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考古出土古船
上海考古出土古船
2015年，是上海商船会馆建成300周年。致力于沙船研究的上海历史博物馆原馆长潘君祥研究员，希望我能写一篇有关上海考古发现古代船只的文章。本文就浦东川扬河唐代独木舟复合型船，南汇黄路、嘉定封浜宋代沙船，闸北区明墓随葬的木沙船明器和奉贤三团运载瓷器的宋代毁船，以及同船密切相关的南汇海滨出土的铁锚等一并做一梳理研究。
一、浦东川扬河唐代独木舟复合型船
船是历史上最悠久的水上运输工具。最早的船是独木舟，有心人发现，树叶、树干在水里漂浮，又发现树叶的负荷量很小，而树干的负荷量就大。原始先民为了渔猎、渡河需求，随手捡来了树干，用最原始的石锛、石凿等工具，将圆木一面剖平并挖成凹形，用树枝作为船桨划行，这就是最早的独木舟。在浙江钱山漾、河姆渡、跨湖桥，福建连江，广东化州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独木舟或船桨。特别是2011年跨湖桥遗址发现8 000年前的独木舟及其制作场地，可以
说是中国最早的船和造船基地。这艘独木舟长5.6米，宽0.52米，在独木舟两侧，遗存2把木桨，各长1.4米，宽分别为22厘米和16厘米，同《淮南子》古人“见窍木浮而知为舟”，
与《舟赋》中“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的记载相吻合。
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直至1 000多年前的隋唐时期，仍在沿用，出现了独木舟的复合型结构。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发现的8艘唐代沉船，其中一艘为一整棵巨大的香樟树而制成的独木舟，长10.05米，最大宽度近1.5米。山东莱州发现的2艘独木舟，其中一艘保存较完整，是由一根独木挖凿而成，长6.6米；一艘却是由几段独木衔接而成的复合型结构，出土的两段独木总长7.1米，舟体最宽处1.05米。早于1979年上海浦东川扬河发现的独木舟形木船，是较早发现的由独木舟向木帆船过度的复合型结构，它的发现在中国造船史，特别是独木舟向木板船的转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川扬河独木舟形木船发现于川扬河开挖过程中，位于唐代捍海塘以东约1公里处的北蔡地段，即今沪南公路交叉口的陈家桥车站向东约1 000米，深距地表4.6米处。船头、尾部残缺，舷侧板散落。残长14.5米，残宽0.8米。由独木挖凿而成的船底和舷侧板构成（图1、2）。
船底，由前中后三段独木上下搭接插合成一体。中段较粗长，首尾段略细短。中段长11.62米，宽0.8米，厚0.42米，从厚度看，正好是圆木一剖为二的一半。在两端各锯出长75厘米的上接口平面，并在平面上掏挖了4个边长10厘
米的方孔。两端上翘，以使连接的首、尾段独木翘起（图3）。前段独木为船首部分，在同中段连接的一端开下接口面，也是在平面上挖了4个方孔，方孔位置、大小正好与中段独木前端的方孔上下搭合，再用方榫上下插合（图4、5）。后段独木为船尾部分，残缺严重，仅保存同中段独木衔接部分，衔接方法同前、中段独木完全一样。这种独木与独木间互相搭合并用木榫固定的方法，起到了稳定结构的作用。在其接缝处又添置油灰密封，防止渗水。
独木船底沿口朝外部分向下锯出约6厘米的平面，形成内高外低的企口。
舷侧板，已散落且残损不全，用木板制成，板厚5厘米左右，横向呈凹弧形，有火烤加工的痕迹。纵向由几条木板拼接，接口缝合面长约10～20厘米，铁钉钉合并嵌入油灰。舷侧板中间最高80厘米，两头逐渐收缩，使舷口能分别与逐渐上翘的独木船底的首、尾侧面相贴合。
