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弃“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历史缘由(1)
中国放弃“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历史缘由
摘要：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为新中国争取了生存空间和有力的外援。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的联美抗苏和美国对中国态度与政策的变化，“一边倒”外交政策随之终结。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终结，在积极方面有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地解决和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增强中国政府的影响力；但在消极方面上讲，也使中国丧失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可谓利弊兼有，但在总体上利大于弊。
关键词：中苏关系；“一边倒”；外交政策；独立自主
After 6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bandon reason "one-sided" Diplomatic Strategy
Abstract: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one-sided" foreign policy, the Soviet-led socialist camp to move closer to the new living space for China and strong foreign aid. But after the 1960s,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but also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o improve, as well as changes in China's anti-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attitude and policy of China "one-sided" foreign policy came to an end. End-sided foreign policy in favor of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China independently solve problems and deal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in terms of the negative aspects, but also the Chinese lost the support of part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indeed the pros and cons of both, but in general more good than harm.
Key words: Sino-Soviet relations; "one-sided"; Foreign Policy; independence
成立于冷战时期的新中国，面临着国内一片狼藉、百废待兴的局面，使得中国必须寻求盟友、谋求帮助。所以中国共产党坚持向苏联“一边倒”是必然的选择。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已不能适应中国的发展需要，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逐渐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此，学术界已有所研究，如张龙平的《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研究》，李科林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终结的原因探析》等。本文就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为何放弃“一边倒”外交政策作一系统分析。
一、20世纪20年代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使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建国后，毛泽东为了打破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孤立与封锁，对苏联实行“一边倒”外交。毛泽东指出：“但‘一边倒’并不是完全的、永久的依附于苏联，而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特定环境下采取的一种策略。”[1]p167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绝不做苏联的卫星国”[1]p169，这显然是与苏联的大国主义背道而驰的。二战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急剧膨胀，不仅控制了东欧，也企图在外交、军事合作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并对中国的内政建设加以指责和诬蔑。面对苏联的粗暴干涉，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为苏联的压力所屈服，这使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二）苏共二十大召开使中苏双方分歧加深
另外，中苏关系恶化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它有一个历史的积累过程。“在二战后期，美国和英国为了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于1945年2月三国共同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达成了‘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权益，并将旅顺作为海军基地租借给苏联’的条件，危害了中国的主权，为中苏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2]p84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使中苏两党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在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全盘否定，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提出了‘三和’路线，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3]p106而中共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与和平过渡持不同意见。1956年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全面客观的评价了斯大林，批判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苏两国就“和平过渡”再次展开争论，双方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50年代后苏联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使中苏关系走向恶化
1958年之后，赫鲁晓夫幻想与美国共同合作主宰世界，加快了干预与控制社会主义阵营的步伐。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中苏两国难以达成共识。“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1958—1962年间，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
电台，信中还提出，这两座中心的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4]p309由于涉及到归谁所有，中国对此十分慎重。6月7日，毛泽东明确指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联出，使用共同。”[4]p3206月18日，中国国防部复函苏联国防部：中国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并欢迎苏联给予技术上的援助，费用
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7月11日，苏联仍坚持由中苏共同建设和管理。后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说，“费用全部由我们承担，共同使用，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讲，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4]p321。
在中苏还处于是否建立长波电台的争执中时，苏联又向中国提出了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中国考虑到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势和苏联试制新型潜艇的情况，在听取了苏联的建议后，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对中国的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7月21日，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希望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4] p311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4]p322第二天，毛泽东就此问题与尤金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毛泽东明确地讲：“搞海军‘合作社’，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4]p323“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4]p323“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4]p330建立联合舰队同建立长波电台一样，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中方明确地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苏联不仅在军事上企图控制中国，而且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1958年8月，中国人民为了打击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严惩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活动，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进行了猛烈炮击。由此，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当时正值美苏关系的缓和期，苏联唯恐局部的战争会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计划，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而且苏联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埋怨中国，对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3]p112苏联这种以技术援助相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使原本就有隔阂的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恶化。
从苏联在1958年连续向中国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到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炮击金、马所持的立场可以看出：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采取的大国主义做法，理所应当遭到中国的反对，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心。
（四）1969年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完全恶化。“1969年3月2日9时许，苏联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公然入侵中国的领土珍宝岛，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多人，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入侵者被击退。3月15日凌晨4时，苏联再次出动数十辆装甲车、坦克和大批武装部队入侵珍宝岛，并首先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中国边防军经过激烈战斗，于当日19时将入侵者全部赶走。”[4]p337
