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2015-11-12 来源：天府新论作者：赵月枝
在政治经济层面，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自己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的愿景。
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①
赵月枝
[摘要]探索生态社会主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一方面，中国至今依然具有在21世纪引领世界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从化肥农药在当下中国农业中的过度使用，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在土地、环境等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立场，再到中国最边缘的劳动力也已被卷入世界工厂的生产这一事实，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在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政治经济层面，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自己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的愿景。
[作者简介]赵月枝，西蒙?弗雷泽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这句话很动听，它诉诸我们对乡土的眷念情感，但好像是城里人的事。我希望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并站在生态社会主义愿景的立场，理解乡村视野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我的专业研究一直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取向，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的，其终极关怀是价值和意义问题。比如，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关注伦理哲学，而马克思对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旨在人类解放。
这里所指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非文凭意义上文化。此处的文化也不能被简约到那种被商品化了的文化产品，而是涉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内在传播，即“我是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主体性问题。生态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任何政治经济形式得以存在的前提物质条件。
不久前，我在《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中，阐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内涵。〔1〕在此基础上，我希望通过强调文化和生态的视角，进一步打通从全球到村庄、从国际到国内两个层面的分析，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思维。除了批判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阶级问题外，这一思维还涉及国家内部乡村和城市、边疆和沿海，以及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中心国家的关系等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深切认识到，非但中国救不了深处危机中的世界，唯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世界”。林春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从理论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指出，“中国特色”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林春描述了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四个基本方面：强大的国家;强大和赋有资源的“公有”经济部门;民生优先的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和权力。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公有”经济部门，比当下说的“国有”更广泛——“国有”并不是“公有”的唯一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就有过强大的集体经济。〔2〕该书所勾勒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非常清晰，而且具有历史基础和强大吸引力。在这里，我只希望从城乡关系的视野，在文化和生态两个层面做些阐述与补充。
乡村视野的世界历史文化意义
“村庄”这一理念，内含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就是城市剥削，进而消灭乡村的过程，乡村的生产要素被掠夺，随后被空心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叙事框架里，乡村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是城市的对立面，意味着落后、狭隘，是要被抛弃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把乡村作为转嫁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安全阀，并且在精神和文化
层面挪用和占有它，对它进行理想化和景观化处理。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密切相关，这一过程使英国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这是我们熟知的叙事。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看成是最先进的革命主体。然而，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考察，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样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部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直接得益于欧洲的海外扩张。〔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个全球性的过程。在全球视野而非英国视野下，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和社会劳动主体，除了英国圈地运动产生的英国工人，还包括北美原住民的土地、拉美的白银、非洲的黑奴、印度和中国的农民等。
2015年2月的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中，一篇题为《原住民的土地和非洲人的身体：美国资本主义的源泉》的书评，说的也是这一观点。〔4〕一旦跳出欧洲中心主义和东西方二元论的认识论误区，我们就会发现，奴隶，连同被驱赶、几乎被灭绝的以土地为生存资源的原住民，是与英国工人阶级同时存在的。这就启发我们，要重新思考机械的线性发展观：这一立场仅仅看到了从奴隶到农民到工人这一后者替代前者的过程，而忽略了所有这些范畴在历史时空中的同时性。虽然这些构建欧洲资本主义的非欧洲因素是“非资本主义的”，但不一定是“前资本主义的”。〔5〕
这又涉及到如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更好地把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中心的立场与反帝立场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站在工人立场上的反资本主义视野和站在农民/原住民立场上的反殖民主义视野，是交互的、缺一不可的。这是连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南方”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指导思想和实践问题。在实践中，忽视农民问题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在现代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欧洲语境中，崔之元教授就认为，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直接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指导战略上的失败和希特勒的上台。②
印度棉农的破产，中国的鸦片贸易，把非洲黑奴贩卖到南美银矿和北美种植园，大规模向外移民以减轻英国本土的人口压力，所有这些，构成了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崛起”。从1840年到1860年间——也就是中英第一次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从非洲运往美国的黑奴从25万增加到75万。〔6〕
更重要的是，和当下有关美国国家角色的新自由主义迷思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美国国家就是暴力原始积累的引擎，干着驱赶原住民和镇压奴隶反抗的勾当。今天，这些问题依然以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暴力的与非暴力的形式存在。在温哥华，我所供职的学校位于市区的校区就在原住民一直没有割让的土地上;我的办公室不远处，就有原住民的聚集区，这是温哥华最穷的街区。在这里，沦为妓女、流落街头的100多名原住民妇女失踪了。她们中许多人受到一位白人猪场老板的暴虐后被肢解。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故事。在原住民眼里，这也是种族灭绝历史在今天的遗产。总之，北美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包括原住民痛苦的挣扎和黑人社区的贫困等。今天，美国黑人社区时有发生的暴乱，也是美国黑奴问题的历史遗产。
有关中国农业为什么不能走美国道路这一政治经济问题，吕新雨教授已经有深刻的讨论。〔7〕但回到文化层面，我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上述书评中说，通过军事力量，原住民的家园被转化为了“种植白色”的巨大保留地。〔8〕这里的白色是棉花，但同时也是种族意义上的白色——“优越的白人”。实际上，我们至今还深受内在化了的白人种族主义的影响。作为海外华人，我对这方面更有体会。比如，中国人移民或把孩子送到国外教育，往往希望到一个白人多、华人少的地方，对其他有色族裔，则避而远之。更令人担心的是，今天在讨论“中国崛起”时，一些民族主义者对殖民主义及其文化表达——种族主义——没有足够的反思和批判，一厢情愿地表达出希望中国步英美后尘的“帝国”心态。由于西方的某些舆论也乐于和急于制造“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在亚非拉的投资，尤其是中国对这些地方的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兴趣，往往成为了西方制造“中国威胁论”的话柄。
