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形成与演化_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_邓元慧

城市群形成与演化：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

邓元慧１，

欧国立１，邢虎松２（１．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２．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８）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

１９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２７１１２９

）作者简介：邓元慧（１９８７—），女，福建三明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欧国立（１９６１—）

，男，吉林长春人，博士，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邢虎松（１９８６—）

，男，山东威海人，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摘　要：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了城市系统的不同层级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城市群形成的动态过程、特征以及驱动因素。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案例分析指出，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城市群不断保持竞争优势的内源动力；企业空间组织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催化剂；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有十分积极的引导作用；政府良好的规划和管理制度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政府间合作，避免人口、产业过于集中，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产业、功能进行合理布局。关键词：城市群；城市化进程；演化经济地理学；驱动因素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９／ｋｊｊｂｙ

ｄｃ．２０１４１１０３４８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４５－

０６０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全球要素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地域单元已逐渐由单个城市转变为城市群。１９５７年，

法国城市学家简·戈特曼（Ｊｅａｎ　

Ｇｏｔｔｍａｎｎ）［１］

曾指出，城市群是城市化成熟地区，是城市地域体系组织形式演进的趋向，他预言城市群

在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初将成为人类高级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在经济发达、城市密集分布的城市化成熟地区，支配经济空间形式的不再仅仅是单个的城市或都市区，而是聚集了若干都市区，并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密切联系的一个巨大整体，它不是单个都市区的过分膨胀或多个都市区的简单组合，而是有着本质变化的全新的有机整体。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上著名城市群—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等，都在各自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成的城市群有１０个（不含我国台湾地区），另有２１个正在建设和潜在形成的城市群（不含我国台湾地区），到２０３０年我国将逐步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作为地区发展的增长极，以２．８％的国土面积集聚了１８％的

人口，创造了３６％的国内生产总值，推动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力求通过城市群的建设加速提高城市化水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就业吸纳、人口集聚功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

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也指出，目前我国部分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同时科学定位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群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经济集聚能力，引导人口和产业由特大城市主城区向周边和其它城镇疏散转移。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空间组织形

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其内部空间结构演化也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因素在一系列内在规律

下共同作用的结果［

２］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是城市群形成的基础，也为日后城市

群空间结构模式和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３，４］

。集聚与扩散是城市群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力量。城市经济学家认为城市的集聚力来源于本地化的外部规模经济，而分散力则源于“地租”的集聚不经济，但他们认为空间距离对最终产品的交易没有影响，地方政

府或利润最大化的发展者是城市群形成的组织者［５］。但是，有学者指出城市集中不仅与递增的规模报酬有关，而且与城市间的运输成本和人力资本溢出有关，推动了地方化知识溢出，促进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因此，运输成本与知识外部性构成了城市集聚的向心力，而分散力则是城市内部拥挤造成的［６，７］。也有学者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工业化促使自给农业转变为商品性农业，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提升了规模经济和分工水平，改善了市场调节机制，促进了城市化发展，为城市群形成奠定了有利的经济基础［８，９］。全球化进程增强了世界各地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加快了城市间各种要素的流动，使得区域城市往往通过协作或合作等方式提高整体的综合竞争能力。城市间经济要素与人员等的频繁流动，促进了城市的聚集，以组团的形式协同发展，为城市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１０－１２］。另外，体制和政策对城市群形成与发展也有十分显著的作用［１３－１５］。对于城市群形成和演化的研究，大多限于对影响因素、作用方式与效果的阐述［１６］，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思想，将城市群作为一个系统，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从动态的视角对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进行深入剖析。

