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的童年故事

说说我们的童年故事

涝池边的记忆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时常困惑着我，那就是在某人家里敲锣打鼓娶媳妇的一阵子过后，就会见其家人抱出一个奶娃子。这对于幼小的我来说，简直就像变戏法一样，神秘极了！

我缠着问妈妈：“妈妈，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村里的那些奶娃子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妈妈总是笑而不答，接下来我又问了爷爷、奶奶和爸爸、小姑，都得不到答案。

我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把我妈纠缠了一个下午。不胜其烦的妈妈最后无奈地告诉我：“你就是你奶奶用笊篱在咱家东边的涝池里捞出来的！”

当时，我很想有一群弟弟妹妹跟在我身后叫我，和我一起玩，终于有一天，我带着笊篱由爷爷带到了涝池边。可是，我只用笊篱捞上来许多蝌蚪。我去问王娜姑姑，她煞有其事地说：“奶娃子就是小蝌蚪变的，多逮几个放在玻璃瓶里，藏在妈妈的床下或奶奶的炕头上，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奶娃子出现，神得很呢！”

我依言而行，赶快去找了个罐头瓶，洗了又洗、涮了又涮，然后逮了足有六七十个小蝌蚪。回家后，我给罐头瓶加

了盖，把它放在奶奶炕头的热乎处，我每天都要看好几遍，偶尔还会放点饼干沫和蛋糕块进去，总希望早日变出一些弟弟、妹妹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瓶子不见了，听小姑说小蝌蚪被奶奶给扔了。

气急败坏的我跺着脚哭着跑到涝池边，边哭边喊：“弟弟、妹妹呀！咱奶奶可真坏呀，她连一个也没留地把你们都给扔掉了，好让自己安安生生地去打牌！都是哥哥不好，没保护好你们呀！”又过了不知多久，弟弟在妈妈的房间里呱呱坠地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就想：这肯定是奶奶在扔瓶子之前，在自己的衣服兜里或袖筒里边藏了一个，只是没告诉我罢了！或者就是弟弟逢凶化吉地悄悄躲起来了，逃过了奶奶的“魔掌”！想到这儿，我高兴地在弟弟胖乎乎的小脸上亲了一口，说：“弟弟，你可真聪明啊！”

评析：对于生命起源的困惑谁都有，也问过自己的长辈，大人要么说是胳肢窝里掉出来的，要么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这位作者的经历更有趣。孙辈也会问：“爷爷奶奶，我是从哪里来的？”当祖辈的想好怎么科学、巧妙地回答了吗？

经历“二?六”轰炸

1950年是新中国重要的一年，对我来说，也是称心如愿在公立学校开始我读书求学的生涯。但有一天上午，下课时，突然警报刺耳地响起来，老师赶紧组织我们疏散、隐蔽。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响声。虽说1949年夏也经历了解放军

“战上海”时的枪声，但不能跟近在咫尺的重磅炸弹相比。后来知道，学校附近的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也是轰炸目标之一，打浦桥也“吃”了炸弹，据说有三轮车夫头被削掉，脚还在飞快地踏……真是惨不忍睹。

记得当警报解除时，我们一群小学生出来看，天上还有一架飞机，有“青天白日”徽记，但已被打中，冒着黑烟，划了一条弧线朝下坠。后来据说掉在了黄浦江里，好像并没伤到船和人。

晚上回到家里吃夜饭，姆妈给了我两团棉花，叫我明天上学带去，碰到飞机掼炸弹就塞在耳朵里。但是这已经无济于事，我的左耳不是“欲聋”，而是已经聋掉。这就是“二?六”轰炸留给我永久的伤痛。不过，没有再偏一点，没被炸死，也是万幸。

“二?六”轰炸并没有多少军事价值，也不能叫新生的人民政权退出上海。只是，经历“二?六”轰炸后，我们家和许多人家一样，窗户上贴着“米”字，据说可以防止炸弹下来，玻璃震坏。而且没过几天，大着肚皮的姆妈早产，生下了瘦如小猫的三妹。我在上学时也多了一个心眼，就是炸弹下来怎么逃生。