舷侧板与船底的结合，从船底口沿做成深6厘米、宽5厘米的企口，舷侧板与独木的贴合面上，沿长度方向保存有两排铁钉和密集的人字形钉孔看出，是先将舷侧板底部直接搭合在船底企口平面上，再从侧面钉上下两排铁钉，排距5厘米，钉距5～15厘米不等，钉孔及缝隙处都用油灰封固。铁钉方铤圆帽，长18或16厘米。
这艘船发现时在船中部保留一块长方形木板，长120厘
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一边中部开槽，槽口长25厘米，宽20厘米。从位置及形状分析，这块板应该是桅下板（图6）。
船残长近15米，独木底宽0.8米，高0.4米，舷侧板高0.8米，如果完整复原，总长大概在20米，高1.2米，宽1
米以上。船的结构是一艘独木加木板并用木榫、铁钉连接的典型的由独木舟向木板船过度的复合型木帆船。又是船的圜底较宽厚，具有一定的坐滩能力，不排除是由独木舟向平底沙船过度的一种形式。再者，发现时船体南北向横亘倾侧于捍海塘的外侧，具体、形象、可靠的地标论证了文献记载中唐代海岸线的准确地点。（《上海川沙川扬河唐代木船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
二、嘉定封浜宋代沙船
1978年2月，上海市嘉定封浜河工程施工中，在封浜
公社杨湾生产队出土宋代木船1艘，船上装有砖瓦（图7）。保存情况为：除船体中段以后部分残断缺失外，其余可修复完整（图8、9、10）。
船头，小方形。方头为沙船的典型特点之一。船头是船体的最狭窄部位，密封，以增加船的浮力。其结构为，底
板由3块木板纵向拼接，前高后低，使船头翘起。后低的一端同船身底板相接，前高的一端同关头板（挡浪板）相接，两侧面同船身舷侧板前端相接。关头板由三条木板横向拼接。
铺头板前窄后宽，亦由三块木板用铁钉拼接而成。在铺头板上有一个长34厘米，宽10.5厘米，高6.5 厘米的小木座，木座中有一个长6厘米，宽5厘米，深3.5厘米的方孔“砚槽”，一般在这个“砚槽”内插立一根杆子，杆子和桅杆上横放一根竹（木）杆，上面挂竹蔑篷（图11）。
船底，平底，为沙船的又一典型特点，如《日知录集释》所云：“江南沙船之往山东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K。”底板现存前中两段，根据推测的船体长度，应该由前中后三段木板构成。前段底板厚约4 厘米，使用木楔子拼接，即在两块木板中间夹一块等腰三角形的木板。中段底板，是三块稍厚于5厘米的木板用铁钉横向平口连接。前中段底板于第4舱后部紧靠隔舱板处头尾平榫相接，并在相接底板上部装有一段长1.18米，宽0.17米，厚0.12米的金刚脚，中有一个长17厘米，宽7厘米，深4 厘米的方孔“砚槽”，这应该是安插桅杆用的。桅杆无存。金刚脚同船底板衔接部位，用扒头钉钉合，因而也起到加固船体的作用。船底外部左右各用一根厚2 厘米的半圆形龙骨钉合加固，增强了船底的抗压能力。船身，由舷侧板、舷护木、川口构成。
舷侧板纵向由几块厚4～6厘米，宽20～30 厘米的长条木板用铁钉平口拼接而成，钉与钉之间相距15 厘米左右，横向呈凹弧形。
在舷侧板外立面与船头铺头板高度相当处加固了一道
舷护木，以增加船体的纵向强度。舷护木为内外两根木条相叠，外面的一根宽6厘米，厚4厘米，里面的一根宽15厘米，厚9 厘米。舷侧板顶端镶有厚5厘米的川口（图12）。
船内舱位较多，现尚存6舱7道隔舱板。隔仓板各由几块厚约5 厘米的木板用铁钉拼合。隔舱板的高度，除第3、4两道隔仓板较低矮外，其余基本同船身口沿平齐，高0.95米。隔仓板根部与船底板结合处，用扒头钉从船底外部钉入，有的加用宽背钩钉，把隔仓板和船壳板钉住。这种钉合方法不仅使隔仓板与船壳板结合，更主要的是为了加紧船体强度。大部分隔仓板的梁根与船底结合处都有边长2.5 厘米的小方形马眼，便于通水洗刷。
