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徐国历史研究之现状

古徐国历史研究之现状
古徐国历史研究之现状

古徐国历史研究之现状

徐炳仁徐永志

华夏大地,古有徐国。徐州为古九州之一,得名于徐方(丁山《禹贡·九州通考》)。徐方是徐州地区一个著名的古国,若木是徐氏之始祖,也是徐国第一代国君。若木的父亲伯益辅佐帝舜管理山陵、沼泽、草木,调驯鸟兽,并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赐为赢姓。伯益的赢姓后裔后来分衍出徐、黄、马、赵、秦、江等10多个姓氏,俱尊伯益为血缘始祖。伯益最早发明了水井,并著有《山海经》。大禹即位后,下旨传位于伯益。大禹去世后,伯益不肯即帝位,让大禹的儿子启继承帝位,为夏启。伯益去世后,夏启封伯益的次子若木于徐,为徐国第一代国君。所辖区域在山东、江苏、安徽的接壤处,以徐州为中心,以后又扩展。区域最大时,北达山东南部,南到长江以北,西至济水,东临大海。比现在的苏、鲁、豫、皖接壤的淮海经济区还要大一些。古徐国历经夏、商、周3个朝代,直到春秋末期,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徐国子民,播散于天南海北,融入华夏各民族大家庭之中。古徐国前后历经44代国君,1649年。徐人的足迹遍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黑龙江、辽宁及海外等地区。古徐国在漫长的兴衰更替中,创造了极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思想的左右,徐国一直未能得到公平待遇,甚至被人为地加以抹杀。如《史记》就绝口不提杂家议论的“徐偃王仁义”种种迹象,只说一句:“徐偃王谋反”简单地了结此事。徐偃王谋反的冤案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考古学的蓬勃兴起,徐器和器铭文字的出现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深入到历史研究领域。《韩非子·五蠹》和《淮南子·人间训》都记载:“徐偃王服国三十六(或三十二)”。《后汉书·东夷传》载:“徐夷潜号,及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由此可见,徐国在西周时期也是一个泱泱大国。徐国和西周战争频繁,叛服无定,应是考察西周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地下文物的不断被发现,徐国才渐渐“露出水面”,引起了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根据有关资料,郭沫若大约是首先肯定徐国历史和徐文化作用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以后至2002年,如下研究文章或专著产生了较大影响:1943年,徐旭生出版《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一书,其中有比较系统地叙述徐国的有关资料,作出丰富的史实考证。1960年,《安徽史学》3期登了龚维英《徐偃王年代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赣、浙、皖、苏等省相继出土著有铭文的徐器,又一次掀起徐文化、徐国史的研究潮流。1981年,齐鲁书社出版李白凤《东夷杂考》。1983年,《南京博物院集刊》第6辑载贺云翔《徐国史初探》。1984年《安徽史学》2期载何光岳《徐族的源流与南迁》。1984年《文史》第十二期载顾颉刚遗著《徐和淮夷的迁、留》。1985年,《考古与文物》1期载刘广和《徐国汤鼎铭文试释》。1986年,《中国史研究》3期载顾孟武《有关淮夷的几个几问题》。1986年,《安徽史学》6期载贺云翔《徐国史研究综述》。1988年,《安徽大学学报》载崔恒升《关于徐国几个问题的辩证》。

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世源《古徐国小史》。1991年,《文物研究》第七辑载万全文《徐国青铜器略论》。1995年,《东南文化》1期载王辉《徐国铜器铭文零释》。1996年,《历史研究》4期载李修松《徐夷迁徙考》。1999年,《考古》11期载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钟》。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出版徐永生《徐国史研究》。正统观念的典籍文献认为:从黄帝开始,到尧舜禹、夏商周是一条直线。在一些古史研究中

