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清朝末年三大改革

清朝末年三次改革失败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

----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预备立宪

姜平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请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应该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便成为全国官民最关心的大问题；同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志士，认真开展了对西方列强的研究工作，逐步认识到列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其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比中国先进得多，因而提出了必须学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曾先后兴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这三次改革都有成功的可能。但由于统治者方面的原因，三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这段历史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思考和借鉴的。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三次改革失败的情况。

第一次改革：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中以恭亲王奕 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汉族官僚，看到了英、法等国的军舰和洋枪洋炮的厉害。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为了“求强”、“求富”，开始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们用大量资金购买洋人的机器和技术，先后在各地创办了一些制造船舰、枪炮和弹药的工厂，并用这些近代武器来训练和装备军队。后来又陆续办了一些采矿、冶炼和纺织厂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电讯等企业。为了创办这些事业，还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同文馆或西学馆，并派一些人出国留学，来培养人才。这一切被称为“洋务运动”。提倡办洋务的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虽然比清王朝中那些极端愚昧无知、主张复古守旧的顽固派要开明些，但他们不敢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害怕触动我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愿放弃封建官僚阶级的特权地位，因而始终没有提出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革我国政治制度的主张。甚至还为封建专制制度唱赞歌。他们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只要将西方的近代军事装备和先进技术学过来，中国就一定能富强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洋务派的根本主张。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未做任何改革，在洋务派办的一些近代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完全采用一套腐败的官僚制度，大小官僚任意安插亲信，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贪污中饱，使先进的机器设备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由于腐败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使得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经过了20年之久的所谓“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国军队在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仍然打了败仗，中法战争的失败，已经暴露出如不改革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腐败无能的军事制度，仅靠学习外国的一点科学技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特权，仍然不愿对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而是继续坚持走老路。

他们迷信军事力量，认为只要建设好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就能在战争中打胜仗，成为强国。因此，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从60年代开始，花了国家和人民巨大的资金，用了30年时间，先后建立起了一起似乎很强大的陆海军，并建立了军事工业，表面上盛极一时；他们大肆吹嘘标榜，认为这样就能使中国渐臻于富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受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小国，但它因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和

各项制度，并仿效西方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因而日益富强；而我国由于政治军事制度的严重落后，任人唯亲，军官腐败无能，结果在这场战争中，由李鸿章指挥的北洋陆军一败涂地；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失败得更惨，全军覆没。经营多年的旅顺、威海军港，也轻易地落入敌手。甲午战争的大败，便宣告了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也证明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真正的民富国强是不可能的。也说明了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愿认真学习外国经验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只能是误国害国，也害了他们自己。

第二次改革：维新变法运动

1．康有为等“公车上书”

1895年4月，清王朝因甲午战争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改革愿望的康有为，因参加会试到了北京，便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因举人进京会试乘公车，故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个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公车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流传很广，变法维新思想便逐渐传播开来，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了进士，被清王朝授为“工部主事”。1895年他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除反复强调必须赶紧变法外，又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等主张，当时光绪帝亲政不久，读了康有为的上书后、感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因此非常重视，遂命令抄写分送太后慈禧、军机处和各地总督与巡抚。这是维新派取得光绪帝支持的开始。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光绪赞赏之后，很受鼓舞，康、梁等为了争取官吏和知识分子支持维新运动，便立即在京开展了创办报纸和组织学会的活动。后又克服各种阻力，吃尽千辛万苦，在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全国各地创办报纸，组织团体，建立学堂，宣传维新主张，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四年中，全国各地维新派共创办有学会87个，报馆91家，学堂131所，通过学会、学堂、报纸的宣传，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维新派的政治力量也不断壮大，这就为变法运动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2．维新派设计的君主立宪国方案

康有为是这次维新运动的主角，他继承和总结了我国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想，通过7次上书和一系列奏折，设计出了一幅完整的君主立宪国的方案：

（1）设议院、开国会

康有为在多次上皇帝书中，论述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他认为，设立了议院制度，不但可以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使人民信任政府；而且人民能够参与政治，就会从经济上及各方面来支持政府，做到军民齐心合力，使国家能兴办各种事业，日益富强起来。康有为还指出：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由于没有国会制度，就使四万万人不能参政，这样，人民自然也就不关心国家，也就等于“有众民而弃之”。由于没有四万万人民的支持，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力量。

（2）制定宪法

康有为正式向清王朝建议制定宪法。他认为修铁路、开矿山、办学堂、兴商务，只是“变革”，而非“变法”。要变法，就应该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而这是推行新政的根据和保障。康有为还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而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治也。”