如果中国模仿美国道路，“我们真的也会阔了”吗?美国人真会把你当回事，与他们平起平坐吗?实际上，美国——或更具体地说，美国的主导阶级——更可能会像《阿Q正传》里的赵老太爷那样，只许他自己革命，不许你革命。你可以成为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附庸，但美国的“赵老太爷”不会让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取代它自身。正如林春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积累逻辑“包含着剥削、宰制、颠覆，这些都阻碍边缘国家的发展”。同时，由于韩国、台湾等地的成功发展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和市场以及冷战的特殊背景，它们不能证明依附理论的基
本立场是错的。〔9〕更何况，今天的中国也绝不可能像当年的欧洲白人垦殖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那样，有地缘政治和道德空间去剥夺亚非拉民众。
相对于上述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城市与乡村关系悖论，中国当下的情形与其他国家不完全一致——这部分得益于中国农民不屈的抗争。但是，中国农村也面临同样的矛盾：一方面，农村正在被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所边缘化;另一方面，农村又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之所在。就在几年前中国开始大规模并村的时候，连《纽约时报》也刊登头版文章指出，村庄才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村庄死了，中国文化也就死了。〔10〕以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的家乡浙江缙云河阳古民居为例，一方面，它早就面临空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面临被挪用和被景观化的问题。这个村庄，与其他一些类似的少数村庄一样，成了城里人，甚至整个中华民族寄托乡愁的标本性地方。2015年春晚《乡愁》那首歌的背景影像，就有河阳的镜头。然而，好几户村民在被拆了房子或迁出如今成了文物的祠堂后，由于宅基地分配问题多年没有解决等原因，成了住房困难户或感觉利益受损。③在这些人眼里，民生问题与古民居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出现了矛盾。宅基地是按市场购买力还是按需分配?拆迁或征地过程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如何保证?村民作为村庄的主体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有没有得到发挥?城里来的专家在设计规划河阳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尊重本地知识，更遑论走“群众路线”和充分征求村民的意见?最起码，这些规划村民是否知情?这些问题，加上村庄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和社会分化、村庄选举政治对一个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产生的社区撕裂影响、村民们对公权力机构的信任度、对村庄未来不同的想象、信息的公开性等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相互纠结，使一个小小的河阳，跟整个乡土中国一样，处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中国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仅挑战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而且为中国农民赢得尊严和主体性开创了可能性道路，也为世界下层民众赢得尊严树立了标杆。在今天的中国，随着资本下乡和农村变成城市人后花园的进程不断加快，随着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不断侵蚀农村和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如何重构农村社区，维护农民、农村、农业的尊严和主体性，如何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靠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的。为了
避免中国重复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有必要对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内在化了的白人种族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的双重批判。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些美国精英正在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飘飘然的声音。但是，如果可以说土著人的土地和非洲人的身体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源泉，那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土地和农民工的身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秘密。
今天，在“小岗村”早已完成了它为改革鸣锣开道的意识形态符号作用之后，在广东乌坎、浙江画水成为农村围绕土地和环境而爆发的新冲突的符号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中国何去何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的问题。就像农民问题曾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样，今天，乡土文化的复兴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追求这种软实力，正如黄平在一篇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最关键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视为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自得其乐。〔11〕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寻找精神家园、重建社区共同体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关注乡土中国，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我们既没有理由把过去浪漫化，实际上也回不到过去了。拿我个人来说，首先，由于我出生的岩山下自然村已被并成河阳村的一部分，我不知回到岩山下还是河阳——从行政意义上，岩山下这个村已不存在;其次，我出生的那间“十八间”厢房，现在房门紧锁，从窗户往里可以瞧见里面堆满了我父母用过的农具。房子的主人——男权社会里我的弟弟，已离开村庄谋生多年，早已找不到开启房门的那把钥匙了。众所周知，到了改革开放后期，年轻人继续留在农村，已经很难看到未来了。实际上，在中国语境下，“回到过去”是一种特定修辞方式，以此打压有关中国未来走向的讨论。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未来——不是所有人都不得不到城市，而是要让乡村留得住年轻人，在那里过上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
要回答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生活，需要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需要挑战劫持了什么是好生活想象的西方消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还需要中国社会科学进行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创新和范式革命，彻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扬弃资本主义发展本体论和资本积累的逻辑。〔12〕如果跳出发展主义，
并从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角度看，我们也许对“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问题会有新的认识。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本身会不会就是一个资本逻辑和发展主义逻辑内的问题?首先，在一个贫富非常不均、极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的社会里，基于“人均收入”的“中等收入”，是个非常有欺骗性的指标;其次，分配不平等，生产过剩，底层消费能力不足，是经济危机和发展“陷阱”的根源。更何况，西方早有研究表明，GDP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不会给国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今天，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更激进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平等。我们更需要推动的是新时代的“潘晓讨论”，对那场为利己主义思想和丛林法则正名的讨论进行否定之否定，重新讨论什么是人生目标这个问题，进而确立生活的意义。
要开启新生活，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19世纪的发展观，思想资源在中国，在全球的南方，在欧美反帝、反资和同时反种族主义的学者以及原住民那里，在我们展开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批判这里。在河阳，传统文化强调“耕读家风”。我就是在“耕读家风”的潜移默化下成长起来的，我祖辈所建“十八间”的院门上，则赫然写着“淳朴家风”四个字。从“耕读”、“淳朴”这四个字里，我深感这是一种追求物质和精神、体力和脑力平衡的、非消费主义的生活。
在温哥华，在读过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的著作后，我发现了加拿大原住民思想家们。2013年夏天，在我主办的学院40周年院庆国际学术会上，我们请来了三位原住民理论家做会议的主题发言人。他们是北美原住民文化500多年来几近被毁灭后的新生思想家，他们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这些殖民历史刻在其名字上的北美大学，他们具有北美最前沿的批判学术思想。他们关于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与我的中国农民先辈有共通之处。而他们彻底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思想，又是我所熟悉的西方批判思想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中的格林?科塔德(Glen S. Coulthard)，刚出了一部名为《红皮肤,白面具》的书。〔13〕这一书名与20世纪非洲著名反殖思想家范农的名著有明显的对话关系，而作者自称是他所属的德尼部落的共产主义者。
乡村视野与生态社会主义理想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马克思所说的“代谢断裂”的过程，即人与自然物质交