往往容易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良传统影响,对先秦史中许多曾在历史上起过作用,或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中小国家、历史人物以正统的眼光来斜视,不去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对于古徐国史研究,同样困难重重。徐国是个战败国,不入正史,古书记载少,而且说法也不一致,出土文物也不多,因而研究人员极少。在徐州最早研究古徐国史的是徐州师范大学地理系罗其湘教授。他于1984年去赣榆县搞地名普查时,发现徐福村是秦代著名方士徐福的故乡(出生地)。于1984年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以后又发表了《徐福故国---徐国》等系列论文及出版专著。罗其湘教授在论文中写道:“在我国东方徐淮地区,有一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古老方国--徐国。她的祖先是东夷部族中一个重要成员---徐夷。《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中的徐州之名,就是导源于徐国的。丁山先生《禹贡·九州通考》说:‘徐州得名于徐方’(徐方即徐国)是很正确的。”他又据徐史和徐族谱牒资料的考证和记载,徐福乃春秋时代徐国君主徐偃王的29代孙。因此他考证:徐国是徐福的故国,徐福村是徐福的故里。罗其湘教授对古徐国史的考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为后世留存了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然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大多数机关、企业介绍徐州历史,仍然是:“徐州古称彭城,乃渊源于大彭氏国。”直到2004年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成立后,从而把研究古徐国史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2004年3月26日,经徐炳仁同志提议,在徐州市政协高之均副主席的指导下,开始筹备成立“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于2004年1 1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300多人;香港北海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展堂、台湾“世界徐氏宗亲总会”理事长徐鸿进、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中华徐氏通谱》编委会、《徐氏古今文化大观》编委会、天津南开大学徐建华教授、江西景德镇徐明柳、山东临沂市及重庆市等研究会发来了贺电、贺信、贺词、贺联祝贺。江西景德镇陶瓷厂一位工程师还将亲手制作的大型陶瓷工艺捏雕《九月菊》带到徐州,以示庆贺。研究会成立后,《徐州日报》、《都市晨报》、《徐州电视台》、《新华网》、《彭城晚报》等新闻媒体相继报道,接着又编辑、印发7期《徐文化研究》资料同全国各地交流。全国各地知名专家、学者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考古学家徐自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徐建华,徐州市原教育局局长朱浩熙,徐州市著名评论家、文史专家田秉锷等人撰写数十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从而使“徐国研究”蓬勃兴起。丁爱华的《徐州称谓的由来》,田秉锷的《徐州溯源》,徐永生的《徐国历史研究》,朱浩熙的《徐偃王》,徐建华的《徐姓起源》,罗其湘的《徐福故国一徐国》,徐自强的《文明的起源与古氏族的形成》,徐炳仁的《徐国初探》,蒋岚宇的《徐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徐偃王“失国”原因初探、再探、三探》,徐存耀的《对徐族来龙去脉的探讨》,徐祗湘《徐族的起源和迁徙情况》,徐继达的《以史为鉴兴我家邦》,徐承钦的《徐姓·徐国·徐文化》,徐建维的《古徐国始末简述》等论文,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宣传,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到:徐州得名于徐方、古徐国。古徐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的国家。经过夏、商、周两千多年,徐文化都交织着各主流文化,以十分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华夏大地。从已经出土的“徐子氽鼎”、“沉儿钟”、“徐王鼎”、“徐王义梵”、“徐偃侯旨铭”、“徐伯鬲”、“青铜编钟”、“石编磬”等许多徐器,还有已被发现的几十个徐文化遗址,也都有力地说明了古徐国的存在和绵延,同时又证明它又是讲究“礼”“乐”的东方文明之邦。我们还可以从孔子学说与徐文化的关系中看出徐文化的绵延。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而早于400多年的徐偃王就是倡导推行仁义的君主。《韩非子·五蠢》日:“(偃王)行仁义,制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淮南子·人间训》日:“昔徐偃王好行仁义。”《后汉书·东夷列传》日:“偃王处潢池之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这些史书记载都说明,远远早于孔子之前,东夷古徐国就已经施行仁义了。孔子因受“尊王攮夷”正统思想的影响,而不承认罢了。另外,徐文化还为汉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徐国历经1649年,在44代国君中,第32代徐偃王时是

鼎盛期与西周抗衡。徐国历史研究会徐炳仁会长专门撰写了《徐偃王传奇》一书,以补文史资料的不足,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成立二年多来,先后接待了四川的徐鸿章、徐鸿杰,台湾的徐荣泰,北京的徐永干,天津的徐建华,扬州的徐高义,安徽的徐继达、徐敬宾、徐英先、徐承钦,山东郯城的徐绍贵,平邑的徐斌,福建的徐根水、徐谦富等学者、来宾80余人次。还组织外出考察、交流,曾参加福建省徐文化研讨会,还参加中国·赣榆第六届徐福节,去邳州市,到山东郯城等地考察学术交流6次。召开各种形式的徐文化座谈会20余次;办《徐文化研究》内部刊物7期,共发表论文、文章近60篇,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徐文化研究正方兴未艾,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部分省市先后成立了民间徐文化研究组织:如山东、湖南、安徽、福建、四川、重庆、台湾、广东、浙江、江西等地成立了徐文化研究会、古徐国研究会、徐氏宗亲会,台湾还成立了《世界徐氏宗亲总会》等组织,古徐国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一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的研究正在形成。近几年来,全国徐氏纷纷到徐州来寻根问祖、进行学术交流,局面发展,令人欣喜。徐州是唯一存留原名的古九州之一,徐州是徐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苏北是徐姓、徐国的发祥地,古徐国文化遗址多,如徐州“偃王行仁义北走武原山(徐山)”、挂剑台,邳州“梁王城”、郯城“徐氏祖莹豹公墩”,赣榆“徐福故里”等,这些都是古徐国文化的瑰宝。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徐国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高之均曾在2005年5月6日召开的“徐国历史研究会工作会议”上指出:《徐文化研究》填补了徐州一个空白,很有意义。历史在徐州演绎了许多故事,要从古籍中、文物上认真挖掘整理,深入研究。要加强对外宣传,让海内外都知道,在徐州有“徐文化研究”和“彭祖文化研究”,使之更好地为建设“三个文明”服务!古徐国是夏、商、周时期活动在现今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一个文明古国,它虽然消失了,但它创造的灿烂文化却几经流传,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广大地区。海外部分研究太平洋历史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古徐国是太平洋文化的发祥地,美洲的母体文化奥尔梅克文化即由古徐国文化演化而来。我国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郭沫若、考古学家尹焕章等,以及后来的几代人,都曾对古徐国的历史进行过不懈的探讨。但由于先秦文献记载很少,出土文物有限,均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连古徐国的国都在哪里也未搞清。现在徐文化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随着邳州九女墩、梁王城古徐国墓葬的发掘,必将把古徐国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一步。(该文章2007年发表在《徐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附:徐姓历史名人

徐淑: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南)人,东汉著名女诗人。

徐稚:今江西省南昌境内人,汉桓帝时因不满宦官专权,虽经多次征聘,最终没有做官,时称“徐州高士”。

徐干: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东汉末期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著有《中论》,辞意典雅,为时所称。又善辞赋,能诗,后人辑有《徐伟长集》。

