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与保罗克鲁格曼解读

杨小凯与保罗克鲁格曼解读
杨小凯与保罗克鲁格曼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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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

简介: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简历:

1962年-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1979年出狱后,杨小凯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

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受经济学家邹至庄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3年杨小凯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8年杨小凯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2000年1月,杨小凯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世,享年56岁。

生平事迹:

1966年他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忠诚的红卫兵。

1967年2月4日由于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

熟的论文,即《中国向何处去?》(1968.1.6)。结果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杨小凯,华国锋也知道并且也认为杨小凯是反革命,于是1968年2月杨小凯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成名轨迹: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8年,被正式授于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学术成果:

主要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

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2、《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年。

4、《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6、《经济学原理》(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

8、“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

9、“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

10、“专业化、信息和增长“,《发展经济学评论》,1997年第1卷第3期

杨小凯的国际贸易理论:

杨小凯等人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新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诠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的来看,其成就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整合绝对利益和比较利益学说,试图构筑国际贸易统一的理论框架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是沿着李嘉图技术差距比较优势—俄林资源差异比较优势这样一个路径发展的,即所谓外生的比较优势论;而克鲁格曼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则从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出发,强调规模经济所导致的比较优势,即所谓的内生比较优势论。但在现实中,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可能既不完全是比较利益,也不完全是规模经济,而是二者的综合,也就是说既有比较利益的因素也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因素。杨小凯则通过努力把外生比较利益的因素引入了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模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结合在了一起,把它们都统一在了新兴古典的贸易理论框架之内。(二)克服了新贸易理论的不足,发展了新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中假定存在着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倾向之间的矛盾,提出一国人口规模大的化就可以充分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提出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的论断。这一论断与日本、香港等地的发展历程是相吻合的,但与印度及改革前中国的情况相悖。而杨小凯则提出了交易效率的概念,指出不是人口而是交易效率才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而解释了高人口生产率和低生产率并存的局面。

(三)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型之内

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继承了这一假设,这样他们得出结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外生的比较优势或内生的比较优势存在其一时就会发生国际贸易,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千百年来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内贸易并没有发展顾国际贸易,而现在国际贸易却越来越发展。杨小凯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把消费者和生产者区分开来了,在国内贸易中不交易消费者就会饿死,而在国际贸易中各个国家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所以可以不进行贸易,除非出现外生或内生的比较优势,可见新贸易理论中,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实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体的,不能分开的,每个人既是

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会被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抵消,这时人们就会选择低水平的分工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而当交易的效率提高之后,分工的好处就会因为交易费用的下降而显现出来,这时贸易开始出现,地方性的市场开始形成,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的市场就会形成,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就限制了分工的发展,国际贸易就成为必然了。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就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来了。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为了追求数学上的严谨和理论上的完美,新兴古典的贸易理论模型中做出了种种较强的假定,在这些假定当中有些是不太合理的,甚至有些可能会导致出现极不合理的结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的实际应用。另外,关于劳动分工演进的数据无法从现有的统计资料当中获得,因此很难用历史资料来验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当然也不能够运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同时由于分工演进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所以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长期的贸易现象上比较有优势,和人们千百年来对贸易发展的经验观察比较吻合,但在解释现实问题上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其现实利益,同时也说明这一理论体系还具有比较大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保罗·克鲁格曼:

简介: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生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

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生平:

1953年出生美国纽约,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

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受到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的注意。毕业后先后于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及斯坦福大学任教。

1982-83年间,曾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1988年,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1991年,获得克拉克奖章。

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准确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是著名的经济预言家。他支持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在他当选后发表文章,表达对非裔首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激动和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敦促奥巴马切勿听信要他延缓政策变化的建议,分析了坚持选战中提出的激进改革议程的可能性和必须性。

2000年起,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要著作:

保罗?克鲁格曼其他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地理和贸易》,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汇率的不稳定性》,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流行的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获诺贝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1982年,赴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于1991年获得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掖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的杰出贡献。

获奖理由:

