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

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摘要] 新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潮，显示了变革生产和变革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特点。新科技革命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了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西方学者提出“技术统治”论、“未来主义”、“权力转移”论等各式各样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寻找资本主义克服危机、获得永生的出路。从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上看，新科技革命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变革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社会准备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 新科技革命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

20世纪影响世界最大的两大事件，一是新科技革命，二是社会主义运动。前者是“人—自然”关系的革命，表明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后者是“人—人”关系的革命，表明在社会制度方面发生的根本变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两大事件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但是，在20世纪末，这两大历史浪潮出现了分化：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日益“现代化”和“高级化”，并推动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兴起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竞争；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遭受严重挫折，陷入低潮。这两大事件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新科技革命是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衰亡的消极因素，还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新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大趋势，还是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准备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技术条件？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并作出正确的解答。

一、新科技革命的进程和实质

新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潮，在21世纪还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其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在电子技术方面，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作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1976年美国又推出第一台“苹果电脑”，开创了个人电脑新纪元；到1998年美国宣布开发出每秒能运算3.9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太平洋蓝”。在信息技术方面，1973年世界上第一个光纤通信实验系统建成，标志着光纤通讯进入实际应用阶段；1989年美国的Internet 正式命名，共有30万台电脑联网；1990年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光子信息处理机；1994年全球兴起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1996年美国政府宣布投资1亿美元建设第二代计算机互联网，使信息网络技术更加成熟。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81年美国第一架航天飞机飞行成功；1998年阿尔法磁谱仪升空，开始从空间探测宇宙中的反物质。在海洋技术方面，1975年日本建成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机场，并制成深海探测仪；1979年美国建成海洋温差电装置。在激光技术方面，1972年世界上出现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器；1991年美国科学家用激光将铯原子冷却到低于百分之一开的世界最低温度。在生物技术方面，1973年重组DNA（即脱氧核糖核酸）生物基因工程成功；1982年美国推出现代医学史上第一次使用的人工胰岛素；1990年人类基因组工程开始实施，美国宣布在15年内编绘出人类的全部基因图；1997年英国利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出名为“多莉”的绵羊，表明生物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新材料技术方面，1988年英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超导通信器件，该超导材料用液氮冷却后电阻为零；1991年日本又制成世界上第一个超导磁体。在新制造加工技术方面，1974年美国的哈林顿提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理论；1991年美国研制出用一个原子启动的电开关，表明人类可进行单原子控制。这一系列高新科技纷至沓来，其发展速度令人目不暇接，显示了变革生产和变革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使新科技革命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特点：

首先，新科学革命以科技群落的形式向纵深推进。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是蒸汽动力；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是电气动力；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形成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空间开发技术等组成的科技群落。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及信息技术是对物质运动的三大要素——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本质规律的揭示和运用，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空间开发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生物技术分别是对人类活动的三个方向——宇宙空间、辽阔海洋和生命系统的本质规律的揭示和运用。激光技术和新制造加工技术则作为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有关物质生产活

动之中。在所有这些新科技中，包括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其他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和人类智力解放新纪元的主要标志。

其次，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新加快。战后，各学科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相互交叉、综合的趋势，涌现了一系列新兴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与交叉学科。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工程师所掌握的知识，90%以上是与近10年来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也愈来愈短，呈加速度发展趋势，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1992年美国橡胶公司共上市了大约360件新产品，几乎是每天一件。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摩尔提出“摩尔定律”，即现代芯片的集成度与功能、效用，每隔18个月提高一倍，而其成本与价格则每隔18个月下降一半。这突出地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之迅猛。