徐庶:颍川(今河南禹州)人,三国时名臣,曾走马荐诸葛,因其母为曹操所挟执,入曹营后,一言不发。

徐陵: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南朝文学家,其诗歌骈文,轻靡绮艳,与庾信齐名,有《玉台新咏》等,后人辑有《徐孝穆集》。徐寅:莆田(今属福建)人,唐代诗人,有《探龙钓矶》二集,诗四卷。

徐达:濠州(今安徽凤阳)人,明代名将,勇猛有谋略,为朱明王朝的建立立下奇功。徐润:

广东省香山人,清朝时买办。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自称书法天下第一,长于行草。擅长水墨花竹、山水、人物。与陈复道并答“青藤、白阳”。有《徐文长全集》、《南词续录》等。

徐松: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清代著名学者。一生致力于史地研究,成绩卓著,有《西域水道记》等地理著作,为清代研究西北历史地理的先驱者之一。

徐安真:中唐时重臣。安禄山叛乱时与朝中其它五位重臣隐居今湖南省汨罗与平江交界处。湖南徐姓从此兴望。

徐树铮:江苏省萧县人,北洋皖系政客,曾在段祺瑞内阁担任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等职。徐锡麟:浙江省阴山人,民主革命烈士,1907年与秋瑾准备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后被抓,英勇就义。

徐霞客:南直隶江苏人,杰出的旅行家和游记文学家,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其观察所记,按日记载,死后编辑而成《徐霞客游记》。

徐光启:明代科学家。字子先,上海徐家汇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崇祯五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六年兼任文渊阁大学士。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较为突出。较早从窦马利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我国,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积极推动者。著有《农政全书》,主译《崇祯历书》,译著《几何原本》。徐世昌:天津人,光绪进士。辛亥革命后,密助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1918-1922年年曾任民国大总统。

徐树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人,北洋皖系军阀、政客,为段祺瑞之股肱,后被冯玉祥部枪杀于河北廊坊火车站。

徐悲鸿:江苏省宜兴人,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尤擅画马。

徐向前:山西省五台人,十大元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军队的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

徐特立:湖南长沙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早年赴日本考察教育,留法勤工俭学。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委员。

湖南沅江徐氏字辈:“坡应连生志爱鸾景必桥思木先之荣世上发达光启后贤良传家永远道德文章守业继绪诗书义长益以明礼万代其昌”。湖南资阳徐氏字辈:“廷崇允嘉大一正德贤良孝友清时用才华上国光勋名辉盛世伟业焕鸿章”。湖南竹山徐氏字辈:“坡应运生志爱鸾景必桥思本先之荣世上发达光启后贤良传家永远道德文章守业继绪诗书义长益以明理万代其昌孝友清时用才华举国扬英名辉玉宇伟业焕鸿章博学怀雄略高歌壮太航廉仁传绮范义勇卫霞邦协力兴民建精心振纪纲和平同日永雅谊共天久”。湖南长沙徐氏字辈:“道恭顺政胜廷邦显士元登大先承继时开运泰长宗功来瑞彩祖泽发荣祥忠信傅家国文章耀玉堂,存仁增善美树德毓贤良孝友贻谋远箕裘百世昌”。湖南益阳徐氏字辈:“名世文彦永绍廷良钦子应鼎日大共光维祖明德克兆延昌守在典则序以伦常善之余庆孚乃家邦”。慈南图屿徐氏字辈:门头支:“玉满堂孝慈友震山恢荣成怀”;墙务支、龙山支:“大文行忠信朝廷邦永”;新屋支:“公文永德显一双秉与泰杨尚林祥”;沙田支:“敬光德龙履华立志元允宾善”;冷湾支:“富光圣友一秉泰性”;墙下支:“文子圣显仕友廷明金启见美”;大地支:“文士元亨利宏贞仁义道”。江苏宝应徐氏字一支辈:“寿文正(振)宝国”。江苏宝应徐氏字一支辈:“贵大顺丙德作刚尚”。江苏连云港徐氏字辈:“正志光有定行宝”。江苏灌南徐氏字辈:“林观学志永庆”。江苏盐城徐氏字辈:“佃鹤长文锦彩”。安徽淮地徐氏字辈:“广汉景(井)佩(沛)怀基”。安徽宿州徐氏字辈:“元兴发存”。

