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美关系与国家安全

一、中美关系与国家安全

1、美国全球战略变化

背景：

第一阶段：二战结束——1968年之前。美国全球战略确立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亚、非、拉美广大地区为扩张目标，以控制西欧和日本为重要基础，最终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

第二阶段：1968年尼克松上台——70年代末。美国全球战略大调整的时期. 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利于美国，盟友自主性增强，陷入越战泥潭。美国全球战略重大调整，采取守势的缓和战略。恢复中美关系。外交政策灵活、务实与内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后来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阶段：1981年里根上台——20世纪80年代末，是“对抗共产主义”新遏制战略时期。为“扩军抗苏”，“重整国威”，改变同苏联争霸所处的不利局面，把遏制苏联作中心环节，加强了对苏联的进攻态势，同时也借助中国抗衡苏联。老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并把“和平演变”作为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的手段。

第四阶段：克林顿上台执政时期。美国在不改变其争夺全球霸权的总目标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以“经济”、“实力”、“民主”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支柱的“参与和扩张”战略取代过去长期推行的遏制战略，强化了经济安全的色彩，企图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各个领域建起“美国第一”的霸权。

第五个阶段:小布什上台执政时期。2001年他上台后，就表现出强烈的冷战思维和新保守主义色彩。“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更强的进攻性、冒险性、独断专行和单边主义倾向。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美式民主和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维护美国全球领导作用。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绝对军事优势、对世界的绝对主导。结果是国内经济所出现的巨大“黑洞”、糟糕的国际形象及急剧下降的国际影响力。

第六个阶段：奥巴马上台执政时期美国全球战略新变化——战略重点东移

2008年奥巴马上台以后，采取了务实的外交政策，在“巧实力”的新外交理念下，从维护和巩固一朝独霸的地位出发，以“3D”（国防、外交和发展）为支柱，明确了现阶段美国外交需要优先解决的“一个中心，两场战争，三个重点”。即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创造就业，振兴经济为中心。力争尽快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脱身。以解决巴以冲突、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为外交重点。

2009年11月，奥巴马首次称美国“世世代代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自己是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称“这个地区的未来与我们利害攸关”。2011年11月，进一步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一员，我们绝不会离开”。

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南海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2011年，她提出“太平洋世纪”的概念。认为“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为此，太平洋地区“必须开创一种有章可依的秩序——一种开放、自由、透明而公平的秩序。”并表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充当这样一种秩序的开创者和维护者。

美国全球战略新变化的原因

一、亚太地区对全球而言重要性日趋凸显亚太地区既是全球人口最多，经济力量最大、最重要、最具活力的地区，也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发展新的战略重心，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军事竞争者，东亚沿海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地区，这对美国未来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二、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美国要确保自己在亚太

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打压中国，削弱中国的影响。

三、某些亚洲国家出于自身狭隘利益的考虑，无视中国的善意和友好，为了对抗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政治影响，也在积极拉拢美国，要求美国重视亚太，使惯于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美国有了可乘之机。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表面上是中越菲主权争端,

中国发展航空母舰引发美国政府激烈争论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 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军事扩张 摆脱历史宿命，避免发生激烈冲突，塑造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

2011年11月美国主导建成TPP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强势推进TPP 框架，日本加入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APEC 出现分裂迹象 美国主导的安全模式升级 梯队之间加强多边合作 日菲发表南海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共同应对地区挑战和中国崛起 日越签署海洋战略安保协议 美日韩军事三边体制成型

美国对华全面包围 TPP 协议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改写亚太经贸版图 积极参加东亚峰会，塑造亚太多边结构 美国正式加入东亚峰会 如果维持平衡,推进东亚合作进程建立稳定多边架构;如果失去平衡,形成集团阵营对抗导致激烈内部倾轧

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很可能削弱中国影响力 美国将利用议题改变峰会定位，南海问题将面临多边压力。

目标构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途径借助APEC 、TPP 、东亚峰会 策略巩固亚太安全体系强化成熟伙伴关系完善地区多边机制

结果：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中国航空母舰进行海试，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不安。美国持续介入南海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声称对南海地区有主权，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周边国家提高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成为重要课题和挑战

中国核心利益 南海问题：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

2、中国周边态势

（1）、朝鲜半岛势僵局难破局 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 李明博政府对朝采取“战略攻势”，态度强硬

（2）、日本远交近攻，加强美日同盟

加强西南地区防卫态势 重点部署海上力量 加强情报收集与警戒监视活动

（3）、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从地缘角度看，美国正在加速从东亚到中亚的战略链条连接力度，一旦完成，环形包围圈将构建完毕

