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细胞病毒实验室检测方法流程及其评价

巨细胞病毒感染实验室测试的目的和流程

如上所述，用于CMV检测的方法可用于免疫受损患者中CMV管理的不同方面。具体地，这些测定可用于监测和筛选，预测和风险评估，快速和准确诊断，评估治疗反应，评估复发风险和检测抗病毒药物抗性。图5-7描述了各种测定方法在免疫受损宿主中治疗CMV疾病的效用。

图5 使用CMV血清学对移植接受者及其捐献者的诊断流程。

筛查，监视和预防

CMV实验室检测的最常见表现之一是疾病风险评估。根据临床情况，可以使用血清学，抗原血症和分子检测。移植受体的典型情况如图5所示。CMV血清学用于确定孕妇原发感染或艾滋病患者再激活的风险。在移植领域，对来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的血液样品进行CMV 血清学检测，以确定原发感染或疾病再激活的风险。在这些风险知识的了解影响每个患者人群的各种预防工作。特别是，CMV D+/R-错配的SOT受者具有原发性巨细胞病毒病的风险最高，因此抗病毒预防或侵袭性CMV监测和抢先治疗具有很大的益处。一些医疗中心也使用血清学来确定移植后原发性CMV疾病的持续风险，因为血清转换能显示出免受后续CMV 疾病[133]。

移植后使用抗原血症或NA T进行CMV复制的连续监测是早期的常见做法。该诊断方法是针对CMV疾病的先发性治疗策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图6）。使用该策略，在移植后的第一个12周内每周收集来自移植患者的血液样品，并通过NA T或pp65抗原血症测试CMV 的存在。如果检测到CMV高于与后续CMV疾病高风险相关的预定阈值，抢先启动抗病毒治疗阻止其进展到临床疾病。这种预防性方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诊断测试的性能特

征，理想情况下，该测试应具有高度敏感性，高度特异性和高预测性。这种情况下，PCR 和抗原血症测定已经进行测试并比较。然而，目前使用哪种检测方法（PCR与抗生素血症）的争论备受争议，应该以每个中心机构的可用资源为指导[66,88,134-137]。pp65抗原和分子方法已经在检测CMV和在引导抢先治疗展示出优秀的临床效用[82,137]。通常建议每个中心机构根据其临床实践和患者人群优化其诊断方法。分子检测的主要优点是通过定量结果灵敏检测CMV，快速周期时间，以及对存储和运输中潜在非活病毒的标本进行检测的能力。另一方面，pp65抗原血症也提供病毒复制的快速测量;然而，它是劳动密集型的，受主观性的限制，并且需要立即进行样品处理，因此对于需要运输的样品（例如在主要的转诊实验室中）而言理论上是困难的。

图6 对移植前受者到移植以及后续的移植过程中进行各种诊断分析的说明

预测和风险评估

在免疫缺陷患者，例如移植患者和艾滋病患者，CMV pp65抗原血症和NA T已被用于预测CMV疾病的发展[138]。通常，较高程度的CMV复制（通过病毒载量测量）显示进展至临床疾病的较高风险。然而，然而，高度预测CMV疾病发展的广泛适用的临床相关CMV阈值还没有被定义。定义广泛适用的病毒载量阈值的困难在于该阈值随着不同试验方法，临床样品和患者群体及其免疫抑制方案变化而变化。在这方面，每周测量的个体患者的CMV复制动力学（即，病毒载量的趋势）可能是比绝对数量更好且更适合临床上用于预测CMV疾病的措施[86,88,90]。

CMV感染的诊断

免疫受损宿主中CMV疾病的诊断需要临床标志和症状的存在以及临床标本中CMV的证明

（图7）。传统上，病毒培养是CMV感染的实验室诊断的标准测定。然而，病毒培养系统的灵敏度差和周转时间慢，限制了其临床应用，从而出现了更快速和灵敏的测试，如pp65抗原血症和分子检测（2）。例如，分子检测，如PCR，被认为是检测CMV脑炎或多发性神经根病患者CSF中CMV的首选方法[139,140]。先天性CMV感染也可以通过对滤纸上的新生儿干血（称为Guthrie卡）进行PCR测试CMV DNA来鉴定[141]。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该试验对有症状和无症状婴儿的先天性CMV感染的诊断具有100％的敏感性和99％的特异性[141,142]。另一方面，CMV血清学通常不用于免疫受损宿主中急性CMV的诊断。阴性CMV 血清学检测不能完全排除原发性CMV感染。例如，在出生的第一周中，CMV感染婴儿的脐带血血清中10％至30％不能检测到CMV-IgM。同样，大约25％的原发性CMV感染孕妇在感染发病后2个月内没有可检测到的CMV-IgM。