第三，科学、技术、生产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数千年里，社会生产的需求推动着技术发明，而科学则主要是对生产与技术实践经验的总结，由此形成了“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轨迹。在电磁学革命后，大公司纷纷建立了内部的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不断催生新的技术，促进生产工艺的革新和发展；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为技术的进步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并对科学理论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促进科学技术的共同繁荣。这样，就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新型发展模式。在新科技革命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又表现出“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新趋势。所谓科学技术化，是指科学加快了向技术的转化，科学研究愈来愈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所谓技术科学化，是指高新技术的知识含量或科学含量非常高，而且高新技术的开发不断会遇到科学理论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技术才能成熟并向生产力转化；所谓科学技术一体化，是指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愈来愈模糊，出现了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激光科学技术、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等新兴学科。

二、新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新科技革命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其影响是空前广泛而深刻的。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将工业文明传送到欧美主要国家，为资本主义最终取代封建社会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以电力与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为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解决了能源和动力问题，促进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推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同时，为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蓬勃兴起创造了条件。这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拓展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而使人类由“电气时代”跨入到“自动化、智能化时代”。

（1）新科技革命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劳动对象向广度、深度拓展，使劳动力由主要依靠体力向主要依靠知识智能转化，并为日益复杂的生产资料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初科学技术对西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的贡献，仅占5%--20％；而新科技革命兴起以来，这种影响提高到60%—80％，在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中，甚至达到90%以上。有的学者用以下“公式”来说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作用：在农耕时代，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但自新科技革命以来，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科学技术。这表明科学技术与其他生产力要素是乘积的关系，反映了它在生产力中的倍增作用，是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2）新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随着高新科技的蓬勃发展，第三产业迅速超过第一、二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经济合作组织的报告，其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的产物。1993年美国信息设备、信息技术的出口额已达62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当年飞机出口的330亿美元。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2000年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0%—40%。由于西方国家都在投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估计到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已达到3.5万亿到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西方国家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逐渐减少，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和知识工人不断增加。早在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就超过了蓝领工人。到21世纪初，美国的劳动力结构将是蓝领工人占10%，非专业白领工人占20％—30％，其余60%—70%的劳动大军将由“知识型人员”组成。他们是掌握技术

的制造队伍、信息系统设计人员、经营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科学家等。[１]工人阶级的知识化和专业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

（3）新科技革命促进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新科技革命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变革，以适应现代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越来越超出个别企业甚至个别国家的限制，以适应生产的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欧国家于1985年开始实施“尤里卡”计划，建立“技术欧洲”或“欧洲技术共同体”，以提升欧洲国家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美国和日本也加强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合作，以保持其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新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新科技革命还加剧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与较量，加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和控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新科技革命策源地的优势，制定和实施以“遏制东方”为基本目标的战略、策略，企图靠武力颠覆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科技和信息垄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战略，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联合国有关资料显示，战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技术贸易支付总额中所占份额少于10%。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专利权，每年从发展中国家获得1000多亿美元的收入。西方国家还利用高工资的优势，挖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很短缺的科技人才。难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认为：“技术革命有可能造成一种新型的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２]

随着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西方学者提出了“技术统治”论、“未来主义”、“权力转移”论等各式各样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寻找资本主义克服危机、获得永生的出路。英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经济成长阶段依次更替的源泉和基础是新技术的采用和传播，而美国是第一个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国家”，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高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终要趋同于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个阶段，认为在信息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信息而不是资本，权力的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资本，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所以要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在他看来，美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虽然“充满变化与疑问”，但它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奇妙的时代”[３]。这无疑是用“信息社会”的图景来掩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和弊病。美国学者托夫勒还于1990年推出《权力的转移》一书，宣称在第一次浪潮的农业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的财产；在第二次浪潮的工业社会里，机器、装配线及工厂等是主要的财产；在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里，虽然还有土地和硬件，但主要财产是信息。由于信息是一种非物质的、无形的、有无限潜力的财产形式，所以不存在所有权的问题。他还断言，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作为东西方社会本质区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已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了。