克鲁格曼因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研究贡献而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克鲁格曼创立并阐明了一套全新理论,用以回答与自由贸易相关问题。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声明中说:“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有什么影响?全世界范围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保罗·克鲁格曼创立并阐明了一套全新理论,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声明同时强调说:“他也因此全面整合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今年六项诺贝尔奖中最后颁布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遗嘱中提及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1969年第一次颁奖,其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保罗-克鲁格曼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具体指,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的成功验证,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资料显示,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此次,保罗-克鲁格曼的胜出,在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争夺上爆了一个不算是“冷门”的冷门。此前的各方预测中,热门获奖人前三组中,未能看到克鲁格曼的身影。然而,克鲁格曼仍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青睐的自由经济学派代表。他的夺标,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派的胜利。也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

学术名望:

亚洲金融风暴使全世界面临经济全面衰退的危机,但对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来说,这场灾难却使他的学术名望达到了巅峰。1994年,在亚洲经济一片看好声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语出惊人,他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专文,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因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在亚洲经济玫瑰满途的日子,克鲁格曼教授的论断犹如乐章中的不和谐音,尖锐刺耳,举世为之哗然。3年后的金融风暴印证了他的独具慧眼,也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克鲁格曼教授以其先知先觉的预见性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现在,当这位年仅45岁、名声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开口说话的时候,似乎“风雨飘摇”中的世界都会凝神倾听他的声音。作为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克鲁格曼教授善于将复杂沉闷的经济课题,用深入浅出、风趣犀利的文字向公众表达。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把握问题的本质所在,超越传统理论的迷思,使学生深刻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他总是超前别人两步”,《财星》杂志对他的创造力充满敬仰。

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

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杨小凯 首先林毅夫指称,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地区、韩国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世纪#"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以及不搞国有企业)。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 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0 )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没有单调正关系。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 /"1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2’)3()’,.##/,.##4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应该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见得比中国今天的某些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第!卷第5期!""6年7月经济学(季刊)$%8-&9:,-,;8:<=&’>)’(?@,(A !,B ,A 5 +=(?,! !!!!!!!!!!!!!!!!!!!!!!!!!!!!!!!!!!!!!!!!!!!!!!""6

个人优势和劣势分析总结四篇

个人优势和劣势分析总结四篇 个人分析报告(1) 个人成长分析报告范文 一、成长——脚印 我生长在一个分偏僻的半山村地方,那里地少人多,父母都是农民,只上过两三年的学,所以他们个性羡慕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对我,自小就是典型的慈父严母型的教育。 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在当时许多家庭普遍不重视孩子读书的状况下,节衣缩食,勤恳操劳,将我和弟弟、妹妹三人培养到大学或中专毕业。其间,并没有放下对我和弟妹的严格要求。她与父亲,一个要强、勤恳,一个朴实、宽容,无一例外在我的性格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童年的经历,是我人生的巨大财富,它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苦乐观的构成。 1988年,我考进福州师专(现闽江学院)。到了城里读书,我的视野开阔了,见识广了,同时也让我发现了差异。我才发现自我与他们的距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从人际交往、学习习惯等等,都不是一个档次。我明白农村的孩子要想成功,有时务必付出城里人双倍的努力,但于我,有着农村孩子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楞劲与冲劲,不会,多看、多学。我有的是不怕挫折的厚脸皮跌倒了,再来;认准了,就无论如何也要向人家看齐,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一年,两年,我的

学习成绩已步入班级前列。因为我的自我严格要求,加上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每个学年都被同学、教师推选为优秀团员或三好学生,并担任班级的生活委员。官虽小,但对一个从小学到高中与班企业领导无缘的我,还是蛮有诱惑力的。那段经历,似乎让我这个出身卑微的农村孩子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了尊严和自信 1991年7月~1993年7月,我考入福建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学习,本科毕业。在大义中学工作,一向担任初中语文学科教学和班主任工作,2005年起,担任年段长职务。由于工作理念新、工作潜力强、工作方法好、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每学年度都被学校评为县或校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在学校考勤考量考质、常规检查、讲课竞赛、论文评比等活动中,更是频频获奖;在职称年度考核中连续多年被考核为“优秀”。2004年9月,受评中学语文一级教师职称。2005年5月,光荣加入共产党。2005年8月,担任年段长,工作扎实、效果显著。 二、成长——成绩 在综合荣誉方面1993年、1994年、1996-1997年度、1998年、1998-1998年度、1999-2000度、2001-2002年度、2004-2005年度、2006年度、2006-2007年度、2009-2010年度,先后获得青口镇党委、镇政府、闽侯县教育局“先进个人”或“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1-1993学年度荣获“福州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1995年荣获县委县府“先进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2008年