图7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CMV疾病诊断流程

监测治疗反应

由pp65抗原血症和各种分子测试产生的定量结果被允许用于监测对治疗的反应，个体化和评估抗病毒治疗的持续时间，和确定疾病复发的风险。例如，在抗病毒治疗结束时存在可检测的病毒表明移植受者中CMV疾病复发的风险较高[45,88,133,143,144]。分子检测的某些观察结果能显示出现了具有耐药性的病毒株；例如，在抗病毒治疗期间病毒载量上升或其非下降表明可能具有抗药性的CMV感染[2]。病毒载量的动力学在免疫原性CMV与免疫接种者之间存在差异，后者的病毒生长率和病毒倍增时间显着减慢[24]。此外，治疗开始后病毒载量下降可能在复发疾病患者中较慢[87]。

数据的临床应用和理解

艾滋病患者的巨细胞病毒

CMV视网膜炎

CMV视网膜炎的诊断基于特征蓬松的黄白色视网膜病变的发现，在眼底检查时有或没有视网膜内出血，并且在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的手中具有95％的阳性预测值。因此，仅基于该眼科发现，可以开始抗CMV治疗。如果需要确认诊断，可以通过病毒培养或CMV PCR在房水中证实CMV。在一项比较活动性和非活动性视网膜炎患者房水中CMV DNA的研究中，在有CMV活性视网膜炎的42只眼中有37只（71％）检测到CMV DNA，但在CMV视网膜炎无活动的眼中则没有。在玻璃体内更昔洛韦治疗后，在具有CMV活性视网膜炎的37只眼（78％）中的29只中观察到CMV DNA的下降。因此，房水中的CMV-DNA检测可用于区分活动性和非活性CMV视网膜炎，以及监测治疗反应[145]。在血液中进行CMV PCR 可用于在几个月之前预测CMV视网膜炎的后续发展[138,146]。CMV PCR的阳性预测值为60％[138]。因此，CMV视网膜炎风险患者血液中CMV DNA的连续监测，例如CD4+ T细胞计数<50 cells/mm3和高HIV病毒载量的患者，可能表明需要抢先治疗[138,147]。然而，这种方法在预防CMV感觉神经疾病方面的影响存在争议，目前尚不鼓励这种方法[148,149]。CMV视网膜炎患者仅在70％的病例中检测到血液中存在CMV DNA，提示区域性和局部性疾病[146]。除全身抗病毒治疗外，还可以通过眼内给予抗病毒剂如更昔洛韦和膦甲酸来进行治疗。由于疾病的多系统性质，减少对侧眼的受累，需要进行全身治疗[150]。

CMV多发性神经根病和脑室脑炎

分子诊断分析为检测脑脊液中的CMV提供了一种非常灵敏和特异的方法。这些分子测试现在被认为是CNS中CMV诊断的标准[139,140,151]。对于腰背痛，尿潴留，进行性双侧腿无力以及以高蛋白，低葡萄糖和淋巴细胞细胞增多为CSF特征的患者，怀疑为CMV多发性神经根病。CSF中CMV DNA的定量可能有助于确诊，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监测治疗[139,140]。CSF中较高的病毒载量通常表明疾病更严重。对于神经系统CMV疾病的诊断，PCR的灵敏度超过90％[139,140]。

胃肠道CMV病

胃肠道是艾滋病患者中最常见的CMV感染眼外部位[152]。GI CMV疾病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感染部位）可能是疼痛的食道溃疡或广泛的小肠结肠炎，并且可能由于穿孔而呈现为急性腹部。尽管通常可以在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到CMV，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此，诊断需要内窥镜检查和组织病理学上证明具有巨细胞包涵体，阳性免疫染色或原位杂交的特征性损伤。