上述西方学者脱离生产关系孤立地分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以此为依据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用社会的技术形态来否定或取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他们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用科学技术问题掩盖社会制度问题，由此鼓吹资本主义永恒合理的神话，否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构想的理想社会，包括“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信息社会”，本质上都是不变更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西方文明的延续；他们虽然也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病，但不追究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本原因，并且认为这些弊病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得到完全解决。对于这些论调，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既吸取其反映某些客观实际的思想材料，又要认清其阶级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谬误，抵制其消极影响。

三、从新科技革命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马克思从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中，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认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４]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话，那么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最终将是工人阶级主导的新社会。从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看，新科技革命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准备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在新科技革命的进程中，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发电设备和人造地球卫星等新型生产工具，不但改造了传统生产部门的技术装备，而且催生了很多新兴的产业部门，使生产力跃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例如，核聚变技术通过将氘和氚这两种元素的原子核进行高速碰撞聚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人类掌握了这种技术，就可使含有45万亿吨氘的大海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纳米技术表明人类大踏步地向微观世界进军，在分子、原子的水平上制造新材料，使材料工艺的发展日益复合化、智能化。高新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社会生产的规模、质量和效益迅速提高，各类产品的科技含量愈来愈大。据统计，美国企业的利润有50%来自10年内的新产品。有的学者用产品单位质量价格比来描述科技含量，认为战后产品的科技含量每隔10年增长10倍，即“10倍速变化”。正因为新科技革命使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涌现出来，人们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产品“极大丰富”的曙光。

（2）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创造物质技术条件

新科技革命及其成果的应用使人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及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变革，逐步为社会主义的自主联合劳动和对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创造前提条件。例如，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在原有机器体系的发动机、传动机和工具机或工作机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四个部分——自动控制和调节装置，由此推动的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以及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调节和科学管理的能力。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预言，当劳动者以自动化机器体系为中介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５]在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从事智力劳动和管理工作的白领工人迅速增加，而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这也验证了马克思以下论断的科学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６]。如果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得到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里“死劳动”制约“活劳动”的异化现象就能彻底消除，社会主义新的生产方式也就能最终建立起来。

新科技革命还催生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使人们逐渐接受知识（或信息）具有共享性的观念。英国文学家肖伯纳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交换一下，我们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交换一下，我们就有了两个思想。知识或信息的这种共享性，可能推动人类建立一种共享的生产关系，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目前，利用电脑和因特网等手段在家庭办公（又称远程办公）的劳动方式，不仅增强了劳动者的自主性，而且降低企业管理成本25%--75%。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虚拟企业”：一个劳动者一旦有了很好的创意或新的科研成果，就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自由地寻找合作伙伴来共同研发，通过电子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批量或灵活地进行生产，最后找到最适合的营销专家通过“网上商业”，把产品配送到世界各地。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雏形。从发展趋势看，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产业之间、地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生活体系和计划管理体系，使“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现实。

（3）新科技革命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繁琐的脑力劳动逐渐被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体系所承担，“三大差别”正在逐渐缩小甚至消失。如果说蒸汽革命和电力革命补充和延伸了人的双手，是对人类体力的大解放的话，那么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则最终会补充和延伸人的大脑，大大解放人类的智力。新科技革命还为广泛、自由地参政议政提供了便利，使人们可以直接在因特网上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和交流思想。Internet是开放的、民主的，必然催生自由、平等的思想。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政党消亡、国家消亡、社会自治、人民自觉地创造历史的共产主义社会距离我们更近了。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当今的科技革命正在改

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大的自由空间。例如，新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使人们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办公和生活的地点和方式，一个方形的便携式电脑相当于写字楼；它还使家庭获得多种新型的服务，如在荧屏上点播和收看直接传送的电影，阅读交互式报刊。再者，由于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投入使用，可以大大节省劳动时间，这就意味着“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可使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的余地）”[７]。于是，在“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８]就能真正建立和繁荣起来了。

参考文献

[１] 参见[美]《未来学家》杂志1997年6月《知识型企业家的崛起》一文。

[２]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8页。

[３] 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４]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218页。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页。

[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 8 ]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