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计算：国际法中国范式的理论前提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诸多经济学家和外国政府为之惊叹甚至有些不解的方式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实力进步迅速，并且位居世界前列。当21世纪迈入第二个十年，中国下定决心、加大力气在逆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与口号。具体而言，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国际经济合作的方案中展示了一个与传统认知存在一些差异的观点，即欢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来搭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和便车。这个思想观念广博而大气，不过对于国际经济学者和法律学者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尚未被广泛接受和深入理解的思维。因为在传统的思想中，任何享用其他行为体所提供的产品都应当付出成本，搭便车的行为不仅被视为在经济上不合适，而且在道德上也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由此通过确立法律规范予以评价，将此类行为视为违背规则，最终予以处罚。所以，欢迎搭快车、搭便车的立场陈述就可能导致一些学者产生困惑和不解。那么，这种看似反传统、非典型的主张和论断是否具备合理性呢？

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国家行为如同个人行为一样，基本遵循理性原则，具体表现为“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理性的国家很难放弃本国的利益去提升他国的利益，也很难牺牲本国的需要去满足别国的需要。也就是说，国家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在“损人利己”或者“利人利己”的选项中抉择，而不可能在“损人不利己”或“利人损己”的框架下推进。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由于判断失误而确实作出了“损人不利己”的决策，但这应当不是国家理性分析的常态。与此同时，尽管有些国家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作出一定的牺

牲，但这种牺牲一定是有限度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上共同存在的“情势变更”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国家和个人作出承诺之后有可能大幅度影响本身的利益而绕开约定必须信守（pacta sunt servanda）总结出的变通规范（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一定是一个双赢方案，在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其他领域交往中，一个国家经常会以世界共同的利益或者一个区域或其他范围内的国家或行为体共同的利益为名义或说辞去表达其本身的利益需求，把本国的利益追求说成是大家的共同需要，把本国的目标说成是全球的共同理想，用共同利益的旗帜来实现和促进本国利益。这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健康存续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设，也是国际社会能够保持基本秩序的重要前提。

根据前述的基本认识，我们应当假定，中国所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方案一定也必然是一个既满足本国的需求也推进着其他国家利益的做法。那么，这一论断背后包含的深刻道理何在？应当如何解读和认知这一思维？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也是本文探究的核心。

二、“超越计算”发展思路的内涵

笔者认为，中国所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乃至于整个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式，都可以用“超越计算的范式”（下称超算范式）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所谓的超越计算，就是在国际事务的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不拘泥于物质利益的得失，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规划国家的需求，寻求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超越计算的范式，既适用于个人的成长，也适用于一个集团的成长。从个人的角度讲，主要是其成长方式的选择，特别是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于发展方向的规划。对于一个集团，则重点体现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基本建设之后，所要面临的战略设计调整和规划评估。人类的经济与社会行为，多数时候是以“成本—收益”的对比、比较来进行计算和衡量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人类可能超越这种以计算为基础的思考与行为模式（下称计算范式），而进入一种朝向更高层次追求的模式，也就是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一争一案的输赢胜负，也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物质利益的成本—收益比较，而是将利益需求放到一个更加宽广的时空维度之中，放到一个更为综合、复杂的尺度之中，去观察、思考发展的目标与路向的问题。这种思维模式与发展道路的设计与选择超越了单纯、简单的计算，而是寻求更多向度、更复杂衡量标准的需求满足。

作为一种范式，超越计算以对于发展的认识为观念基础，进而表现在发展方式与道路的选择上。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超越计算的范式既表现为一国内部发展方式的选择，也包括在国际社会中与他国合作或者竞争方式的确立。超算范式既与传统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又包含着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汲取所提出的具有新因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初步论断，超算范式从个体发展和群体发展的维度体现了不完全追求经济效益的胸襟、视野和胆识。如果达到了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层面，则意味着国际经济合作在目标上超越了简单的物质财富和可计算数字的互利，而是在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维度上形成更为持久的互利。在计算范式之下，国家能够获得的是军事、经济等以物质衡量的硬实力；而在超算范式之下，国家能够获

得的是心理影响、精神状态上的软实力，以及与其他国家协调共同发展的巧实力。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中国提出了一个与传统制度经济学认知不完全相同的思路，就是欢迎世界各国来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这种表面上不同的论说，实际上彰显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一种新理念，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物质资源、有形财富，更要考虑该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只有在文化上充满自信，只有在国家处于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时，它的物质生产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陷入骄奢淫逸之中。

