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新教育精神

朱永新：新教育精神

2008-03-07 14:51

今天我要讲“新教育精神”，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我昨天收到一份杂志《焦作新教育简报》，很坦率地说，看了这份杂志我流泪了。焦作今年三月份才开始启动新教育实验，但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在焦作掀起了新教育的风暴。焦作的校长们和父母亲的投入让我感动。他们六十多位“毛虫”的主题贴、随笔写得非常精彩，其中有个老师是一位退下来的教科所长，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已经风烛残年，后半生就交给新教育。”他还说：“真正让我动心的不是新教育本身，而是新教育的精神。”他说他想到了《如果我能是一颗星，免于哀伤》这首诗中的句子：“‘如果我是一颗星，我就不虚此生；如果我能够解除一个人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种伤心，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虚此生。’而新教育的精神便是如此，我愿意做一个不虚此生的人。”我看到他的这一段话，我就在想什么是新教育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了四句话，这四句话还不是最终的定稿，我想我们来一起完善它。

新教育的精神就是：第一、追寻理想的执着精神，也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第二、深入现场的田野精神，也可以称之为“田野意识”；第三、共同生活的合作精神，也可以称之为“合作精神”；第四、悲天悯人的公益精神，也可以称之为“公益情怀”。这四个方面是我们新教育实验目前所追求的质朴精神。我想对这四个精神做一些简要的解释。

一、追寻理想的执着精神

新教育精神在他的四种内涵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想。我们曾经称新教育实验是理想的教育实验。新教育人是纯粹的人，是为了理想而活着的人，是为了帮助人类不断地走向崇高从而也让自己不断走向崇高的人。新教育人，是有责任感的人，他知道他的每一份付出，都会悄悄影响世界；他知道一个世界，需要有一群擦星星的人。新教育人是乐于奉献的人，他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新教育人是执着的人，是坚韧的人，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碰到什么样的打击，我们仍然会坚定地往前走。我觉得这就是新教育的理想精神。

最近我编了一本小书叫《改变，从阅读开始》，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重塑心的文化”。在这本书里面我选了章太炎先生的一篇文章《“我”有多大》，章太炎先生终老于苏州，他一生特立独行，有人称他为疯子。其实也有人称我为疯子，说我们新教育实验是一群傻子跟着一个疯子。但是人家称章太炎为疯子，他不但不生气，而且很开心。章太炎说，大凡非常的人，也就是有创造性的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能说，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没有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自古以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为了这个缘故，他自己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意各位同志个个也有一两分神经病。他说，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他说，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那是要不得的。事实上，我觉得，这种神经病是加引号的神经病，它实际上是一种执着的精神。没有这样一种执着的精神，没有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要做新教育。所以新教育最后必然是大浪淘沙，几百所学校也许最后留下的只有几十所学校，几所学校。没有关系，我说，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着新教育，新教育就能成功，一定能成功。所以新教育这种执着的精神，这样一种理想的情怀，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团队，干国祥、

马玲，包括杜涛，他们在甘肃起早带晚，中午不吃饭，就那么和一线的老师在一起辛勤地工作着，没有追求理想的精神是做不到的。他们比过去的收入少很多，但是他们就是冲着这份理想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新教育人这样一种追求理想的精神是我们今后要极力去提倡的。

二、深入现场的田野精神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当下中国教育最缺少的就是一种深入现场的田野精神。我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邮件给我，他说：“当下有三种人：官人、学人、农人。”官人，就是做官的人。我也算是个官人。学人，学者，做研究的人。农人，在田间耕作的人。他说，新教育如果只有官人和学人，永远不能成功，新教育需要农人，需要把两条腿深深扎到泥巴里的人，需要每天深入课堂与孩子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个有名的特级教师，前一段时间我和她联络，我和她说，我希望她能少出去讲学，甚至少写一点文章，能够沉下心来读书思考。我说，“只有真正润泽你的孩子，才能润泽你自己。”一个真正能成就的大教育家，他必定是深深地、认真地、努力地在每一天去润泽他的课堂，他的学生，最后才能成就他自己。

事实上，我们知道，经过大浪淘沙，历史上留下的那些伟大的教育家几乎都是行动家。我读过梁漱溟先生的很多书，最近我读了他的一篇传记，叫《孤寂与落寞》。我专门写了一篇读后感。梁先生说，他根本不是学问家，而是行动家。其实，真正教育史上最后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行动家，或者说，他们都是学问家加行动家。所以，新教育必须要有强烈的田野意识，关起门来做研究，高谈阔论来做研究，最后是做不出名堂的。新教育最后一定要走进课堂，我们今后评论文也好，搞活动也好，一定要强调是真正来自‘田野’的东西。我们师生共写随笔，不是去培养作家，也不是写美文的妙手，而是培养真正记录自己每天教育生活、教育行动的人。你只有做得精彩，才能写得精彩。这是新教育实验就师生共写随笔的一个最真实的想法。

