵观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经历了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到“高度盖然性”的过程。 （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活动采用基本一致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有的学者称之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16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31条都有关于此标准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对7种法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里的“查证属实”，指的是符合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规定的“全面”、“客观”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严格要求。为了实现上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明确了民事诉讼的举证和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没有顾及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活动的不同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有助于正确贯彻“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刑事审判工作政策。而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和刑事诉讼基本一致的严格的证明标准，这就会过分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会使他们产生畏讼心理，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二）“高度盖然性”标准 为了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保证依法、正确、及时地审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98年6月19日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这里的“足以”就是表达了有关证据在法官内心确信上所形成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此正式确立
浅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提要]: 证明标准应当是刑事诉讼法最为重要的内容,它直接决定着刑事诉讼活动的方向。但是我国刑诉 法并未对证明标准作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而即造成了长期以来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比较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客观真实。而笔者通过对“客观真实”标准不 可逾越的缺陷以及其在实践中的难以实现性的分析,通过对司法实践以及现行法律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正好与此相反,即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非客观真实标准,而是法律真实标准,而且随着1996年我国修改刑诉法以后,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换为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混合型诉讼 模式,这一结论更加得到了凸显... 【Abstract】Proved that the standard must be the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it was deciding directly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moves direction. But our country punishment sues the law not to do to the proof standard is clear about, the specific stipulation, but has only made the principled stipulation, thus namely has created since long to this questi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compared with the opinion which is in the upper hand believed that in our country, criminal prosecution’s proof standard is objective real. But author through right “objective real”standard insurmountable flaw as well as it with difficulty possibility analysis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