后发优势理论反思

后发优势理论反思 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后发优 势或落后得益(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一大批发展中国家, 在现代化进程的赶超目标制定中,其依据的理论基础也往往是“后发 优势”。后发优势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已经在这个世界存有 近半个世纪,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 去认真研究它,认识它,理解它。从近半个世纪现代化的实践中看到,面对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都不具有普适性, 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论,否则便会导致沉重代价的付出。本文 便是基于此点,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为根据,来对后发优势理论 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与相关方面的关注。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 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 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 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作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 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 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很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 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 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 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 来者具备了在很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 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一、定义 后发优势 又称为次动优势、后发优势、先动劣势。是指相对于行业的先进入企业,后进入者由于较晚进入行业而获得的较先动企业不具有的竞争优势,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动及效果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相应行动,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后发优势”这一概念主要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首次明确界定和使用“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一词的,是20世纪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格申克龙对l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后指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是落后,工业化起步就越是缺乏历史的连续性,往往采取突变的方式,因此,一个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初始时期,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后发优势”概括起来有三方面:一是相对落后造成社会的紧状态(经济发展的承诺和停滞的现实之间的紧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二是替代性的广泛存在。三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此外,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1.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容。(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小凯教授商榷》) 2.从理论上说,后发优势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资本后发优势(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技术后发优势(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公共品)、制度后发优势、结构后发优势(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发展意识后发优势。(胡汉昌、郭熙保:《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 3.发展中国家主要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后发优势:技术引进优势(发展中国家通过低成本引进先进技术更快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制度创新优势、结构变动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通过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规模扩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丰富价廉的有利条件)。(简新华、许辉:《后发优势、劣势与跨越式发展》) 后发劣势 由经济学家沃森提出,华人经济学第一人小凯演讲时提出这一中文概念。 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 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杨小凯北京演讲:后发劣势

杨小凯北京演讲:后发劣势 (附:讨论交流) (杨小凯为长沙著名造反派,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之前,也就是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利益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会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