三、“计算范式”与“超算范式”的理论探究

超越计算的方式背后有着较为深刻的发展思维和清醒的合作理念。从一个国家自身的发展看，超越计算意味着国家在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这些追求甚至比物质利益更加重要。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超越计算意味着寻求物质及此外的多维度的共赢。

（一）“计算范式”与“超算范式”

超算范式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计算范式充分认知并且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人们的需求所形成的思路。为此，有必要先简要地了解“计算范式”。如众所知，西方经济学特别注重成本与收益的观点，在制度经济学里边特别反对搭便车的行为。他们认为一个集体（小至公司、大至国家集团）所提供的俱乐部物品，应当仅仅供俱乐部内部的成员所享用。收益的外部化就会导致这一物品逐渐损耗。甚至在国际关系之中，一些学者提出了“霸权衰

落理论”，其根基就是大国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候，逐渐销蚀了自身的力量，消耗了自身的成本，使得本国越来越衰弱。这些思路就导致发展理念中始终进行的利益计算，国家会关注贸易得失，甚至引发贸易战；分析投资效益，并评判是积极引资还是排斥外资。

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历史根据的。大国的衰亡，很少是因为提供公共物品，反而是因为该国自身在国际事务处理方面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国际社会对该国信任度的降低，由此使得新兴大国提供的公共物品替代了原有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社会的衰亡曲线与该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不成正比，甚至可以说，越是强盛的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就越强。这种强大的公共服务能力会使得该国的信誉提升，使得该国在国际社会的统领能力加强，而不是相反，因此，大国衰落与公共物品提供之间并无反比关系。

那么，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什么更重要？如果能够超越单纯的、对于物质利益的关切，就能够发现，无论是对于个人的发展，还是对于群体的发展，甚至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非常重要。这种思想意识会铸就信心，也会推动努力。有了积极向上的信心和意志，就可能会克服物质资源的匮乏，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反之，如果没有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即使在物质匮乏的时候能够奋发图强（当然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意志消沉、分崩离析），待到物质丰足之时，也会意志消沉、骄奢淫逸。所以，中国古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就是对于整体基本生存的关注优于对于个体提升生活水平的努力，就是对于群体的雪中送炭优于对于自身的锦上添花。而利，就是片面的、简单的、叠加式

的物质利益，或可以衡量的、数字化的收入增加。“君子喻于义”就是通达的人懂得利益分享，他们已经洞察到片面追求利益最终可能导致利益的崩盘，而追求义则可能形成共赢局面，最后导致力的提升。由此，君子具有更为长远的眼光和对世界、对生活的深度理解。这样就能理解《老子》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人要往低处走；也特别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是时时刻刻地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刷新，都是为了避免观念的落后，保持思想的锐利。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适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根据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所处的阶段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合作目标，就有可能限制本国的发展，同时对整个国际社会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已经取得了引领世界发展的地位，却还是坚持孤立主义，为美国自身和世界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确实，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规模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如果还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总是强调贸易的顺差逆差，就有可能限制本国的进取精神和发展理念，最终使本国的经济社会进入歧途，也不利于相关国家的发展。

（二）超越计算的前提条件

超越计算是有前提的。这里所说的前提，是指一种时空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达到某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才可以进入超算范式。具体而言，这个作为前提的时空条件就是温饱线。在一个群体的温饱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是可以超越计算方式的。如果低于温饱线，则不可能在超算范式内进行活动，而更应当在计算范式内采取措施。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乃至国

家，在温饱不能解决之时，都不可能超越计算。当本国家、本民族处于贫困线以下以及自身生活还面临诸多困难的时候，国家的引领者如果未能领导人民通过贸易、投资等计算范围内的活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对人民不负责任，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负责任；就是不顾人民的生存权，就是没有遵守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没有遵循社会存续的基本规律。

但是在温饱线早已超越、达到民生富足的情况下，再拘泥于计算，就是贪得无厌、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表现，如果任由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膨胀，以至于骄奢淫逸，就可能落入萎靡不振的陷阱，就可能进入衰落的境地。在温饱线以上，物质财富的增加开始呈现边际效益递减，对于物质的需求不再具有明显的意义。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群体的角度看，付出都可能意味着利己利他。也就是说，温饱线以上可能出现“饱暖思淫欲”的陷阱，因而精神追求的重要性逐渐提高，此时，幸福的来源主要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满足，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这个道理。马斯洛在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到：人的最高层次需求是个人的社会实现，而这种个人的社会实现就是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基于心理上的文化需求，而对社会所作出的奉献，也就是对于社会所提供的服务。

分享经济就是突破这种陷阱的良好思路。在这种状况下，利他成为可能，双赢格局呈现。通过建立和发展分享经济的格局，付出物质财富的一方获得了精神利益，而获得物质财富的一方则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在向温饱线奋斗的路上更进一步。