安徽广德徐氏字辈:“福宜业(叶)同光”。安徽阜阳徐氏字辈:“万贺克文玉继”。安徽无为徐氏字辈:“书立修欣益”。山东泰安徐氏字辈:“清焕志(田)学宗鲁”。山东寿光徐氏字辈:“天会长新林炜基铸泰”。山东苍山徐氏字辈:“安保会启邦广庆和太昌永传献吉祥敬修怀锦信浩月登辉扬”。山东郯城徐氏字辈:“简静书慎贞敏祗勤熙嘉辑新绍镇培烈起船续乃延”。四川合江徐氏字辈:“天下文章曰显先有国超三四代元光宗体祖昌明远永享荣华富贵全”。四川泸县徐氏字辈:“德启洛文长银念光先泽云中应守成”。四川营山徐氏字辈:“芳荣稣英遇国尚正元文鸿才兴邦家名立万代存”。浙江山阴徐氏字辈:“洪维祖德朱虎为俦佐舜赞禹尽献嘉谋泽延东海望重南州忠考济美义烈杨休奕叶礽来永保徽猷”。浙江金华徐氏字辈:“美绍总联芳昭宣丰豫胜蕃萃益金章纪叙云礽俊”。浙江永康、武义徐氏字辈:“乾坤贤茂盛俊杰德富贵忠良明显达慈孝享荣华彝伦攸叙正大立纲常敬”。河南邓州徐氏字辈:“成存士泽礼已”。河南淮阳徐氏字辈:“天乃公汝其克”。河南夏邑徐氏字辈:“金清汝同”。湖北南漳徐氏字辈:“先怀在可升传”。湖北恩施徐氏字辈:“宗祖仕显盛大光先列秀新启明昆”。湖北徐氏一支字辈:“祖代留方永德配远长清坤名文关照高宗又翻春”。江西铅山徐氏字辈:“享太富贵善忠荣”。江西新建徐氏字辈:“尚永朝一甫明曰嘉隆盛维新昭伟烈济美协其祥”。贵州铜仁徐氏字辈:“砚明洪学仕文治进朝廷”。贵州遵义徐氏字辈:“怀开水源”。广东和平徐氏字辈:“德仲成友惠广世仁诵嘉日大斯之廷元延振东海声名焕南州福泽绵一言开有自百粤永其传善集家余庆宜敦谱若联克绍庭训在忠孝步前贤”。广东揭东徐氏字辈:“一志功业成英哥必聪明六代名位响”。河南光山徐氏字辈:“承先光正大永世保宗传嘉庆安定守文明道德天”。云南昭通徐氏字辈:“达德捷敬文朝维念光先荣宗应守诚泽齐思治国世发绍家声”。辽宁鞍山徐氏字辈:“殿德洪文士”。甘肃会宁徐氏字辈:“加登恒生汉克份步守仰(世)”。徐氏敦睦堂一支字辈:名派:“人伯崇尚守世大乐雍熙有缘生贵子积累造宏基泽荫遗徽远英芳宾璐联文华开景运万代相君贤”;字派:“敬良廷时郎之应惟公明仲体祖宗德季元启赞成敦睦传先绪诒谋袷后昆经纶匡上国冠冕拜龙恩”。徐氏一支字辈:“峻定开洪运斯道碧龙昌”。徐氏一支字辈:“万世久昌盛延传忠孝贤仁义礼智信福禄寿喜全先祖乃崇凤德行真美善少昊金天始伯益后代衍若木建国君源望在邳郯南北为堂号东海是家元”。徐氏一支字辈:“文明(德化)进大同福国保安(天)泰云风肇其光庆新周万代时贤广济美循声自英迈家在苏鲁兴孔繁一世界怀祖念厚图群宗博以爱”。徐氏一支字辈:“学崇先进尊德行仁孝友传家忠道永登宗尚明达祖作孙绳丕振绍述显延斯文善自可继本支昌荣”。徐氏一支字辈:“惟有春光在其华兆以明国昌治海东盛杰永古存”。

徐氏昆山堂

徐氏家谱文献目录(地区不明)

(清)徐攀桂等编清嘉庆十八年(1813)立本堂活字本六册国图徐氏宗谱四卷

(清)徐书城增修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稻香楼刻本八册国图徐氏族谱四卷首二卷

(清)徐万山等纂修清乾隆间东海堂活字本十册国图注:书末领谱录记系乾隆二十六年壬辰月丁未日发

徐氏族谱不分卷(清)徐新宇等撰清道光七年(1827)东海堂活字本四册国图

徐氏家谱一卷(清)徐润立修清咸丰二年(1852)稿本河北抚宁县城开镇白果树村棣雨徐氏家乘十四卷(清)徐金泰编辑清咸丰二年(1852)家刻本二册国图注:书口题《徐氏家乘》徐氏重修宗谱四卷首一卷(清)徐兴骏等编辑清光绪四年(1878)东海郡徐氏活字本四册国图瀚渎徐氏宗谱八卷(清)徐高林等纂修清光绪四年(1878)敬宗堂活字本八册国图注:初于明万历三十二年瀚渎徐氏宗谱八卷(民国)徐纪青等重修民国五年(1916)敬宗堂活字本八册国图注:初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圆塘徐氏宗谱十三卷首一卷(清)徐薇堂等纂修清光

