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读书笔记

《中国大趋势》读书笔记

第一篇：读书报告中国大趋势

读《中国大趋势》有感

《中国大趋势》一书由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合著。两位作者将整个中国比喻成一个大企业，而将中国领导人，比喻成整个公司的ceo，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全书从八个大的方面论述了在中国的全新时期，如何支撑新社会，以及新社会在未来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共产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时，他们也许不会想到，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变革将会在未来三十年席卷中国，并且将中国的面目彻底改变。然而改革之路的开端并不容易，若想在行动上有所进步，首先要在思想意识上有所改变。要想为改革道路扫清思想上的障碍，全党乃至全国上下，都需要一场思潮运动。由此，真理标准大讨论势必要在特定的时间成为全国的讨论主题，并且为改革开放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

奈斯比特首先确认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前进发展的有力保障。“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人在经历了长久的平均主义和“众人皆贫我亦穷”的贫困境地后，面对将至的改革开放，可能甚

至都不了解究竟什么是改革。从前，自己家中一个月也吃不到一顿肉，想一想真是困难，但是看到邻居家两个月才吃一顿肉，反倒觉得自己很幸福。然而改革之后，邻居家早出晚归，渐渐地骑上了自行车，买了缝纫机，戴了手表，慢吞吞的中国人也开始着急了。

改革的试点首先放在了比较偏远的农村。我们不得不佩服农民在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毅力和创造力。农村改革的很大一部分财富，都是由农民通过辛勤的劳动，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并且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也开始初具规模，逐渐成形，虽然乡镇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巨大浪费与污染的粗狂经济代名词，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乡镇企业为农村改革，为整个改革开放蓝图，在初期做出的巨大示范带头作用。造福的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城市居民也不再需要为有限的生活必需品排长长的队伍，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改革带来的巨大成果与未来前景，使多年饱受贫穷与物资匮乏之苦的老百姓突然尝到了一点点改革的甜头，而这一点点甜头，已足够使他们为之拼搏奋斗。

然后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改革即将带来的结果亦不甚了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将改革试点放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农村的原因之一：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不会使现有的体制产生过大的波动。即便农村改革，其主体被赋予的

权利与自由，从现在的角度看也是非常有限的。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新的高度，也就是在同年，城市改革开始了。

解放思想在另一方面的体现，就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下海”潮。当时具有相当拼搏精神和远见的知识分子，甚至改革骨干，纷纷选择下海，在改革浪潮中发挥着自己的技

术优势或人脉优势，充分利用了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其中“下海”成功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跻身精英阶层。

《中国大趋势》还提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民主体系的发展。“自上而下”更多的依赖于政府的改革来推进民主建设，“自下而上”则偏重大众自发行动行使民主权利。两者在当今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民主并不是靠施舍来的，而是需要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争取得来的。毕竟，如果让既得利益者自己制定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权力，就好像让鸟自己编鸟笼来关住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需要广大民众的主动积极参与，更多地发挥“自下而上”式的纵向民主。现在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老百姓监督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工具。在对网络进行适当监管的同时，应加强其作为舆论监督工具的作用。中国需要的不是“西方式民主”，也未必需要多党制，中国百姓需要的似乎只是一个能办事、办实事、办好事的政党来领导政府。当然，真正探索

出适合中国道路的民主模式，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即便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应当给中国共产党一些时间，我相信大趋势必定是前进的。同时，作为民众，我们也应当坚持学习，解放思想，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否则，即便真正的民主到来，权力被赋予到自己手中，而不知道如何运用，也真是暴殄天物。

通过读《中国大趋势》，我还有两点更加深刻的感受。第一，知识改变命运。书中提到的无数例证都表明：学习是人生进步的一项重要手段。像书中多次提到的“出水才看两腿泥”，一个几乎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母亲，都坚持让自己所有的孩子接受教育，足以体现出当时人民的信心与不服输的人生态度，并且对于知识重要性的深刻理解，我们更应如此。