１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与基本思想

在经济学中，“演化”一词并不罕见，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马歇尔等经济学家都曾对“演化”进行论述。１９８２年，美国经济学家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ｌｓｏｎ和Ｓｙｄｎｅｙ　Ｗｉｎ－ｔｅｒ出版的《经济变迁演化理论》被视为现代演化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现代演化经济学构建了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式，并逐渐被引入经济学的其它分支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演化经济学理论引起了经济地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经济地理的研究中，运过演化经济学理论探索空间经济活动非均匀分布的历史演进问题，并构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演化经济地理学家继承了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将研究建立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以及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存在，个体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而是遵从习惯和规则，表现为过程理性。同时，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大部分组织行为、人类行为都将逐渐成为惯例，在研究中更关注决策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主观行为，强调路径依赖，认为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会不可避免地锁定于这一特定路径（如技术或生产模式），这保证了选择结果的稳定性，但不能保证结果是有效率的［１７］。

传统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非均匀分布，而演化经济地理学侧重于对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剖析经济活动空间异质性的渐进演化机制。演化

经济地理学的分析将演化理论与经济地理学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联系起来，说明经济活动空间非均匀分布是其历史演化的结果。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发展是动态、非均衡的，并采用动态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企业进入、增长、衰退、退出机制以及空间再配置过程，揭示了企业、产业、网络、城市与区域的协同演化机制及其对空间经济差异的作用机制，它不仅研究经济发展结构，而且研究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过程。

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系统性，将宏观层面（结构）和微观层面（企业）结合起来，分析这两个层面的动态互动，克服了传统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其中某一方面的缺点，认为经济发展是由于微观层面积累并传导至宏观层面所形成的结果，主张从企业出发研究区域和产业问题。演化经济地理学重视协同演化过程，强调多样性特征，重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共同演化、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共同演化［１８］。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路径依赖的，在发展过程中，受微观层面的决策、技术创新、制度变迁等方面的影响，即使最初始的发展条件和路径相同，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趋势和路径，这是因为在惯例起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而新的变化是演化的根本动力。

２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城市群形成与演化分析

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已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发展与周边的区域密切相关，这种联系逐渐紧密，使得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之间逐步形成形态较为稳定的城市群。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可以对城市进行生物学类比，并运用“尺度”来反映系统不同层级的关系。尺度包含空间尺度、时间尺度和组织尺度３个方面。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是指观察或研究某一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涉及的范围。组织尺度反映不同层次在自然等级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功能（见图１）。在这个体系中，城市是一个具有生命的个体，城市内部各部门、产业、组织相当于“器官”，企业、个人则相当于“细胞”。城市内部的正常运转，需要城市内部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将具有不同功能的“器官”联结起来，而各“器官”的正常运转则需要健康的“细胞”。同时，一个城市与相邻城市之间也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联结起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发展，逐渐形成类似于“生物群落”形态的城市群。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市的合作范围逐渐扩大，不再局限于城市群内部，也可能发展成为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合作，空间范围可能扩展至全球范围，逐渐形成全球化的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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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市体系层级

从图１可以看出，从个人、企业到产业、部门再到城市群、城市体系的组织和发展，无论时间、空间尺度还是组织尺度都在逐渐增大。随着层级的增加，发展过程更加复杂。城市群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群落，影响其形成和演变的因素很多。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通常用动态的思想对系统的发展、演进进行解释。演化经济地理学沿袭了演化经济学、进化论中的思想，认为事物的演化过程包括３个核心概念：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变异是生物演化的微观基础；遗传是变异从个体扩散到群体的传递机制；自然选择是对变异的筛选。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从动态非均衡的视角来看，城市中的个人和企业仅具有有限理性，它们是最小的发展单元“细胞”，从最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开始，逐步通过创新即生态学中的“变异”不断地演化、发展，逐渐形成比较优势，并开始进行分工、合作，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细胞”，而变异也是演化的根本动力。随着个人和企业分工、合作的深化，不同功能的“细胞”在数量上不断增加、集聚，即生态学中的“遗传”，逐渐形成产业部门，即“器官”。同时，由于交易的增加，市场的作用逐渐凸显，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产业、部门进行“自然选择”，优胜劣汰，在区域范围内保留最有发展潜力的“器官”，并有序地进行组合，逐渐形成“生命体”即城镇、城市。在这个生物体中，各器官之间依靠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进行联结，而运输通道相当于“血管”，运送各器官需要的营养和生产的产品。因此，城市的本质就是通过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集聚，促使各产业、部门共享集聚经济和协同效应。当城市这个生命体逐渐形成后，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将与周围的生命体发生各种各样的交流和联系。作为有限理性的个体，城市之间将发生多种竞争与合作关系。因此，城市之间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并不是最优均衡的，而是在动态演化，逐渐改进其均衡结果，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即城市群。

