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陈志恺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张爱玲以出入于雅俗之间的苍凉风格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并在中国小说艺术的画廊中成功塑造出了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众多女性形象。《半生缘》这部长篇小说仍是张爱玲的苍凉的上海男女故事的续写，作品中以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一个“孤儿”。顾曼桢的人生悲剧是张爱玲悲剧意识和个人身世及经历在作品中的一种再现，是张爱玲在艺术创作和女性独立道路上探索与突围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顾曼桢;女性独立
前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卓越才华书写了一个个以沪港两地为背景的苍凉故事，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半生缘》初名《十八春》，这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小说。从《半生缘》开始以至后来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写的《赤地之恋》、《秧歌》等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其作品艺术水准已不如从前。但是，这部反映都市男女婚恋的小说“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张爱玲在其前期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王娇蕊、孟烟鹂、许小寒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复杂人性作了解剖刀式的叙写，人性中功利、自私、冷峻，甚至内心的阴暗被她轻易地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塑造中。笔者则选取《半生缘》这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长篇小说中的顾曼桢这一形象来论述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独特意义。
一、上海故事的续写
从1943年《紫罗兰》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登上文坛的张爱玲便被誉为“民国才女”，她是继陈衡哲、冰心、林徽因、庐隐、丁玲、萧红等女作家之后出现的又一颗耀眼的新星，甚至后来的海外学者夏志清不惜用溢美之词称颂张爱玲是“中国当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和红极一时与30、40年代的上海这个中国洋场文化的繁盛之地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张爱玲的天才梦，为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惊现与落寞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对她“传奇”式的身世和人生轨迹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在学界一直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吴福辉说：“张爱玲曾被人认为提供了‘新的洋场鸳蝴体’。她的小说尽管有着这种渊源关系，尽管题目香艳，称什么《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沉香屑：第一炉香》，可她的叙述的方式，心理的质地，已经新颖得完全接得上西方现代派的血脉。这种现代主义的倾向，正是海派现代品质的一个标志……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这一评论较为中肯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明确她的艺术世界的中国化和现代性的双重特色正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洋场社会在作家内心的文化写照。张爱玲的小说绝大部分是以反映托身上海、香港租界的满清遗老家庭和社会底层旧式小市民为主要内容的，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洞悉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眼中的上海在新的表象下仍存留着太多地旧的不和谐，正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用绚丽的文辞和苍凉的笔触描写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
的人生经历，同时也揭示了市民阶层旧式家庭在都市化、金钱化条件下的丑陋及人性的脆弱与黯淡。“她从中看到了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错的一面，即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的改变，但人们的习惯、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她所提供的，正是处于现代环境下依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在《半生缘》这部长篇中张爱玲仍旧将她的悲剧故事放在上海，以顾曼帧和沈世钧的婚恋为经，以顾沈二人和其他人的关系为纬，讲述了这些半新半旧的都市男女十多年间人生的悲欢离合。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仿佛是没有光的所在，作品中淡化处理的上海世界仿佛永远笼罩着一团迷雾，让人看不清。