所以，我们新教育人，一定要沉下心来，用宁静的心认真地思考每天的教育生活。这种田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最近我看了一些评论国内外知识分子的文章，其中写到关于印度的知识分子，那篇文章介绍了很多印度的知名教授，他们不是满足于出来做讲座，坐飞机，满天讲学，而是实实在在地走进“田野”。文章介绍了一个新德里著名大学的教授，去接中国的一个著名学者，拎了一个小箱子，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我们的教授一般不太会拎一个小箱子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接一个外国的教授。这位记者说，我看他就是一个苦力的样子，长期奔走于“田间山野”，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目标。他还说，或许，当年的甘地也是如此，布衣赤脚地奔波。知识分子和田野接触的情怀是非常值得我们新教育人去学习的。

三、共同生活的合作精神

我们新教育实验在运城会议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共读共写共生活。共同体的概念已经是我们新教育实验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如果说理想代表我们的追求，田野代表着我们的行动，合作就代表着新教育的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的方式。新教育实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我希望，今后新教育人不要有什么官衔的称呼，比如，许新海，我们也不要称他为理事长，就是称“老师”。“老师”成为我们新教育人在任何场合下共同的称呼。在许多场合下，直呼其名或者某某兄某某君也未尝不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包括我也是。我觉得新教育人永远没有高低贫贱之分，而是在各个岗位上，为新教育作自己的贡献。因为

只有平等了，你才不会盛势凌人，才不会俯视这个群体，而是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才能敢于“吵架”，敢于辩论。

我非常感动，我们在新教育沙龙——相约星期二的时候，新教育的很多人经常和我吵架，比如干国祥，铁皮鼓等，现在他们依然和我吵架，不过，我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把我当作是发起人，更没有把我当作是市长，他就是觉得，你朱老师和我们是一样的。新教育实验，没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是不能求真的，求真的前提就是平等，新教育就是求真的事业。求真，就是需要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有问题，可以放在桌面上讲，桌面上交流，可以推心置腹，也可以拍案而起。但是讨论完了，还是好朋友，还需要合作。

我经常对新教育的朋友说，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一个人做事业的时代，任何一个人，你再能干，也是走不远的。我和干国祥说：“你很能干，的确很能干，但是你一个人是走不远的，要有一个团队，需要一个群体。”团队的意识、群体的意识是我们新教育人牢牢记在心头的。这个团队是基于一个共同愿景的团队，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是一个只问真理的团队，不屈服任何一个庸俗的关系和行政的压力。我们新教育人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团队精神，只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你才能够成长。

有人把我们研究中心的团队称之为魔鬼团队，的确是这样。我就观察过两个人，一个是马玲，一个巍巍中条，就是高溧霞。你看，这两个人，到新教育团队不到两年，他们的成长，可以说，大学里面，带一个博士生，硕士生，都不可能成长那么快，因为我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很多啊，我不断地把我的博士生、硕士生赶到这个团队里去。要考我的博士可以，必须到新教育研究院里去，到课堂去，和研究中心的人生活在一起。你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每个星期共同讨论，教育完全成为他们非常充实的幸福而完整的生活。我记得高溧霞，一开始的文章应该说没有多少才气，而现在成为新教育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小专家。马玲这几年的进步，她对童书的理解，敬业的精神，一直让我非常感动。

我认为，新教育非常需要有团队的精神，新教育实验的学校，要学会组织团队。今天来了很多校长，包括昆山玉峰的周建华校长，上次我去他的学校，我说，光有一个校长全心去推新教育是不够，不组建真正意义上的新教育团队是不行的。我们就是真正要有那么一群人，把新教育作为自己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理想，整天想着是新教育的事业，才能把事情做好。在一个团队中，他们能够相互鞭策，相互影响。张硕果老师，河南焦作市教科所的一个普通老师，在教育局领导和老所长的支持下，把整个焦作的新教育实验给撬动起来了。她说，新教育期待种子开花，但是决不会去温暖一块石头。我觉得，其实石头也是需要去温暖的。