尚存的6个舱位中，从第4舱内发现青瓷碗、铁锅、菜刀、铜水勺、陶灶及鸡、狗的骨头等炊器，第3、4两舱的
隔仓板低矮而平齐，上面原来可能铺有跳舱板，作为船员
的卧舱。
第5、6舱装满建筑材料砖瓦，多为板瓦，长23厘米，宽24 厘米，共有1 000多块。砖数量较少，多装在第6舱内。砖的规格有2种。一种长29.5、宽13 厘米，一种长31厘米，宽7.5厘米。所有砖上都有石灰粘连痕迹，很可能是从旧建筑上拆下的。
第6舱以后不存。
船残长6.23米，最宽处1.8米。从第5舱与第6舱之间的隔舱板处（第6道）最宽，第6舱与第7舱之间的隔舱板略微收窄，又船底最宽处也在第5、6舱的底部，宽78 厘米，第4舱底部向前逐渐收窄推测，第5舱应该为整条船的中心部位，以此类推，此船原来可能至少有9个舱位。第1舱至第5舱长4.5米，相应的第6至第9舱的长度大概与之相当，再加船头、船尾长度，初步推测，这一条船全长应该在10 米以上。
木桨，仅存1根，系用直径4厘米，残长12 厘米的圆木，钉合在第二舱后舱板左侧的船舷板上。
石碇，船舱内有一块不规则形石块，长约49厘米，最宽约19 厘米，重38斤，上面有绳索捆缚过的痕迹（图13）。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一只停靠在岸旁的小船的
铺头板上放着一块系有绳索的石头，《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下垂?G石，石两旁夹以二木钩。”说明宋代的船碇有以木、石结合为材的。因而这一不规则形石块可能是停船用的石碇。
封浜木船的船型是平底、小方头，与《宋史?兵志》上
记载的“防沙平底船”相吻合，又船上生活用具青瓷碗及
灶具等具有明显的南宋风格，应该是一艘典型的宋代单桅平底沙船。
封浜沙船的出土地点在今天的吴淞江北岸以北1 380米处，其北还有780米宽的流沙层，说明宋代吴淞江北岸在
今天的江岸以北约2 160米处。1976年，在上海县新泾乡努力村地表以下5米深处，发现宋元时期吴淞江南岸的一处码头遗址，可以想见这一带吴淞江面在宋代以前的宽度至少超过2公里。
吴淞江，源出太湖瓜泾口，经吴江、吴县、昆山、青龙镇东流入海，为上海明代以前最主要的河道，直通东海，有上海的“母亲河”之美誉，对上海的兴起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唐宋吴淞江南岸的青龙镇，由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逐渐发展成为“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的繁盛之地，成为东南地区最大的贸易港口。出现了“人乐斯土，地无空闲”的繁华景象。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享有“小杭州”之美誉。（倪文俊《嘉定封浜宋船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三、南汇黄路宋代沙船
1978年12月，在南汇县大治河开挖过程中，黄路公社新华四队发现了1艘木船。木船发现于西距钦公塘约1 000米，距地表以下4米深处的青灰色泥土层中。钦公塘，旧称里护塘，明代曹印儒作《海塘考》指出：里护塘，俗称钦公塘，明“成化中颓废，巡抚毕亨益增其旧及里护塘。”出土时整个船呈水平状置沙土中，船口向上，头西尾东。
船体保存有船底、侧舷板、舱梁等（图14）。
船底，除船头和船尾残缺外，其余部分保存基本完好。
残长16.20米，残宽约2.4米。平底，船底结构由前中后三段木板构成，三段之间用榫卯搭接的方法相连。即船体中段两端开上接口，接口长0.44米，前、后两段木板与中段相接处开下接口，接口长0.36米，上下接口互相搭合。船底的横向组合是用7块纵向木板采用同一种搭接方法制成。船的连接通体使用铁钉并嵌以油灰，体表还涂有桐油，防止渗水。船底厚度不等，前段船头部分厚0.20米，中段船身部分厚0.15米，后段船尾部分厚0.11米。