珍宝岛事件成为中苏关系全面破裂的最后一颗稻草，也是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珍宝岛事件成为促使中国放弃“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直接原因，使中国必须及时的调整对外的战略，不得不采取联美抗苏的政策，以减轻来自苏
联的威胁。同时逐步改善了长期以来尖锐对立的中美关系，也缓和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利于维护国际的和平。
二、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影响力加强
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开始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会议与国际事务，另外，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强。“一边倒”外交已不能适应中国的发展态势，必须要及时调整外交战略。
1954年4月26日，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国际问题。“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对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为实现各国的和平共处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促进了亚非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11]p98也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亚非会议后，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中国建交的高潮。
（一）政治领域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二战后期，在酝酿、筹划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是主要的参与者。中国作为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发起国和会议四主席之一，对联合国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家关于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举行，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出席了会议，并在宪章上签字。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采取对华敌视的立场，操纵一些国家将中国排挤在联合国之外。新中国为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长达22年的艰苦斗争。1949年11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明确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5]p145，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的资格。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要求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安理会，由中央政府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并组成了50余人的代表团。1950年9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时说：“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是很简单的，其中一个决定的因素，就是美国的阻挠。因为美国能够操纵多数，如果美国政府不加阻挠，即能通过。所以问题的焦点在美国政府。”[5]p99为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1950年，周恩来几乎每个月都与联合国秘书长有电报往来。
“1971年7月15日，联合国采纳了阿尔巴尼亚等18国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列入第二十六届大会议程要求。”[5]p112 9月29日，在美国的操纵下，澳大利亚、日本等22国提出驱逐“中华民国”也要作为“重要问题”的提案，被称为“逆重要问题案”。10月25日，大会在表决中
国代表权之前，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逆重要问题案”。随后，大会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
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毛泽东风趣的说：“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6]p1175
中国经过艰苦斗争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同时也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军事上在核武器领域和航天空间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大国的核讹诈下，于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而毛泽东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7]p307、“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7]p308在当时中国技术环境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开始了在军事领域的探索。1956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架国产战斗机歼5试飞成功。1959年9月，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歼6首飞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这比美苏等军事大国的研制时间缩少了近4年。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音调响彻太空。1980年，中国研制的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东风5号发射成功。1984年6月12日，中国自行研制的歼8战斗机原型机首飞成功。
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和在航天空间技术上取得的成就，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也提高了国际地位，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8]p97
（三）在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力进行经济事业的恢复工作，并保持着高效的发展势头，取得了良好的成绩“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年均增长21.1%，比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增长2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绝大多数都超过了建国前的记录。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之后，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逐步开展了农业的互助合作化和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为10.9%，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例如：钢增长296%，煤增长96%，粮增长19%，
棉花增长26%。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9]p210
在国民经济恢复并发展的同时，中国也积极进行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称为“南南合作”。中国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长期以来，中国本着“平等互利、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已经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战略的一部分，合作内容不断丰富，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经济上合作共赢的局面。“南南合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也成为促使中国放弃“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
三、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准备联美抗苏
（一）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
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完全破裂，苏联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为了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毛泽东在1973年2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共同反对苏联的威胁。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0]p132（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两国关系改善创造了条件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大力发展军事，军费开支迅速增加，苏联成为中国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一方面，苏联在同美国争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迫使中国调整对外战略，不得不采取联美抗苏的政策来应对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处于下风，同时1961—1973年的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脱身，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不得不实行战略紧缩，为此，美国力图通过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来帮助其摆脱困境，并借助中国来遏制苏联。双方的这种战略互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三）美国高层官员访华，使中美邦交正常化
1971年4月，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4月6日，当时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代表队应中国邀请访华。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队员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中国人民大多数的
赞成和支持。”[11]p102基辛格对周恩来的外交杰作推崇备至。他说：“这整个过程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多层意义，描画的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11]p112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助理秘密访华，这是22年来第一个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高级官员。基辛格一行在北京停留了48个小时，周恩来和基辛格围绕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问题举行了3次共17个小时的会谈，这促使中美关系进一步缓和。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刚一走下舷梯，就朝周恩来伸出了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2]p162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热烈握手，标志着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推动了西方国家同中国外交关系的建立。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美邦交正常化，增强了两国抗衡苏联霸权的实力，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对外发展，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和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促使第二次外国同中国建交高潮的出现。同时也对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联美抗苏成为放弃“一边倒”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中国态度与政策的变化，使