中国发展航母严重 危及美国亚太利益 敦促国会增加军费开支 要求中国政府说明发 展航母的动机和意图 中国海洋战略 不会危及美国利益 美国军事实力依然 领先，不必恐慌 中国发展航母符合 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

中菲黄岩岛对峙4月10日：菲律宾海军欲在南海中沙群岛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赶到的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

4月12日：中国派公务船前往黄岩岛海域，菲律宾军舰撤离；

4月14日：中国渔船全部驶离

4月16日：美菲举行军演；

4月18日：菲律宾向黄岩岛派遣执法船，中国就其行动提出交涉；

4月19日：两艘中国海监船和一艘菲律宾警卫搜救船仍在对峙；

4月20日：菲律宾驻华大使李永年请辞；

4月22日：菲吁东盟表明南海立场，中方将两执法船撤离黄岩岛；

4月23日：一菲律宾搜救船和中国一海监船仍在对峙；

（4）、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恐怖主义挥之不去，导致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美军撤离阿富汗会增加中国反恐和打击分裂主义的压力

3、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

（1）大选年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中美关系面临更大风险阿基诺三世上台后，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新举措使中缅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朝鲜领导人更替以及韩国大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变化

（2）以政经合一的方式管控周边局势双重威胁（内部和外部）导致中国周边局势极度复杂第一，建立多层次的安全等级秩序。第二、塑造稳定周边环境。第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二、世界经济格局与欧债危机

2011年世界经济主要格局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被外界称为“欧猪五国（PIIGS）”中美关系和亚洲集体安全的未来

亚洲的安全困境，除了中美关系，更要把小国（或者较小国家）考量在内。在任何地方，小国家需要多边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较之大国，小国的选择比较少。小国的各方面的需要，包括主权国家和安全和发展，都要求和大国处理好关系。因此，无论是东北亚国家还是东南亚国家，他们的选择是，继续和美国发展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和中国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对小国来说，战略和经济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在和中、美两大国的关系上，亚洲小国家也面临困境。如果这两大国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那么情况就会很糟糕，因为这表明，这些国家就会被迫选择一方。选择中国，就要牺牲和美国的战略利益；选择美国，就会牺牲和中国的经济利益。很显然，这个选择非常困难。但另一方面，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前些年所谓的G2结构，或者“中美国”，两国紧密合作，不让小国参与其中，那么

小国家的国际空间也会遽然缩小。如果什么事情都由中美两大国决定，那么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所以，无论从中美双边关系还是小国家的自身利益来看，小国家都会选择多边安全关系。对小国家来说，多边关系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美两大国的行为。大国不仅仅追求物质利益，也追求声望、信用等非物质利益。在多边关系之内，中美两大国都要顾及声望问题。其次，多边主义有利于小国家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或者说，多边主义是小国家参与国际和区域事务的有效手段。

东盟（亚细安）一些小国家也正是这样做的。一般认为，东盟国家采用的是平衡（balancing）战略，就是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一平衡作用。但实际上，东盟的战略正在努力超越这种简单的平衡战略。东盟为了自身的利益，曾经努力阻止其他大国的介入，来保证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但现在正在转型成为大国互动的平台，东盟尽最大的努力在促成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同时，实现本身的参与。不过，东盟是否能保障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国互动平台，东盟要转型成为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安全困境困扰着整个亚洲。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维持亚洲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美国作为唯一霸权的行为逻辑已经比较清楚，即在很不自信地预防着中国的挑战，无论是实在的还是假设的。另一方面，中国则比较小心地维持着和美国的“和平”关系。在上海合作组织方面，尽管俄罗斯趋向于强调安全面，中国更多的是强调商贸，中国的最大考量也是不要去触动美国的安全神经。在中国东盟关系上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的关系的主体是经贸关系。同时，中国也没有显现出任何国家意志和计划，和美国竞争霸权地位。中国在根据自己的步伐进行国防军事的现代化建设。

但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脆弱的“和平”局面。美国并不因为中国的“低调”

而感到放心，而中国本身的“低调”也是有限度的。

亚洲缺乏集体安全体系

亚洲缺乏集体安全体系。现存的机制多为经贸关系。尽管存在着一些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但这些机制并没有任何能力来应付亚洲的安全困境，相反，它们有可能随时恶化亚洲的安全局面。

要实现亚洲长久和平，亚洲显然需要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一个包括中国、美国和亚洲国家在内的多边集体安全体系。积极的信号是，中美两国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亚洲集体安全的重要性，并且在开始追求如何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的确立。美国尽管在努力强化其和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也意识到现存安全机制的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把中国容纳其中。这些年来，美国在努力追求和中国发展军事和国防关系，迫切想了解中国的国家安全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发展共同安全机制上有所努力。