舷侧板残损严重，上部几乎无存，下部仅存船底与舷侧板衔接部分，厚0.05米。舷侧板与船底之间平口相接。
整条船以船底的前中后三段底板分为九舱，其中船底前段底板处为第一舱，即头舱，残长2.9米，是九舱中最长的一个舱。船头前端和左侧部分残缺，故顶端残宽0.84米。头舱板内有一个圆洞眼，直径20厘米，洞口处船底板厚20厘米，可能为停船用的插锚眼，这种插眼和沙船吃水浅，适宜在近海沙滩航行的特点有关。江浙一带沿海多浅滩，船舶停靠时，海滩边际难寻，系缆之处，就可以将竹篙伸在插锚眼内插入滩地之中，以避免船位移动而达到“随处而安”的目的。在插锚眼的右下方木板缝中又发现一个小孔眼，孔内发现太平通宝24枚和银发钗1件，上用油灰封口，以防海盗和丢失。
船底中段底板处分成6个舱，既第2、3、4、5、6、7
舱，总长约9.4米，最厚处0.15米。因长度较长，在船底加固主龙骨和左右辅龙骨。龙骨宽20厘米，厚10厘米。
船底后段底板处分为第8、第9舱。
第1至第9舱，舱与舱之间，以木板相隔，各舱互不相通。这种多舱位结构，有利于把漏船事故限制在一个或少数舱位，避免人员和货物的损失。如日本学者桑原髯藏在所著《蒲寿庚考》一书中提到宋、元船身分隔为几区，“界以严壁，庶一部有损，不致危及全体”。第3舱内有木桅底座1块，紧靠在第三道隔舱板上。樯眼长16厘米，宽11厘米，进深8厘米。在第三、四两舱内发现芦苇编织的席子。古人施船，往往以席为蓬，唐徐彦伯《汾水新船赋》中“席帆锦缆，?m桡桂楫”的说法。芦席实为顶棚，是该船的动力装置。在第5、6、7三仓底部东西向平铺一层圆枕木，约20多根，并出土有陶瓶、陶罐和陶缸残片等。
船尾破坏严重，舵皆无存。
该船从残存部分看，全长在18米左右。船身上半部已缺，原貌无法了解，但从整个船体看，船身窄而长，隔舱多，船板结实，是用榫合加铁钉钉合，并用油灰填塞封闭，表面涂有桐油，同嘉定封浜宋代沙船形制基本相同，也是一条单桅平底沙船。（季曙行《上海南汇县大治河古船发掘简报》，《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
四、奉贤四团运载瓷器毁船
1977年12月下旬，上海市奉贤县在兴修三团港水利工程中，于四团公社四明大队第五生产队农田里，距今天的海岸线10公里，距宋代海岸线遗迹里护塘外约400米，发现1 000余件瓷器，集中堆积在一个约60平方米的椭圆形坑内，主要是青瓷碗、盘等器物。瓷碗出土时，大部分碗口朝上，有些碗底下面发现柳条形的编织物痕迹，原来可能是装碗的箩筐。碗用稻草捆扎，每扎10件，附着在许多瓷碗的淤土上还保留着稻草捆扎的痕迹（图15）。碗敞口，圈足。灰白胎，施豆青色釉，有的闪黄发亮，有的灰暗，为典型的宋代瓷器（图16）。
距瓷器堆放点北面不远，发现炊器铁锅、砂陶钵等炊具。又在北距钦公塘、南距宋瓷堆积各200米处，发现木船残件，底板残长9.84米，宽0.25米，厚0.06米。种种迹象表明，这处遗迹极有可能是一艘宋代木船，从浙南闽北的瓷器产地装运瓷器来沪，至此处遭遇不测，船毁物存。
五、明代沙船明器
1960年10月，在上海市区中山北路、和田路交接处发现的明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赠尚宝司丞严贞度家族墓中，在随葬有《大明万历二十四年岁次丙申大统历》（1597）的一座墓内，出土了一套木质明器，有床、大橱、桌、凳、衣架、盆架、木盆、马桶、高脚桶、灶形器、塔形器、酒壶、酒杯、盒、盘、罐、灯盏、花瓶、烛台、笔架、砚台、船、
升量器等等。其中的1只木船明器，长38厘米，宽9.5厘米，高22厘米，方头方梢、平底，多舱，舱顶盖有蔑篷，为典型的沙船明器（图17）。