（三）满足条件而不能超越计算的负面影响

如果在温饱线以上未能提出新的范式，则可能导致国家民族的衰退。在匮乏的时代发展生产、达到富足，并不困难；但在富裕起来之后，如何引领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超越因温饱导致的萎靡，却相当困难。历史多次证明，即使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也会导致国家的衰亡。西方历史学熟知的古代庞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现代苏联的兴衰也未尝不是这样。而中国的朝代发展、更迭也同样印证着这一点。汉初、唐初、清初的统治集团，都能够做到励精图治，在贫穷与动乱中锐意进取、积累财富，人民的生活日渐富足，人民的精神朝气蓬勃，充满斗志。不过温饱之后怎么办，统治集团却经常束手无策。在汉朝初期的时候，找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非常困难；刘邦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使得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汉文帝和汉景帝仍坚持这个既定的国策，因此国库里钱币堆成山，粮库里积压的粮食无数，国都粮仓里的米谷一年接一年堆积起来（陈陈相因），仓库容纳不下，只好露天堆放，很多谷子腐烂不能再食用了。“陈陈相因”其实就已经表明了统治者对于富足的状态不知如何有效应对的困顿。而此后的汉武帝更是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侵蚀了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挫折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望。所以，汉代在武帝末期就走向了衰落曲线。在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前朝长期的国家分裂和隋朝短期统一而政治苛严，对人民进行侵扰和盘剥，使朝廷统治举步维艰，刚刚获得安定的国家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是唐初统治者却能引领人民齐心协力、披荆斩棘，积极前进、发展民生，历经波折，使得经济和社会获得较大的发展。到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唐朝达到全盛的巅峰，但也因为对于社会方向缺乏把握，埋下了衰落的种

子。清朝初年，国家又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致使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在130多年里采取引进新农作物、减免税负等手段促进社会生产，达到了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不仅“国家全盛，府库充盈”，而且疆域辽阔、人口增长。但与汉武帝、唐玄宗如出一辙，清朝中期的乾隆皇帝也逐渐陷入温饱迷茫，以致宠信贪官、吏治腐败、大兴文字狱，又六下江南、铺张扰民，连年征战、闭关锁国，“十全武功”的背后是一个难于提振的衰朽王朝。上述这些都是在人民生活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国家却进入了衰落甚至混乱的典型例证。这意味着，在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与民众都没有找到在富裕的社会里怎么办的发展道路，没有找到应对基本饱暖的新社会格局的方式，特别是缺乏精神上的引导和激励，由此导致一些人骄纵贪欲、腐化变质、盘剥无度，激起了民众的仇恨，而政府又在惩治腐败、激励民心、财富分享、发展升级方面措施不力，国家由此进入了一个缺乏进取心与希望的状态，政府失信于民众，官员没有了勤政和清正之心，人们对于未来失落和迷茫，国家不免滑向下坡阶段。

由此可知，导致国家衰落、民族孱弱的，不是饥荒与危险，而是没有了威胁和挑战，没有了目标和干劲。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国家发展的正弦曲线顶端、拐点往往都是富足并安于富足之时。所以孟子所说的“死于安乐”，说的就是如没有危机感必然导致不良后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古代的GDP在明清时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英鸦片战争之前，国际经济贸易也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也就是贸易顺差，如果完全按照物质力量理解的话，那么中国应当一直是一个强国。但是这

些物质财富和具体数据都没有阻止住近代中国衰落的脚步。在长期的贸易顺差之后，中国成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这就说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它的物质数量，而是它的精神状态；不是它的资源总值，而是这个国家能够积极动员起来的资源，能够使得人们感知到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资源。由此印证前述的观点：国家的真正兴起，往往是基于团结向上的精神；而民族衰亡，也往往是因为精神上的失落。

四、“超越计算”发展范式在国际事务上的体现

当我们理解了超越计算的范式对于个人、群体，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可以理解中国在新时代国际合作与发展的体系中所持有的观念和所采取的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和态度，中国才会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才会在互利合作共享、共商共建共赢的思维框架下去推进单边开放，推进区域与全球合作。理解了超越计算范式的原因及其意义，也就能够大体上推断出中国近一段开放的步调和方向，能够预见中国未来国际合作制度构建的目标与具体措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定：超越计算的范式是理解中国国际法治思想观念与行动方案的一把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窥见门径，同时也会避免误解。