绪九年(1883)继志堂活字本十二册国图卢庄徐氏八修宗谱十二卷(清)徐福洪纂徐清源增修清光绪十一年(1885)固本堂活字本十二册国图卢庄徐氏家谱十六卷(清)徐仕铭等九修清光绪三十二年(19%)固本堂活字本十六册国图注:正德元年创修徐氏续修家乘不分卷(清)徐树楠纂清光绪十六年(1890)敦本堂活字本一册国图注:书口题《徐氏宗谱》徐氏宗谱不分卷(清)徐氏族人选修清光绪十六年(1890)徐敦瀚陕西省寓重刻本国图徐氏·自己新簿清光绪十九年(1893)抄本一册台湾东海徐氏宗谱四卷(清)徐楚材等续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雪山堂活字本三册国图徐氏族谱不分卷清光绪间八龙堂木活字本四川图(存一册) 八龙堂徐氏族谱不分卷清八龙堂木活字本四川图(存一册) 徐氏族谱不分卷清敦本堂木活字本四川图(存一册) 徐氏家乘不分卷(清)徐美虔徐钟浩等纂修清抄本六册四川图徐氏家谱不分卷(民国)徐景星等纂民国三年(1914)昆山堂刻本五册国图徐氏宗谱八卷(民国)徐淼宝主修民国四年(1915)世德堂活字本八册国图徐巷徐氏信谱十六卷首一卷徐耀廷等纂修民国六年(1917)名正堂活字本十二册国图(二部) 徐氏统宗世谱不分卷(民国)徐呈洛纂民国九年(1920)刻本二册国图东海徐氏宗谱四卷(民国)徐瑞瑜等重修民国十年(1921)诒燕堂活字本四册国图谭庄徐氏宗谱十六卷(民国)徐仁茂徐仁传修民国十三年(1924)角杰堂活字本二十册国图徐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徐锡顺等纂修民国十五年(1926)风月堂活字本六册国图徐氏三修支谱四卷首二卷(民国)徐煦春纂修民国十六年(1927)东海堂活字本六册国图双锦徐氏宗谱十卷(民国)徐尚印等重修民国十七年(1928)活字本十册国图东海徐氏老谱不分卷(民国)宁陵徐氏辑校民国十八年(1929)石印本河南图东海家谱不分卷(清)徐炳烈重修民国十九年(1930)本馆朱墨笔影钞徐氏家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写本二册国图徐氏宗谱三卷民国二十年(1931)石印本辽宁海城县计委注:谱前有杨佩文、白永颍序鉴汀徐氏家乘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徐培柄等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滋德堂活字本六册国图徐氏宗谱十卷(民国)徐承庄等纂修民国二十八年(1939)忠亮堂活字本十册国图双港徐氏宗谱四卷(民国)祥瑞成等撰修民国三十五年(1946)诒燕堂活字本四册国图注:书口题《东海徐氏宗谱》徐氏家乘八卷(民国)徐正德等重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孝思堂活字本八册国图徐氏宗谱不分卷敦本堂活字本三册国图注:卷端题《萧(石乔)分池江庄世系》书签题《南州宗谱》。谱内附补钞叶子梧塍徐氏宗谱□□卷写本国图(存卷首、1、29—34)徐氏家乘□□卷江苏档(存一卷)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古文字研究1-24总目中华书局

中化书局古文字研究1——24期总目 1、《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于省吾:《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唐兰:《殷虚文字二记》 张政烺:《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 胡厚宣:《说》 张颔:《侯马盟书丛考续》 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 朱德熙:《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 裘锡圭:《说“弜”》 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数词量词初探》 陈世辉:《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 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张振林:《中山靖王鸟篆壶铭之韵读》 姚孝遂:《契文考释辨证举例》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徐锡台:《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与姚文合于一处) 张政烺:《中山国胤嗣壶释文》 赵诚:《〈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 孙稚雏:《中山王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 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姚孝遂:《商代的俘虏》 李家浩:《释“弁”》 [日]岛邦男:《禘祀》 [日]前川捷三:《介绍著录明义士旧藏甲骨的新刊二书》 肖楠:《甲骨学论著目录(1949—1979)》 2、《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 上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 下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综合研究》 附:图版 3、《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于省吾:《释盾》 裘锡圭:《释柲》 李学勤:《关于组卜辞的一些问题》 萧楠:《论武乙、文丁卜辞》

张永山、罗琨:《论历组卜辞的年代》 张政烺:《周厉王胡簋释文》 林沄:《琱生簋新释》 商承胙:《秦权使用及辨伪》 马国权:《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 李家浩:《战国布考》 孙稚雏:《天亡簋铭文汇释》 姚孝遂:《〈殷虚卜辞综类〉简评》 贾平:《读〈殷虚文字甲编考释〉》 [日]松丸道雄:《散见于日本各地的甲骨文字》 4、《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胡厚宣:《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 于省吾:《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辨》 夏渌:《学习古文字散记》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 陈炜湛:《卜辞文法三题》 常玉芝:《说文武帝——兼论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 刘宗汉:《释七、甲》 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 陈永正:《释》 5、《古文字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于省吾:《墙盘铭文十二解》 赵诚:《墙盘铭文补试》 张政烺:《哀成叔鼎释文》 林沄:《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 张振林:《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 张颔:《韩锺鐱考释》 伍仕谦:《微氏家族铜器群年代初探》 杨五铭:《两周金文数字合文初探》 张亚初:《周厉王所作祭器簋考——兼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陈世辉:《金文韵读续辑(一)》 孙稚雏:《保卣铭文汇释》 商承祚:《〈石刻篆文编〉字说》(二十七则) 饶宗颐:《中山君考略》 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 罗福颐:《近百年来对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 于豪亮:《古玺考释》 马国权:《缪篆研究》 李裕民:《侯马盟书疑难字考》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1、《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于省吾:《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唐兰:《殷虚文字二记》 张政烺:《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 胡厚宣:《说》 张颔:《侯马盟书丛考续》 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 朱德熙:《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 裘锡圭:《说“弜”》 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数词量词初探》 陈世辉:《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 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张振林:《中山靖王鸟篆壶铭之韵读》 姚孝遂:《契文考释辨证举例》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徐锡台:《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与姚文合于一处) 张政烺:《中山国胤嗣壶释文》 赵诚:《〈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 孙稚雏:《中山王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 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姚孝遂:《商代的俘虏》 李家浩:《释“弁”》 [日]岛邦男:《禘祀》 [日]前川捷三:《介绍著录明义士旧藏甲骨的新刊二书》 肖楠:《甲骨学论著目录(1949—1979)》 2、《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 上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 下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综合研究》 附:图版 3、《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于省吾:《释盾》 裘锡圭:《释柲》 李学勤:《关于组卜辞的一些问题》 萧楠:《论武乙、文丁卜辞》 张永山、罗琨:《论历组卜辞的年代》 张政烺:《周厉王胡簋释文》