（3）实行“三权分立”

康有为主张实行议会、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他说：“近泰西诸国，皆言三权，有

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三权”与皇帝个人的君权，关系如何？康有为说：“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这就是说，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都有单独的部门去执掌，“人主”虽然名义上“总之”，但在实际上能掌握的权力就不多了，这样君主专制制度就被废除。

3．光绪帝下诏变法

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我国胶洲湾，接着英国要求租借我威海卫，沙俄要求租借我旅顺大连，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我国的大好河山将一块一块被瓜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严重形势下，康有为于1898年1月再次向光绪帝上书，发出了不变法就可能亡国的警告：“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看后深受感动，立即传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对光绪说：“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更引起光绪的重视。

康有为等人数年中提倡的维新运动和给光绪的多次上书，终于有了效果。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并在诏书中指责了那些主张墨守成规、排斥变法的顽固派，表示了变法的决心。

从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起，到9月下旬的3个多月中，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帝连续颁布了100多道变法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内容，包括经济、文教、政治、军事诸方面。（1）经济方面的有：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切实开垦荒地；组织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兴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2）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种书院，改设各种专科及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民间自由创办报馆，自由组织学会；派人出国留学、考察；等等。

（3）政治方面有：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旧衙门；裁撤部分巡抚及东河总督；取消重叠闲散的官僚机构，裁汰冗员；删定各衙门办事规章；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等。

（4）军事方面有：学习洋人方法训练陆海军，裁减腐败不堪的绿营军等等。

尽管上述变法措施还是初步的，但光绪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准许人民自由办报；在政治上准许人民组织团体，给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这些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还是第一次，因而使气息奄奄的中国出现了一片生机。这些改革诏令的颁布，曾使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维新派人士在这短短的3个多月中，更是无比兴奋，空前活跃，他们认为中国从此有了希望。

4．慈禧发动“戊戌政变”

光绪虽为皇帝，但当时清王朝的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退居后宫的皇太后慈禧的手中，她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在思想上是反对变法维新的。在光绪“明定国是”的变法上谕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撤消同情维新派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勒令其回原籍，给维新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又命令光绪任命她的亲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控制北京。慈禧这些做法虽未能动摇光绪变法的决心，但却使这次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彻底推翻改革法令，9月21日凌晨，慈禧又带着大批随从，由颐和园赶回皇宫、发动了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宣布自己重新“垂帘听政”。接着又下令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因已于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去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曾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外国，他不愿，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

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清王朝公然杀害。被人们称为“戊戌六君子”。他们为推动改革事业慷慨就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感动的光辉篇章。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大批参与新政的官僚及有变法倾向的官员，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放逐。光绪变法所推行的新政措施，除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取消。由于专制统治者维护特权的自私、思想观念的保守和目光短浅，曾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大有成功希望的第二次改革——维新变法运动，就这样又宣告失败了。

第三次改革：清王朝的“预备立宪”

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者，是一个敌视改革、保守腐败的政治集团。他们在1898年用发动政变的手段镇压了维新派以后，国内形势非但未好、反而更加危急，先是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后又爆发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他们感到已不能再用老办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为了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笼络人心，并改变外国对中国的看法，1901年春，老谋深算的慈禧不得不接过康、梁的变法主张，宣布要实行“新政”，后又宣布要“预备立宪”。

1．清王朝实行“新政”

1901年4月，清王朝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综合推行“新政”的机关。从此，清王朝的“新政”开始。

所谓“新政”，大体上仍是原来光绪帝采纳康、梁的建议实行的变法措施。比较重要的有：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发展工商业，奖励人民兴办实业等等。1901年9月，清王朝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要求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后又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我国青年学习外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适应了当时我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1903年，清王朝为了鼓励人民发展工商业，设立了商部，主办路、矿、工、商和农垦、畜牧等事宜。商部成立后，相继制定和实行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行章程》等规章，这些规章宣布了清王朝自由发展实业的政策，和奖励私人兴办实业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精神。为了拉拢和奖励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清王朝还聘请在实业界颇有声誉的张謇担任商部的头等顾问。这一切对促进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此外，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还陆续颁布了一些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成立巡警，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阻妇女缠足等法令，其目的均在于争取民心稳定清王潮的统治。

2．清王朝的“预备立宪”