换关系的断裂过程。为了弥合这一断裂，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许多工作可做——一方面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一方面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研究，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思想和文化基础。在文化方面，我认为，把“天人合一”当作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应该毫无争议。如果要说“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而不应该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如果说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这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义。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同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近20来年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方面已有许多突破。根据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激进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的分析，西方生态主义思想已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发展。〔14〕
在“第一阶段”，即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西方的生态主义者——有的也自称是“生态社会主义者”——多少受“绿党”的影响。当时，他们希望与斯大林主义以及作为共产党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希望与因苏东剧变而处于危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保持距离，有些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生态主义思想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绿”而不“红”。他们并没有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激进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主义理论体系。在政治上，西方第一阶段的生态主义者更接近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即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立场或“绿色资本主义”。
此后，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马克思与自然》(Marx and Nature，1998)、《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 1999)等著作的出版，以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这些研究表明，马克思早已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被破坏的程度和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而《每月评论》2014年第10期上发表的一篇对马克思有关现代农业问题的笔记研究，则更清楚地表明，虽然马克思在早期曾对现代科技对农业的影响表示乐观，但基于他所掌握的当时最前沿的农业化学知识，马克思已经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农业科技应用对人与自然交换关系具有不可逆转的破坏作用。〔15〕正是在这些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西方一些生态主义者
的思想进入了更激进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科学性”的阶段。对这第二阶段的分析者来说，“绿色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就自相矛盾——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来克服，不管具体的手段是绿色技术还是碳排放的市场交易机制。总之，正如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不仅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劳工和土地这两个财富的源泉，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包含生产者联合体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合理规制”。〔16〕我以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一词才回归了其本义。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义生产目的、超越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活逻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被剥削的劳动者往往从事异化的、浪费的、破坏生态的生产，为资本积累而消耗自然资源和自己的生命。然而，异化劳动不仅局限于富士康般的血汗工厂，“世界工厂”早已把触角伸到了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每一角落，剥削着农村里任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群。比如，在我生长的村庄里，不少老年人和妇女从事非常简单和机械的“来料加工”工作，主要是装配微小的塑料小玩意儿，如笔头的小饰品等。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这架生产机器最末端、最不需要技能、最低廉的劳动力。用我一位邻家姑姑的话说，她知道她做的东西是“垃圾”，也知道卖到国外也是“垃圾”，但她没有别的出路。
当然，说到垃圾，就不能不提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破坏，包括中国的农村已是电子垃圾和城市垃圾的倾销地这样的事实。比如，广东贵屿已经成为西方电子垃圾的最大堆放地，不仅造成当地环境污染，更让本地人的健康受到极大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的土地正被逐步商品化，而更激进的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力推土地私有化，还认为这是效仿美国的“先进”制度。实际上，在北美，原住民的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斗争一直围绕着土地问题而展开。在原住民的思想里，人和土地的关系不是一种占有的概念，而是一种馈赠的概念;土地不止被看成是人的一种物质资源，更被看成与人形成一种互惠关系。换言之，除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我们还有必要从文化和生态的角度丰富对土地的认识。在这点上，北美原住民的认识和中国农民的认识也是相通的。也正因如此，我反对文化
本质主义和简单的东西方二元对立〔17〕——我本人生于“东方”，现在又来自地理意义上的“西方”，而原住民一直在“西方”的土地上。
上面所指的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合理规制”，必然涉及农业知识。前面讲到，马克思十分关注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对土地造成的损害。这使我想起《四千年农夫》以及这本书所昭示的谁“先进”、谁“落后”、谁有知识、谁在学术思想前沿的问题，与我们今天重新发掘被抛弃、被压制和边缘化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的迫切性问题。《四千年农夫》是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的遗著。他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美国现代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来到东亚研究“永续农业”和东亚农民是怎么种地的，并把这些农民描述成是在生物、化学、土壤、气候方面拥有丰富知识的专家。这本在辛亥年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记录了许多东方农民的传统农业知识，如今成了美国有机农业实践者的指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在2011年，正值它在美国出版后的一百年之际，在中国农业滥用化肥和农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今天，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18〕
当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电子垃圾问题，当我们谈环境和生态时，就不能离开国内、国际层面的正义问题。不久前，柴静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了极大的争论。批评者把矛头指向柴静倡导能源产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以及全片的城市中产阶级立场：因工厂被关闭而失业的工人和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之害的农民是不被当作主体的，他们最多是被同情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比城市雾霾问题更严重的土壤、水源等污染最终也会通过食品影响城里人，而这也恰恰证明了城乡关系视野的重要性，以及在今天的语境下如何重构作为主体的“工农联盟”的迫切性。国际层面上，在此前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问题上，柴静对中国科学院的丁仲礼院士做过一次访谈。访谈中，柴静俨然内化了主要西方国家在碳排放分配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立场，以致于引起丁院士反问：中国人是不是人?如果一个国家颇有影响的媒体人，一边忽视国内不同阶级和阶层间的环境正义问题，一边把西方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当成“普世”的立场，那么，环境领域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维护其特权地位和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及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新场域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经过30多年的商业主义转型，中国媒体本身早已被做强做大的资本逻辑所驱动，并沦为了强大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推销工具了。〔19〕
总之，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作为一个在20世纪进行过血与火的土地革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依然具有在21世纪引领世界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从化肥农药在当下中国农业中的过度使用，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在土地和环境等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立场，再到中国最边缘的劳动力也已被卷入世界工厂的生产这一事实，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在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结语：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地球村”
