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法律制度

第五讲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西周中后期起，维系着周王朝统治的宗法等级制度出现了全面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从井田制到分封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风雨飘摇中，伴随着旧制度的解体，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王纲解钮”的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豪士辈出的时代，这更是一个学术开放自由、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黄金时代。

第一节奴隶制法制的瓦解和各诸侯国的改革

1 .奴隶制法律制度解体

标志: (1).王权的下移; (2).礼的僭越; (3).井田制的瓦解(4).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

2.诸侯国改革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

(一)齐国。“相地而衰征”，“作内政而寄军令”。

(二)晋困。“作爰田”、“作州兵”。

(三)鲁国。“初税亩”、“作丘甲”。

(四)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

(五)郑国。“作封洫”、“作丘赋”。

第二节成文法的公布及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家思想的影响下，在法律制度上出现了很多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事件，这其中就包括春秋时各国相继公布成文法，战国时各国又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变法改革，为新制度、新秩序的创建进行着努力。

一、春秋时期各国立法以及成文法的公布

春秋中期开始，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生的诸多变化，一些诸侯国开始进行立法活动，相继制定了成文法。

其中较早制定成文法的国家是楚国。公元前689～前677年，楚文王在位时，效法周文王时的“有亡荒阅”之法，“作仆区之法”，用以惩治隐匿逃亡者和窝藏盗窃物品的行为。公元前613～前59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位期间，又制定了“茆门之法”，规定了关于宫廷警卫方面的内容。

晋国也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在位时，制定了“被庐之法”。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命执政赵宣子（赵盾）制定“常法”，是一步包含了刑事、民事和官制法律内容的综合性法规。公元前554～前547年，晋平公时执政范宣子在“常法”的基础上修订了新的刑书。

这一时期，虽然诸多国家先后制定了成文法，但是很可能并没有布之于众。“刑不可知，威不可测”、“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秘密法传统还没有真正打破。到了春秋后期，社会变革愈加激烈，新兴统治者迫切希望摧毁旧宗主贵族的法律特权，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于是在反复的论争中郑、晋等国公布了成文法。

公元前536年，郑简公时期，在执政子产主持下，郑国“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公元前513年，晋国也在执政赵鞅、荀寅等人主持下，“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公元前501年，郑献公时期，大夫邓析私制一部“刑书”，因其书于竹简之上，故称“竹刑”。执政驷歂以邓析“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为由将其杀死，但认为“其法可取”，将“竹刑”公布并予适用。在郑、晋相继公布成文法之后，其它诸侯国也陆续效仿，这就推动了法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不过制定公布成文法却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新旧势力的激烈争论。郑国子产“铸刑书”，遭到了晋国大夫叔向的强烈抨击。他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出发，致信子产，指出，按照传统体制法律是不能予以公布的，因为“惧民有争心”，了解法律内容之后，百姓一旦“不忌于上”，起了争名争利之心，统治就困难了。现在郑国将刑书铸在鼎上，“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叔向认为

百姓将不会再遵从礼制，故而他认为郑国“国将亡，必多制”。子产复信中，说明公布成文法的目的在于“救世”，维护了公布成文法的成果。

二十年后，叔向的晋国也公布了成文法，这次出来责难的是孔子。他认为礼乐制度是立国之本，其核心则是“贵贱不愆”的宗法等级秩序。正是在这一等级制度之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而若“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由于公布了成文法，人们将会抛弃原来的礼仪制度，从而宗法秩序将难以为继，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家也将无法存在。故而，孔子言“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虽则反对公布成文法的人层出不穷，但这一历史趋势却已无人能够阻挡。春秋后期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法律的秘密状态和神秘色彩，使法律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走向了公开化，在已经摇摇晃晃的宗法等级制度上，重重的推了一把。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中的新纪元，是历史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李悝变法及《法经》

进入战国时期，在春秋各国陆续公布成文法法的基础上，在早期法家“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各国又对旧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法改革，陆续制定了一批新成文法，如赵国的“国律”、楚国的“宪令”、齐国的“七法”、韩国的“刑符”、魏国的“魏宪”和《法经》、秦国的《秦律》等。其中以战国初国力最强大的魏国的立法时间最早，成就和影响也最大。

（一）李悝变法的措施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巩固政权，增强国力，争雄天下，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魏国则是最早进行变法的国家。魏国国君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礼贤下士，任人有方，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守，对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者也很尊敬。李悝魏人，为战国时期法家第一人，在其相魏时，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变法改革，其变法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政治上，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李悝认为治理国家应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根据功劳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赏罚分明。他视那些“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世袭贵族为“淫民”，力主“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建立新型的官僚制度。

第二，经济上，“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法”。李悝要求农夫努力耕作，充分发挥土地的效力和潜能，提高粮食产量，扩大收入，从而达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为了解决丰年荒年粮价不同给百姓造成的影响，他实行了平衡粮价的“平籴法”，具体做法是：丰收之年国家平价购进余粮储备起来，防止粮价暴跌伤害农民种粮积极性；灾荒之年国家将储备的粮食平价出售，防止粮价暴涨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一做法有效防止了农民破产，限制了商人囤积居奇的投机活动，维持了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

第三，法律上，制定《法经》，推行“法治”。为了限制旧贵族势力，巩固变法改革成果，李悝制定了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确立了以法治国的原则精神。

（二）《法经》的内容

《法经》早已失佚，在《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以及明代董说《七国考·魏刑法》等文献中，保留有主要篇目及部分内容。根据这些记载，《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部分。