第二，书中多次引用中国领导人做的报告，我们作为中国国民，更应该时刻注意国家在宏观政策导向上做出的调整。与时俱进，时刻跟住党的步伐，不仅能保持我们的思想位于最前沿，更重要的是，能培养我们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从而增强自己对于经济、政治形势的判断能力，保持敏感性。学习解读各项政府工作报告，应该是现代人才具有的一项重要能力。

最后，我们应在看到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可能会使中国这艘巨轮整体倾覆，葬

送三十多年的改革成果。我们在做到有信心的同时，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发展，“从我做起”，从改变自身做起。我相信中国这艘巨轮必会驶离充满危险的暗礁，中国的大趋势也必是前进的方向。

阎帅

第二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通州三中金剑昆断断续续地看完了《中国大历史》初时也常在一个段落上徘徊许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读下来黄的理论架构每每出现并浓重阐述之隐失的阅读张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晓原来如此这般。阅读此本的经历与钱穆全然不同黄的技术分析与理论建构如手术刀般对历史剥离解析除却历史因袭的再现给予我的更是常从纵向叙事里逃脱的横向比较乃至一块块具体制度的勃兴衰亡史；钱穆的白话则指点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数笔点到为止。

从黄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简要地概括出黄在叙事中国大历史时的一个脉络。

“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xx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

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的标准看来尤其如此。

它也表明中国22xx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

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拓拔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

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及至6世纪初期重造大帝国的低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亦即是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所腐化。

……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当王安石对神宗赵？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统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

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

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是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量的货币流通在某种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清朝之内向和缺乏对外竞争性尚不及明朝……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妙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愿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

中国之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如果军阀在历史

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继自强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蒋中正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毛泽东和中共则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今后中国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

第三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国史概要马兆勋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

书籍信息

书名：《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出版发行：书店 20XX年北京第2版

关于“大历史”的一些思考

“大历史”即macro-history，是黄仁宇先生类比宏观经济学，将宏观和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到历史研究中，所原创的词汇。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中国大历史》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中国大历史》求一个远景，笔法虽然细致，场景却总是朝代更替，权力斗争的大场面。黄仁宇先生提出“大历史”这种新颖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以独特的视角，带给我们一种与看编年体或纪传体史书不一样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广泛的归纳与高度的压缩综合，使得已经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出另外一种姿态。

“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①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观念以及不断的强调综合之必要，使我回忆起一个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何谓宏观与微观，哪一个更重要？何谓微观，一秒钟？一分钟？何谓宏观，二十年？一个世纪？诚然，对于一个人，一秒钟算是微观，二十年算是宏观。可是正如黄仁宇所言，对于历史而言，二十年不过是一瞬，如何能算做宏观？即使是作者口中的一个世纪、一个朝代，普通人一生无法企及的长度，对于上帝或者佛祖这样的存在，是否会觉得一个世纪也不足为提呢？这样说来，相对于佛学中的“一刹那”，一秒钟岂不是都显得漫长！

如果我问，一秒钟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无从回答。但是如果把时间扩大到一分钟来谈，就简单多了，看了一个广告，或者看了一篇短文。那么把时间继续扩大，一个钟头，也许回答就会变成看了一本书，吃了一顿饭。那么考虑一天

的时间干了什么，我们会说，早上看书，下午逛街，晚上看电影。很神奇的现象，一天只不过是86400秒的叠加，一秒钟能做什么不好回答，但是却能很轻易的回答一天能做些什么。从一分钟到一天，我们在说一天做了什么的时候，并不是说1440个分钟分别做了什么，也许只是很简略的一句话“我睡了一天”。86400秒和1天，就物理上来说是相等的，但是我们看来却是截然不同。在看历史的时候，以二三十年着眼去看，或是动辄几百年几个朝代，我们总能看到不同的东西。发现不同的“道”。①楷体字内容为摘录《中国大历史》中的语句。