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我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农民是中国的原住民。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农民，当然也包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农牧民，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他们与北美保留地上的原住民有非常重要的政治主体性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北美的一些原住民至今还在争取他们的“主权”——在他们眼里，北美的国家政权依然是垦殖主义者政权的延续，而不属于他们。
在中国语境下，强调乡村视野，旨在希望实质性地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政治代表性、话语权和参政机会，从而真正落实“人民民主”。需要强调的是，要在村庄层面实现真正的民主，就要超越简单的农村选举政治，而在具体的工作中让村民实质性地参与乡村治理。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目前这种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当然，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新乡土主义”〔20〕或“新地球村”愿景。之所以是“新地球村”，是因为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不仅在象征层面掩盖了国内、国际不平等关系，而且具有技术中心主义的色彩，而我所想像的“新地球村”，既是象征意义上的，更是实质意义上的。它既涉及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涉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它是生态的、社会主义的，也是科学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
回到河阳这个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村庄，当下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古民居保护和开发中，在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使村庄依旧属于河阳村民的村庄，并能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如何以村民为本、民生为
本，以及以村民自我民主管理和主体性重构为核心，进行社区再造，促进农耕文明的承传和河阳作为“新地球村”的复兴?文化和生态资源是社区共同体的公共财富。正因为如此，河阳只有也必须在林春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21〕框架中才能健康发展。我以为，除了在新历史条件下把农民以集体或合作经济为基础和共享共赢为原则组织起来，从而把乡村共同体变成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建设前沿实验区，任何其他选择都是不可欲和不可行的。
注释
①注：本文系于2015年3月28日在浙江缙云举办的“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演讲基础上，整理和补充而成。感谢白洪谭的录音整理，林春、黄樱棻、吴畅畅的修改建议，也非常感谢高苑敏女士在本文出版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②崔之元,“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https://www.360docs.net/doc/4c14672368.html,/article/8553846_255920496.html。
③可喜的是，至本文发稿时，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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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xanne Dunbar-Ortiz, “Native Land and African Bodies: The Source of U.S. Capit alism”, Monthly Review, Volume 67, Issue2, Febr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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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一)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一)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渡，生态美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美学观，它以马克思的唯物实践存在论为其哲学基础，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和超越，也是美学学科的当代发展。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这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生态美学包含生态本真美、生态存在美、生态自然美、生态理想美与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等内涵。在西方则以海德格尔的“四方游戏说”为其典范表述，这恰是海氏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成果，因此生态美学必将开创中西美学对话交流的新时代。 生态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和各种生态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实际上，它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超越。 一 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于是一种崭新的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超越的生态文明应运而生。《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发表的《论生态文明》
一文指出:“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又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①我国对生态文明的肯定与强调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重要超越。人类社会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新的社会文明的转型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已开始。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说:“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②卡逊在这里所说的舒适的路，即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所坚持的经济无限增长、最后引起生态危机的灾难之路。而她所说的另一条路，则是唯一可选择的保住地球环境的生态文明之路。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第八十二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的最后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③汤因比以其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从当
文化景观保护
文化景观保护 【背景链接】 文化景观保护区是指过去人类各种文化和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遗产地。 “文化景观”自20世纪90年代作为遗产界专有名词，开始成为研究热点。2010年4月10在无锡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以“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为主题，使文化景观保护理念再次受到各界关注。2010年7月，正在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将文化景观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类别，纳入国家资源的普查范围。 2010年8月1日，江郎山申遗成功，浙江首个世遗。江郎山位于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江郎乡境内。江郎山景区由三爿石、十八曲、塔山、牛鼻峰、须女湖(青龙湖)和仙居寺等部分组成，面积11.86平方公里，景源类型以自然景观为主，同时也有丰富的人文景观。江郎山景区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AAAA级景区。2010年8月作为“中国丹霞”的系列提名地之一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标准表述】 [深度分析] 长久以来，人类文明创造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遗产，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化历程。文化景观具有一定的空间性和功能性，分为城市、乡村、山水、遗址、宗教、民俗、产业和军事等8大类型，为人类文明世代传承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当前，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面临四大挑战：来自保护理念方面的差距；来自开发建设方面的破坏；来自社会变迁方面的挑战；来自生存环境方面的威胁。因此，积极倡导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更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文化景观保护内容的界定模糊。主要表现在：文化景观与文物保护单位区别不清；文化景观的法律保护不够。文化景观具有多样性，其保护内容已难以确定，法律保护更难。 二是文化景观管理混乱。主要表现如下两个方面：在文化景观主管部门交叉。文化景观兼具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的双重特点，部分文化景观可能与建设主管部门(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行政部门的保护对象重合或者交叉，由于文化景观的行政主管部门尚不明确，适用现行法律可能会发生法律冲突。文化景观机构设置重叠。 三是文化景观利用低效。尽管对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地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在保护理念、开发建设、社会变迁、生态环境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
生态文化发展三年工作计划