（一）超越计算在中国历史上的印迹

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长期采取的是纳贡的制度。表面上看，这种朝贡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也就是说，在朝贡体系中，中国更推广和提倡“厚往薄来”，也就是从周边到中国来朝贡的国家，只要表达对天朝上国的尊重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有所贡献。反之，中国倒更愿意在经济上对这些国家进行支持和扶助。很

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对中国来说有弊无利。但是这种思维其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误解，就是他们把物质当成是最重要的，当成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基础，而且认为这个基础是可衡量的、是总体不变的。如果按照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来衡量，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国家之内，其所拥有的财富往往是远远超越该国本身的需求的，存在着大量的冗余备份。也就是说，该国的财富可以视为一个不可准确估量的模糊数字，但满足人民需求已经毫无问题。根据前面所阐述的超算范式，也可以进一步明确，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样重要，文化财富和钱财一样重要，一个国家的自强自信对于这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来反观古代的朝贡制度，就不难发现，在朝贡的过程中，中国的确在物质财富上有所减少，甚至是出大于入，也就是成本大于收益，但是中国所重视的却不是这种物质上的收益，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文化上的自信，这种精神和文化的充实反过来会促进物质生产的信心和态度，会导致这个社会在物质领域更加积极、更加向上。而精神层面的繁荣以及文化的自信进而会导致这个国家在非物质层面的丰富和充实。这些是在物质领域无法衡量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又非常重要的。

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经济利益的斤斤计较不同，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注重在文化上确立形象，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种以文化为纽带的中央外围体系。中国明朝永乐年间，太监郑和曾经带着庞大的船队扬帆起航，七下西洋。对于郑和下西洋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一个基本事实无法改变的共同认识显然是：郑和的船队没有谋过一块殖民地，没有试图抢掠过一点财产，没有在海外贩卖和使用过任何一个奴隶。在那些充

满财富增值理念的人看来，这种行为几乎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愚蠢和浪费的行为。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和重述着中国的思想观念：以文化的传扬和文明的交流为目标，而不以财富的计算为目标；以人民的友好相处和彼此扶助为目标，而不以人民之间的盘剥、压榨、奴役为目标。这种体系是超越计算的。但是在这种超越计算的智慧之中，又包含着对于经济发展的期待和牵引，也就是通过文化的向心力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自信，通过文化自信来促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智慧对于当今中国所确立和发展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经济往来而言，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引与借鉴价值。（二）超越计算在合作关系上的体现

超算范式在合作关系上超越一输一赢的零和博弈思想。零和博弈、负和博弈是在资源使用效率等同前提下的认知，是将物质财富视为幸福主要源泉的认知。这种观念在对当代世界发展方向的理解上意味着反对逆全球化的思维，警惕反全球化的行动。正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不应当把困扰世界的诸多问题看成是经济全球化的后果。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导致世界上各种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和地区动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则是谋求和平、推动和解、恢复稳定。有必要将经济全球化视为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导致了反全球化的呼声。因此，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使得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地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从“利”与“义”的关系看，要重视和尊重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利，并提示自己在更加广阔的时空维度上去考虑自身利益，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

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基于这种对于世界发展大局的认知，中国倡导各国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倡导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基于这样的认知，可以论断：在国家之间的信任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的时候，装备工业对于大国而言十分重要，不可能由其他国家来承担。而其他领域的民用工业则完全可以开放共享、共商共建，由此实现互利共赢。

进而，在基本安全、核心需求满足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平等和尊重，这就自然地与共商共建密切联系。计算范式注重国家的进出口收支平衡，注重观测出口的数额大于进口的数额，让本国贸易处于顺差的状态。而超越计算范式，意味着注重发展共享，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去关注进出口的数额，而更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发展，以及人民的发展心态、精神领域是否处于合适的状态。发展共享则意味着在道路上要共商共建，将得失放到更低的位置上。由此，具体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第二，在系统环境上，要以和平为底色；第三，要在具体规则的建设上注重共同获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利益分享给其他的参与者，而不是仅仅追求己方的盈利。合作会增加共赢的概率，这首先是因为智慧与经验的分享，会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会减少决策的失误率。一个行为体所进行的实践可能会给其他行为体带来有效的启发，从而使得决策的参考因素增加。其次，通过分工的方式可以提升效率，也就是一个工作分别由不同的行为体在不同的方向和层次完成，就能够发挥每一个行为体的最高效能。让他们在最熟练的领域发挥

作用，提升资源的使用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协作，就会在经济生产和服务的链条上形成一个最优的组合团队，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这种有效，意味着在时间、空间以及资源消耗的层面都有良好的表现。