可以说，中国尽管是崛起中的大国，但对安全的需要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大国。中国一直在努力提倡“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向其他国家昭示自己对世界和平的愿望，表示自己的崛起不会导致世界的不和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也在追求如何实现安全的机制和手段。

中国周边的小国家更是需要一种集体安全机制。如上所说，这些国家都在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安全关系的同时在追求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安全和经济关系对这些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中美两国关系恶化，对他们来说，这种战略和经济分开的关系就变得不可持续了。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包容美国、中国和他们自己在内的亚洲集体安全机制。

那么，如何发展出这样一种集体安全体系呢？现在中美双边关系上已经有了中美年度经贸对话和战略对话机制。这个机制的产生是因为中美两国间这些关系

方面发展的需求。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的双边战略对话，也有可能再进一步建立制度化的安全关系。不过，这种双边关系并不够，并不能解决安全困境，因为双边关系是排他性的，把很多小国排挤在外。亚洲国家需要多边关系，把小国的安全利益考量在内。

因为中美双方的经济互相依赖性的日益增加，从长远来看，战略关系会变得重要起来。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进展正在受到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制约。很显然，美国在和中国发展关系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美国和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的关系；同样，中国在发展和美国的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双边经贸和战略关系得不到深化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多，但各方面的制度化水平低下，很难提高。这就说明了，中美关系如果要得到具有实质性的发展，就必须超越双边关系，而在多边关系上下功夫。

东亚峰会存在开发潜能

亚洲现存的很多次区域安全机制造成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安全感，而中美双边对话的深化的需要，要求超越双边关系而走向多边。这就表明，亚洲需要一个新型的、能够同时超越和整合现存诸多次区域，或者双边机制的集体安全体系。

很多人现在都希望东亚峰会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体系的开端和起点。东亚峰会包容了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并且是一个开放体系，不排除其他国家。这本身就和传统尤其是冷战时期建立的多边组织区分开来。它是开放性的，不是针对另外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从而不会对外部世界构成不安全；相反，它是通过协调组织内部不同成员的行为而增进互信、减少不信任和安全困境，而实现集体安全。东亚峰会也并不见得是纯多边安全体系，它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多边组织，包括安全、经贸、政治和外交等多方面，也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来调整其重点。

这样一个体系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处。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种集体安全体系，就表明中美两国存在于同一个体系之内，而非属于两个不同体系。这就可以避免冷战期间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对立所造成的世界性的“不安全”局面。处于同一个体系之内，中美的互动可以制度化。尽管两国在体制内的各种竞争（例如竞争领导权）不可避免，但在同一个体系内则可以避免大规模的争霸战争。中美两国之间、中美各自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其它小国的制约作用或者平衡作用，大国对国际声望的竞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对中美两个大国的行为构成制约。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交互作用，会使得大国在处理互相关系的时候，变得更加理性。而经贸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交互作用，也会使得这些方面处于平衡发展，减少军事力量的单方面作用。（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美关系和中国国家形象优化

中国文化产业网时间: 2012-02-13 来源：学习时报【字体：大中小】中美在亚太并非零和博弈：

双方应彼此尊重各自的战略利益

2011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的一系列调整和部署，一个不言自明的目的似乎是应对“中国崛起”，防止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即美国意欲在中美博弈中实现战略再平衡，避免被边缘化。所以，两国关系由此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敏感的阶段。一方面，两国之间发生碰撞、摩擦和对抗的风险明显增大，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和实现互利共赢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抗冲突给两国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两国高层始终在努力以已有的相互日益拓宽加深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积极探求通过包括亚太事务磋商机制在内的各种途径来加强沟通，减少误判并有效地进行危机管理。而参与亚太地区角逐的其他力量，则表现出利用中美分歧谋取更多利益的特征。由此，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关系重组与局势变化，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在新一轮亚太格局的变动中，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和调适已成为主线。美国强势推行新的亚太战略，实际上是对中国近10年来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持续上升及其地区效应拓展的一种回应。中美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诸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售台武器问题等老问题尚未解决，而2011年东亚地区新的形势变化使得中国又感受到了新的现实压力。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与当前及未来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共处并共同承担极为重要的责任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角色。中国对美国在亚太暨东亚地区的正当利益予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欢迎美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也希望美国充分地理解并尊重中国在这一传统的周边与邻近地区的重大利益，以及所发挥的富于建设性的战略影响，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好彼此利益关切，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可持续的和平、合作与互信。

的确，在2011年诸多不稳定与不确定性的情势中，中美关系也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得以显现，提升了双方之间的战略默契。例如在中东问题上，在南苏丹独立问题上，在对抗金融危机问题上，中美之间形成了默契。美国没有挑战中国的底线，中国也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底线。