1905年，清王朝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贯彻这一主张，主要内容有下列各项：

第一，派遣皇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5年秋，五大臣分两路赴日、英、美、德、法与比、意、奥等国进行了认真考察，历时一年。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成员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1906年7月，五大臣从海外考察归来，载泽等人向清王朝密奏，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可以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削弱革命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慈禧反复考虑了载泽、端方等人的密奏，经过七次召见和一系列的御前会议，最后决定采纳他们的意见。1906年9月1日，清王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此时对实行宪政的好处已确实有了一定的

认识。

第二，成立咨议局和资政院。1907年秋，清王朝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务的咨询机关，将来准备改为议院（国会）和地方议会。1908年～1909年间，清王朝先后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和《资政院章程》。按章程规定，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相当于议长副议长）2～4人，负责全院事务，他们由皇帝指派王公大臣和三品以上的官员担任。资政院设议员200人，半数由皇帝指派，半数由各省咨议局互选，经督抚批准产生。资政院的职权，可议决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收、法律等事项，但军机大臣和各部可对其议决案提出反对意见。且所有议决案都必须奏请皇帝“裁夺”后方能生效。1910年10月，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院。

同时章程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由本省各州县选举产生，以下几种人。才有资格当选：曾任文官五品、武官七品以上官员者；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或“公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中学毕业或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在本省有5000万以上资产者。一句话，只有官僚、地主、绅士和资本家才有资格当选。咨议局的职权，可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项和预决算、税法等，但其决议必须得到本省督抚的同意才能生效。1908年，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咨议局议员的选举，1909年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

第三，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9月，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包括“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君上大权”共14条，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享有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废百司、统率陆海军、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发面命令等等大权，规定得非常具体明确。反之，对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只在《钦定宪法大纲》中以附录地位规定了9条，主要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犯”，“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但“大纲”又规定，遇有紧急情况，皇帝可“用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大纲”还明文规定了臣民有纳税、当兵和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第四，实行地方自治

1905年，清王朝在奉天和直隶就仿效西方各国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又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并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大部分成立，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为推行民主选举培训了大批骨干，使地方自治运动得以蓬勃开展。

第五，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将中央原有的“六部”改为下列11个部：外交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法部、农工商部、陆军部、理藩部、学部、邮传部。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但是，清王朝借改革官制之机，加强了满洲贵族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削弱了汉族官僚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后又借改革地方官制之机，削弱了各地汉族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这样做清王朝主观上是想加强满族的集权统治，但实际结果却使满洲贵族与汉族官僚加深了隔阂，增加了离心力，反而削弱了它的统治基础。

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受到国内地主绅士、工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如以末代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为首的国内立宪派人士就非常高兴，深受鼓舞，他们利用清政府给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立即开始积极进行组党活动。1906年，张謇和汤寿潜、郑胥

孝等人，联合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商学两界人士200多人，在上海成立了具有早期政党性质的预备立宪公会。接着，汤化龙等人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闿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组织的建立。参加这些政治团体的成员，多数是工厂主、铁路股东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成立这些团体的目的，是准备积极参与宪政。

1908年，全国各省进行了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国内立宪派人士大批当选为议员，1909年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不少立宪派首领又当选为咨议局议长，如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就分别当选为江苏咨议局、浙江咨议局、湖北咨议局、湖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议员很多是工商业主，由于他们对清王朝抱有信心，积极发展经济，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立宪派首领在各省咨议局中利用这个讲坛自由发表言论，通过各种会议，监督地方政府，对于促进地方改善行政和调节官民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起了良好作用。

3．立宪派三次大规模请愿

立宪派虽然拥护清王朝，但因为清王朝在1908年宣布的“预备立宪”，以9年为筹备期，要到1917年才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他们看到革命党人正在积极活动，担心国内形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爆发革命，认为清廷立宪的进度太慢，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于是便决定组织各省咨议局请愿，呼吁清王朝加快立宪进程。1909年10月，立宪派首领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议组织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提出“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建议，很快得到各省咨议局的响应。12月，苏、浙、皖、赣、湘、鄂、闽、粤等16省咨议局，各派3名代表在上海组成了国会请愿代表团，决定去北京请愿。1910年1月，各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交了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但此时，清王朝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和有改革思想的光绪帝均已去世，清王朝大权由一些政治庸人掌握，他们便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国会，反致纷扰”为借口，拒绝了立宪派的要求。

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感到形势严峻，不肯罢手，他们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华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与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人士互通声气，密切配合，再次赴都察院上书请愿，恳求速开国会。清王朝又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对宪政前程不利”为借口，再次拒绝了立宪派的要求。