警惕!后发优势正在消失,后发劣势日益显现!精编版

警惕!后发优势正在消失,后发劣势日益显现! 作者:北京恒聚天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后发优势,往往是指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发展滞后,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成功做法,通过制度模仿和技术及管理经验引进的方式来发展,避免了很多弯路和成本,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历史上18、19世纪的英法关系也是如此,南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走过类似的道路。类似的后发优势,在企业层面也是普遍存在。后发展的企业,可以瞄准优势企业进行模仿创新和制度学习,能够迅速成长,这样的企业成长故事,在中国比比皆是。 那么,放眼当前世界格局和企业的竞争,为何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后发优势就开始逐步减弱,直至失效,发展的困难愈发加大,一直在模仿,从未被超越,甚至导致后发劣势的出现呢?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制度变革,而制度变革的背后,是路径依赖下的基因重塑难题。具体来讲,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制度不健全下的全面模仿带来了巨大成功,进而导致逐步失去制度变革的动力,因为过去就是这样成功的,这是人性中的本然,未来自觉不自觉的都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发展,变革慢慢变得更加难以处理,此时往往采用抱怨的方式,而不是深刻的反思,后发优势已经大幅度减弱。其次是由于内部已经形成诸多利益集团,任何变革都会触动利益的再分配,人人知晓改革是出路,但是与自身利益的取舍相比,改革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进而一方面大谈改革,不断出台新的办法和制度,希望能够见效;另一方面,利益割据导致决策风险和难度不断加大,人性中得过且过和浪漫幻想情节开始抬头,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不断上演,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观点得到认同,后发劣势已经显现。最后,随着深层次剖析的不断演化,由于关乎到每个人的命运,有识之士的争论和反思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基因变革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要面对的问题多多,困难多多,后发劣势已经基本形成,悲观论调跃然纸上,评论家开始发力,别有用心者更是叫嚣,殊不知,人类的经验证明,没有痛彻心扉的经历,是无法涅槃和重生的,而此时也正是基因重塑的最佳时机,当今的中国如此,地方城市和企业,很多恰好处于如此契机。 那么,基因重塑从何处入手呢? 首先是基因认知。认识到只有从底层进行调整,才能重塑优势,而基因有正向遗传和反向遗传两种,那么那些是好的基因,要进行充分的继承,哪些是反向遗传的坏基因要认真剖析,在保证基本生存的前提下,找到自身问题调整的切入点,才能制定变革方案。其次是制度变革,一谈到制度,往往有些人就会紧张,想到政治制度,其实不然。制度变革首先是问题认知理论和方法的变革,需要用复杂系统观和象形思维来调整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是是基因重塑的核心环节,而其中决策机制、沟通机制和考核机制是主要内容。最后是趋势研判下的顶层规划设计。基于对自身清醒认识的前提,需要认真研究未来发展的格局和趋势,模仿无法超越别人,只有顺应大的发展趋势下,利用外力和内在的改革动力,才能突围,这是顶层设计的主要内容。 那么,对于中国整个国家而言,需要冷静剖析自身的基因底层问题,而良性价值观缺失、舆论导向失控和后发劣势显现是核心问题,要先从上述核心问题的决策、沟通和考核机制变革入手,再逐步将制度变革切入经济和社会领域。而未来发展趋势研判的缺失是无法接受的,世界变得复杂无比,需要对中国智库和学者提出新的要求和引导,尤其是思考问题方法论的创新突破,才能

杨小凯边际与超边际分析模型[1]

杨小凯边际与超边际分析模型 基本思想:经济全局均衡(这是杨一直强调的一般均衡的意义,这也是其坚持经济一定存在收敛的原因,从而也是其否定后发优势的理论基础,与林毅夫的争论是集中体现),局部不均衡(这是杨模型具备动力学的基本前提,其主要体现就是比较优势与比较价格的不对等), 严格说来,杨的模型并没有突破新古典的框架,但是由于抓住了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的相互决定的观点,其在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是比较强的,特别是其解释宏观经济增长时候,将Kugman 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与Romer 的两部门扭曲导致创新资源的存在形式化有着突出意义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古典的微观与宏观的假设前提相冲突(资源有限论与资源无限论)的情况。 但是其数学要求是比较高的,跟着做的人并不是太多。 1)假设 1,同质性假设,无论对于任何行为主体,各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在研究对象上分布相同,为β形式(同质性假设);可以展开异质的假设(i β). 2,总合的假设,效用采用紧致形式,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采用紧致形式表示效用,劳动力资源(即总量为1的假设). 3,存在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采用交易效率k 表示,交易效率为外生参数可设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2)模型 1,约束目标: 研究对象的效用最大化,采用直积形式如下: 11,,,1,2,,(),1.j j j j d s i i i j n j n j j d i i j j j x x x j n x kx i MaxU ββ======+=∑∏ 或者改写为劳动力分工形式如下(规划的变量不同): 1 1,,,1,2,,(),1.j j jd i i j ix j n j n j jd i i j j j x x l j n x kx i MaxU ββ======+=∑∏ 其中: j i x 为单位(国家或者个人) i 消费自我生产的产品j x 的数目, j d i x 为i 通过贸易购入 消费的产品j x 的数目. j ix l 为i 生产商品j x 的专业化水平,i 为国家或者个人标号,而j 为 产品标号。(注意:这里有个假设,对于不消费某种产品,并不会导致整体效用为0,因为处理这种情况是采用缩小产品集合的作法,而不是直接加入一个为0的乘子)。. 2,约束条件: 约束1,.产出约束: 生产者-消费者复合体的生产函数为: ,1,2,,j j j p j js i i i ix ix x x x a l j n ≡+==