在城市群发展初级阶段，城市群刚刚形成，规模较小，城市化率低，城镇体系还不完善，各城市基本开始由孤立发展逐步转向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群整体发展速度较慢，但随着分工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加快。城市群快速发展阶段是城市群成长和成熟的重要阶段。由于“惯例”和“路径依赖”的积极作用，各产业、部门快速发展，逐步协调。城市群规模快速扩张，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城镇体系逐渐完善，中心城市的集聚、扩散功能逐渐加强，城市群内部城镇数量增加，各城市间逐渐形成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群整体协同发展。到了本阶段后期，这种依赖逐渐转变为一种消极的“锁定”，这时城市群的发展活力逐渐衰退，城市群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分工水平趋于稳定，城市群规模扩张速度放缓，但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在城市群发展瓶颈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由于“消极锁定”，城市群将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原有的分工模式和发展模式进行发展，导致城市群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各城市之间协调发展水平降低，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可能出现倒退，这时需要通过创新或通畅的物资、人才、信息流动，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形成新的“变异”，刺激城市群的演化，创造新的发展“路径”，使得城市群改变原有发展模式，对空间结构进行演化改进，进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见图２和表１）

。

图２　城市群发展生命周期

表１　城市群发展各阶段特征

指标初级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瓶颈期再发展阶段规模较小快速扩大基本不变继续扩大

城镇体系尚未显现逐渐完善完善重新确立

城市化水平较低提高高继续提高

分工协作水平低逐渐完善出现不协调重新协调

基础设施不完善

形成完善

的网络

出现不匹配继续完善

发展速度由慢变快由快变慢慢甚至倒退加快

３　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驱动因素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城市群内多种要素和条件的“变异”、“遗传”及“自然选择”。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体制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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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它们也是促使城市群内各要素等发生“变异”并改善“遗传”条件和“自然选择”场所的主要因素。

３．１　体制与政策因素

在城市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往往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关系改变有着密切联系。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关系演变是推动社会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变、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的内在驱动力。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体制变迁改变了城市系统的“遗传”条件和“自然选择”环境。同样，政策环境的改变使得城市体系中的“细胞”、“器官”所处环境发生改变，也促使“遗传”、“变异”环境发生改变。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国家、区域、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密切相关，不仅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的变化速度，而且决定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方向。①区域发展政策通过国家投资、产业布局规划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等对城市群所在区域的发展进行引导；②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③土地政策是影响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因素；④人口流动政策关系到劳动力和人才的顺畅流动，有利于知识、技术交流，促进城市群人口的合理配置。人口政策也指导特大城市在吸引外来人口的同时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中小城市、城镇逐步放宽落户政策和条件；⑤投融资政策影响城市群的资本流入，有利于相关产业发展、新区开发、旧区改造等，可以促进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提高就业率和城市化水平，进而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⑥产业政策对城市规模扩大、功能外溢以及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变迁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不仅能够加快产业结构创新与升级，规范产业内企业竞争机制，还能优化产业地区配置、劳动就业配置和资金技术配置等，以此形成城市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同时，良好的产业政策也有利于城市群副中心的培育和壮大，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使得城市群的发展更加平衡、高效。３．２　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

基础设施的网络结构合理性和完善程度对城市群内的城市空间格局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有利于改善城市、区域发展环境和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区域内、外资金发展相关产业，提高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的集聚也会强化其所在区域的区位优势，改善沿线和节点地区的可达性，加强各城市间联系，推动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基础设施沿线的集聚，以此提高经济发展潜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决定了一个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潜在优势和扩张能力。通过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和完善，能够更好地整合城市群资源，重塑完善的城市体系。因此，基础设施网络不仅能改善城市体系的“遗传”和“自然选择”环境，还能促进“变异”的形成。同时，基础设施网络也是城市群内人流、物资等流通的通道，是城市与城市群中的“血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可以改善沿线及节点区域的区位条件，重构区域间城市空间联系，促进区域内资源的重新配置。