鸦片战争后上海的被迫开埠使上海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西方文明和殖民势力的不断涌入使上海日益商业化和都市化。电车、汽车、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舞厅、印度红头阿三巡捕、西式的花园洋房、股票交易所……上海到处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按理来说，处于新文明熏陶下的沪上青年男女是可以自由恋爱并走向婚姻的，而《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和沈世钧的婚恋都是以悲剧结局的。为什么真心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是张爱玲内心的悲剧意识的再现吗？透过各种表面原因我们看到了顾沈二人相恋的大背景——上海。上海表面上看起来是洋场化的、都市化的，但上海也是新旧文化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从更深层次上可以看出上海的市民阶层大都是些半新半旧式的人物，他们的灵魂仍被禁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桎梏中，这种禁锢在“三从四德”等守旧思想调教下来的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驯化后成为贤妻良母，她们从为人女转而为人妻、为人母，在男权社会下始终都带着不同程度的依附性”。《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是一个不断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特别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经济上的独立，然而顾曼桢的独立道路仍是以悲剧结局的。在新旧交替的迷雾般的上海，顾曼桢这样的新女性很难找到“新”的出路，她注定要度过一个“千疮百孔”的人生。女性的不能独立自主是张爱玲作品的一贯主题，她和她笔下的上海女性仍旧走不出“迷雾”，这“迷雾”笼罩着张爱玲，也笼罩着当时上海的市民阶层，更是张爱玲这样的从没落家庭走出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文化心理的写照——“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笼罩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他们不能完全走向“新”，也不能彻底摒弃“旧”。张爱玲是上海的代言者，她的上海故事永远讲不完。
二、“雾都孤儿”——顾曼桢
《半生缘》中出现的人物大多都是女性，如顾老太太、顾太太、顾曼璐、顾曼桢、石翠芝、沈太太、沈家大少奶奶、许太太以及阿宝等。在这女性群像中张爱玲着墨最多的人物是顾曼桢，她当然也是这部长篇中刻画得较为丰满的人物。纵观张爱玲的作品，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一个“孤儿”形象。
（一）独立的新女性
顾曼桢在《半生缘》中是以一个谋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她有知识，受过新文化的熏陶，愿意像男人一样出来在外面做事——是一个职业女性。她身上充满了活泼的时代气息，甚至是一个明显带着男性意识的女性人物，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顾曼桢和葛薇龙、郑川嫦、许小寒、曹七巧、白流苏、王娇蕊、孟烟鹂、石翠芝等众多女性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张爱玲越是这样把顾曼桢写得与众不同越是显得顾曼桢更是一个孤立的女性个像，她是一个充满着孤独意味的人物，她只能把男性同事沈世钧、许叔惠当做朋友，而没有什么女性同伴，她是母性群落里的孤独者。
顾曼桢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她是张爱玲倾心塑造的一个觉醒的新女性。父亲的早逝让整个家庭陷入了生存危机之中，顾曼桢清楚地看到了传统妇
女生存能力的脆弱。其母顾太太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丈夫和家庭是她生活的全部。在这类女性的思维中丈夫是整个家庭生活得以运行的主导者，是她们依附的对象；况且除了丈夫之外她们还有儿子可以依靠，正所谓“养儿防老”。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和家庭生活的狭小空间对自我发展的限制使顾太太这种传统女性几乎丧失了独立生存能力。当顾先生这个男性主导角色在家庭生活中突然缺席之时，顾家老小顷然间陷入了困境，缺乏生存能力的顾太太根本担负不起维系全家人生存的重担。这时，顾曼桢的姐姐顾曼璐便勇敢地站出来了。她决绝地中断了自己与张豫瑾的美好爱情，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来竭力挽救父亲这一主导角色失缺后的家庭。为了得到钱来养家，顾曼璐做了舞女，除了出卖色相她已别无选择，这是她维系全家人生存的最后资本。从母亲和姐姐身上顾曼桢看到了传统女性精神上先天不足和生存力上的后天低下，她渴求走出一条女性的独立之路。她虽同情姐姐顾曼璐为了养家而做出的牺牲，甚至沉沦，但她更愿意通过自己的辛苦工作而谋生，不愿将自己交付给“婚姻”或“舞台”。她相信她是可以自立的，可以勇敢地像一个男性一样挑起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她除了当打字员，又在下班和晚饭后拼命地当家教赚钱，即使在遭遇不幸的人生后她仍宁愿带着孩子坚持自己的独立生存之路。她并没有因经济上的负担而失去自我，她力求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以自己的行动来争得社会对她这种新女性的认同。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异类”。
（二）追求炽烈而纯洁的爱情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费尽心机要嫁给范柳原，说白了就是因为“钱”的缘故，他们的恋爱是一种高级的调情，只是一场偶然的战争让他们假戏成真；《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钱而嫁给残疾的阔家少爷，她给自己套上了黄金的枷锁，毁了自己，也毁了儿女一生的幸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因钱而嫁给一位老人富商，后又为了满足自己压抑已久的情欲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侄女葛薇龙，而葛薇龙又为了并不爱她的乔琪乔为他“弄钱弄人”；《心经》中的许小寒竟然上演出了一场病态的父女之恋。在这样的婚姻和爱情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钱，是扭曲和病态的灵魂。作为没落世家出身的张爱玲深知金钱对生存的重要性，她曾直言不讳自己对金钱的喜爱，但在《半生缘》中她却竭尽笔力试图叙写一段远离铜臭味的纯洁之爱。这种纯洁之爱正发生在顾曼桢和沈世钧之间。顾曼桢和沈世钧的纯洁之爱在上海这个金钱化的洋场社会中显得更为圣洁，他们的爱只是两颗年轻的心灵的彼此碰撞和需要。在给世钧的信中曼桢写到：“世钧，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这纯洁之爱是多么炽烈！以至十多年后她和世钧重逢时仍动情地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是的。世事的沧桑让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半世沧桑缘来缘灭，曼桢内心深处存留的仍是一段刻骨的纯洁之爱。