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张沛霖 PEILIN ZHANG 2013111841 摘要:国际政治风云的背后涌动着的是发展的洪流。中国持续了30余年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隐藏着“后发劣势”。另外,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已经直接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面前,中国经济的挑战不是来自名义GDP的赶超,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构、体制和能力的挑战。中国已处于发展转型时期,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后发优势”,防范“后发劣势”通过改革完善社会制度,促进经济创新,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走上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创新发展 一、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解释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可以直接模仿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取得发展成就,甚至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成功。模仿有两种形式:一是模仿制度,二是模仿技术,发展经济。通常,由于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种益处先发国没有而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共生的,来自于其落后本身的优势,我们称之为后发优势。该理论主要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如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直接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短暂的时间取得巨大的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后发劣势”的意思是: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很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得不可能。在经济上,发达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顺势而为的市场过程,而后发国家要赶超,就会造成种种扭曲,从而带来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政治上,发达国家先发达是建立在良好制度基础上的,落后国家由于片面模仿技术,虽然能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从而产生隐患,破坏社会发展,甚至将片面的“后发优势”成果吞没。比如苏联从斯大林开始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采用强制手段,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相抗衡的冷战一级。但是长期高度集权的落后制度最终使苏联解体,“后发劣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我国对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认识上的缺陷 (一)制度改革进展缓慢 1、“官本位”政治依然严重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解读

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 - - 重要而非精彩的“ 论战” ——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 ◎大诗 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以下简称“ 林文” , 是林先生 2002年 6月 12日在北大演讲时所用的一篇稿子。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 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下简称“ 杨文” ,以及杰弗里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以下简称《宪》文的一个直接回应。从“ 真理越辩越明” 的精神出发,林文对杨文、《宪》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些看法之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林毅夫、杨小凯两位先生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健者,林文作为二者的正面“ 交锋” , 引起了学界和经济学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被誉为“ 高手的角力” 。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林文及相关文本,但结果却颇感失望。在笔者看来,林文并未构成对杨文或《宪》文的有效反驳, 充其量只能算是正式交锋之前的一个前奏。林文的有效成分, 基本上还是 林毅夫先生对自己一贯所持观点的一个复述, 其赖以支撑的绝大多数理论基础, 在杨文、《宪》文产生之前的语境中业已存在。换言之,在时间上,林文虽在杨文、《宪》文之后,但在逻辑上,林文反而回到了杨文、《宪》文之前。 虽然是演讲稿,但林文有其明确的针对对象,显然是有备而来。从文本的有效性角度看 , 林文在逻辑上基本保持了一致性, 不存在形式上的明显错误, 但在科学方法论上有失于严谨之处, 不排除导致误读的可能。而林文包含的有效观点是否成立, 笔者不敢断言, 因为在一些地方, 其依托的部分理论基础在学术上存在争议; 而在另

案例分析资料2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案例分析资料]2 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2016-09-25 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中秋节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回到本质,这是一个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说明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死水一潭。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不仅是一场学术之争,更是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方向和方式的争论。最终,哪一种观点占上风,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取舍和走向,所以必须看起来! 下文为近期林毅夫回应张维迎的文章主要内容,标题:《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1 国企改革的争论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的探讨。