CMV肺炎

由于无症状病毒脱落的高发病率和其他肺病原体的频繁存在，因此很难在艾滋病患者中确定CMV肺炎的诊断。通过培养分离CMV或检测来自BAL液体的CMV DNA通常表示无症状的病毒脱落，并且需要触发寻找更可能的病原体。如果对诊断存在怀疑，应通过肺组织活检的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认。

血管造影干细胞移植患者的细胞病毒

CMV感染和组织侵袭性疾病的诊断

CMV检测的分子方法目前是HSCT受者CMV实验室诊断的标准方法。CMV pp65抗原血症受到这些患者延长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期的限制；因此，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NAT取代[153]。通过在没有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检测血液中的CMV来诊断无症状的CMV感染。在一些患者中，CMV伴有组织侵袭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在存在咳嗽和肺部浸润的情况下，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或肺活检标本中的原位杂交证明核内病毒包涵体或检测CMV是诊断的金标准[154]。然而，在通常血小板减少和出血并发症高风险的HSCT患者中，通过活组织检查获得组织并不总是可行的。因此，测量BAL样品中的病毒载量一直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方法，尽管这个尚未标准化，并且没有确定的病毒阈值来区分真正的疾病和病毒脱落[107]。

CMV可影响HSCT受者胃肠道的任何部分，临床表现因部位而异；躯干痛和胸骨后胸痛可能是食管疾病的表现；胃痛和恶心表明胃受累；腹痛伴腹痛应引起肠道疾病的怀疑。GI CMV 疾病的明确诊断依赖于组织学检查。在宏观上，粘膜衬里可能看起来正常，或者可能表现出散在的糜烂或深度溃疡伴有出血和炎症[155]。通过PCR检测组织样品的CMV DNA不是完全诊断性的，因为它可能表现病毒脱落或潜伏病毒。然而，用于诊断的金标准依赖于用表现出病毒包涵体和具有阳性免疫染色或原位杂交的细胞来证明组织损伤[154]。有趣的是，胃肠道受累可能不伴有血液中可检测到的CMV水平；只有约50％的胃肠道受累HSCT患者会有可检测的病毒复制[156]。

CMV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很罕见，但死亡率很高。它表现为脑室脑炎或脊髓炎，并且与长期，深远和延长的T细胞免疫缺陷有关。通常，它发生在具有多个抗病毒治疗疗程的复发性CMV 病毒血症病史的患者中。根据一份报告[157]，死亡率可能达到100％。CMV CNS疾病的诊断可以通过分析CSF进行，PCR检测CMV DNA，神经系统症状和神经影像学的特征性变化[139,158]。对于视网膜炎，显示特征蓬松的黄白色视网膜病变，有或没有视网膜内出血的眼底检查是金标准。然而，在具有非典型临床发现的病例中，可能需要通过PCR在玻璃体液中检测CMV DNA。

监视和抢先治疗

在HSCT受者中抗遗传和NA T最常见的临床应用之一，是实施先发制人的治疗策略—一种CMV预防方法，其中在检测到活跃的CMV复制时施用抗病毒药物，目的是停止其进展为临床疾病。为此，应立即处理血液样本，以便及时将结果提供给临床医生，并且应经常进行诊断监测，在大多数中心，每周进行一次或甚至两次。因此，有效的先发制人治疗的关键是具有高灵敏度和预测性质的快速诊断测试[7,153,159]。如今，CMV QNAT在这方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pp65抗原血症，因为它具有更高的灵敏度，更快的周期时间和免于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限制[160]。CMV QNAT的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其定量性质，使其成为在抗病毒治疗期间连续监测病毒载量下降的理想选择。一项比较CMV QNAT和pp65抗原血症的研究显示，两者的CMV疾病预防率相似，没有增加抢先治疗的患者比例或增加更昔洛韦相关毒性的风险[31]。抢先治疗相对于其他CMV疾病预防方法（即抗病毒预防）的主要的优点是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患者数量减少，因此降低了抗病毒抗性的风险，药物不良反应和药物的成本。CMV监测和抢先治疗已被许多中心机构使用；然而，许多QNA Ts中CMV病毒载量结果存在显着差异，这阻碍了启动和停止抗病毒治疗的病毒阈值的标准化定义[7,119]。例如，在一个中心机构使用LDT的抢先治疗治疗的病毒载量阈值是1,000拷贝/毫升血浆，但是在另一个

