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

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摘要：迪昂—奎因论题的提出暴露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重大缺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劳丹理论虽然顺应了科学哲学的发展，但仍有保守性的一面，他用“不合理性假定”试图来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戒令，并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迪昂—奎因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合理假定；2＋2＝4

Abstract: Duhem-Quine’s argument exposed the defects lying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birth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is necessar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audan’s theory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but his theory is conservative. He tried to bind SSK by his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but he was defeated. On the contrary, SSK shows a good future little by littl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uhem-Quine’s argument; irrationality assumption, 2+2=4

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给社会学家提供了新的任务——研究科学中的社会问题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就了一个新的学科——科学社会学。20世纪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旧的心理发生学的认识论模式被抛弃，认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被冠以一个新的称呼：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想要说明的是诸如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有哪些？科学的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情况等问题。后来科学社会学进了一步，它试图根据社会（特别是某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接收或被拒绝。这样，它研究的主旨和科学哲学一样：“说明科学家对于自然界的信念”。[1]而科学社会学的这种认知转向主要得益于库恩思想的推动。

1.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哲学背景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家走的均是经验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对自然信念的取舍完全受经验证据的决定。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哪一个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后来波普指出有限的证据相对于无限的证据总量是零概率，决定理论取舍的是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受了高证伪度预言的检验。两者虽然意见不一，不过都认为科学家对理论的取舍由经验来决定。但是后来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应该是整个科学，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

整的话。”［2］由于物理学家迪昂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因此上述观点后来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3］

既然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影响科学家取舍自然信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呢？科学哲学家库恩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决定于理论更替的因素可能来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价值标准、科学家的个性，还有美学原则（如逻辑简单性）和实用主义原则等；多元标准并存的局面导致在理论选择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不同标准决定不同的选择，其二是不同的科学家在使用同一个标准时由于给于不同的权衡从而造成不同的选择。这样，我们找不到中立的标准来决定理论的选择，同样也找不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如果科学在某一个阶段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只是胜利者的自我辩护，因此科学进步的解释“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库恩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惊呼：科学革命和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区别？

库恩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学引进到认识论中。但他的理论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这样的共同信念相抵触：社会，包括其子结构——人类知识，从总体上是进步的、不断前进的。库恩理论引起的争议导致了思想界的如下分歧：是沿着库恩已开辟的社会学思路，把科学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认识论问题？还是退回去，通过对科学哲学的调整来纠正库恩的错误？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等人走的是前一条路线，他们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使其发展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称为“科学的认识社会学”［5］的新阶段。劳丹则是持后一条思路的代表。

2.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渊源是19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社会学。这门由哲学及社会学家大师舍勒开创的学科，其宗旨是为人类知识寻找社会学根据。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有别于其它知识，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研究是慎微的。进入20世纪中叶后，库恩等人的开拓工作，使人们看到这一观念只是个神话，知识社会学开始对科学家的信念是如何来的这个认识论问题进行独到的探索，从而和发展着的科学社会学汇合在一起。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去证明，科学知识，甚至是最深奥的数学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建构物。为了全面贯彻这一社会学的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言人布鲁尔在其着名的《知识及其社会意象》一书中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了一个“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它包括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为因果性（causality）。它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产生信念和知识壮态的条件是因果性的，当然，还有非社会类型的原因和社会性的原因共同对信念的产生发挥作用。”［6］（其他三条原则分别为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揭示出自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是一个形而上学教条，结果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全部句子某种程度上都被看作是综合的。打着这种标记的“整体论”迫使我们放弃“思辨形而上学”的希望。思辨形而上学是这样的体系，它是可以独立证明的，并且可以裁决具体科学的判断或者更普通的感觉—知觉判断。这样，根据奎因的认识，形而上学认识论就是一种来自科学内部的科学研究了，这预示了认识论的新的转向：自然化（naturalized）。逻辑经验主义在证据和理论之间寻找一种使理论得到证明的关系的企图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不能从“资料发展”转向“信

念的形成”呢？我们可以撇开了证明问题，仅仅考虑发生和因果问题。这样，我们不再担心证据和理论的差距，而是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布鲁尔等人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确定他们的强纲领的。其实，库恩已经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使用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的含混性使科学发生认识论很容易滑向神秘主义的泥潭，或重新走向默顿学派把认识的发生过程“黑箱化”的旧路。这对认识论无疑是个灾难。因为思辨认识论向心灵寻找因果关系的努力遭遇到了休谟的“因果问题”的困扰而被证明是条绝路；逻辑主义依据经验证据进行逻辑辩护的努力遇到了“迪昂－奎因论题”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样认识论只能“终结”了。布鲁尔明确表示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依赖超感觉的知觉形式或直接的理性的无起因的鉴别力”这样的心理发生学方法。他提出因果性原则的目的显然是要向社会而不是向心灵寻求知识和信念发生的原因。因此其思想是对库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劳丹的不合理假定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早期的坚定的社会知识学家认为，任何思想家群体的每一次信念转变都可以用社会基础来说明，如舍勒就曾断定：“一切知识、一切形式的思想、直觉和认识都毫无疑问地带有社会性。”劳丹承认,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处于社会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并且，坚定的社会学者还会遇到这样的逻辑悖论：“既然一切信念均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理性牢固确定起来的，那么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求被接收。”如果这一悖论成立，整个知识社会学的合法性会受到挑战。