生态文化发展三年工作计划 一、洪雅生态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区域统筹、城乡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全面落实县委县政府“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大文化大发展的工作部署，以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生态经济强县，打造眉山市著名的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基地为目标，以县城为中心，以瓦屋山景区为依托，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紧紧抓住和谐社会发展重大机遇，做强“生态洪雅，绿色洪雅”文化旅游品牌，着力实施“景点带乡村，乡村带农户”的“带动”工程，全面推进生态文化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化是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精神成果，是指一种文化观念，是人们对于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各种思想观念，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生态价值观等观念和思想。生态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1)关于人类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还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事物的认识;(2)关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影响的性质的认识,出现了自然支配人类的思想和人类支配自然的思想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平衡共进的思想;(3)关于人类要生存而如何利用自然的认识;(4)关于在自然面前人类如何处理那边相互关系的认识。
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是国家级生态县建设的四大体系之一，这也充分说明了，如果没有生态文化引导，生态县建设就有可能成效不大，或美中不足，或半途而废。只有建立起一套符合洪雅实际的先进生态文化，将个体的动物人、经济人改造成群体的生态人，才能形成全民珍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习惯与氛围，生态县建设才能顺利实施，生态县建设成果才能获得保障。生态文化作为生态县建设作用力的源泉，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文化工程是统帅我县“生态工程”的灵魂。 二、洪雅生态文化发展的奋斗目标： 总体目标-----推动我县生态旅游产业实现“三个转变”（由单一的景点观光旅游向生态休闲度假文化旅游转变，由单一的旅游景点开发向文化旅游综合开发转变，由单一追求门票消费向提高社会综合环境保护消费转变），完成“四个提升”（提升生态文化旅游品牌效力，提升生态旅游行业经济效力，提升生态旅游市场扩张力，提升生态文化与旅游产业支撑力），把生态文化旅游业建设成为全县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一）总体产业定位和阶段性目标 总体发展定位：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强县，打造川西南地区著
美丽乡村意义类教学文案
美丽乡村意义类
主题：美丽乡村 意义类 题目：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崭新面貌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的又一重大创新。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是深入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全面提升村庄整治、新社区建设、农房改造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内在要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建设美丽乡村，是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同时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丰富的物质生活，人民群众的温饱需求、富裕需求、保障需求、文化需求正逐步得到满足。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美丽乡村，就是为了更好地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二）建设美丽乡村，是建设“两富”浙江的重要内容。 回顾浙江的发展历程，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始终贯穿着“富民强省”这一条主线。这也是省委、省政府着眼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一项新的重要的战略决策。只有物质富裕不是真正的富，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了，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口袋和脑袋都富了，才是真正的幸福。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两富”浙江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一大批“两富”城市的支撑和带动，也离不开一大批美丽乡村的支撑和依托。从全省范围来讲，美丽乡村就好比是“两富”浙江的一个细胞工程，是“两富”浙江建设的重要基础。我认为只有做好这个细胞工程，做好这个基础，“两富”浙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
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 音乐美学界应当关注的新视域 ?来源：人民音乐2010年12期 ?作者：罗小平 选题缘起： 早在几年前，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的祖振声先生让我撰写《音乐与环保》一书，使我有了研究与观察问题的新角度和视野。在写作这本小册子过程中，阅读了一些有关生态学的书，思考了音乐与环保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论域产生了兴趣。加之，在阅读埃里克·詹奇的《自组织的宇宙观》等著作中感受到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宇宙精神，常令我激动不已，对生态美学的发展就更为关注。在此，我把自己的相关研究与同行们进行交流，期盼更多人对此产生兴趣。 一、生态美学的研究是中外美学发展的新趋势 生态学（Ecology）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互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向各学科渗透，派生出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美学分支。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生态社会为依托的新兴学科，它以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以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整体思维方式来把握事物动态，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多重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三者的内外协调为立美目标，具有跨学科的视域和相当强的应用性。国外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述，如W·赫伯恩发表于《英国分析哲学》上的论文《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1966）和被我国生态美学家称之为生态美学产生的标志性作品的《寂静的春天》（卡逊1962）。[1]尔后，相当数量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专著不断问世，（俄）曼科夫斯卡娅1992年发表于俄罗斯《哲学科学》中的《国外生态美学》的论文，总结了这一生态美学的发展态势，指出：“国外生态美学已取得一系列珍贵的科学成果。其地位、研究对象已经确立，概念体系已经形成，它在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显示出来。[2] 我国美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发表和出版相关的著述，其中李欣复教授的《论生态美学》一文被誉为“我国第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生态美学学术论文”。[3]尔后，又有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的生态学》等相继问世。笔者认为我国美学界这种新趋势的形成，体现了这一学科新的特质及其发展的态势。 1.理论形态的更新
生态视角下乡土文化传承
生态视角下乡土文化传承 近年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向农村地区挺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经历着变革和改造。万顷良田变成高楼大厦,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工人,而更可怕的是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村扶贫项目的发展,帮助贫穷落后的乡村摆脱发展困境。实践证明,扶贫项目重经济而轻文化,往往只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关怀。更有甚者,“文化扶贫”即是将所谓城市的先进文明引入到乡村社区,用城市“先进、科学、繁荣”的文化代替乡村“落后、愚昧、贫穷”的文化,完全否定乡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费孝通(20XX)在乡土文化研究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展示了乡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人‘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 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 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 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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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生态文化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生态文化研究述评 廖小明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昆明650500） ［摘要］发展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生态文化本身内涵丰富，近年来学界研究集中于生态文化本身、生态文化延伸关联问题和生态文化实践应用问题三个方面。