但在顾沈二人的爱情中，曼桢一直都在竭力保持女性应有的独立。曼桢觉得“老是两人腻在一起，热度一天天往上涨，总有一天他们会不顾一切，提前结婚，而她不愿这样”。她的独立，一方面是由于家庭的原因，她要竭力走出传统文化的惯性思维对她的家庭所投射的阴影，而曾经做过舞女的顾曼璐正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独立的女性意识在爱情中的表现，她决不愿成为“女结婚员”，作为一个女性把自己当成生殖符号去依附男人。然而顾曼桢的这种独立也造成了她和沈世钧之间的误会，又由于顾曼璐和祝鸿才的勾结迫害，以及顾太太“纵容”和“金钱至上”、许世钧的懦弱与动摇，最终曼桢和相爱的人擦肩而过。在那个半新半旧的社会氛围中曼桢是不可能走向独立的，她的女性独立意识带来的是苍凉而孤独的人生。她在内心深处已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她和什么人都不来往，恨不得把自己藏在一个黑洞里”，
成了一个“孤儿”。一段纯洁之爱，一轮池水中的皎月，它终究经不住命运和现实的撕扯，月淡人散，张爱玲又完成了一个苍凉的结局。
（三）男权社会的孤独对抗者
如果说顾曼璐去做舞女是“迫不得已”，是她甘愿为家人而牺牲自我。那么，顾曼桢不愿走姐姐的“老路”，不愿沦为舞池中男人的玩物，更不愿去做什么富人的姨太太，她宁可从事收入微薄的阳光下的职业，则表现出一个弱女子对男权社会的对抗。当沈啸桐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曼桢，“这种人家出身的人，除非长得真丑，长大了总是吃这碗饭的”。曼桢明确地知道沈啸桐“那样道貌俨然的一个人，原来还是个寻花问柳的惯家”，并怀着激愤之情喊出了：“我觉得我姊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和妓女是谁更不道德”，这是何等的批判和控诉，一针见血。
曼桢因辱而怀孕，又因母爱本能的驱使而竟然嫁给了祝鸿才这个“笑起来像猫，不笑的时候像老鼠”的无赖［8]。虽然她和祝鸿才的结合多少是受顾太太“从一而终”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她的性格由反抗转向“屈服”的表现。但她并没有一味地忍受这种无爱的荒谬婚姻，她并没有恪守“从一而终”、“母以子为贵”等封建守旧思想，她最终还是勇敢地摒弃了那种耻辱的婚姻，宁愿负债打官司，宁愿带着孩子一个人过。曼桢对男权社会的不断反抗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当时社会不允许她这样的新女性实现真正的独立，母亲的“金钱至上”，姐姐和姐夫的勾结迫害……她的处境彷佛是一个“孤儿”，她甚至觉得“她自己是无足轻重的，随便怎样处置她自己好像都没有多大关系。譬如她已经死了”；但她并未轻易地死去，她仍倔强地行走在雾上海的风雪中，她还是顾曼桢，她坚强地活着。曼桢——“雾上海”社会中一个倔强的“孤儿”。
三、顾曼桢形象的意义
（一）难以告别的阴影
通过顾曼桢这一人物的经历可以看出《半生缘》是明显地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是张爱玲本人生活片段的一种映射。张爱玲虽出身没落世家，但她的母亲黄素琼和姑姑张茂源都是追求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她们都在外面工作谋生，这对张爱玲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又和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的经历具有某种相似性。同时顾曼帧的经历也是张爱玲本人经历的一种写照，特别是曼桢被姐姐囚禁在祝宅的苦难经历，更是张爱玲本人被其父囚禁的真实写照。张爱玲因不满父亲的遗少作风，又受后母的挑唆陷害以致她的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冲到她面前便是一顿毒打，直到张爱玲被打倒在地，耳朵发聋，但她的父亲仍未停手，揪着张爱玲的头发又用脚一阵狠踢。后得知张爱玲想将此事报案，恼羞成怒的张父随手拿起花瓶向她砸来，多亏张爱玲及时躲开，要不然不死即伤。张爱玲最终被父亲锁在了一个小屋里，这种失去自由的囚徒式的监禁生活足足达半年之久。张父还威胁着要用手枪打死张爱玲，甚至得了痢疾也不让医治，张爱玲挣扎在死亡线上［9]。父母离异，父女亲情彻底破裂，家的温馨荡然无存。“我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父亲囚禁女儿，到了《半生缘》中姐姐又囚禁妹妹，母亲竟见死不救，人性和亲情的冷漠被张爱玲表现得一览无余。作品中的顾曼帧嫁给了玷污了自己的祝鸿才又离异，现实中的张爱玲在众人难以相信中竟和汉奸文人胡兰成走在一起又分道扬镳，可见顾曼桢形象是张爱玲本人生活经历的一个复杂混合体在《半生缘》中的另一种再现。名门世家在时代巨变中日趋没落，父母的各奔东西撕裂了童年的美梦，家的不幸在张爱玲心中留下了难以告别的阴影。带着一颗伤痛的心在乱世中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受挫的心理使她感到了世间最荒凉的是人心，她感到了人生的危机四伏，她孤立无援而又无能为
力，经常处于焦虑之中，她便将长久笼罩在自己内心的阴影投射到了她笔下的人和事上。张爱玲是个失落者、孤独者，她的艺术世界充满了苍凉。
（二）孤独的呐喊者
《半生缘》中流露出的悲剧意味和曼桢形象又表明在旧中国具有独立和反抗意识的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斗争是孤立无援的，这些反抗女性只会成为社会的“异类”，只会成为被遗弃的“孤儿”。
如果说顾沈二人的恋爱悲剧产生的外在因素是阴差阳错、是社会外力的各种矛盾合力的压迫，那么顾沈二人自身的内在因素更值得我们深究。文本中的沈世钧是生活在沈啸桐长期和姨太太住在一起而基本不回家的“无父”背景下的，家庭中的不和谐因素使他产生了一种叛逃心理，他宁愿在上海谋生而不愿回南京的家。这实质上是沈世钧无法轻易从旧有的家庭观念和文化习性中超脱出来，他也渴求能生活在一个以父亲为中心而构建的完整的家庭和文化氛围之中，但父亲这一角色在完整家庭中的“后天缺失”使他叛离家而又不能完全远离家。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新的理念空间，和旧家庭彻底决裂，始终不渝地追求与曼桢这样的新女性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事实上的沈世钧最终却是和石翠芝这样的旧式阔家小姐组建了一个传统家庭。对顾曼桢而言，她自身的因素也不能使她超脱于她的悲剧之外。她生长在一个传统家庭里，父亲这一角色在她的世界里“先天缺失”，母亲顾太太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曼桢当然也会受到“无父背景”下母亲的传统女性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影响。“即使一个母亲胸怀宽大，真心诚意寻求她孩子的幸福，也一般都认为把她养成‘真正的女人’是为上策，因为这样，她就易被社会接受［11]”。当顾曼桢被姐夫祝鸿才玷污之后，“她把手拿起来看看，一看，倒先看见手上那只红宝石戒指。她的贞操观念当然和从前的女性有些不同，她并不觉得她有什么愧对世钧的地方，但是这时候看见手上戴的那只戒指，心里却像针扎了一下”。难道顾曼桢的贞操观念真的和从前的女性不同吗？睹物思人，旧有的贞操观念仍使她感到愧对世钧，最终“她和什么人都不来往，恨不得把自己藏在一个黑洞里。她总有一种不洁之感”。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曼桢在骨子里对传统女性的道德价值观的认同。