摘要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 后发优势 理论及一些代表性观点。其次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在开放的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的六大优势 并就全球化条件下 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外在发展劣势进行了分析 同时 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部失误加以总结。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发展劣势现代化失误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 许多国家都是抓住良好时机 实现经济起飞与发展。日德抓住 世纪 年代末国际经济第一次产业大调整及其他机遇 迅速在战争的废墟上崛起 成为经济强国 年代末国际经济第二次大调整跃出亚洲四小龙 将外国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与本国本地区的优势人力资源相结合 乘势而上成为 新兴工业国 地区 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也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抓住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及与更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 利用比较宽松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 迅速崛起 与更先进国家的 经济落差 与 科技落差 在推动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异势移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面临新的内外环境的变化 需要客观地分析对待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优势与劣势 未雨绸缪。 一、后发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与速度 取决于其内部条件和国际环境两方面因素 前者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后者是现代化的外在条件。现代化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进程 自始就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始终受到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及国际格局的强烈影响。是否遇到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能否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是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 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这种国际环境为发展中国家充分地利用客观存在的发展优势 最大限度地谋取后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利益 促进本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 后发优势理论概述 先后是相对而言的时间维度 后发展国家经济地位相对落后而使之具有特殊的后发益处 即来自落后的 后发优势 。这是 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德、俄、意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分析基础上所创立的后发优势论。他认为 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 相对落后程度越高 增长速度就越快。之后 有多位学者继续充实了后发优势理论。阿伯拉莫维茨提出初始条件与经济增长速度呈反向关系 换言之 落差 决定了 潜在力量与速度 但潜在的力量与速度只有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能实现 限制条件包括外在的技术差距 内在的社会能力及该国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一国社会能力的不同决定了后进国家是缩小还是最终扩大了与先进国的发展差距。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 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赫尔希曼、南亮进等通过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 提出后发国的经济增长能力将随着与先发国技术差距的缩小而缩小甚至消失 能否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将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伯利兹克鲁格曼、兹东提出 蛙跳理论 认为相对于先发国基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及技术转换的高机会成本 后发国家有更多的机会与更低的成本采用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最新科技 有机会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 先进国反而被锁定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 蛙跳 说明

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对企业发展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4511154775.html, 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对企业发展的启示 作者:刘依娜 来源:《商场现代化》2018年第08期 摘要:后发优势理论最初是用于解释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现象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它 成为了一套用于指导后发国家、地区和企业赶超先进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理论工具。本文通过对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回顾、梳理和总结,发现大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后发国家、地区和企业实现赶超的关键在于对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并且强调要把自主创新作为最终目标。 关键词: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制度学习 一、国外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回顾 1.后发优势理论的形成发展阶段 后发优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Gerschenkron,1962)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提出的,他在研究俄国、德国等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后发现,各国工业化起点可能不同,但是经济水平越落后,其增长速度反而越快,他将这种反差优势确定为“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之后列维(Levy M.J.,1966)指出了后 发国存在五大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三大后发劣势,而且互相制约。纳尔逊和菲尔普斯(Nelson P.R.& Phelps E.S.,1966)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模型化,他们认为技术差距值越大,后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就越快,两者呈正比例的线性关系,而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发展也就越快,但会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减慢,最终保持一个“均衡技术差距”。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 M.,1989)提出了“追赶假说”,即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越低,其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前提是后发国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能力”,“社会能力”是后发国通过教育等途径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不同质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日本学者南进亮(1992)以日本工业化历程为背景提出了“后进利益论”,他认为日本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和利用,70年代后,随着技术和经济等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后发优势 也逐渐消失了。 2.后发优势理论的深化研究阶段 这个阶段学者们更多的转向了对后发优势的达成和利用的研究上,如伯利兹和克鲁格曼(E.Brezis & P.Krugman,1993)在总结后发国成功发展经验后,基于后发优势理论提出了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即后发国可以直接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在某些产业实施技术创新和超越,从而能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家竞争。弗里曼(Freeman C.,1996)认为后发国如果长期内没有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做好制度变革的准备,就会丧失后发优势的机会窗口。马佐莱尼和纳尔逊(Mazzoleni R.&Nelson R.R.,2007)研究认为人才流动、政府支持等因素对后发优势的获得有积极的作用,而各种制度特别是公共