再后来，打浦桥就有了“二?六”轰炸纪念碑，很小的一块，动迁时也没动掉，倔强地在那边见证着历史。

评析：一边坐在课堂里上课，一边担心飞机轰炸，这种

担惊受怕的日子，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怎么都体会不到。所以，拿出来和孙辈说道一下，让他们懂得珍爱生命，面对困难，应该磨练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轻易放弃。

差点吃下去的木鱼

我们在寺庙里经常可以看见“木鱼”，那是佛教的法器。小时候大人们总说“敲敲木鱼”，也就是叮嘱叮嘱孩子，让他们好好念书的意思。

而我看见过一条真正的放在饭桌上的木鱼，那不是在寺庙，而是在我家乡绍兴一个大山深处叫大锅底的偏僻小山岙里。40多年前，那时我大概十岁吧，春节时父亲带着我到那里去见我的一位远房伯伯。

记得真的好远，一早出发爬了好多山，太阳快落山时才到了他们家。晚饭时，我看见一条足有30至40厘米长的大鱼端上了八仙桌的中间，红通通的、油光光的，上面生姜片、嫩葱花一应俱全，合着鱼盆的边，那鱼头和鱼尾稍稍翘起。

我站着拿起筷子就戳向鱼肚子，可无论如何戳不下去。待我想叫父亲帮忙时，父亲也正狠狠地在瞪着我看，并把我的筷子移开，连连对伯伯说：小孩不懂事。

这时候，我边吃边开始仔细看那条鱼，才发现那原来是条木头雕刻的木鱼，不认真看，是看不出破绽来的。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大山深处从来没有鱼，更不要说大鱼了。但又想“年年有余”，所以只能用木鱼来代替。你怎么能去

吃呢？

评析：我们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时候，还有人家把鹅卵石浸在酱油里，形似花蛤，吃饭时，就用筷子蘸一下酱油下饭。如今生活好了，吃喝不愁，孩子们还挑食，很有必要忆苦思甜一番，让他们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和上海音乐厅有段缘

从报纸上看到，上海音乐厅聘请了一批老年“知音”兼职领位员，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我也是上海音乐厅的领位员……上海音乐厅建于1930年，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一座欧式古典风格建筑，原名叫南京大戏院，1950年改名为北京电影院。

1957年，我和同学们都是光明中学初中学生。学校大队部搞了一个少先队员“我为社会做贡献”的活动。大队辅导员让我们到北京电影院做义务领票员（就是领位员），且由我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十几个同学们分成两批，分别服务于周六、周日两个时段，服务时间约三个小时左右。我们手臂上戴着紫红色服务员袖章，跟着影院职工在进口处负责检票。电影放映后，我们还要领迟到的观众坐到座位上去。初来乍到，我们的工作情绪高昂，影院的叔叔阿姨们经常表扬我们。空闲时，我们还能在影院内看新电影，大家都十分高兴。

与电影艺术接触多了，我也成了准影迷。在家中订了不

少电影类杂志，至今，家中还保存着从1958年到1966年完整的众多电影刊物。内行人说这些电影杂志现在很稀少、蛮珍贵的。

电影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和妻当时相恋在电影院，相爱在看电影。结婚时，我们俩在音乐厅连看了两场电影，听了一场音乐会。

2003年4月15日，音乐厅整体平移，每天都牵动着我的心，我为它祈祷，祝愿它一切顺利成功。有时在梦中还能记起在音乐厅四楼的乒乓室里，与老职工打球的情景。

我想，如真让我再去做一次领位员，那太有意义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因为我与上海音乐厅有过一段难舍难弃的缘。

评析：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志愿者”了，只是那时候，不这么称呼。电影院领票员的工作，对于初中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社会的机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咱们也可以以亲身经历给孙辈们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