３．３　企业空间组织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变革，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也在发生变革，在空间上呈现新的区位选择形态。企业空间组织结构的变迁改变了城市群内企业、产业布局时“自然选择”的方式和过程。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企业部门在大范围区域内实现纵向或横向一体化，这就促使企业内部各部门追求空间配置的最优化。这样的结构使得企业将总部设立于金融服务较完善的中心城市，具有创新能力的部门或下属企业向城市群的副中心或科研集中区趋近，而大规模制造部门则可以向远离核心城市的区域或城市群外扩散，以降低人员、用地及原材料等成本。另一方面，企业组织在区位选择上的改变，可以为城市群内不同城市创造就业条件，吸引人才，也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城市群内经济地理重心转移，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可以改善“遗传”和“自然选择”环境，促使中心城市将原有的传统工业企业、居住区域等外移，将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向城市中心移动，从而带动城市群土地利用形态、结构和性质发生变化，并促使城市分工职能和空间布局重新调整。从更大地域范围来看，城市群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会促使其内部各城市调整自身主导产业，优化城市群内产业空间布局，强化产业集聚效应。３．４　技术创新与变革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技术创新与变革促使“变异”的产生，这是推动空间结构演化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源动力。技术创新与变革不断影响城市发展的脚步，如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人口的增长和集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信息化改变了企业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影响了企业与产业的空间布局，也改变了区域产业结构。许多城市由原先的制造业中心逐渐衰落，也有的城市从新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新的产业中心和发展核心。从更加微观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和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域内某一企业或产业进行技术创新，有利于其在激烈竞争中保持优势，通过竞争不断发展壮大，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并与周边区域的企业和产业形成新的分工格局，从而推动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３．５　生态环境制约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建设范围迅速扩张，人口不断集聚，导致许多大城市出现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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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将导致人口、企业等外流。这促使许多特大城市、大城市开始发展周边卫星城市，以缓解“摊大饼”式的扩张带来的城市问题。生态环境的制约限制了城市群发展的“遗传”和“繁衍”，使得产业等面临更加严格的“自然选择”。因此，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与生态环境的制约紧密相连，城市群的发展不能超过生态环境的容纳能力，在规划和建设城市群时应当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制约，并与之相协调。

４　实证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之一，随着国家对城市群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４日，国务院对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划，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规划指出长三角地区将逐步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一核九带”空间格局，即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空间格局。２０１３年，长三角城市群又新增了８个城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含了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徐州、镇江、扬州、南通、泰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常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台州、金华、温州、丽水、衢州、舟山、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淮南等３０个城市的格局。

在中国近代史中，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十分剧烈。长三角区域自古就是富足之地，占据便利的交通区位，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心和商贸中心。具体说来，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经历了３个阶段：①１８４２—１９４９年，鸦片战争后，外商贸易和金融机构逐步进入中国，中国向外出口原料型产品，早期现代工业处于萌芽阶段。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而长三角地区的宁波、无锡、南通等由于具有良好的港口条件和交通区位，在对外通商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次一级的重要城市。随后这种空间结构和发展模式被“消极锁定”，发展进入瓶颈期，漕运开始衰退，南京、杭州、镇江、扬州、苏州、常州等城市的地位也逐渐下降；

②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城市兴办工业，但产业布局、规划没有实现统一、协调，使得产业和城市功能趋同，找不到城市群发展的突破点和“变异”因素，城市化进程放缓；③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机制的刺激，长三角城市群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城市功能开始重新分化。其中，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苏州、无锡、徐州是新兴的中心城市；常州、无锡、苏州是旅游与加工产业中心；南京、杭州、合肥是行政文化和商业中心；淮南、马鞍山是资源型城市；南通、宁波、舟山、芜湖是港口集散中心；南通为纺织贸易中心。

