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称谓语的使用方法及面临的问题

内容摘要：汉语称谓语分为两大子系统：亲属称谓语与社会称谓语。本文试图分析这两大系统内的泛化缺环现象、使用方法、交际策略及面临的问题。本文研究的是现代汉语。关键词：汉语称谓语；泛化；缺环；使用方法；问题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恰当的称谓语能够使交际顺利进行，而不恰当的称谓语则会使本人和对方感到尴尬，严重时会造成交际的失败。近年来，关于汉语称谓语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重视，大量的著作对称谓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但对汉语称谓的使用方法及面临的问题说明不多，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阐述这种语言现象及问题。

汉语称谓语分为两大子系统：亲属称谓语与社会称谓语。本文将论述二者的使用方法及面临的问题。

一、亲属称谓语的使用方法

汉语亲属称谓可谓是名目繁多，复杂多样。汉语亲属称谓的语义功能非常细致，可以用来区分直系与旁系、血亲与姻亲、近亲与远亲、长辈与晚辈、已婚与未婚、年长与年幼、男性与女性、甚至生存与死亡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汉语称谓语有逐渐泛化的趋势。在阐述称谓语泛化之前，我们首先要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的模糊性。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通的客观存在。语言的模糊性同语言的含混性不是一回事。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常常要消除语言的含混性，力图提高语言的精确性，还要减少某些模糊性。但实际上，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特别是在社会生活中，却要承认这种模糊性。在很多情况下，不但不能消除这种模糊性，还要利用这种模糊性。而称谓语的泛化即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潘攀是这样对亲属称谓的泛化下定义的：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成员。如小孩称年老长辈为“老爷爷”，即使他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这与Grice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不符，即不真实但却符合汉文化人际交往时注重“情”的准则，对人热情关心和自谦尊人。称谓语的泛化利用语言的模糊性达到了促进交际的目的。如“叔叔”、“阿姨”、“大叔”、“大婶”、“大爷”、“大娘”，还有“解放军叔叔”、“大姐”、“大妈”等亲切的称呼。亲属称谓还可以泛化衍生出一批社会称谓词语，如“打工妹”、“空姐”、“的哥”、“军嫂”等，甚至扩大到非人称的事物，如“老天爷”、“母校”、“母语”、“太阳公公”等等。

亲属称谓在泛化成社会称谓之后，其使用环境就要受到很多限制。在汉语称谓的语用功能中，首先要强调的是不同语境中称谓的得体性，这种得体性主要指称谓的选用要符合一定语境下交际双方的身份和社会角色。比如在街上问路，称与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人为“大叔”、“大爷”，我们彼此之间并不具有亲属关系，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可我们却不能称其非常亲密的称谓，如“爸爸”。在中国传统中，对于妻子、丈夫、爸爸、妈妈这类非常亲密的称谓是不可任意运用的。总之，正如姚亚平（1995）所言：“中国文化中，语言称谓反映着人伦规范的两大伦理观念：“长幼有序、尊卑不同”和“亲疏不同，内外有别”。

二、社会称谓语的使用方法

社会称谓系统是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兼有多种角色、身份，比如乘车时是乘客，购物时是顾客，看戏时是观众，在丈夫面前是妻子，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女儿等等。称谓语虽多但在具体的交际语境中，可能只有一两种适当得体的称谓，例如“工人、农民、警察、司机”等职业名称只表示其社会分工，并不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而“教授、高工、院士”等身份名称和“书记、厂长、经理、老板”等身份名称无疑代表着较高的社会等级。如果用代表较低社会等级的职业名称当面称呼对方，不符合语言交际的礼貌原则，就会造成称谓的不得体。所以采用“职业+身份”（如“工人师傅”、“农民朋友”、“警察同志”)或“职业+拟亲称谓”（如“工人叔叔”、“农民伯伯”、“警察大叔”）等称谓并用方式，在职业身份后再加通用身份或拟亲称谓，抵消了职业称谓中蕴含的较低等级意味，对被称者给以足够的尊重，成为得体的称谓方式。又如中国人有在姓前加上“老”或“小”来称呼人的习惯，有时尺度不好掌握。有人喜欢别人称他（她）为“老某”或“小某”，而某人则不喜欢，其间的心理十分微妙，所以称“老”或“小”有时是敬称，有时是昵称，有时则会引起不快。中国人还有在姓后加上官衔来称呼人的习惯，如李科长、孙厂长等。

一般来说，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在大众心目中只有较高的职业职称才会被用做面称，而较低的身份称谓，如厨师、理发师、助理工程师、学士等，一般不用作面称。为了选用恰当的称谓使交际顺利进行，必须掌握好交际策略，而常用的交际策略主要有：1、抬高对方的身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职衔称谓中省去副职中的“副”字，例如把“副部长”、“副校长”、“副主任”直接称呼为“部长”、“校长”、“主任”，或把职业、职称往高里说，例如称护士为“医生”、“大夫”，称学校一般的工作人员为“老师”，称上级机关来的普通工作人员为“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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