现有研究呈现起步时间晚、成果较多、研究方向和路径相对比较宽阔、研究类型比较丰富的特点，但也存在问题不够集中、研究深度明显不够、与现实问题的关联性分析和研究不够等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化；述评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４－０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尤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族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这不仅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说明了发展生态文化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作用。弘扬生态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成熟的重要基石。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于生态文明乃至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性，相关研究日益活跃，总体上涵盖了生态文化本身的研究、延伸关联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应用问 题的研究三个方面。这些研究既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试对近年来国内关于生态文化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作简要评析，以期为深化生态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近年来国内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状况 生态文化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体系，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到内涵、特征、体系结构、意义价值等方面，现将国内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作简要梳理。 （一）有关生态文化本身的研究 以生态文化本身内涵、特征、体系结构、意义价值的理解，是生态文化研究的基本立足点。近年来，围绕这些内容，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文化内涵、特征的探讨。陈璐认为生态文化就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正确认识，以人与自 Review on Ecological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ＬＩＡＯ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ａｗ，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ａｓ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ｉｃｈ．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ｈａｖ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ｓｅｌ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ｔ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ｍａｎ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ｓ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ｌａｃｋ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ｎｏｔｄｅｅｐ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ｓｎｏｔｄｅｅｐｅｎ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ｏｌｖｅｄ．〔Key words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大理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１２卷第５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Ｖｏｌ．１２ 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３ ［DOI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４
城市规划文化视野
城市规划文化视野 ———以昆明市为例 昆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兼得湖光山色,四季如春。“世博会”不仅是昆明展示风采的一次机会,更是走向辉煌的一个起点,城市规划应以此为契机,将文化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自然的多样性都系于一脉。把昆明建设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生态城市、国际旅游城市三位一体的大都市。 1 把握历史文脉,延续历史剖面,展现历史文化景观,营造文化环境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在城市规划如何展现昆明的历史进程,主要有两方面考虑。首先,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关键在于展示其发展过程,根据历史发生学原则,将重要历史时期的景观有机结合,使人们感受到文脉的延续与跳动[1]。其次,景观与意象结合。景观是有形的,把名胜古迹恢复重建,仅是初步,关键在于游人要形成昆明城市文化意象,尤其是有别于其它城市的,赋予了独特个性的文化意象,通过点、线、面结合,平面与立体结合,构建复合文化心理场,达到心物相通乃至感应共鸣的理想境界。 城市“轴线”往往是一个城市的点睛之笔,正义路是昆明历史文脉的最好演绎,以五华山为制高点,从马市口到三市街,向南延伸,每一处名胜古迹代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自北向南依次有: (1)拜云亭: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彩云见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昆明滇池之上,高原辽阔,水天一色,彩云缤纷,美不胜收。是世界云彩种类最多和变幻最为神奇的地方。(2)武侯祠: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云南发展经济,使各族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会进步,从而安定边疆。 (3)天开云瑞坊(已毁):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坊额题为“天开云瑞”(南面),“地靖坤维”(北面)。“天开”一词,出自宋大理国时期段智祥年号。“云瑞”则象征吉祥,意在国泰民安,吉祥安静。 (4)忠爱坊(已毁):曾与金马碧鸡坊排列成品字形,又称品字三牌坊。是为了纪念元代咸阳王、平章政事赛典赤在云南执政期间的功德,对君尽忠,施民以爱而修建的。 (5)金马碧鸡坊:源于西汉金马与碧鸡的传说,同时对应昆明东西金马山、碧鸡山。加上高原日月交辉,汇聚于此,成为昆明的标志。 (6)东西二寺塔:唐代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巅所建,13级密檐砖塔。顶部四角金鸡各一,风吹鸡鸣,妙不可言。 (7)近日楼与正义门(已毁):中轴线南端。明代所筑昆明砖城南门。分内外两层,外层“丽正门”,内层“尚明门”,有“尊尚大明”之意。清代改名“近日门”,后为纪念护国运动,又改为“正义门”。这条轴线文化脉络完整而清晰,而且,大城市中轴线多重牌坊排列,与北面的圆通山、蛇山构成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天际线,是昆明特有的景观。 中轴线的形成与明清昆明城浑然一体。明清昆明的龟形结构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仿生学”原则,把城市看作生命的活体,体现传统文化内涵。在规划时,不仅应考虑忠爱坊、天开云瑞坊的恢复重建,在不能重建的景点和古城墙的端点设立标志物,配以图片及说明,再加上城区其它古迹(如文庙、古幢公园、圆通寺、护国门等),点、线、面结合,形成强烈的文化环境氛围。 2 历史与现实结合,寻求共生之路 历史文脉塑造了城市之魂,而经济建设又是城市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处理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时,把“共生”作为基本理念。着眼于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共同点,主张将局部的对立变成更大空间中的共存,共同构筑一个统一而和谐的整体[2]。 “共生理念”在实施中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城市功能区职能如何协调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古迹大都分布于老城区,但同时又是商业区,或者政治中心,甚至还有工业区,集中了城市的主要功能,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矛盾突出。二是历史文化景观与现代化建筑的和谐共
句容历史文化古村落 茅山镇
xxxx 春城 春城地名源自境内鼍龙庙庙门上的一副楹联。 三国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八月，孙权遣校尉陈勋率兵三万开赴句容，开凿一条从句容通往丹阳的运河，这条运河途经春城境内，从春城的小其、何庄至吕坊寺、南塘庄入丹徒境内的宝堰镇，因要开山劈岗，故名“破岗渎”。 陈勋率兵开挖破岗渎时，在城壒村南面300米处，挖到一种黑黑的爬行动物，这条动物体大，身长，身上有麟，百姓讲是“鼍龙”。鼍念tuó，实为扬子鳄。 这件事被记入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句容水脉》： “吴孙权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漕句容，中道凿破瑶，掘得一黑物，无有首尾，形如数百斛舡，长数十丈，蠢蠢而动。有顷，悉融液成汁，时人莫能识得此。之后，遂获泉源，或谓是水脉。每至大旱，余渎皆竭，惟此巨流焉。”这也是成语“蠢蠢而动”的典故。 开挖破岗渎，挖出了鼍龙，老百姓担心了，担心破岗将龙体凿断了，败坏这里的风水，后来，为祭拜“鼍龙”，有城盖、任巷、南塘、西村等四个自然村的村民自愿捐资，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城壒村南300米处，破岗渎遗址内（今自来水塔处）半山腰建座大庙---“鼍龙庙”，庙门上有副对联“春城回北斗，烟树发南枝”。 民国十八年六月（1929年），建立区、乡制时，取联中“春城”二字为建乡名称，定名为春城乡，乡公所设在庙内。2005年区划调整，春城镇改为茅山镇，镇所在地集镇城壒又称为“春城”。 城壒，《弘治句容县志》记载中为成壒，时属句容乡。城壒以“成”姓得名，后“成”误写为“城”。壒，汉语拼音ài，音同“爱”，但这里读“盖”。“壒”是尘埃的意思，幽泥化轻壒，指丘陵地带缺水。长城 长城原名常城，为明《弘治句容县志》记载的句容乡二十六村之一。
生态文化旅游圈生态专项规划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生态专项规划----【2009--2020】----