通过以上对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历程的分析可知，长三角城市群中重点城市的发展都是基于良好的交通区位，依靠港口、运河、交通枢纽等重要区位条件，连接城市群内各城市，积极开展国内、国际贸易。同时，围绕中心城市，建立了副中心，与周边城市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分工关系，并通过整体的布局规划，对各城市的功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形成了完善的城市网络。下面将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１）积极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政府合作。《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颁布，体现了各级政府对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重视，为城市群的发展和演化提供了良好的“遗传”基础和“自然选择”环境。规划包括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与布局、创新型区域建设、城镇发展与城乡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与合作８个方面，并明确了保障规划实施的政策措施。

城市群内各级政府之间既存在合作关系，又存在竞争关系。只有协调好各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良好的竞争、合作环境，才能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的积极、健康发展。竞争推动地方政府提供更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创新，吸引投资和相关产业，集聚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加快本地区城市化步伐，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合作则推动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达成统一，减少交易成本，促进要素自由、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区域内重复建设和产业重合。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为加强合作和协调，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通过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区域政策的协调性、统一性，积极推动城市间要素流动，更好地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实现共赢。

（２）企业空间组织结构变迁。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在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具有明确的分工，促使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除了考虑交通区位、要素区位等之外，还要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城市规模等因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实施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发展的同时，由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区域政策因素等的限制，形成了企业空间分散的生产组织方式。另一方面，为了降低企业内纵向生产链条中运输环节的成本，企业在空间上的距离也不能过于遥远。因此，企业在城市群内进行纵向一体化布局具有明显优势。企业将占地多、技术含量低的生产、加工环节布局在城市群内层级较低的城市，将公司总部、研发机构等布局在城市群内高层级城市，这也促进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功能定位的演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已有数百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入驻长三角城市群，他们大多将总部设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以垂直分工的形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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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布局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其它城市。

（３）技术变革与创新。长三角城市群依托区域内高校科研平台，培育了一大批科研创新人才，鼓励技术创新，建立了高科技产业园区，依托技术创新，保持城市群内企业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一体化平台建设，整合了城市信息资源、物流资源，通过信息资源在城市间的有效流动，推动生产要素、产品等有效流转，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改变了原有生产、交易方式，使得经济增长效率显著提高，从而促进了产业布局和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４）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离不开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及其带来的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长三角地区内河资源丰富，水网密布，在历史上因发达水运形成了多个商贸、工业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后，经过不断发展，长江三角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宁波港和南京港为两翼的水运系统。它与已经建成的沪宁、沪杭铁路等铁路干线运输网，沪宁、沪杭、宁杭城际高速铁路，以及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等共同组成了长三角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基本覆盖了城市群内主要城市，初步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１～２小时交通圈”。随着“十二五”规划的提出，要加快建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际交通网络，推进重点开发区域城市群的城际干线建设，这必将带动长三角地区沿线城市的新一轮发展，使得长三角城市群相互连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城市群空间结构将依托交通网络而发生改变，使得长三角地区从原有的依托交通基础设施以东西向发展为主，逐步转变为网络化、一体化发展。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也可以改变城市群的区位条件，产生新的交通优势区位、新城市和产业布局，进而改变原有的城市群空间结构。

（５）资源环境制约。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作为核心城市拥有极高的人口密度，这也给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住房、交通等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中心城区土地越来越稀缺，城市交通越来越拥堵，人们逐渐从核心城市外迁，通过建立卫星城改善人地紧张问题。同时，杭州、南京通过科学的功能定位逐步扩大规模，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符合城市群发展的要求，可以改善城市群空间结构。

５　结语

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入手，清晰地展现了城市系统的不同层级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了城市群形成的动态过程和特征。随后，本文分析了城市群形成的驱动因素，并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进行了案例分析。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城市群不断保持竞争优势的内源动力；企业空间组织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催化剂；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十分积极的引导作用；政府良好的规划和管理制度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政府间合作，避免人口、产业过于集中，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产业、功能进行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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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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