我所说的“道”即是老子所言“道”。“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动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宇宙间的万物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黄仁宇先生所言“内在的律动”。“道”的存在，使得世界得以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世界。历史总是“应当如是”，而我们研究历史，正是为了去了解它“何以如是”。为什么伟大的思想总是诞生于乱世？为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作者受挫而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总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我只能用洪流去形容，历史的洪流是任何人都无法去反抗的。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只不过在顺应着历史的潮流罢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似乎也在寻找一种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的规律。“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

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们似乎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影响朝代更替的内在律动。

人是很渺小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历史看到整个人类发展衍化的轨迹，从中寻找到一些安身立命所需要的东西。万物都在遵循着“道”而演化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宏观的综合或微观的分析，总能发现不同的“道”。

看待历史应尽量避免掺入个人情感

中国大历史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句话不无道理。历史上，权力斗争之晦涩曲折，个人心思之蜿蜒深邃，早已融入个人血脉之中。道貌岸然之下，行的全是些尔虞我诈之事。黄仁宇先生的书中，在位的帝王，不是玩弄权术，出卖他人的高手，就是个被人玩弄于指掌间的小儿。即使至今日，各等官吏高言远大于作为，又在玩那套道德为上，暗里黑钱的把戏。

在历史上，似乎永远都是正义的一方获胜。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获胜的一方永远都是正义的。胜者王败者寇，这是必然的。胜利者理所应当拥有改变舆论导向的能力，毋庸置疑。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未必就是历史，也很难有完全客观公正的史书。《资治“通鉴》英译为xx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实’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资治通鉴》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而以“春秋笔法”写成的《春秋》，也是明显的带有孔子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我的观念里面，看历史，就是单纯的去看历史上发生的事，而不掺入自己的个人情感与看法，不去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或对错，尽量避免被史书作者的情感所影响。

早在余华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中，就看到一个近乎真理的观点——“事实”总是要比“看法”强的多。“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于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著名的作家蒙田也对这个看法表示同意，“按自己

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丁说道：“我喜欢怀疑不亚于肯定。”

1943 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 1927 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1899 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以上的事实在我们现在看来似乎只是饭后谈话的笑料。但是可以发现，这些错误并不是由于他们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是自己领域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

余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自己的

看法，《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余华仅仅是平淡的叙述一个故事，正如我在《中国大历史》中看到的，作为一个史家，黄仁宇先生没有太多的品评，只是讲述史实，内中给出自己的逻辑。历史自有其自我的逻辑和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看法”的产生。就像黄仁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然而历史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一些事罢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备受推崇的汉武帝刘彻，他大刀阔斧的对外战争，在很多人看来是积极正面的，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也成就了他一世英名，但是连年战事，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也使得文景时期恢复好转的国力迅速衰竭，成为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着眼于他个人，就会发现他虽为一代英明的帝王，也有着明显的暴力倾

向，杀人过多。同为东汉人物，如今看来，王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类似于跳梁小丑的角色，但是我们客观一点看的话，也能发现王莽个人的能力是不可小觑的，若当时王莽的改革能成功，或许他又会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了。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该竭力避免掺入个人情感，客观公正多方面的去看，会有更多的收获。另一方面，既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哀叹或者欢欣，都已毫无用处，不如以之为镜，来

观察我们自身，这才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揭示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因为我涉猎不深，阅历尚浅，对于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所表达并不能全部彻底的体会，但读完本书，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这一点——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有一段描述上古时代社会权利重心转变的文字：“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

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从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随着经济而转变。经济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

纵观中国或是世界各国古代社会，总能发现农业的重要性，而农业恰恰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本书的前几章，黄仁宇先生就着眼于“黄土”，进行阐述。世界上另外四大文明发源地，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腊爱琴海区域，古玛雅区域，同中国黄河流域相类似的，均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得以发展，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

或许正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很早便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周。“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的提及农业”；“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

一，以西安

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梨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

而在接下来的春秋时期，农业也体现出其地位。“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不难想象，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是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连亘三个多世纪的乱世期间，也能看到农业的身影。曹操以重视农业而闻名。而他得以在混乱的军阀混战中崛起，与他重视农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三国中的另外两国也同样如此。“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

北魏是这个时期一个较为成功的朝代，他的统治者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