中心机构使用不同平台是10,000拷贝/毫升血浆[161,162]。QNAT的标准化应该部分地克服这个问题[163]。

监测对治疗的反应

分子检测（QNAT）的定量能力及其灵敏度，使其在用于监测HSCT患者CMV疾病治疗过程中的病毒载量方面成为优于非分子技术（如病毒培养）的方法[7,153]。在HSCT（和SOT）患者的研究中，静脉注射更昔洛韦治疗期间血液CMV-DNA水平明显下降[144]。CMV负荷下降的半衰期（称为病毒衰减）估计为1-5天[53,86,87,144]。下降的斜率与治疗效果相关[144]。较长的CMV-DNA下降的持续时间，和较长的抗病毒治疗时间与CMV复发有关[121,144]。此外，在治疗结束时具有可检测的病毒载量的患者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并且研究发现，在PCR测试显示阴性之后继续抗病毒治疗是合理的[7,87,121]。一般而言，大多数临床医生在抗病毒治疗期间监测CMVDNA下降并且在停止抗病毒治疗之前连续（至少两次）每周进行CMV-DNA测试。在某些情况下，病毒-DNA监测可以作为抗病毒药物抗性的早期间接测量方法（例如，当抗病毒治疗期间病毒载量出现不下降）[7]。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某些患者的病毒载量下降可能会延迟（最多2周），特别是那些患有复发性疾病的患者和那些免疫CMV接种的患者[24,87]。

实体器官移植患者的巨细胞病毒

CMV综合征和组织侵袭性疾病的诊断

分子方法是目前用于诊断SOT后CMV感染和疾病的标准方法。pp65-抗原血症试验有几个局限性，包括缺乏标准化，主观解释以及需要在收集后6到8小时内处理血液样本，因此，QNAT已经在大多数移植中心取代了pp65-抗原血症试验[164]。

SOT患者的CMV疾病可归类为无症状感染（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检测到病毒复制）；或症状性CMV疾病，可进一步分为CMV综合征或组织侵袭性CMV疾病[23]。CMV综合征的特征是在血液中检测到发热，不适，骨髓抑制和CMV DNA。一般而言，组织侵袭性疾病的诊断需要活组织检查和组织病理学确认；通过细胞和核增殖（巨细胞），阳性CMV特异性免疫过氧化物酶染色或阳性CMV原位杂交来确定[165]。由于新出现的数据表明检测血液和其他体液中的CMV也许能满足以用于组织侵入性疾病的诊断，一些人因此推迟了执行侵入性手术，例如活组织检查。在CMV肺炎的情况下，例如，呼吸道标本如BAL中的CMV QNAT 被认为是诊断CMV肺炎的有用试验，但仍有争议。CMV可在多达50％的肺移植受者中发现，而在CMV肺炎的临床或组织病理学没有发现（称为CMV脱落）[16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组织浸润性CMV疾病没有伴随病毒血症，因此进行活组织检查作为临床指示具有重要性。

SOT受者中的大多数组织侵袭性CMV疾病涉及胃肠道，临床上通过腹痛，恶心，呕吐和腹泻诊断其诊断[165]。内镜检查可能显示斑块状红斑，渗出物和水肿粘膜的微糜烂，多发性糜烂，深部溃疡和假性肿瘤[167]。通过检测外周血中的CMV来诊断（尽管这并不总是存在于CMV R +移植患者中），并且通过组织样本的原位杂交，培养或组织样本的PCR中的CMV 来证实。接受CMV肝炎的SOT患者表现为发热，胆红素升高和肝酶升高；尽管可能存在

其他感染和同种异体移植物排斥，但这些患者血液中CMV的存在则表明CMV肝炎。因此，肝脏活检是区分排除CMV肝炎的唯一可靠方法。区分这两个实体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增加免疫抑制治疗的排斥治疗与通过抗病毒治疗和免疫抑制的减少的CMV治疗对比是显著不同的。在组织侵袭性CMV疾病的大多数情况下，用QNA T检测血液中的CMV是推荐的。然而，有些情况下可能无法在血液中检测到CMV或仅仅是短暂地和少量地检测到CMV。因此，组织病理学仍然是其诊断的基石。