甚至她觉得“她自己是无足轻重的，随便怎样处置她自己好像都没有多大关系。譬如她已经死了”。我们不禁愕然。这还是曾经追求独立的那个新女性顾曼桢吗？“根本她觉得她是整个一个人都躺在泥塘里了，还有什么事值得计较的。什么都没有多大关系”。至此，我们终于看到在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这个没有回光所在的暗夜里一丝新的光亮熄灭了。原来顾曼桢的这样的新女性追求实现个人独立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取得那个旧有的社会观念体系对她的认同，反抗的结局还是屈从于既有的体系。我们再次清醒地意识到“女人一开始，在她自发存在与她‘另一者’的身份之间，就有种种冲突。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象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正如陈平原所言：“中国女性是‘零畸者’，在人格与精神层次上不足以构成完整独立的人；在历史中是被忘却的人，也是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的边缘人”。曼帧也是一个零畸者，更是一个孤独的呐喊者，在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的暗夜中、在中国女性独立的道路上，她的喊声远了，去了。
（三）突围与困顿
顾曼桢以一个新女性形象对旧有社会观念、价值体系的反抗也是张爱玲本人在艺术创作和思想上的一次突围和探索。顾曼桢的人生又成了一个苍凉的手势，而张爱玲的新探索仍旧落入了男女问题的“窠臼”。这也表明张爱玲本人在女性独立道路上的困惑，她的心中仍旧存在着迷雾。她说“……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是一种启示”。1966年张爱玲把《十八春》
删改成了《半生缘》，她笔下的主要人物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大团圆又回到了上海男女故事的悲剧结局，张爱玲在和新社会“拥抱”后又回归了自己一贯的苍凉风格。这是她在创作上艺术探索的受挫，也是一种向自己旧有的艺术思维惯性的回归，同时也是一种在艺术创新上的自我束缚与封闭，她没有走出男女问题的题材，她没有像鲁迅、矛盾、巴金等作家那样将自己的艺术视野聚焦于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她关注压抑中的弱势女性群体却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女性命运的改变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她讲述的只是洋场社会男女间的悲欢离合。临水自照的水仙，她只愿给人一种苍凉的启示。顾曼帧形象的突围受挫了，《半生缘》之后的张爱玲在创作上走向了“没落”。她离开了大陆，文坛上不见了她的身影，和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将中国海派小说推向了艺术高峰的张爱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1995年在美国的寓所中悄然离世，随后大陆才兴起了“张爱玲热”。
顾曼帧是张爱玲在艺术上突围与困顿的表现，其实张爱玲的一生也都生活在突围与困顿当中。叛离旧家而又走不出名门衰落的自伤，大喊着要成名而又在成名后尽力远离人群甚至孤居多年，有着才女的天份却又和一个汉奸编织了一个破碎的爱情之梦而被后人病诟，热望着去伦敦留洋却只走到香港又回到了上海……“我的路/走在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14]中国的张爱玲至死到底没能回到中国，却又到底回到了中国文坛。“这事情本身就是一种隽永的讽刺，也很有悲剧意味”。《半生缘》的故事，类似于《半生缘》的张爱玲的人生。
结论
有着天才梦的张爱玲没有走出自己身世的背影，旧家庭在社会巨变中的没落与不幸使她的内心永远保有一种悲剧意识。她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在讲述其悲剧故事的同时没有明确揭示出：中国的广大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同社会解放、自我解放、人性自觉等结合在一起，必须勇敢地走出历史积压在她们身上的桎梏和自我构筑的心狱。因此，她笔下的顾曼桢虽然是一个有着时代气息的新女性形象，但仍然要走上悲剧结局，仍是一个不彻底的“新人”。张爱玲不是鲁迅那样的思想家和启蒙者，她并没有高呼“救救孩子”，更没有像矛盾、郭沫若、丁玲等作家那样积极投身社会制度变革的洪流中，她只愿在自己的世界里讲述着自己的苍凉故事，用自己的苍凉风格给人一种启示。因为她毕竟是张爱玲，这才是真正的张爱玲。
参考文献:
[1]熊秋菊．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沧桑, 2006，（2）：118—119.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28.
[3]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5,85.
[4]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3.
[5]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395.
[6]李昱姝．张爱玲小说的母亲形象论略[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7）:68.
[7]张子静．我的姐姐[A].金锁沉香张爱玲[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8]张爱玲．半生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271、271、271、96、233、143、148、149、65、228、170、233、228、233.
[9]余斌．张爱玲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5.
[10]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私语[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152.
[11][法]西蒙?波伏娃著．桑竹影，南珊译．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37—38.
[12]陈平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2.
[13]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2006.86.
[14]张爱玲．传奇[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288.
[15]楚大言．八十年代张爱玲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 1992：10-12.