对此，舍勒之后的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也早有同感。他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就是那些能表明与信仰者的其他思想自然而合理地相连的思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定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非内在的思想并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劳丹对曼海姆的观点称赞有加：“我建议把这种分界标准称为不合理性假定。”[10]

在劳丹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理性编史学在说明历史事例方面远远胜过历史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引者注），”[11]而近期之所以会出现库恩等人否定理性的思想史的极端看法，是由于长期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 [12]崩溃的结果造成的。按照这一模型，一个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是其被合理接受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一旦“迪昂—奎因论题”揭示了经验在理论评价中的局限性，旧的合理性模式便失去了根基，非理性必然乘虚而入。

劳丹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来拯救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劳丹认为，一个理论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经验上的成功外，还有概念上的成功。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往往重视经验方面的成功而忽略了概念方面的成功，并且还把经验上的成功仅仅理解为反常的解除。劳丹指出，实际上反常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除非反常被某个相竞争的理论

解决了才对现有的理论构成威胁，否则便只能成为一个待解决的谜。劳丹又进一步指出，科学家所接收的理论总表现出两种进步，解决了更多的经验问题，又解决了更多的概念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中，作出合理的选择指的是我们接受了有充足理由为“真”的陈述，“而进步通常被看成是通过逼近或自我修正不断达到真理”，我们为何不能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这样来理解合理性，“作出合理的选择就是作出进步的选择（即作出提高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的解题有效性的选择）。”[13]这样在劳丹看来，库恩放弃“求真”式的合理性模式虽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他同时放弃“合理性”就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泼了出去

劳丹在为科学拾回合理性之后，自然就毫不犹豫地把“不合理性假定”横旦在知识社会学家面前，他尖锐的批评道，“知识社会学家恰恰是在对思想的接收或拒斥的合理分析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地方插足进来。”[14]

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反驳

针对劳丹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Bany Barnes)和亨瑞(Jogn Heny)在其合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书中，以2＋2=4作为典型案例作出了反驳。首先，在布鲁尔等人看来，“2+2=4的意义是可变的并且是由情境决定的。”例如，在一个仅有0、1、2、3、4的有限算术（finite arithmetic）中，会出现3+3=1,3+4=2,2＋2=4，2×2=4，3×3=4的情形。因此2+2=4这条原则，“可以处在依循不同的规则的各式各样的符号中”。［15］其次，布鲁尔等人对劳丹的这个观点——2+2=4和社会环境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持异议，但他们指出，“社会学解释并不需要某个数学信念（例如毕达哥拉斯定律）和某个社会境况（例如希腊城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揭示出一个数学信念和一个在不同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境况之间有关联，或者一个原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对不同的环境里的人来说都有用，这样的揭示一点都不缺乏社会性。”［16］再次，劳丹从2+2=4产生（generate）和确定（establish）的方式（way）的角度指出，只有极端的无知者才会让人信奉数学知识是由社会决定和制约的；对此，布鲁尔等人也给予了反驳。布鲁尔等人讥讽道：“听一听批评者自己对2+2=4如何产生和确立的解释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并未提供出来。”到底劳丹对信念“产生”作何解释？显然，如果“产生”意味着心理或社会的根源以及个人信念的产生过程，“这将涉及到对参与信念形成的所有教育过程的研究。”因为教育过程并不会与社会决定形成尖锐对比，故布鲁尔等人推断说这不是劳丹的本意。看来劳丹使用“产生”一词时他的意思有比“社会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他相伴使用的“确立”一词给布鲁尔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确立”除了心理和社会的意义外，还意指“证明”：确立2＋2=4意指证明2＋2=4，同样，2＋2=4的产生也就是指2＋2=4被证明的方式。这样，对劳丹来说，“由证明产生的理性的信念是2＋2=4的可信性的根源。”但布鲁尔等人辩解说：“我们将认为2＋2=4不是在证明的基础上获得可信性的”。［17］

接下来的争论就归结到2＋2=4的证明上了。布鲁尔等人认为，2＋2=4的证明是建立在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无论在“低阶”（low-status）证明中还是在“高阶”（high-status）证明中，都可以发现社会因素的存在。低阶证明是普通人对这个公式的认识过程。这时人们往往借助实物进行证明，如：拿出2对苹果，“然后把这二对苹果摆放在显眼之处，然后他们数到1、2、3、4。”［18］这就是2＋2=4的原因。高阶证明则是由职业逻辑学家完成的。如逻辑学家L?迈克(L.Mackie)1966年对2＋2=4的作了12步的逻辑证明。他证明的第1步实际上是用符号化的语言表达了进行低阶证明的计数者（quantifiers）的行为。第2