目录 第一章规划依据与编制特点 (1) 第一节规划编制依据 (1) （一）主要法律法规 (1) （二）主要行政文件 (2) （三）主要规划依据 (2) 第二节规划编制范围与期限 (2) （一）规划范围 (2) （二）规划期限 (3) 第三节规划编制特点 (3) （一）工作特点：多部门分工协作 (3) （二）技术特点：整合引导型规划 (3) 第二章资源状况与生态环境评价 (4) 第一节圈域概况 (4) （一）自然地理概况 (4) （二）社会经济概况 (5) 第二节资源特征 (7) （一）森林资源 (7) （二）动植物资源 (7) （三）水资源 (7) （四）农业资源 (8) （五）矿产资源 (8) （六）文化旅游资源 (9) 第三节生态环境总体评价 (9) （一）生态价值总体评价 (9) （二）环境质量总体评价 (10) （三）重点旅游集散地及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 (10) 第四节生态环境主要问题 (11) 第三章规划指导思想与目标任务 (17) 第一节规划指导思想 (17) 第二节规划目标 (18) （一）总体目标 (18) （二）阶段目标 (18) 第三节规划任务 (19) 第四节控制指标 (20)
第四章生态空间格局与功能构建 (23) 第一节整体生态格局 (23) 第二节生态功能构建 (24) （一）秦巴山地北亚热带常绿一落叶阔叶林生态区生态功能构建 (25) （二）长江三峡水库生态区生态功能构建 (27) （三）武陵山地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区生态功能构建 (28) （四）鄂中北丘陵岗地农林生态区生态功能构建 (30) （五）长江中游平原湿地生态区生态功能构建 (31) （六）鄂东北低山丘陵森林生态区生态功能构建 (33) 第三节生态利用区划 (34) 第五章生态文化旅游支撑与保障 (37) 第一节旅游资源开发管制 (37) 第二节生态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41) （一）生态旅游发展的意义 (41) （二）生态旅游发展的目标 (42) （三）生态旅游发展的原则 (43) （四）生态旅游发展的策略 (44) 第三节主要集散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47) （一）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48) （二）旅游住宿、餐饮等接待设施建设 (49) （三）旅游服务 (49) 第四节重点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50) （一）“一江两山”区 (50) （二）清江土（家）苗民俗生态旅游区 (53) （三）荆楚文化旅游区 (54) 第六章生态保护与建设统筹规划 (57) 第一节生态保护与建设总体策略 (57) 第二节林业生态保护与建设 (59)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 (59) （二）森林资源保护 (60) （三）森林生态修复 (61) （四）生态景观林建设 (62) （五）生态林业建设项目 (62) 第三节农业生态保护与建设 (62) （一）生态农业布局 (63) （二）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64) （三）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64) （四）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65) （五）有机食品与绿色食品基地建设 (65)
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体系建设的意义
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 文化体系建设的意义 前言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的一种“集体人格”。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中国乡村文化诞生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地缘和血缘为纽带，传统社会伦理为秩序的乡村社会，并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乡规民约、生活信仰、传统习俗、社会禁忌等非正式制度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形态。乡村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和传承千百年的传统文化，涉及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乡村文化是农民生活和理念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是最能体现乡村特征的文化。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自信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乡村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备受重视。越来越多的乡村将着眼
点放在乡村本身身上，从改变村容村貌，推进产业发展，文化引领等方面向前迈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乡村文化体系建设是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重要步骤，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灵魂，是每一个乡村发展要做好的必修课程。 一、乡村文化体系建设介绍 1.1 乡村文化体系概念 乡村文化体系是公共文化艺术的精神建设，广义上即整合乡村资源，充分挖掘乡村历史、文化、生态、资源等内容，进行有效整合，以“独特性、唯一性、显著性”为设计原则，以传递乡村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特色品质为主要目的，充分利用乡村现有条件作为展示基础，实现对内重塑乡风文明，对外展示乡村特色的整套乡村文化体系建设，该体系对于营造“乡村+文化、文化+旅游、旅游+产业、产业+发展”的独特乡村发展模式具有深刻的推动意义。 1.2乡村文化体系建设内容 乡村文化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且长期的过程，从过程来看，分为初期、中期、长期文化建设。包含物质文化建设（乡村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发展）、思想文化建设（乡愁回归发展）部分。从内容来看，乡村村容村貌建设、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民俗饮食民居、生活习惯、社会习俗、生态旅游等都属于乡村文化体系建
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2015-11-12 来源：天府新论作者：赵月枝 在政治经济层面，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自己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的愿景。 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① 赵月枝 [摘要]探索生态社会主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一方面，中国至今依然具有在21世纪引领世界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从化肥农药在当下中国农业中的过度使用，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在土地、环境等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立场，再到中国最边缘的劳动力也已被卷入世界工厂的生产这一事实，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在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政治经济层面，中国需要在抗击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过程中，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逐渐改变自己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思想、文化与传播层面，必须坚持不懈地批判西方霸权和内在化了的种族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工业主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的愿景。 [作者简介]赵月枝，西蒙?弗雷泽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这句话很动听，它诉诸我们对乡土的眷念情感，但好像是城里人的事。我希望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并站在生态社会主义愿景的立场，理解乡村视野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
从古村落文化保护到村落文化景观保护
从古村落文化保护到村落文化景观保护 朱隽 摘要随着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名录的公布和《贵阳建议》的出台，古村落的保护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类型因其“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的特点，折射出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古村落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内涵。本文通过对古村落保护相关概念的阐述，分析了古村落文化保护、文化景观以及村落文化景观三个概念，并就古村落文化保护及村落文化景观进行了细致比较。另外以宏村和南屏村为典型案例作对比分析，指出古村落保护中的问题，应将其扩展到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并提出了一些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策略和建议。 关键词 古村落文化保护 文化景观 村落文化景观 1 引言 2008年10月31日，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名录公布，安徽黄山市呈坎镇呈坎村等村镇名列其中，村落及村落文化的保护话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至此，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总数已经达到了251个。 在此之前一周，在“中国·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8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主题，结合国际、国内的实践案例进行深入探讨，最终形成关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的《贵阳建议》。[2] 2008 年10月17日至21日，第四届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并启动了第二届中国景观村落的评选活动。 密集而频繁的会议及评选活动让古村落保护的话题顿时成为热点，对于古村落保护的关注由此变得轰轰烈烈。 2 古村落保护的相关概念 2.1 古村落文化保护 对古村落文化保护并无直接的定义，但必须体现自然生态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及游憩价值。对其内容各方都有较为相似的共识，古村落文化保护的主要内容包含整体空间形态、传统街巷格局、建筑风格、古文化遗址、古建筑（构筑）物、古树名木；地方特色方言、戏曲、传统工艺、产业、民风民俗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于历史保护的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古村落一旦被破坏便再
立足生态文化 打造旅游强县