古文字研究现状

一、古文字系統整體研究的現狀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後,百餘年來大量先秦和秦漢的文字資料相機被發現,很多學者對古文字進行了整理和研究,現在已經形成了專門的學科——古文字學。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中國古文字學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古文字編和字典的編纂 百年來,甲骨文字學研究成就斐然,1920年王襄的第一部甲骨文字典《簠室殷契类纂》出版以後,主要的成就還有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編》(1923年)、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1933年)、孫海波的《甲骨文編》(1934年初版,1965年修訂)、金祥恒的《續甲骨文編》(1959)、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1989年)、李宗焜的博士論文《殷墟甲骨文字表》(1995年)、日本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總類》(1967年)、姚孝遂和肖丁合作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1989年);另外,沈建華、曹錦炎合編的《甲骨文字形表》(2008年)是現階段對甲骨文字形整理的最新、最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也是本文的參考材料之一。 西周春秋金文字編及字典主要有:容庚的《金文編》(1925年初版,1985年第四次校訂出版)是一部相當完備的研究金文形體方面的字典,全書共收金文計一萬八千余字,是根據歷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中的三千多器的銘文拓本或影印本臨摹的。已考釋的約兩千多字左右,大體依據《說文》的次序編排,每個金文都注明出處,書末附器目和檢字,以便檢查。周法高的《金文詁林》(1975年)、陳初生的《金文常用字典》(1987年)和戴家祥主編的《金文大字典》(1995年)等這些研究成果都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材料基礎,開拓了我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對戰國文字作了系統性的研究的有湯馀惠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的《戰國文字編》,中華書局出版的由何琳仪主編的《戰國古文字典》(上下冊),將眾多零散的戰國文字資料彙集一處,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另外,戰國時期的文字以楚文字為主,對楚文字研究的學者也比較多,字編類就有曾憲通的《長沙楚帛書文字編》(1993年)、郭若愚的《戰國楚簡文字編》(1994年)、滕壬生的《楚系簡帛文字編》(1995年)、商承祚的《戰國楚竹簡彙編·字表》、張守中等人共同編寫的《包山楚簡文字編》(1996年)、《郭店楚簡文字編》(2000年)、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 2011-03-29 11:14:03 张星星 【作者简介】张星星,教授,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北京 100009)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经过近30年的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建立了正式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为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今后需要进一步明确学科定位,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学科建设,挖掘档案文献。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国史研究主线国史分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经过近30年来的努力,这一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新兴的年轻学科。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做过初步尝试。195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曾提出,要“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 [1]。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56)》[2],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3]。但是,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还是应当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从那时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正式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 1990年,国家为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该所现在设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与社会史、外交史与港澳台史四个研究室,办有一个国史研究专业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双月刊),一个国史专业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该所与这一学会建立了学术年会制度,至今已召开了六届学术年会,其中包括2004年召开的“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2001年,该所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开展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培养当代中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另外,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也设有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专门机构,许多高等院校也设立了研究当代中国史的机构或中心。 第二,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30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机构的重要文件主要有:建国以来至1965年的重要文献选编[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十六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重要文献选编[5];《人民代表大会文献选编》[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7]、《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8]、《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9]等文献资料;《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10]、《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九○—二○○二年)》[11]、《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12]等专题文献选编。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7年)①,共21卷。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报告主要有:《毛泽东文集》[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4]、《周恩来选集》[15]、《周恩来经济文选》[16]、《周恩来外交文选》[17]、《刘少奇选集》[1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邓小平文选》[20]、《陈云文选》[21]、《陈云文集》[22]等。另外,还出版了大量领导人的传记、年谱、回忆录、口述史料,如《毛泽东传》[23]、《周恩来传》[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25]、《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

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时间:2005年9月21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杨奎松个人网站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

最新古文字研究124辑总目

古文字研究124辑总 目

《古文字研究》第1-24辑总目 1、《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于省吾:《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唐兰:《殷虚文字二记》 张政烺:《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 胡厚宣:《说》 张颔:《侯马盟书丛考续》 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 朱德熙:《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 裘锡圭:《说“弜”》 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数词量词初探》 陈世辉:《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 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张振林:《中山靖王鸟篆壶铭之韵读》 姚孝遂:《契文考释辨证举例》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徐锡台:《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与姚文合于一处) 张政烺:《中山国胤嗣壶释文》 赵诚:《〈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

孙稚雏:《中山王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 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姚孝遂:《商代的俘虏》 李家浩:《释“弁”》 [日]岛邦男:《禘祀》 [日]前川捷三:《介绍著录明义士旧藏甲骨的新刊二书》 肖楠:《甲骨学论著目录(1949—1979)》 2、《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 上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 下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综合研究》 附:图版 3、《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于省吾:《释盾》 裘锡圭:《释柲》 李学勤:《关于组卜辞的一些问题》 萧楠:《论武乙、文丁卜辞》 张永山、罗琨:《论历组卜辞的年代》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阶段、研究现状及问题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概述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基础学科,是晚清至民国期间岁政治学学科的创立而创立的一门现代性学科。它的创立及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第二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第三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第四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 第一阶段:中国政治思想史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等人开创。1922年春,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程;1924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第一本专著。 第二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多所大学相继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代表人物及著作由陈安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全国几十所院校的政治学科被取消,而作为分支学科的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研究也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科恢复20世纪 80年代,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纂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主要人物及著作是徐大同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朱日耀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研究现状 首先,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向一个新的阶段迈进,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它取得了以下的进步。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不再局限于政治教条主义。人们开始注重马克思主义其他的理论方法,在研究中保持理性与辨证地看待。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率先思考的课题。第三,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 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二)存在的问题 第一,研究的方法论仍然很单一。虽然摆脱了政治教条主义,但是研究者们在政治学方法理论的运用方法仍然不够充分。 第二,通史性研究不够重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对于专题人物或者断代史的研究较多,通史的研究较少。