我希望，历史上今后不是记住朱永新一个人，而是记住新教育的一群人。无数的新教育人，共同在为这个事业做努力。江苏省教育学会的周德藩会长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科学认读，主要是学前和小学初期的识字与阅读教育。他表示，愿意和新教育紧密地合作，把科学认读作为新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开发，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作。用张硕果老师的话来说，我们是在寻找“相同尺码的人”。我想，一定要有团队的意识，合作的精神。参与新教育实验有早有晚，有先有后，作出的贡献有大有小，这些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曾经经历过，因为这个事业作出过我们的一份贡献，那就够了。不要去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在这个团队中成长起来。

四、悲天悯人的公益精神

昨天，我给一个朋友发去我小孩的一篇文章，我这个朋友很喜欢朱墨的文章。他看了以后，今天早晨给我发了一个邮件，他这么说：“我相信有一天，他真实地感受到整个社会中存在着苦难、不公的时候，或许，他在漫长的岁月中孕育的这种敏感，会让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内心的折磨之后，获得的一种新的理想，从而真正地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融入更多人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地获得更多的意义。而一颗伟大的灵魂，只能够用这样一种方法来炼就。”这位朋友的话让我很感动，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需要悲天悯人的公益精神。

新教育人经常讲自己是擦星族，我也经常说，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改变世界的都是那些极其普通的人。我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如何改变世界》，这里出现的人物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都是普通的教师，普通的律师，普通的医生，有些是普通的母亲。在美国，有个叫斯兰姆的男人，他帮助了数以千计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在南非，有个叫波萨的女人，她发展了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病例的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在巴西，有一个叫罗沙的人他帮助了数以万计的边远农村的居民用上了电，使巴西无数大草原的环境得到了保护；在印度，有个叫彼得莫莉亚的人创造了儿童热线，给流浪儿童提供了24小时的救援；在美国有个叫格兰特的人，他推出了一个全球儿童免疫的行动，挽救了五百多个儿童的生命。这些都是普通工作者。事实上，大家在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心灵的教育》这部片子的时候，里面的许多老师不也是普通的人吗？说老实话，采访我们的时候比那些老师时间用的长得多，采访我用了四个多小时，电视里就用了几句话；采访苏州市教育局长两个小时，就用了一句话，但是，他们最关注的就是那些最普通的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大爱让世界亮起来》。介绍的是台湾慈济人如何耕耘爱的田野的故事。种爱得爱，新教育实验从第一天就是用爱的情怀开始自己的公益行动的，就是用公益的精神开展教育实验的。最早，我跟李镇西等一批人去西部支教，后来我们在灵山基金会的支持下，已经非常有效的形成了特殊的支教模式。我们从今年要启动“新教育种子计划”“新教育移动图书馆计划”等，这都是新教育的公益行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两个强大的后盾，一个是无锡的灵山基金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会议上，灵山基金会正式与我们签订了协议，拨给新教育实验500万用于做新教育公益事业，吴国平先生前几天还碰到我，和我说，只要新教育事业需要，他们全力以赴支持。在他们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实验区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培训工作，几次西部行，所有的路费、吃饭的钱都是自己掏，没有用当地的一分钱。当地的几十万的图书，也都是我们赠送的。我们没把这些钱用来改善研究人员的待遇，没有用来做其它事情，而是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还有一个是台湾的“慈济”，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组织，他们的宣言是这么说的：“我们的理想是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与乐拔苦，缔造清新洁净的慈济世界。我们的方法是以理事圆融之智慧，力邀天下善士，同耕一方福田；勤植万蕊心莲，同造爱的社会”。虽然它是一个宗教的组织，但是我觉得它的这种公益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慈济用200万基金购买了我们新教育的儿童图书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同时我们知道，还有一群帮助我们新教育的企业家，如台湾的营伟华女士，上海年轻企业家王海波先生，营伟华女士把她自己在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捐给了新教育，王海波先生一次性给新教育两百万成立鼎新教育基金会，而且他来负责运营这个基金会，帮助新教育以钱来生钱，帮助新教育发展。

我觉得，当一群拥有公益情怀的人聚集在一起，新教育可以作出更大的事业出来。新教育的公益活动，已经产生了现实的深刻的影响力。在贵州凤冈，一批老师已经投入了新教育，一群孩子已经在悄悄地变化与成长，当地的教育品质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所以，中国教育的变革，应在农村边远地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发生变化，那才能说中国的教育在变革。

最后，我把我的一位朋友写给我的一段话，作为今天发言的结尾。他说：“以您为首的新教育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选出来承担责任的。这样理解，一切的付出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所以，我想，我们新教育人，应该心中有理想，扎扎实实植根于田野之中，怀抱着一种合作的精神，努力作出一番公益的事业，去成就我们的人生，去成就我们的教育，去成就我们的民族。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新教育精神的本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