（责任编辑：芦康）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 一、海内外对张爱玲的评说研究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论者 普遍关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较少一部分论者关注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细 读张爱玲的小说，发现她的小说大多展现的是被时代之光匆匆掠过、被历史遗忘 也遗忘着历史的有着“古墓的清凉”的旧式家族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生存状 态。她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凄婉美丽的、钉在灰暗粗砺石墙上有着“红嘴唇、水眼 睛”的女性浮像，更为我们提供了女人“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的整个坍 塌掉的男性世界。张爱玲为了写女人而写男人，她的笔触沉稳有力，不浮不乱。 二、对张爱玲男性形象的研究，以往的论者大都是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分析男性形象的刻画，揭露男性内心的懦弱以及男性在社会中地位的颠覆来说的。 张爱玲作为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的作家，她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男性 形象的颠覆上。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几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正面形象、肯定形象, 大多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被否定形象。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男性批判意 识,她对父权的颠覆对强势群体的贬抑到了很强烈的地步,致使她作品中的男性形 象不再强大,不再高尚,不再正面。张爱玲在否定男性形象同时对女性形象进行反 思与批判，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救意识。 还有学者提出，张爱玲塑造不完整的男性形象是要反应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动物性机能”，动物因欲求不能，长期压抑而导致动物的强烈报复心理，动物性和社会性都被严重摧毁的病态男性的描写，她从人性立场公正，冷静地塑造出变态灰暗的男性人性，展现人性的斗争和被破坏，被他们挣扎其间的同情并启示人们在悲凉中坚定的活下去。 以往论者在以往对张爱玲小说男性形象的探析中大多将男性形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封建没落家族中从肉体到精神都残缺萎靡的遗老遗少们；其次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第三是混迹洋场的绅士。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 三、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的研究离不开上述的三种类型，这般丑陋男性的刻画不免让人对张爱玲的男性观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对于男性的传统认识是高大的英雄形象，是能够承担起生活重担的大丈夫形象，他们主导着社会的发展，承担着家国的责任，以将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注入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改造世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从女性的立场和体悟出发，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并通过隐喻式的批判讽刺手段来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荒凉感，她不宣扬女性的主题意识，只是把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事实，敏锐而冷静地述说出来，没有希冀也没有指责，只是“苍凉”地展示女性的真相。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遭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与经历，为我们广大的读者、评论家展现出一个让人神往而有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关键词： 张爱玲、女性形象、苍凉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和特别魅力的女作家。她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用其概括张爱玲的一生最恰当不过。她出生于上海租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亲情，而是旧家规的威严与新时尚的约束，这些使她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厌恶甚至敌对情绪，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业上的打击，这些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态度。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形成了她孤僻冷漠的性格,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观。她以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撕开女性世界温情的面纱,塑造了一组扭曲而残缺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的性格中既有东方温柔、保守的一面，又有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一面。这种身份背景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阶级性。她不在于批判时代对女性的压迫，只在于刻画人性的脆弱与无奈。她以个性极强的女性意识，对“五四”以来的新的文化理想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从生存困境中的无语反抗与物质追求、文化困境中的艰难突围与无奈选择、人生抉择中的现实困守与传统禁锢三个方面，立足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普通女性在受到男权主义强制的社会环境中，迷茫而无奈、卑琐而自嘲的世俗人生的生存状态。 战争经历使她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上海的沦陷让她感觉到了许多的变帮，家事，国事，世俗文化冲突，人性的暴露等，都让她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荒凉的感觉，在她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两个字。 张爱玲的作品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张爱玲写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们并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两性关系、婚嫁论娶是她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纵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插翅难飞的女人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囚禁在家庭的牢笼之中。如《留情》中的敦凤、
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论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形象 陈志恺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张爱玲以出入于雅俗之间的苍凉风格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并在中国小说艺术的画廊中成功塑造出了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众多女性形象。《半生缘》这部长篇小说仍是张爱玲的苍凉的上海男女故事的续写，作品中以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的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一个“孤儿”。顾曼桢的人生悲剧是张爱玲悲剧意识和个人身世及经历在作品中的一种再现，是张爱玲在艺术创作和女性独立道路上探索与突围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张爱玲;《半生缘》;顾曼桢;女性独立 前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卓越才华书写了一个个以沪港两地为背景的苍凉故事，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半生缘》初名《十八春》，这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小说。从《半生缘》开始以至后来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写的《赤地之恋》、《秧歌》等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其作品艺术水准已不如从前。但是，这部反映都市男女婚恋的小说“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 张爱玲在其前期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王娇蕊、孟烟鹂、许小寒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并对复杂人性作了解剖刀式的叙写，人性中功利、自私、冷峻，甚至内心的阴暗被她轻易地融入了女性形象的塑造中。笔者则选取《半生缘》这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长篇小说中的顾曼桢这一形象来论述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中的独特意义。 