历史研究报告

历史研究报告——关于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研究人:王娜 课题组成员:王娜鲁家伶石晶晶谢金江郑钦元 指导教师:李德军 摘要:中国古代的服饰关键词 中国古代服饰变化与社会变迁 研究方法:资料搜整 一、问题的提出:千姿百态的古代服饰与古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二、研究目标:了解中国古代各时期服饰的特点及其原因、影响三、本论: 1、原始社会 原始人类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渐渐懂得利用火及兽皮取暖,为人类的文明带来了一线曙光。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前之前,原始人类就已经会使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除了骨针的发现外,在这些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当大量的饰品,这些饰品包含各种穿孔的石珠、贝壳、兽牙等,明显是用来制作成串饰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进入畜牧、农耕的阶段,开始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负责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则负责采集、制陶、纺织等工作,人类生活正式进入分工合作的阶段。 原始社会的服装配套包括冠帽、衣裳、套裤、护腿、斜靴、发 式、首饰、纹彩等。由陶器、玉器等遗物,可以推测当时的服饰风貌。 2、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上限一般定在公元前的夏王朝,时间跨度为一千六百年,到公元前481年止。其间的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宗教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上已经完全规范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准则,极大地加速了先民思想从朦胧到清醒这一发展历程。原始信仰的对象明朗化,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已“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在规范全社会行为的同时,制约了人们的思想。直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才出现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 服装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中国服饰文化定型的重要阶段。它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将上古鲜明的宗教意识和统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并积淀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装饰风格的服装符号,这对后世的着装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在形态上出现了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两种基本体制,规定和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服饰制度,并纳入礼制范畴,在朝廷官员和民间极力推行。因此,这一时期的服装,从今天发现考古资料和史籍中,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和礼制有关的服装,其中表现这一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 夏商周时期的服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和祖先的信仰。在参加祭祀活动时,人们须穿饰有章纹的祭服,每代君王祭服上的纹饰皆有不同。夏画山纹,殷商画火纹,周画龙纹 3、汉朝的冠服制度,大都承袭秦制。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因此,冠制特别复杂,有16种之多。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凡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

0190古文字研究的今天

古文字研究的今天 李学勤 这几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今天在这里讲出来,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近百年以来,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的人有两次千载难逢的机缘,第一次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我们特别有福气,今天这是第二次。自1899年往上推100年,拿破仑南征埃及,组织了一个“埃及研究所”,随军远征。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罗塞塔发现一块石碑,即“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碑上刻有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对照的铭文,为释读古埃及文字提供了钥匙。整整100年以后,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古代的可信史推到了商代。应该说,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发现,就没有今天的古文字学。罗振玉、王国维的古文字学,基础就是甲骨文的发现。清代小学是以《说文》作为根基的,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也没有跳出《说文》这个圈子,是旧瓶装新酒。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不但是从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上补充了一个新阶段。古文字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也随着改变,慢慢习惯根据出土的材料,重新认识古文字演变的源流,整个框框都变了。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古文字研究两个时代的过渡,他们之间有些差别,王国维已经是新的时代了。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任教,应学生邀请作公开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新学问》。他指出新的发现带来新的学问,举出当时著名的“四大发现”。这篇讲

演稿最早发表在《清华周刊》上面。现在,四大发现变成了四大学科: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文书档案学。 在70年代,我与裘先生都曾在原北京大学红楼工作,整理新出土的秦汉简帛材料。那时候,因为有一些重大发现,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过去,秦至汉初文字材料很少,一开始看云梦秦简时,有人说是汉简,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秦简。今天看秦简多了,里耶就出土上万支。至于战国古书,孔安国看过,束皙看过,我们只看过传抄的古文《尚书》等的传抄材料。如用楚文字抄的《老子》,我们过去怎么能够看到呢?这真是千载难逢。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甲骨文的发现一样,补足了古文字演变历程的一大块。从宋代以来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铭文都是依据《说文》,小篆与金文中间隔了一大块。这个距离太大,有些字不能解释。50年代初,我在考古所,陈梦家先生对我说:你这么学甲骨文不对,应该先学《说文》,然后往上倒推着学习——战国文字、春秋文字、金文、甲骨文。我今天也对学生讲,学习古文字最好倒推着学。文字的演变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中间缺了一块,必然会影响到我们释读。现在因为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从理论上说,我们考释古文字可以贯通。 活在今天,居然有这么便利的条件研究古文字。我们有这么多新发现,现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所经过的区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区,随着工程的进行,以后提供给我们的考古材料一定是大量的,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现在,随着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很多,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第2版)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政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圣才出品】

第二讲政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1 复习笔记 一、政治研究在中国 中国人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几乎与中华文明一样历史悠远。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的研究主要围绕君主的“治国之道”而展开。 1.夏、商和西周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771年) 记载这一时期的《尚书》中有不少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记载,在商朝,神权政治和王权专制的思想有所体现,到西周时期,加入了明德慎罚的思想。 2.春秋战国时期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逐鹿的政治局面,旧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政治的大变动,为政治学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主要的政治学说有: (1)儒家政治学说 儒家政治学说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修己治人,即以道德教化、修身养性来实行统治,反对以苛政、刑律治天下。(王道)(2)法家政治学说 法家则强调“法”、“术”、“势”为核心的政治观,主张以明令显法和统治术来驾驭人民。(霸道)