2011年，中美两国在机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举办了首届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第一次和第二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分别在美国檀香山和中国北京举行，等等。因此，在研判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同时，更要看到中美之间存在牢固的共同利益需求，其中最根本的莫过于中美之间长期交往的不可选择性。国际关系中最有力的情感催化剂就是持续的交往关系，在事关全球稳定、全局性问题的解决上，美国离开中国不行，中国离开美国也不行。因为不可选择，所以必须友善相对。而且，双方的合作一定基于相互的战略回报。因此，中美关系中要努力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激励机制。面对安全目标的多样性与实现安全目标手段有限性的矛盾，中美之间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资源互补，从而为双方带来超过各自单独行动的战略收益。对中美关系而言，最大的战略回报，莫过于中美两国不会因误解、猜忌而产生战争，进而在持续的交往中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共同负责任地参与全球治理。

总之，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是一个信任机制建设的问题。从2011年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日益成熟的中美战略管理机制起了作用，双方沟通迅速顺达，减少误判几率。中美危机管理机制的成熟，恰恰是通过一系列危机的处置，得到锤炼和充分考验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与成熟的管理机制，使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多的是分享而不是争夺，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中美在亚太并非零和博弈，中美两国也绝不会导致新冷战局面的出现。

文化强国战略的必要路径：

根植于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优化

2011年，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继续保持快速提升态势，继续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新提升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新互动，为中国沿着和平发展道路更好地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条件，也给中国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力量纷纷针对国际格局的变动特别是不同程度地针对亚太地缘板块的隆升加快调整战略，使得亚太地区格局的重组加快，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更加不确定和充满风险。其中相当多的调整和变动，要么是直接针对中国，要么与中国紧密相关，这都将给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给中国在和平发展取向下驾驭周边环境的复杂变动，更好地推进对外战略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种态势，从作为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角度看，使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方向发展；从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消长的角度看，使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从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牵带作用看，使亚太地区快速隆升的态势更趋突出。概而言之，世界格局变动中的中国因素进一步凸显，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继续朝着全方位、多层次、高敏感、深触动的方向发展。

在上述变动中，“国家形象”成为提炼2011年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词。元月份胡锦涛主席访美时，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首播。这部宣传片中一改以往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即“重商主义”的形象、缺乏个人色彩的所谓“集体主义”形象、过于含蓄意指与暧昧的语言模式，而是用一个个有血有肉、喜怒哀乐的中国人的鲜活故事打动国际受众，一改以往那种善意却未必能赢得掌声的宣传效果。中国外交不仅要表明善意，更要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繁荣。中国要告诉世界的是，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正是发生在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历史进程中。

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中国国际形象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是不是真的要做“好人”的问题。多年以前，邓小平就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即使发展了强大了，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绝不欺负别的国家。现在到处在讲打造中国的软实力，软实力建设的根本，并不在于多建或少建几所孔子学院，根本在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上、制度上、道德上有吸引力的美好国家，不仅对全中国人民有凝聚力，而且对国际社会有吸引力。我们要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努力推进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和社会文化权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用上述要素来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形象，用上述要素来不断优化根植于软实力的中国形象。

就外交政策而言，一个关键的应对措施是，中国外交要增强“和合文化”、“和谐世界”理念在国际舞台的实践操作性。美国的“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尽管理念上漏洞百出，但其政治上易于实践操作，使得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许多追随者。因此，中国的外交理念既要丰富其内涵，又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用以衡量其实施效果，唯有如此才能拉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距离，才能将中国的权利（right）转化为权力（power）。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了“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从本质上讲，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是为了优化中国形象、捍卫文化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清楚，有文化资源并不意味着有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有工业化理念，不是将传统文化一包装就是发展文化产业。其核心是要将文化资源推上流水线（将资源变为产品），将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将文化产品的“收藏观”变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观”。唯有占领文化市场，才能守住影响国际认同的思想阵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本质来自于国内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来自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样一个最为坚实的政治基础，简而言之，就是维护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来说，这才是最厚实的战略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必然会扮演一个极其负责任的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长期是国际和平环境的受益者，因此在未来中国不但不会挑战这个和平的国际秩序，而且必然会是这个长久以来的国际和平大环境的坚定维护者。过去30年里，中国的发展并非靠坚船利炮所得，而是受惠于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今天中国发展了，就更不会愚蠢地重走已被历史一再证明行不通的列强之路。19世纪西方国家奉行的帝国之道和炮舰外交，早已被中国人民摈弃。因此，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仅止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并无超出于此的其他目的。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中国仍将长期处于总体和平的国际战略环境。同时，国际社会将会从中国的发展中，从中国对世界担负的国际责任中，从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中，切实感受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文明贡献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

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

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 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 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

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