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_评杨小凯_林毅夫之争

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 ———评杨小凯、林毅夫之争3 苏 振 华 内容摘要 杨小凯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之间关于经济增长与宪政的关系的争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的看法是,经济增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目标,社会发展更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对自由的实质性保障,基于此,宪政的建设是必要的。仅仅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并寄希望于经济的增长内生出宪政在实践中是危险的,这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体现。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宪政 经济决定论 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 1 杨小凯教授和林毅夫教授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翘楚,就他们发表的公开文献来看,二者的基本学术主张相左之处甚多,有此一场争论实属正常。这场争论涉及的命题非常宽泛,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本身的视野,那么,将这场争论置于目前中国学界这一大环境之下来 看,可以说是代表了两种思潮之争,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之争。由此上溯,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自由右派”、“新左派”之争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展开。须立基的一个认识论前提是,“主义”之争是价值观层面的分野,但更重要的是“主义”的有效性、可行性须置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下予以考量,否则,争论只不过仅仅停留在学理的层面上。无疑,今天中国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说,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现代化显然还包括民主政治、社会正义、市民社会的兴起等更丰富的内涵。由此,在“现代性”这一前提下,透过争论所折射出的分歧,本文的讨论在两个方面展开:一,经济增长是我们的全部目的吗?二,宪政与达致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回顾一下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是必要的。就林毅夫所转述的杨小凯的基本观点是:(1)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这样后发国家虽然可以获得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但由此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杨小凯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完成对先发国家的制度模仿之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2)关于宪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杨小凯指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具体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而俄国固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比中国失败,但由于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则在长期内俄国的成就会超过中国。进而,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1930、1940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均应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07 3杨小凯先生的学术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平淡,但他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与自由精神必定永存。谨以此文纪念杨小凯教授。

自我分析中的优势与劣势

一、我的优势和劣势 1、我的竞争优势 对于大学生而言,所谓“优势”主要分为个人优势和资源优势。所谓个人优势,指的是你纯粹属于个人因素、不随外界因素变化的优势,比如说你很聪明,又比如说你很漂亮,其实这些都是优势,你可以先记录下来,但真正严谨地分析下来,应包含的领域应该更宽些。比如有些人口才很好,有些人交际能力出众,有些人酒量特别厉害,有些人具备某些文艺体育类的特长,有些人很容易在第一印象给人以信赖感,而有些人大学时系列地读过一些书,形成了某一领域较系统的知识,这些都是优势,也比较显性,你很容易自己就把握到。口才好的可以从事需要与人打交道、需要说服别人的工作;酒量厉害的适合做销售或公务员,或者公关类岗位,;有文体类特长的,说不定瞎猫碰到死耗子,招聘企业需要这类人员,或人事部招聘的那家伙和你一样喜欢篮球,而且进入公司后可以借此很快和同事打成一片,增进人际关系;在某一领域有系统知识的,很容易在别人面前形成“渊博”的形象,人们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总是有些敬畏的,就好好发挥你的优势吧。 2、我的竞争劣势 如不善言语、含羞、粗枝大叶、知识贫瘠、学校比较差毫无品牌可言、专业冷门或太过热门等。分析劣势的目的不是使自己变得更沮丧,而是使自己了解该如何避开这些劣势,使自己在职业之路上变得更聪明些。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挑战这些劣势,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倒也不是不行,只是困难会多出许多,而我也只有“敬仰之心,滔滔不绝”了。 大学生也有些较通行的劣势,需提醒自己注意。比如:缺乏经验,自我期望较高并因此造成在职的不稳定性,学校的知识很可能比较陈旧而不适用于企业,现代大学生活可能养成的许多不良习气(如懒散、易抱怨、不关心他人、及其他基本素质方面的问题)等。 二、我面对的机会和威胁 1、我的机会 所谓机会,主要指外界而言,当然也包括学校可能提供的诸如“出国”、“进修”、“考研”、“对口实习”等机会。不要以为校园内往来奔告的诸如“某某企业来学校招聘啦”才是传说中的机会,然后使尽各种江湖招数去“把握”这样的机会,如果你居然用这样狭隘的视角来做“战略规划”,这篇文章你就甭往下读了。机会的分析其实需要很广的视角,宏观上包括国家的经济形势、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各区域的产业发展态势、行业趋势等,微观上包括搜集到的来自各企业、政府部门、人才市场、学校或学长们提供的各类有利的信息。尤其要关注新生的、或高增长预期的职业领域,和自己专业或自身优势有关的边缘性、复合型职业领域,职业竞争者薄弱,国家强烈倾向的人才政策等利好信息。 2、我的威胁