一、上海故事的续写 从1943年《紫罗兰》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登上文坛的张爱玲便被誉为“民国才女”，她是继陈衡哲、冰心、林徽因、庐隐、丁玲、萧红等女作家之后出现的又一颗耀眼的新星，甚至后来的海外学者夏志清不惜用溢美之词称颂张爱玲是“中国当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和红极一时与30、40年代的上海这个中国洋场文化的繁盛之地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张爱玲的天才梦，为她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惊现与落寞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对她“传奇”式的身世和人生轨迹以及对其作品的研究在学界一直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吴福辉说：“张爱玲曾被人认为提供了‘新的洋场鸳蝴体’。她的小说尽管有着这种渊源关系，尽管题目香艳，称什么《红玫瑰与白玫瑰》、《鸿鸾禧》、《沉香屑：第一炉香》，可她的叙述的方式，心理的质地，已经新颖得完全接得上西方现代派的血脉。这种现代主义的倾向，正是海派现代品质的一个标志……张爱玲雅俗共存的小说，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预示了一种民族文学的方向：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学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这一评论较为中肯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应明确她的艺术世界的中国化和现代性的双重特色正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洋场社会在作家内心的文化写照。张爱玲的小说绝大部分是以反映托身上海、香港租界的满清遗老家庭和社会底层旧式小市民为主要内容的，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洞悉洋场社会的窗口。她眼中的上海在新的表象下仍存留着太多地旧的不和谐，正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用绚丽的文辞和苍凉的笔触描写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摘要：张爱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存在，她的文字、她的旗袍似乎已经牢牢地嵌入了上海的一砖一瓦中，烙进了上海的肌理中。同时在她的文字中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本文将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增进我们对于张爱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出身经历性格结局 “一座城市的覆灭，成就了一段无望的爱情。”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一句话的吸引而去找到《倾城之恋》这本书来看？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的人”放到了香港这个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城市，让“自私的女子”与“自私的男子”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城市里相互依靠却又相互利用，最后终于互诉衷肠、表白心意，成就了一段传奇，成为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向往。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的故事却让人不怎么喜欢。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偏偏嫁给了他病怏怏的哥哥，做了他的嫂嫂，整日里面对一群善于搬弄是非的妯娌，连丫头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辱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丈夫无法给与她庇佑，心上人也对她避之不及，娘家人只当她是全家的摇钱树，贪婪地频频伸手。于是之后的曹七巧变得相当厉害，斗败了妯娌，拽住了婆家的大权，主宰了儿子女儿的人生，报复了心上人的无情，将其他人的人生变得与自己一般痛苦。最后她的儿子恨她、女儿怨她，心上人远离她，所有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于是，她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厌恶。 白流苏与曹七巧，同为女人，怎么就一个终得圆满，一个孤老终身呢？ 流苏，一个听起来就比其他的七巧之类的名字要美得多的名字，出身世家，虽然家族早已败落，家中也是人丁旺盛，所以通晓人情世故，天真无邪却也不乏心机；曹七巧，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自小被派到柜台买油，接触到的是最最底层的老百姓，见识到的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家长里短，可以说是在人民内部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拥有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真正天真质朴。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曹七巧更讨喜一些，“买油西施”，人们如是称呼。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美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的无奈。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下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虚伪，变态的。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满清王朝的参与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张爱玲却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食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童年，张爱玲却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争吵，家族的日渐衰败，都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张爱玲与汪伪官员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乱世之恋对她后来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父亲、丈夫、母亲与家庭生活，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事，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图”。 一、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花凋》里的郑先生等。 在这些人物中，最为突出的应算《花凋》里的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涨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②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二、虚伪变态的“好男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这一类人的典范。“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适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③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掀开了这个“好男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恋上了，但一听王娇蕊说要与丈夫离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连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
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 [摘要]：在张爱玲所刻意营造的凄迷惝浸的小说世界里，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上演着他们各自的传奇，在流连辗转一声喟叹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张爱玲在体验生活、洞察社会、品味人生之后，在她笔下，隐藏在社会或人生外部现实之下的内容现实和内心得以浮出水面。张爱玲作品中男性都是丑陋不堪的。本文从张爱玲具体的作品出发，对男性的角色形象进行分类，概括出他们虚伪、自私、贪婪、压抑、变态等特点，挖掘了张爱玲小说男性角色形象创作的根源；以及张爱玲的家庭，特别是她父亲对其作品男性角色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自私、压抑、家庭影响。 谈到张爱玲，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位独特、带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在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红极一时，那是个属于她的时代。张爱玲的小说华丽苍凉，犹如徽州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窒息、压抑。欣赏完她的作品，的确让人感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鲁迅小说有多篇是以“我”的口吻叙述的，而张爱玲则始终使用第三人称，她用冷静的笔调娓娓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始终迷漫着一种令人低徊不已的悲凉气氛.不论是嘲弄、讽刺还是调笑,都只是这悲凉的点缀和铺设而已。小说多以女性为女人公，故事多为悲哀或痛苦的过程和结局。她用华丽的词藻深入地描写了人性的扭曲、压抑，这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身上达到了极致。女性在张爱玲笔下尚且如此，男性更是一无是处。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多是封建上流社会中的遗老和遗少，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荒凉的、令人窒息的夹缝里，深受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传统熏染，沾染了一系列不良习气。 一、张爱玲小说中男性的分类
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_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