CMV疾病的监测和预防

在SOT后有两种预防CMV的方法—普遍预防和抢先治疗。普遍预防包括给予抗病毒药物不同的持续时间，从短至3个月到长达12个月，用于预防高风险患者的CMV疾病[26]。抗病毒预防的主要缺点是停用预防后和CMV D+/R-SOT受者具有迟发性CMV疾病的高发病率[164,168]。在抢先治疗方法中，通过QNAT或pp65抗原血症进行CMV复制的连续监测，一旦达到预定的病毒复制阈值，则用抗病毒药物治疗患者。如在HSCT受者的方案中，应立即处理血液样品，以便可以及时地将结果提供给临床医生。不同移植中心的监测频率从每周两次到每隔一周一次不等。该方法的目的是检测早期病毒复制并在进展为更严重的疾病之前进行治疗。目前，没有通用的预定CMV QNA T阈值来指导治疗的开始，但最近推出了第一个关于CMV QNAT的WHO国际参考标准应当有助于研究这个阈值定义。其他中心机构采用混合方法进行CMV预防，其中抗病毒预防采用抢先治疗的方法，以期降低迟发性疾病的发病率，但这效果不大[169]。

监测对抗病毒治疗的反应

监测抗病毒治疗的功效可以通过pp65抗原血症或CMV QNA T进行，后者是优选的。较高的病毒载量与SOT后较长的CMV疾病消退时间和较长的抗病毒治疗时间有关[87]。在抗病毒治疗结束时可检测的病毒DNA与较高的CMV病毒复发率显着相关[45]。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CMV病毒载量抑制至<137 IU / mL（通过WHO标准校准的测试）与抗病毒治疗期间更快解决临床疾病相关[44]。目前的实践指南建议持续抗病毒治疗，直到至少每周两次NAT 测量无法检测到病毒复制。

先天性细胞病毒感染

母体的原发性CMV感染可以通过先前已知为血清反应阴性的女性的阳性血清记录来诊断。在原发感染的妇女中可以检测到CMV特异性IgM；然而，它们可能在感染后持续6至9个月[38,170]。IgG-亲合力测定可用于区分原发性和再激活性感染。CMV-IgM与IgG-亲和力测定的组合增加了检测可能将CMV传递给其后代的母亲的敏感性[171]。QNAT或pp65抗原血症用于诊断原发性母体CMV感染的用途是有限的，因为不到50％的孕妇具有可检测的病毒复制[170]。

通过NA T检测羊水中的CMV DNA可以诊断胎儿感染，理想情况是在妊娠第21周后和第一次阳性母体血清学检测后至少6周的时间内[38,172]。然而，假阴性测试也有出现[173]。超声胎儿成像可显示腹水，胎儿发育迟缓，小头畸形和脑结构异常，这可能是临床上显著的先天性CMV感染[174]。

先天性感染的诊断通常通过在出生后前两周内尿液或唾液中存在CMV或病毒抗原来证明。一些研究者已经研究了PCR技术检测尿液，血清和唾液样本中病毒DNA用于诊断先天性CMV的效用，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175-177]。最近，一项比较液体唾液和干唾液标本的以及出生时获得的唾液快速培养的样本进行实时PCR检测的研究，再次显示出高灵敏度和特异性，并且推荐这些测试作为潜在的筛选工具[178]。如前所述，对滤纸上的新生儿DBS （称为Guthrie卡）通过PCR测试CMV DNA的存在，也已经鉴定了先天性CMV感染[141]。在一项研究中，该测试对有症状和无症状婴儿的先天性CMV感染的诊断具有100％的敏感性和99％的特异性[141,142]。然而，一项大型多中心研究比较DBS PCR与唾液快速培养的表明，它只能检测到不到40％的先天性感染婴儿。由于其低灵敏度，其价值作为筛选试验受到限制[179]。