杨小凯论后发优势

[转帖]杨小凯论后发优势 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经常谈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但是他们很少注意西方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后发劣势。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对后起者的诅咒”。它是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 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后发劣势。世界上第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英国是靠宪政秩序,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富强起来的,而法国经济在19世纪前却因专制制度和政府任意侵犯财产而落后。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另几个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不可能成功。但却相信电子商务中国有后发优势。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官商合办,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中国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

中美贸易争端中中国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及发展路径与规则应对

一、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的核心目标 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目前已经完成了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的目标,对来自中国的总价值为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根据美国的表态,第二阶段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第三阶段的目标则是更为庞大的价值5000亿美元商品。由于中美双方之间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美国政府如此巨额的征税措施给美国自身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无疑也将是巨大的。对于弥补贸易逆差的目标,中美之间存在多种有效举措,例如中方扩大进口具有优势的美国产品,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加强合作,中方扩大开放减少制作限制等,这些都是有利双方合作盘活存量提升增量的良性方法。可以看出,美国在此次贸易争端中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具体经济利益上的多取少予,而是希望借此机会对中国进行战略性打击与压制。 美国在此次贸易争端中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建设性对抗”策略与“规则锁定”政策,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发展,压缩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与潜力,控制中国整体成长的极限值,避免中国的过度成长以挑战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对华态度强硬的《国防授权法》,该法案将矛头直指中国,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重大威胁。该法案对华敌视政策明显,呼吁美国政府需求制定全面遏制战略,以采取必要而有效的各种措施抗衡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方面活动,减弱中国日趋扩大的国际影响力,以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损害。该法案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全面转型,美国警惕但不敌视中国并愿意接纳和促使中国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这一传统的中美合作基础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动摇,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质的变化。以贸易争端为代表的中美摩擦,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各方面竞争将全面展开并呈现明显态势,预示着中美关系可能进行一个较长时期的震荡下行状态,世界局势将变得更加波诡云谲。因此,中国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路径,采取怎样的应对战略战术显示尤为关键。 二、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1.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与国际规则红利。后发优势可以总结为“借鉴—模仿—吸收—超越”模式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与发展助力,后发优势是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高速发展中经常提到的高频词,后发优势被频繁提及的背后是中国对于自身道路的自信与弯道超越的追求。后发优势理论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在着手推动现代化建设时,对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参考,远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建设初期时的认知丰富多源。第二,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广泛借鉴了引进了发达国家业已成熟的管理经验、技术设备、市场规划、组织模式等。第三,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避免了从头来过的过程,可以优先选择行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创新,节约了时间与资源。第四,中国通过观参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发展阶段与发展状态,不仅可以对自身的发展情况进行相应预估,并且可以吸取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及时修正自身的发展方向与道路。第五,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充分地吸引利用了外国资本与技术,这对中国经济的成长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中国在技术、制度、资本、人力、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具有后发优势。首先,在技术上,中国具有后发技术优势。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引进与利用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吸收、消化、模仿现有技术所需要的时间与费用远比直接研发技术要小,从而节省了大量资源并且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推进技术发展。第二,在制度上,中国具有后发制度优势。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是后发优势中的重要因素,后发制度优势是中国得以实现“弯道超越”的软件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优质高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整合。中国的制度安排吸取了先发国家的发展教训,结合中国的国情与状况,设计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既保证了市场的作用又保障了最大多数人权益。第三,在资本上,中国具有后发资本优势。在资本自由流通的情况下,资 中美贸易争端中中国的后发优势 与后发劣势及发展路径与规则应对 ●李贤森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政策表现出了反复多变的特征,其目标不仅是争取经济利益更是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战略压制。中国发展的后发优势已经得到充分释放,应当警惕可能出现的后发劣势。中国应当审视自身发展路径选择与规则应对策略,以增强本国经济发展韧性与国际规则影响力。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深化内部改革破除发展路径依赖,扩大对外开放再续国际规则红利等方式,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中美贸易争端。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国际规则;国际法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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