联美抗苏成为可能
中国在提出联美抗苏的方针后，美国方面也积极回应，对中国的态度与政策发生转变，使联美抗苏成为可能，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
（一）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尼克松主义”上台，美国政府提出联华抗苏的战略
美国同中国实现和解并非偶然，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尼克松政府上台之时，美国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国内，以反对越南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危机加深；国外，60年代末，美国已经丧失了战略核优势，苏联实力上涨并对美国发起了强大的战略攻势，美国的安全利益因此受到苏联军事实力扩张的日益威胁。尼克松政府被迫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提出‘尼克松主义’，力图在美苏缓和的情况下建立多极力量均势，以较小代价来阻止苏联的扩张并维持美国的全球战略，因而尼克松政府认识到中国在美国遏制苏联扩张和结束越南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13]p43
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机会。中苏关系恶化以来，特别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美国看到了同中国改善关系寻求合作的战略前景，尼克松的“联华抗苏”战略构想由此形成。尼克松政府认为如果苏联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取胜，就可以将其全部军事力量转向西方，从而愈加不利于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尼克松指出，“苏联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同时，
中美和解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可以利用中国牵制苏联三分之一的兵力并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做出让步，达到抗衡苏联维持美苏均势的目的。[13]p49美国“联华抗苏”战略的提出维护了本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与中国的“联美抗苏”不谋而合，增强了两国抗衡苏联的力量。
（二）经济领域表现为美中两国经济贸易往来加强，范围不断扩大
1969年6月26日，基辛格签署了一份指示——“修改我们的某些对华贸易限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造的非商业货品；2、取消不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令；
3、允许向中国出售谷物。12月1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从12月23日起，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可以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12月19日，国务院又废除了去中国旅游只准带100美元中国货物的限制。1970年4月6日，国务院更明确宣布：在美国领土以外地区制造，但其中包含美国制成品或技术的某些商品，可以销往中国大陆。第2天，美国商务部发出的管制公报中规定，允许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含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此后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13]p45两国在经济领域的贸易往来加深了美中之间的了解，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促使两国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
（三）外交领域表现为美国积极开展对华交往，探索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1976年，参加总统竞选的卡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愿意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外交关系，希望将来能导致外交关系正常化。”[14]p1131977年5月，卡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将迅速朝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前进。”[14]p121当时，美国面临着苏联的强大攻势，卡特政府企图借中国的力量来维持战略上的“均势”，同时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正在恢复与发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往来也发展较快，这对美国有很大触动。美国商人和政界人士纷纷要求迅速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要求卡特下决心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4月1日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上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国家的最大利益”，[15]p85并随即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5月20日至23日访华。布热津斯基在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说：“上海公报反映了我国要同中国友好的承诺，是基于共同关心事项，而且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的。”[16]p88他表示决心“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按上海公报完全正常化的剩余障碍。”[16]p93“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拿定了主意。”
[16]p96这次访问，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比以前有明显的进展，向中美关系正常化前进了一大步。7月间，卡特又表示，美中两国的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表示下决心举行谈判来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
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期间邓小平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同美国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访问，推动了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对中国态度和政策的变化，为美中关系改善打开了大门，推动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发展，也使中国的联美抗苏成为可能，同时也是促使中国放弃“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重要条件。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在特定环境下采取的非常战略，为新中国争取了生存的空间，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孤立，捍卫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维护了国家和平独立与主权的完整；同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赢得了苏联的援助，对中国工业基础的最终建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边倒”外交政策并不是完全的依附于苏联，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放弃了“一边倒”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失去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工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同时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再而中国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孤立，爆发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受到挑战。
结语
“一边倒”外交政策是一个时代下的特殊产物，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争取到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援助，促进了新中国经济恢复的进程，也在国际上为新中国争取到了生存的空间。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影响力的加强，以及中国准备联美抗苏和美国对中国态度与政策的变化，“一边倒”外交已不能跟上中国的发展脚步，束缚了中国的发展势头，所以“一边倒”外交的终结是必然的。总而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国放弃“一边倒”外交战略是利大于弊。中国在发展，就必须选择并制定适合自身的战略，中国要强大，就必须采取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只有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的平台，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这个转变，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政府针对现阶段的国家利益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谋求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与各国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起，为创造一个长期稳定、主权平等、共同发展、和谐美好的新世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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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辞
经过多次的修改与讨论，本次毕业论文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作为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由于经验的欠缺，知识的匮乏，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水平还十分欠缺！因此，恳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正。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春海老师。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选题到开题报告，从写作提纲，到一遍又一遍地指出每稿中的具体问题，严格把关，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谢。
其次还要感谢大学四年来所有的老师，为我打下牢固的专业知识的基础；同时还要感谢所有的同学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此次毕业论文工作才会顺利完成。
最后，我要向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对本文进行审阅、评议和参加此次论文答辩的各位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
（全文共计11696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