六、南汇海滨元代单爪铁锚
锚一般指船锚，为铁制的停船器具，用铁链连在船上，抛在水底，可以使船停稳。1975年上海市南汇县东海农场二十八连附近开河时，于地下4 米深处出土了1件锈蚀严重的铁锚，重24 斤，造型别致，由柄与爪两部分组成“A”字形。爪长58 厘米，平面如矛头，叶宽14 厘米，爪头厚1.5厘米，根部厚4 厘米。柄长条形，长29厘米，宽35厘米，两端分别厚6 与4 厘米。柄端有一直径4 厘米的圆孔，孔内残留棕绳须。柄与爪是单独制成后再锻铸在一起的，夹角25度，夹角内填铁，其外有铁箍一道，以加固柄与爪的牢固结合（图18）。
金属制成的锭最早见于南朝顾野王著《玉篇》，但作为器名，未加解释。南汇发现的这件单爪铁锚，从其出土地点在南汇县里护塘外侧10余里，而在里护塘内外侧发现较多的宋元遗物，还出土了一艘宋代木船等推测，这件铁锚有可能是一艘元代近海停泊的船只，因系绳断裂后的遗留物。（王正书《上海南汇海滨出土铁锚》，《文物》1981年第6期。）综上所述，上海濒临东海，是南北海运中枢。唐代以后，由于经济重心南移，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船成为最主要的水
上运输工具。浦东川扬河唐代独木舟形木船可能是一艘可行驶在长江口以南沿海一带的构造独特的出海单桅帆船。而嘉定封浜、南汇黄路宋代沙船、中山北路明代严贞度家族墓沙船明器的发现，以实物说明宋元明时期，沙船在上海的兴盛。这同《宋史兵志》记载：宋高祖南渡以后，江、淮皆为边境故也“……其战舰则有……防沙平底”之名。又《宋会要?食货》记载：南宋孝宗初，张浚的都督府下令“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遭到明州造船者的反驳“平底船不可入海”。这说明沙船多航行于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及辽宁等沿海地区，是适应内河航行的一种船型。又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追忆平江南时，曾命崇明人朱清、张?u等将宋代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运入北京。认为海运南方的漕粮亦可行，遂请命朝廷，试行海运。并命上海总管罗璧与朱清、张?u等，造平底船60艘，运粮46 000余石，由海道至北京。当时承载南北经济交流的交通方式主要有陆运、河运和海运三种，而海运是最经济且比较便捷的方式，所以有元一代，海运成为常例。到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五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至明成祖永乐初年，仍行海运，每年运粮五十万石或百万石不等。元明之际的海运，都是由太仓刘家港入海，崇明三沙放洋，多由当时的崇明人朱清、张?u负责运往京城、辽东等。清乾隆《崇明县志》记
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通州、海门皆有。”可以想象，元明海运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曾做过海盗的崇明人朱清、张?u，而沙船又出自崇明，最主要的运输工具无疑是沙船，上海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漕粮海运中，迅速崛起，成为明清时期最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享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