名作 欣赏旧文明背景下一个性别的整体坠落 —— —论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对男性形象的否定 □王艳玲（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1）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否定旧文明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张爱玲借此表达了自己内心对封建旧文明的绝望和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说：“所谓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①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通常在男权文化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中，男性的主体地位牢不可破，男性始终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是决定文本走向的主体。文学舞台上，男性被塑造成力量和美的化身，上演着一幕幕或悲壮或刚烈的激动人心的英雄史诗。男性是一切褒义词的化身，是君临女性世界的君王，女人只能对其绝对服从。可以说，千百年来，男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男权的审美价值标准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文学的土壤之中。 然而，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却一举颠覆了传统文化赋予男性的内涵，他们无一例外地丑陋不堪、自私、无能。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在这里荡然无存，男性特征普遍逐渐委顿，精神生命相继死亡。出现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只不过是一具具行走在现实社会的无精神无灵魂的肉体空壳。张爱玲用一贯的冷笔调对男性的偶像地位无情地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使其处在一个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尴尬地位，从而使小说文本中一个性别整体上从完美坠落到毁灭。 人类可以和大自然其他生物一起并存于天地间，无非是仰赖物质和精神。精神是人类作为灵长动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而物质即人类的肉体乃是精神的承载体，精神不在，人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肉体出了问题，精神便无从依附。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众多的男性形象从身体到精神全部都被作家否定得干净彻底，毫无怜惜之情，他们要么身体废残，要么精神洞空，是一群贴附在社会肌体上 的寄生虫，软脊椎动物。他们颓废淫逸、自私软弱，没有理想，没有激情。生下来就是软骨症，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人体。“身上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②，“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③已经彻底沦为一具没有生命的“孩尸”。姜家三少爷姜季泽是这个家庭里唯一有男人气息的一个，身体结实，红扑大脸，然而却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只追求个人享受，浑身透着自私和无情，抽大烟，玩女人，赌钱，几乎五毒俱全。当对七巧施行骗术被识破后，竟毫无半点羞愧，反骂七巧是疯子。并为了报复七巧，领七巧的儿子逛窑子，吸大烟。也正是因为他的欺骗，使七巧再也不相信爱情，甚至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心理变态，灵魂扭曲。 七巧的儿子长白，浑浑噩噩，没有理想和追求，缺乏道德感，只知道吃喝玩乐，是一具行尸走肉。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④。正值上学年纪，却不爱读书，每天无所事事，小小年纪就抽大烟，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任凭日子如流水一样淌过，从没打算过将来和人生，就这样任由生命和时光空耗着，一点点地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怨女》里的姚家二爷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更加清晰具体，丑陋不堪：“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缝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⑤，出门需要佣人抱着背着。 《花凋》中的郑先生在张爱玲的笔下颇具讽刺和嘲弄意味。郑先生是个封建遗少，醉生梦死，风流成性，“长的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着，穿上短裤子 筅 现代文学 081 2010.6
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04本函滨海点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上起清末，下至解放初期，着力刻画了一个变动的时代、社会中人的处境及其人性弱点，尤其是对父权体质的颠覆。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曾说过：“男权社会，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男性始终是社会的核心，是力量和兴旺的象征，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男性一直以“主角”的身份存活在作品中，而且他们的“主角”地位相当坚固，从而也引领着整个文学作品的方向。张爱玲小说世界中的男性角色精彩纷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封建没落家族的遗老遗少；[二]新旧兼杂的都市男人形象；[三]混迹洋场的绅士。他们身上都有着人性的劣根性，自私自利、虚伪、残忍、游戏人生。他们对待女性有着本质的相似：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本文就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探究作者塑造这些形象的内在动因。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她的小说和散文历来备受关注，尤其是她的小说集《传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传奇》中大致存在的三类女性形象：无母爱的扭曲者形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形象；无自我意识的顺从者形象。每一类女性，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程度深浅不一，但是都折射出作者明确的女性意识。她在批判男权社会予以女性的苦难的同时,更多的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她所关注的女性自身，去挖掘女性自身的“劣根性”和“奴性意识”，对男权社会的荒淫腐败进行嘲弄和贬抑。这些都体现出张爱玲警示女性和消解男性权威、解构男权社会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字：张爱玲；男性世界；心理积淀；童年经历
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纷繁驳杂的，但是却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很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因为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最终走向一段悲剧。在她的作品中，主要刻画的是旧上海的都市女人，她们都是古老与繁华不太协调的糅合，她们的命运一般以悲剧收场。“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张爱玲作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现代文明和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 关键词:女性命运悲剧收场欲的自由生的苦闷 引言 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的奇葩，对于现在女性权利日渐上升的社会现实，女性已经成为溶解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营养液了，发掘女性观，女性思想的精华、变化却无疑是一大热点。对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她自己作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香港”和大上海“十里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和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综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这一类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曹七巧就是一个典型的心里变态型的女性。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人类一切成就的源泉，也是成功的源动力，艺术是性欲的升华，人类从事某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这虽然带有一种泛性主义倾向，但也