(3)道家政治学说 道家的政治学说以“法自然”为思想核心,在统治手法上强调“无为而治”。 (4)墨子的政治学 墨子的政治学说则以“兼爱”、“非攻”为中心,主张以缓和社会矛盾来维持统治。 这些学说,不仅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世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把中国政治学说从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为主要内容推进到了以阐述如何进行统治为主要内容。 3.秦汉到晚清 自秦汉到晚清,中央集权的统治是中国皇权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 (1)鸦片战争前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汉武帝时,董仲舒改造了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就使得儒家政治学说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统治地位,同时也大大禁锢了其他政治学说的发展。 及至宋朝,经过程朱理学的完善,儒家政治学说更加臻于精巧和成熟。 (2)鸦片战争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出现巨大分化,出现了“守旧派”、“维新派”和“民主派”。 ①“守旧派” 晚清统治者继续以儒家政治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大厦。他们被视为“守旧派”。 ②“维新派”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寻求强国富兵之道,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突出代表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他们通过著书立说、迻译名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 《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 《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知 1

《古文字研究》总目(1-24辑)

《古文字研究》总目(1-24辑) 1、《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于省吾:《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唐兰:《殷虚文字二记》 张政烺:《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 胡厚宣:《说珴》 张颔:《侯马盟书丛考续》 高明:《侯马载书盟主考》 朱德熙:《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 裘锡圭:《说“弜(jiàng)”》 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数词量词初探》 陈世辉:《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 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张振林:《中山靖王鸟篆壶铭之韵读》 姚孝遂:《契文考释辨证举例》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徐锡台:《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与姚文合于一处) 张政烺:《中山国胤嗣壶释文》 赵诚:《〈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 孙稚雏:《中山王鼎、壶的年代史实及其意义》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 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姚孝遂:《商代的俘虏》 李家浩:《释“弁”》 [日]岛邦男:《禘祀》 [日]前川捷三:《介绍著录明义士旧藏甲骨的新刊二书》 肖楠:《甲骨学论著目录(1949—1979)》 2、《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 上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 下编:《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综合研究》 附:图版 3、《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于省吾:《释盾》 裘锡圭:《释柲》 李学勤:《关于组卜辞的一些问题》 萧楠:《论武乙、文丁卜辞》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最终版

1.1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生物传感器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技术发展历程基本与国际上同步。从1990年起,全国酶工程会议和中日酶工程学术会议都将生物传感器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研讨,大大促进了我国生物传感器技术和人才队伍的发展[1]。1990年,我国第一个生物传感器专著《生物传感技术原理与应用》出版,奠定了我国生物传感器技术基础。2005年,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生物传感器》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对生物传感器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2008 年,第十届世界生物传感器大会(The World Congress on Biosensors)在中国召开,标志着我国生物传感器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此,英国Cranfield大学的生物传感器资深专家Turner博士[2]指出,近几年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表现尤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论文的高产量,也表现在论文的高质量上。据生物传感器领域最具权威的Biosensors &Bioelectronics 杂志的统计数据[3]表明,2008年中国第一次取代了美国成为该杂志发表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近十年来,有关酶电极的研究论文发表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我国在该领域发表的论文在国际期刊的数量显著增加[4]。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研制出了一批生物传感器分析仪器,最早的是葡萄糖分析仪,以后陆续研制成功BOD、乳酸、谷氨酸、SPR生物传感分析仪器及多指标血液分析、发酵在线检测等系列产品[5]。其中商品化产品主要是手持式血糖仪和SBA酶电极分析仪。手持式血糖测试仪于1994年诞生,国内约有16家生产企业[6]。 我国的一些研究组已经专注于这项工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覃柳等人目前研究一八通道的电化学蛋白芯片,该电极阵列采用硅作为衬底,由再在硅衬底表面通过氧化工艺沉积二氧化硅作为绝缘层。在制作金电极阵列溅射金靶之前进行Ti-W靶的共溅射,形成与硅片结合紧密的Ti-W 膜,然后再溅射形成金膜。该芯片可以同时对多种病毒进行测定[7]。朱婷[8]等人研究了阵列式CMOS细胞电信号传感芯片,该芯片集成了6×6单元有源传感阵列、模拟多路选择器、输出缓冲器、参考源和数字控制电路,实现了传感电路和后端信号处理电路的单片化集成。传感单元面积为60 Lm×60 Lm,包含15 Lm×15 Lm的传感电极和有源预处理电路,线性放大幅值范围100 LV~25 mV 的微小信号,电压增益为40 dB。张国林等[9]采用乙基纤维素和乙炔黑导电复合材料制备固定化葡萄糖酶电极。结果表明:用环己烷洗去石蜡的导电复合材料葡萄糖氧化酶生物传感器具有粒状结构,有利于酶催化反应。利用普鲁士蓝(PB)膜修饰的铂盘葡萄糖电极能有效消除抗坏血酸、尿酸的干扰[10]。蔡新霞等[ 11] 将锇氧化还原聚合物与辣根过氧化酶共价交联修饰薄膜金电极,使用戊二醛交联固定葡萄糖氧化酶制得葡萄糖传感器。该传感器在-0 .1V(vs .Ag AgCl)电位下,背景电流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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