一些试验还研究了抗病毒药物在预防先天性CMV感染婴儿的感觉神经CMV疾病中的作用。对于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证据的婴儿，包括感音神经性听力丧失，以及患有严重终末器官疾病（肝炎，肺炎，血小板减少症）的婴儿，建议使用静脉注射更昔洛韦治疗先天性CMV疾病[180]。

敏感性测试

越来越多地使用抗病毒药物来预防和治疗CMV感染和疾病已经导致抗病毒药物抗性CMV 的出现问题。抗病毒治疗选择具有抗病毒药物抗性的CMV基因突变。令人欣慰的是，CMV 耐药性在移植人群中的发病率仍然很低，据报道其在0％至2.2％之间[181,182]。耐药性的危险因素包括长期暴露于低剂量抗病毒预防，D+R-血清状态，免疫抑制强度增加和肺移植[183]。移植后的耐药性CMV与同种异体移植和患者存活率差有关。在患有AIDS的患者中，耐药性CMV的存在也与不良结果相关。在197例接受更昔洛韦治疗的患者中，18例（9.1％）患者对更昔洛韦产生了基因型耐药。更昔洛韦抗性CMV的存在与视网膜炎进展的几率增加4.17至5.61倍和更大的视敏度损失相关[125]。在对87例艾滋病和CMV视网膜炎患者的研究中，玻璃体标本的序列分析显示，15％的患者在CMV UL97基因中具有更昔洛韦耐药性突变或多态性[184]。在一项对148名患有CMV视网膜炎的艾滋病患者的研究中，抗病毒治疗在3,6,12和18个月时UL97突变病毒患者的累积百分比分别为2.2％，6.5％，12.8％和15.3％[129]。在对来自10名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23种CMV分离株进行研究中，有8种具有UL54突变的分离株与对更昔洛韦的抗性相关，其中4种分离株对西多福韦具有交叉耐药性[128]。

为了得到抵抗CMV的活性，更昔洛韦需要通过UL97病毒激酶进行初始磷酸化，然后通过细胞激酶进行激活，形成三磷酸更昔洛韦。三磷酸更昔洛韦作为CMV-DNA聚合酶（CMV-DNA聚合酶由病毒基因UL54编码）的竞争性底物来抑制CMV复制。UL97突变，以及UL54基因的缺失，可能会对更昔洛韦产生抗性[185]。

UL97更昔洛韦抗性病毒的治疗选择的是膦甲酸和西多福韦，两者都有显着的肾毒性。UL97不需要激活膦甲酸和西多福韦，因此它们保留了对抗UL97突变体的活性。然而，像更昔洛韦一样，两种药物都通过作用于UL 54编码的CMV-DNA聚合酶来抑制CMV复制。因此，影响该UL54基因的突变可赋予病毒对所有这些药物交叉抗性。因此，基因型分析通常用于指导这种情况下的治疗[23,185]。耐药性通常表现为至少2周内病毒载量的非下降（或上升），尤其是在经历过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中。对于疑似具有更昔洛韦耐药但临床表现不严重的患者，

可考虑增加更昔洛韦的剂量；然而，这种方法可能受到毒性发展的限制[186]。对于那些患有进行性疾病的人，建议改用膦甲酸治疗。如果可以的话，基因型测试的结果将指导抗病毒治疗的选择。有几种正在评估CMV疾病的研究药物，如莱特莫韦，马立巴韦和brincidofovir，它们在治疗耐药性CMV中的作用也在预测中。

总结

CMV是一种重要的病原体，在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中引起严重疾病，包括移植患者，艾滋病患者和免疫性未成熟新生儿。在过去十年中，诊断方式的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些患者中CMV疾病的临床管理。目前，可以在实验室中快速确认CMV的临床诊断，从而促进早期干预治疗以努力减少CMV疾病的病态效应。目前的方法允许早期检测CMV，从而甚至可以在临床疾病发作之前开始治疗。监测对治疗的反应也是CMV管理的主要进展之一。基因型分析已经发展为快速诊断耐药病毒，并指导治疗建议的方法。另一种新兴工具通过评估CMV特异性T细胞免疫，能表明疾病风险及其结果。有许多诊断测试可用于检测CMV，从传统的培养和血清学方法到通过PCR检测更快速且定量的抗原血症和NAT方法，后者在许多实验室中使用的更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