不乏它的深刻性。可以说曹七巧许多举动都是她性欲得不到满足的一种折射。“当着姑娘们，一点忌讳也没有”大讳姜家的“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家规。虽说这与她从小生活在麻油店里没有受到良好的教养有关，其实也更是七巧借助言语对她性苦闷的一种宣泄，她也只能从言语的放荡中来获得快感。搬到上海后，兰仙嫌人多房挤，七巧瞟了兰仙一眼，笑道：“三妹妹原来也嫌人多了，连我们都嫌人太多，像你们没满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这几句话中就明显的有性暗示。听得玳珍都红了脸，而她却一点都不害臊，反而越说越来劲。可见七巧的内心里是渴望有正常人一样的私生活的，可是现实偏偏不让她如愿，因此她的言语就有意无意受了性压抑的支配。有一次兰仙在场妨碍了七巧向季泽撒娇，七巧便“嘴里说笑着，心里发烦，一双手也不肯闲着，把兰仙揣着捏着，捶着打着，恨不得把她挤走了样才好。”特殊环境中的几个动作，曲折传递出七巧下意识里对兰仙的妒忌，渴望季泽的感情赋予。嫉妒者是奴隶，他在虚构的幻觉世界里生活，人的嫉妒的暴虐也蛰伏在令人恐惧的形式中。她以后彻夜探询儿子的私生活，“婆婆也不像个婆婆”，当着包括亲家母在内的众人的面，抖露媳妇芝寿的私生活秘密。这时的七巧正是通过对儿子媳妇的私生活的偷窥和对儿子媳妇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反复搬弄来获得欲望的满足。她还横加干涉长安的婚嫁，使出一切奸诈泼辣的手段离间长安的恋情，白白毁了她女儿一生的幸福。这一系列反常行为似乎不可理喻，其实都是根源她不幸的婚姻及由此导致的变态性格，“性欲是人类一切成就的源泉”，正是得不到满足的性欲使七巧的言行偏离了常态，人格也受到严重扭曲。恶性膨胀的变态心理，使她根本漠视、无法容忍下一辈正当的个人生活。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发表时间：2019-06-24T11:00:26.530Z 来源：《成功》2019年第1期作者：孙瑜花卉[导读] 张爱玲以其独特的风姿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她笔下多有苍凉的世态，展露一种穿透黑暗后的清醒。细品其作品，其里的男性形象都带着一种“丑陋”。本文将以张爱玲作品中具体人物为例，对其笔下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还原张爱玲眼中的“男性形象”。 孙瑜花卉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张爱玲以其独特的风姿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她笔下多有苍凉的世态，展露一种穿透黑暗后的清醒。细品其作品，其里的男性形象都带着一种“丑陋”。本文将以张爱玲作品中具体人物为例，对其笔下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还原张爱玲眼中的“男性形象”。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形象；悲悯情怀 张爱玲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别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她笔下的故事总是带着一种厚重的苍凉，用她犀利敏感的笔触展现给一段段新旧交替时期的悲欢离合，塑造了各色各异的人物形象。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现的男性角色都带着一种“丑陋”，与以往固有的威严、勇猛的男性角色对立。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正是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的作品也主要以30与40年代的沪港洋场为创作背景，以旧时女性、两性关系和婚假迎娶为主要切入点，力求对人物有一个细致的描绘。张爱玲在小说中塑造了60多位身份各异的男性，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丈夫、父亲、儿子等等。 （一）缺失的夫爱 文学的主题永远离不开两性之爱，张爱玲故事里男人们都不是坚贞爱情的守卫者，而是这场战争里的逃兵。他们贪慕刺激的激情却不愿负起责任，视婚姻于形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就是鲜明的例子，勾引了不用对她负责任的有夫之妇娇蕊，与她偷情，却在娇蕊想要舍弃丈夫与他在一起时落荒而逃。随后他又娶了烟鹂，却把她置于妻子这个位置上的摆设，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与他偷情的娇蕊。 （二）异化的父爱 在以往的小说中，父亲总是权威的象征。他们或者是高大威武的保护者，或者是温暖、粗中有细的守护者。而张爱玲站在人性的层面上，对传统的父亲形象进行了颠覆，他们不再是受到尊敬和仰视的“太阳”，只是市井中自私、无能的凡人。《金锁记》中姜家二少爷生来就有软骨病，只得终生躺在床上，这是肢体残疾的父亲。《花雕》中的封建遗少郑先生，眼中只有金钱，他的子女受尽伤害，甚至在女儿不幸患病之后也不愿拿出钱来治病，这是自私的父亲。《心经》中的许峰仪，因为性的欲望爱上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却又因为害怕世人的指责，找到了一个长相与女儿相似的“替代品”，这是虚伪的父亲。《倾城之恋》中的白三爷不学无术，好像个风流少爷流连与风月场所，还赌博、抽鸦片，完全不负担起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是无能的父亲。 （三）崩溃的子爱 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字一直是核心。中国封建家族所崇尚的一直是儒家文化，而儒家一直讲究“孝悌是仁的基础”，讲父父子子，认为“孝”一字是父子关系的核心。子辈是为小辈，那么对长辈就要尊敬、顺从，孝顺父母，谦让兄长。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而张爱玲却打破了这种传统，她笔下的子辈眼里没有人伦道德，也不重视血缘亲情。如《创世纪》中的匡仰彝，没有把赡养父母当成自己的责任，家庭的生活条件日渐窘迫，他却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希望匡家早些散伙，那么他一个人就是自由自在的。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与父亲的关系恶劣，他觉得有这样一个抽大烟的父亲是自己的耻辱，厌恶着家中冷漠的亲情却又不肯着手去改变什么。甚至希望将家中的一切占为己有，然后就能把他抽大烟的父亲踩在脚下了。 二、张爱玲男性角色创作的背后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男性形象，他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些障碍，有些是生理方面的，有些是精神方面的。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日渐没落的旧贵族世家，她的父亲就是一个封建遗少，“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从小所感受的“父爱”便是专断而粗暴的，有时候父亲兴起也许会对她好一些，若是情绪不好，那就是虐待。而父母关系的冷淡甚至是最后的离婚，都在张爱玲幼小的内心里笼上了一层阴霾。父亲再婚后，张爱玲又因为顶撞新进的继母而被父亲毒打。这样一个父亲，就是张爱玲眼中万千父亲的缩影。 张爱玲的弟弟是她的世界里另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可惜这个弟弟也没有给予张爱玲一个明朗的形象，因为自小弟弟受到的父爱也是畸形的，导致他的性格软弱无能，张爱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他也是失望透顶。所以张爱玲笔下的男性青年总是不求上进，软弱无能。 而最终摧毁张爱玲对于男性阳刚神话的人是大她15岁的有夫之妇胡兰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这样让她低到尘埃里的胡兰成也让她失望了，在与张爱玲结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接连与其他两个女人好上了。 如果说父亲、弟弟、丈夫三个人成了张爱玲眼里男性形象的代表，那么身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时代成了她完成笔下一个个萎缩的男性形象的契机，张爱玲敏锐地察觉到，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即将解体传统文化即将破裂的时代，在夹缝中挣扎的男性无法承担起时代改革的责任，只能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她笔下的男性形象，丰富了人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为关照男性世界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历史纬度，而且对后人认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生存状态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余斌.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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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分析din
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分析学生姓名徐亚婷 学号20124998 学院政法学院 专业汉语言1班 指导教师 2014年12月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分析 以范柳原、长白、沈世钧为例分析 摘要：张爱玲曾感叹到：“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作为生活在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男权社会的女作家，与当时众多关注社会政治的作者不同，张爱玲在小说中更偏好以其敏感犀利的笔触来“写男女间的小事情”，而那些关乎风花雪月柴米油盐的故事对人性却有异常刻毒的拷问。她以独特的视角，力求对人物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她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形形色色的市井男女，勾绘出一幅幅旧中国市井生活的风情画。在她笔下的那个混乱得支离破碎又光怪陆离的乱世里，连男人也被剥去了传统披上的冠冕堂皇的外衣，从里向外地做一回透视。她冷静地站在人性的层面，对传统男性形象进行颠覆。 关键词: 男性、人性、爱情、亲情、自身观照 一.行走在新旧之间的都市男人形象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个风流自持的富商之子范柳原，一场不负责任的海外之恋有了他的存在。他在英国长大，自小就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父亲故世以后，他远涉重洋赶回来继承家产，可却有种种棘手之处。因母亲是华侨交际花，族人对他都抱敌视态度，使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他孤身流落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作为洋场社会的花花公子和风月高手，他秉着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享乐至上。他的洋装里包裹着的是陈旧灵魂，虽然是新派人物，可是他的内心深处依然笼罩着荒凉。他颓废的生活方式下隐藏的是脆弱的生命和感情，还有朝不保夕的恐慌。他事业成功，心思缜密，工于心计，游戏于情感与女人之间，但是对女人存有戒心。 这样一个男子，却又偏偏看上了流苏。表面上毫不在意，漫不经心，却是处心积虑地玩着各种手段，想让对方上钩，而自己又不受到损害。 而作为小说女主角的白流苏，一个旧时代女子，不堪丈夫暴力，离婚住回娘家，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同一屋檐下家人因时间愈久厌弃愈深的寒言冷语、指桑骂槐却是装聋作哑也是无法回避的。因此，痛楚里又多了怨恨，绝望中又有了对自身前路的探寻。她在长居娘家的七八年里，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而范柳原因为母亲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