两次请愿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危机日益加剧，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如不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再举行第三次请愿，并扬言如再失败，即不向清政府纳税并解散各省咨议局。为了使这次请愿成功，他们又争取了18个省的总督和巡抚予以支持和配合。同年10月，乘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之机，立宪派又举行了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第三次请愿，各省督抚也纷纷向清王朝提出同样要求，结果资政院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被迫表示“通融”，决定将9年立宪期缩短为5年，改为在1913年召开国会，在国会召开前先成立内阁。

4．“皇族内阁”的成立大失人心

在立宪派三次请愿的压力下，1911年4月，清王朝被迫成立内阁，作为清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另设协理大臣2名、国务大臣10名，清王朝为了加强内阁中满族的力量，削弱汉族官僚的权力，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只占4名，蒙古族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占了5名，而且重要行政权、军权、财权都被满洲贵族所掌握。因此，这个新内阁被人们讽刺为是“皇族内阁”，它遭到了社会上广泛谴责，并激起了汉族官僚的深刻嫉恨。原想分得一点权力的立宪派，因插足内阁的幻想破灭，也表示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清王朝因失去各界支持而垮台，又以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力争，提出

“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清王朝只相信皇族、不信任汉人，他们目光短浅，视权如命，不懂得失去民心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而是陶醉于皇族集权的加强，因此，他们对立宪派的呼吁根本不予理睬，并严词批驳说：“黜设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预”。后来，汉族监察御史江春霖又两次根据确凿事实，参劾总理大臣和度支大臣奕劻父子招权纳贿、贪污勒索罪行，而清王朝不但不加处理，反而为了袒护他们，竟以“亲贵重臣，不应任意诋毁”的严旨而加以谴责。这样就使立宪派感到痛心不已，一部分人不愿再支持清王朝而另谋出路；另一部分人转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这就使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清王朝为了加强其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又向各国大借外债，扩充新军，更引起各界人民的不满。更愚蠢的是，皇朝内阁成立后，还颁布了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命令，实际上是夺取中国人民自办铁路的权利，将其转送外人，而且不还商民的股本。这一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各地立宪派乘机鼓动请愿，人民纷纷建立“保路同志会”，很快就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保路运动，革命的形势便完全成熟了。

5．错失改革良机、清王朝覆灭

同年（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因对清廷已经完全失望，便见风使舵，转向革命，其领导人纷纷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总长等职，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此时，由于南方的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王朝便不得不将已被他们排挤回家的原北洋军头目袁世凯重新请出来，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前线各军去扑灭革命运动。就在北洋军奉命大批南下之际，10月29日，山西爆发革命，宣告独立，成立了革命军政府。同一天，驻扎在直隶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兰天蔚等，致电清政府，提出“政纲十二条”，要求清王朝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由国会公举；取消皇族特权、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等；他们并准备与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进攻北京。这就使清王朝吓慌了手脚。

为了缓和局势、挽救灭亡，第二天（10月30日）清王朝就下了“罪己诏”，并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宣布接受12条政纲，解散“皇族内阁”，成立责任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承诺尽快召开国会，同时责成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结果资政院仅用3天时间，就提出并通过了宪法信条19条，11月3日由清王朝正式公布，定名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摄政王载沣等人还亲自去太庙宣誓，表示忠诚拥护宪法。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清王朝在革命高潮时期为挽救灭亡被迫制定的，它与1908年清王朝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比较起来，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十九条》大大限制了皇帝和皇族的权力，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十九条”明文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宪法由咨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之权属于国会”。“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决议，不得缔结”。“国务审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等等。它确实体现了君主立宪的精神。

应当承认，如果在数年前清王朝就能制定这样的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并及时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释放政治犯，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改革，它必然得到立宪派、开明绅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这次立宪运动就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清王室也就有可能如英国、日本的王室一样被长期保留下来。但是，那时他们不肯放弃专制特权，而成立“皇族内阁”，且盲目迷信武力，轻视人民力量，一意孤行，以致完全失去人心。加上统治者常以“诺言”欺骗人民，事后并不兑现，现在的承诺人民自然也不再相信了。因此，三个月后清王朝就被全国人民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者被

人民唾骂，追悔莫及了！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特别是政治家们认真记取和深思的。基本参考资料：

①姜平著：《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二章，199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戊戌变法》第一、二、三、四册。中国史学会主编

③《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

⑤孙承恩著：《光绪评传》198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⑥李宗一著《袁世凯传》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

（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