第一，正律部分为前四篇，主要是惩治盗、贼犯罪的法律规定。盗罪为侵犯公私财产的行为，贼罪则为侵害人身安全及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着《网》（应为囚，《晋书》误）、《捕》二篇”。

第二，杂律部分，即第五篇《杂法》。主要为惩治盗、贼之外的其它犯罪。根据《晋书》记载，包括六种犯罪行为：“轻狡”，盗窃兵符、玺印或议论国家法令等行为；“越城”，翻越城池，偷渡关津；“博戏”，赌博欺诈；“借假不廉”，贪污贿赂；“淫侈”，奢侈淫糜；“逾制”，越级享用不该享有的特权或器物服饰。《七国考》则记载有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等“六禁”。内容大致相同。

第三，第六篇《具法》。相当于后世律典的《名例》。《晋书》中有“具其加减”的说法，故其内容应

当为按照不同情节予以加刑或减刑的规定。

（三）《法经》的地位和特点

《法经》的内容、篇目、体例、结构虽然比较简单，但其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它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指导，总结了此前各诸侯国的立法经验而成，代表了当时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上，《法经》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结构来看，《法经》以严惩盗、贼犯罪为核心，根据罪名类型、程序性规定、量刑标准等不同内容分立篇目，包含有总则与分则、实体法与程序法、刑法规范与其它法律规范等内容，创立了诸法合体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后世成文法典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立法宗旨来看，《法经》在法家君主集权专制思想指导下，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原则，将危害统治及社会秩序、侵犯所有权及人身安全的行为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开创了后世立法的根本精神。

从法律内容来看，《法经》贯彻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法制原则，沿袭了夏商西周的五刑制度，尤其是商代残酷的刑罚，这使野蛮的刑罚在文明进步的社会中依然得以保留，直接影响了此后两千余年的刑罚制度发展方向。

此外，《法经》一改过去法律以“刑”称呼的传统，变而为“法”，这就突出了法家所强调的法作为一种公平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不再是以往单纯强调刑罚的“刑”，这也是“法”的观念进步的一个表现。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法经》都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秦国商鞅变法即是以法经为蓝本制定了《秦律》。汉承秦制，汉相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以后的魏晋各朝立法又都以汉律为宗。故而，《法经》作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源头，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三、商鞅变法

商鞅为卫国公室后代，氏公孙，名鞅。后在秦因功受封于商，故称商鞅。其早年在魏国做家臣，但未受重用，闻得秦国召贤，不得志的他携《法经》西行入秦。到秦国后其才华很快得到孝公赏识，于公元前359年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变法，使法家的政治理想得以在秦国彻底的实现。

商鞅变法分为两次进行，第一次在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有：

第一，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商鞅将《法经》在秦国颁布实施，改“法”为“律”。如果说“法”强调的是公正的话，那么“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与统一性。在这一时期，法家人物更加关心的，是法律能否真正得以施行。商鞅还推行了连坐法，在编户齐民的基础上，建立什伍中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加强对基层的控制。法律实施当中，法家重刑轻罪的思想也得以彻底贯彻，希望“以刑去刑”，从而实现“法治”。

第二，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商鞅对秦国原有爵制进行了改革，重新规定了二十等爵制。按照爵位高低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特权，还可用爵位抵罪或赎身。而获得爵位的主要途径就是军功。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有贵族的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第三，重农抑商，鼓励耕织。变法规定，从事农耕纺织卓有成效者，可以免除本身徭役，而从事商业手工业及怠慢劳动而致贫困者，可能会被全家没为官奴。此外，秦律中还有诸如重征商税，禁止商人经营粮食等规定。

第四，焚烧诗书，申明法令。商鞅为了顺利推行变法，曾下令焚烧儒家经典，打击复古思潮，加强思想控制。

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的变法得以在重重阻力中推行，并获得了初步成效，“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对外战争屡屡获胜。

公元前350年，已提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富国强兵的进程。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改革土地田亩制度。“开阡陌”，“为田开封疆”，阡陌是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一顷田的大田

界，也就是说重新设置了田界，目的是明确和保护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权。秦律当中亦有“盗徙封”的罪名来惩治私自移动田界者。

第二，普遍推行县制。在秦献公初步推行的基础上，“集小乡邑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县的行政长官县令、县丞，军事长官县尉皆由国君任免。县级地方行政机构的正式确立，成为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基础。

第三，统一度量衡。在秦国范围内使度量衡得到统一。政府制作标准度量衡器，检验并校正各地度量衡。

第四，改革赋税制度。商鞅改革了按田亩征赋的旧制，改按户口征收户赋和口赋。隐瞒户口逃赋者，要严厉惩罚。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男子成年不分家立户的，要加倍征收户赋。这一政策，既鼓励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又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此外，商鞅还将秦都迁至咸阳，以便向东扩张；革除戎狄风俗，改以中原华夏族风尚教化秦人，提高秦人素质。在变法完成后，商鞅将注意力转向了对外战争，他大败魏国，使其割地求和，凯旋后受封于於、商之地，权势也达到了顶点。

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变法中利益受损害的旧贵族开始反击，即位的秦孝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其被处以车裂之刑，诛灭家族。然商鞅虽死，其法未败，孝文王继承贯彻了商鞅的新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面貌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后来居上，成为七雄之首。可以说，商鞅变法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秦的制度后为汉所承，商鞅倡导的法家思想亦在后世帝国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商鞅，商鞅变法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