值得说明的是，从制度供给到共商共建仍然体现着计算范式到超算范式的跨越。“共商共建共享”与“提供公共物品”不同。提供公共物品是一个“我”与“他”的关系，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化世界，是一个把其他国家客体化对象化的世界观。在二元化的世界里，“我”是制度的设计规划和施行者，是服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变成了霸权者，成为一个体系的核心。而“他”（其他国家）则变成了制度的认可、接受和服从者，是被服务者，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从属者，位于一个体系的外围。在心理上，制度的供给方会觉得在供给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消耗了自身的资源与能量，所以导致其自身的衰落，这就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中非常流行的霸权稳定和霸权衰落理论。从制度的接受方来看，接受方会觉得在受制度制约的过程中被盘剥和压制，最终限制了本国的发展，这就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所流行的“核心—边陲”体系。当人们对于制度供给或者公共产品供给是否会导致一个国家利益的流失存在争论的时候，且不讨论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或者奉献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单从心理上而言起码意味着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甚至是矛盾。而当国家之间将思维改换为共同磋商、共同建设、共同享用其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的时候，这种公共产品就不再是一个赋予和接受的关系，不再是一个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成为平等的、参与的、共享的关系。共商共建共享，在国际关系上可以被称为多边主义，在思想认识上是一种共同主体的关系，是一种“协商理性”的关系。

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具体操作模式就突破了主客体的二元结构，突出了主体间性。这样一来，任何一方得失方面的抱怨都将会消失，国际关系的和谐程度就会提高。

（三）“超算范式”在当今中国国际合作道路上的意义

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的整体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即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年代，比谁都懂得发展的重要、稳定的可贵；中国的发展进程得到周边国家帮助和支持，中国发展成果也为周边国家所分享；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在这种超越计算的发展思维理念之下，中国的很多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项目都是不以经济盈利为首要目标的，它的更大意义在政治、社会、心理和文化上。在政治上，通过这种以经济合作为方式的经济援助和经济稳定措施，能够帮助相关政府保持国内和国际政治稳定，同时也能使中国与对方国家呈现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外交态势。从社会上讲，中国采取不完全追逐利益的国际经济贸易措施，可以维护双边的经济社会稳定纽带，促进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从心理上讲，中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经济援助和经济稳定的合作措施，可以减少相关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的“恐惧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所谓“中国威胁论”，使得中国的国际交往获得

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从文化上讲，中国这种不完全首要追求经济获益的合作模式，会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使得更多的国家能够理解中国，愿意与中国展开长期稳定的交往。更主要的是，从国际社会的环境和氛围来讲，中国的这种超越计算的经济合作思维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国际合作气候，使得国际社会在未来的必要条件之下能够彼此协助、雪中送炭、扶危济困，避免以邻为壑，使遇到困难的国家能够获得帮助，而非雪上加霜、落井下石。

在单边的层次上，表现超算范式的具体举措是主动开放的政策，特别是“自贸区”“经济特区”的建设。如中国领导人所阐述的，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努力提升中国金融业竞争力，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有力保护知识产权，改善中国市场环境，打开国家对外开放的全新局面，将采取以下重大举措：（1）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如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在制造业方面，保留限制的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2）创造更优投资环境。通过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通过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新机构，对原有政府机构作出大幅调整，破除其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国还在不断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完善产权保护的重要方面，作为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中国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

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提升违法成本，发挥法律威慑功能，以此鼓励中外企业展开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4）扩大中国的进口市场。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通过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以及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努力增加中国市场需求集中的产品进口，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特别期待通过2018年11月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方式，作为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

在双边和多边的层次上，表现超算范式的具体举措是“一带一路”。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不仅体现出真诚的态度，而且表达了具体行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这一倡议提出，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表达了支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不断取得进展，也让外界看到越来越多与中国合作共赢的良机。到2018年为止，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努力增进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五、结论

超越计算并不是不能计算，更不是不懂得如何计算，而是在国家建设和人民发展的进程中，懂得什么因素更重要，哪个尺度更值得关注，何种方式更符合人民幸福、国家强盛、世界和平的愿景。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

超越计算，在物质利益之外去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这是进步和发展的一个表现。从中国自身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国采取的对外援助措施，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略，都不会因为欢迎其他国家搭快车和便车而走入歧途，甚至走入错路。市场上的一时得失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而不能铭记起民族精神，不能让世界各国认可和支持中国、与中国共谋繁荣发展，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焦点。

必须铭记的是，物质利益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逐渐消解，而如果不考虑物质利益生产仅仅片面地超越计算去追求精神，则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精神上会变得麻痹和傲慢自大，物质上会变得越来越贫弱。所以，即使在超越计算进行规划的过程中，也必须时时警惕、保持清醒，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保证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