立足生态文化打造旅游强县 婺源，位于江西东北部，是一颗镶嵌在赣、浙、皖三省交界处的绿色明珠；婺源历史悠久，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素有书乡、茶乡之称，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家乡。一直以来，婺源以其五彩缤纷的田园风光、敦朴厚重的古村文化、诗境画意的山水风情被外界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 被广大游客评为人一生50个不可不去的地方、中国四大花海（油菜花）、中国十大踏青的好去处、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等。2007年，婺源县还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全国首批15个旅游强县之一。 婺源旅游业起步于1993年，当年接待游客2.64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3.4万元。1998年达6.88万人次，487.08万元。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冲击，旅游接待量依然上升到138.04万人次，同比增长46%，旅游综合收入为18,740万元，同比增长89.9%。经过十几年发展，婺源旅游业已从规模小、起步低的起步阶段走入高速增长阶段。 婺源凭借本土浓绿山水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打出了“绿色婺源”的旅游品牌，吸引了八方游客。婺源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婺源经济的跨越式的发展。 （一）、悠久的徽文化和优越的生态是婺源建设旅游强县的基础婺源建县的历史大约有1200多年，自古属安徽管辖。
据婺源旧县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洪真谋反，以安徽的休宁县回玉乡鸡笼山为营寨，聚众活动于歙、衢、睦边境之遂安、开化、休宁等县400余平方公里地区。朝廷发兵经三年讨平。为便于统治，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玄宗决定，于正月初八设置婺源县，将安徽休宁县的回玉乡和江西乐平县的怀金乡划归婺源县管辖，县城设在清华镇，到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县城迁至弦高（今县城紫阳镇）。建县时，婺源隶歙州。 婺源在文化上和徽州其他各县一样，属徽文化的组成部分。宋代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辖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 徽文化的形成，主要得力于外来移民，这些移民来源于为躲避战乱而迁徙来到徽州的难民，也包括在这里做官或喜爱这里山水的人。外来移民带来了比山里居民更为丰富的儒家文化，更为先进的文明。 徽文化正是以历史上的古徽州府为核心，并扩展辐射到其他地区富有特色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现象。 徽文化既是地域文化、移民文化、儒家文化，又反映着中华儒家文化的特性，具有典型性和标本价值。 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沿袭了中原文化的精髓，成长鼎盛于安徽，延绵古今，影响播散于海内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主流文化特征，对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
新农村建设的优势及其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优势及其意义 新农村建设的优势：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业产业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国一盘棋，是整体推进农村全面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发展农村的五项要求中，生产发展是基础、是前提、是根本。如何发展生产，如何实现多元化农业经济，这正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起决定性的重大决策。 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下列支持：（一）可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充足的原料保障。随着新农村建设试点的成功和全面铺开，“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甚至“多乡一品”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将逐步出现，农业产业化企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下，就近得到充足的低廉的供给。这降低了原料成本，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展壮大。（二）可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由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倾斜，农村的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将明显改善。这一方面可推进现有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上档升级，另一方面可吸引更多的企业将资金投入到农业产业化经营活动中来，有利于农业产业化企业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三）可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相当多的农民通过乡村文化活动室、“阳光工程”培训基地，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一旦他们掌握了实用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他们就会自觉地加入到再就业的队伍中，经过企业的专业培训、现场观摩与实习，就会成为合格的农业产业化企业员工。（四）可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的空气环境、水资源环境和土地资源环境都将逐步优化，呈现自然生态，走上良性循环，这十分有利于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的生产。（五）可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广阔的消费市场。通过新农村建设，农民收入水平会大幅度提高，能有效地刺激消费市场。农业产业化企业为适应城乡需要，做大做强本地消费市场。（六）可为农业产业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新农村建设促使了农村经济社会更加和谐、更加进步。在这种条件下，有利于农业产业化水平实现新的飞跃。 二、农业产业化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作用，体现为五个方面：第一是有利于“两进两出”的问题解决。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解决“两进两出”的问题。两进是技术和信息进农村，投资进农村。两出是农产品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出农村。龙头企业把技术和信息带到农村去，劳动力和农产品也通过市场机制进入龙头企业，这正是新农村建设的软件目标。第二是能创新农村的经营体制。现在农村经营模式有三种。一是家庭承包经营；二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入股经营；三是“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经营。第三种是当前农村呈现出特色经济效益的比较高级的、创新意识较强的一种，也正是农业产业化起步或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通过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或“公司+协会+农户”等方式来推进农村的经营体制创新性的发展。第三是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在农业企业中，农民就业容量比较大，就业农民就多了一份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农产品作为生产原料进入农业企业，有利于农产品的销售。第四是培养新型农民。通过龙头企业，培养农村的科技示范户、种养专业户，以及对农民员工的培训，都为造就新型农民提供了舞台。第五是有利于农村资源的整合。农业龙头企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土地使用权、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转，对农民合作能力和农村环境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有利于农村资源的挖掘和整合。
生态美学
1.“生态系统”一般由哪些要素组成？ ①非生物环境②生产者③消费者④分解者 2.从生态学得视角对城市景观的要素进行考察，主要着眼于什么内容？ ①纯洁感：基本要求②宜人性：城市园林，绿地，湿地，水面，喷泉，视野开阔，生活施设③通达性，交通环境④秩序感：非要求规律⑤多样性：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的需要的可能 1.什么是生态景观？它是城市景观建设中有何重要意义？ 生态景观：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 意义：是城市设计的首要审美追求，给人提供直观的环境体验和对生活环境界得启迪。 指由地理景观，生物景观，经济景观，和人文景观组成的多维复合生命体。它不仅包括有形的地理和生物景观，还包括了无形的个体与整体，内部与外部，过去与未来以及主观与客观间的系统耦合关系。 意义——生态景观将设计与生命的环境，美的形式与生态功能的真正全面地融合，它让自然与城市不再孤立存在，而是让其消融，进入千家万户；它要让自然参与设计；让自然过程伴依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让人们重新感知、体验和关怀自然过程和自然的设计。 2.什么是人文景观？它分为哪四大类？ 人文景观：又称文化景观，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一些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需求，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了文化特点而构成的景观， 它分：①文化古迹②革命活动地③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所形成的景观④地区和民族的特殊文化景观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城市景观建设有哪些作用？ 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求，对国家社会社会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①见证城市的生命力的历程②体现城市重要特色和人养性③更体现出一个城市的 文明和该城市的景观建设的科学体系，是代代人民的思想，智慧和财富积累④是对城市景观的一种延续，是城市生命力历程中不可断的链接，可促进城市景观建设健康发展 1.居住环境的基本单元是（住宅） 2.交通环境审美塑造的重要依据是人的（空间感受） 3.爱德华，霍尔将空间分为四种基本类型，亲密空间（个人空间）社交空间（公共 空间） 1.生活环境主要由哪些要素组成？答：居住环境交通环境劳动环境 1.居室视觉空间的审美构成包括哪些方面？ 2.根据水野今的观点，道路的主要形态有哪些？ （1）放射线形（2）夯形结构（3）环状道路（4）自由式构成（5）外景式构成 （6）风景式构成（7）展望式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