步和第3步是对第1步信息的重复。但消解掉了计数者存在的信息，以后的几步都是对前面步骤的归约，到了第11步，出现了一个预设，结果“把一开始消解掉的计数者拾了回来”。第12步宣布了这样的结论：“（K）（L）（M）［（I）－（11）］－from1-11 byC.P. and U.G.”它等于说：“对于K、L和M集合，如果K有2个元素，L有2个元素，并且他们都没有其他组份，当M把两个集合拢合到一块后，那么M是一个四元素的集合。”布鲁尔等人发现：“当我们回顾符号（迈克的）逻辑列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来自小学生课堂学习加法的方法。”［19］显然迈克的证明恰恰说明2+2=4奠基于源始的社会性活动中。布鲁尔等人对此深刻地指出,“没有孩童的训练，我们无法建构证明并从中学到些什么”［20］对于2＋2=4来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它来自传统，来自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所谓的证明或自明，“数学是人类学现象”，［21］而不是心理学现象。

5. 评价

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事实的情况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随后的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群有独到见解和反传统精神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许多新颖的和富有创见性的结论，一时间科学知识社会学呈现出“活跃”、“激进”和“反传统”新气象，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途。就连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B.巴伯也称赞“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带进最紧密、最有成效的互动。”[22]

布鲁尔等人通过对2+2=4的认识论基础的阐释，从一个角度揭示出科学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这个基础是由文化、传统、集体协议等建构的，它是不牢固的、可松动的。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自中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意见有别，知识有一个牢固基础，知识的确定性即来源于它。在中世纪，上帝是知识的基础，因为知识的确定性由“上帝”来保证。后来，由于解放的逼促，上帝开始隐退，神学受到质疑，近现代哲学家们开始为新的知识寻求确定性，自我解放中的欧洲人要“自己为自己保证知识的确定性”。［23］

近现代哲学家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世纪的确定性秩序的再重组。那么这一重组是如何进行的？这要从伽利略的工作开始谈起。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区别于中世纪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得物理学）的根本所在。伽利略在把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解释转向描述性解释的同时，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可定量并可实验控制的第一性的质的范围内，把不能完全数学化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性质称为第二性的质放置于科学研究的边缘，并且认为只有满足数学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质才是事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质。伽利略在从数学和实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时候，“禁止了来自其它范围的任何规定”，［24］抽象掉了一切精神中的东西和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些被抽取掉的东西被同样崇尚数学和追求确定性的笛卡尔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里，“因为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到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到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25］科学对日常经验（以直觉、感性、质来审视世界）的不信任导致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向就立即成为需要，这种认识论的主导思想是要说明理性之“心灵”能够保证知识的确定性。这个心灵除了作为盒子贮藏“科学切削下来的碎片”［26］外，另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面镜子为科学的“求真”过程给出一个解释。心灵自此代替上帝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心理主义成了哲学的主导范式。但这项由笛卡尔开创的“外科手术”［27］式的认识论事业经20世纪众多哲学家的批判被认为是误入歧途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揭示出科学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海德格尔也指出，存在者不是通过理性的瞠目凝视和人照面的，科学在对存在者研究之时，“已经活动在某中存在之领会之中”。［28］但是逐渐弥漫在科学周围的“尊贵”和“创造奇迹”的“神学气质”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显然，一个由数学方法构造的理念世界就不知不觉地遮盖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

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世界”。［29］因此对科学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挖掘就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想家们的紧迫和艰巨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是这一队伍中的成员。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在这一运动中，科学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和最辉煌的成就，并成为理性的代言者。认识论和方法论反过来又对理性注入了特定的内涵。当理性的内涵凸现出来以后，认识论家又利用理性作标准评价和划分知识，合理性问题就常见于认识论了。但我们从前面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略分析中应该看出，理性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局限性，故合理性问题本身也就成为问题。劳丹显然仍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思想界所塑造的“理性”立场上来理解科学，并且它的思想中仍由心理主义的残余，故他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价自然有失公平。

劳丹试图用进步观念来挽救理性观念在库恩学说中的窘境的作法，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有劳丹意义上的进步的内涵。劳丹的“进步”说并没有对理性观念注入任何新颖的内涵，他的挽救工作的意义也就大大折扣。他对合理性的诠释必然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算法”的路子上，但库恩已经指出，“算法”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思想家对科学本质的探索没有因为他设置的“不合理”的樊篱而止步。奎因从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元划分的批判着手揭示了数学的经验蕴含，库恩对“科学革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科学特定时期的社会化特征，这一切都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向科学作全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分析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的来临是必然的。但我们得承认思想家们为此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存在有缺陷，它还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式的表象主义，同时也还没能很好解决个体（科学家）与社会、当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这方面问题的分析，有待另文给出。

参考文献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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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海得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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