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演变的六次转折_仇保兴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变的过程中，城镇化对于我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发展机遇。但要保证这场迅猛的城镇化浪潮健康发展并有效解决正在出现或将会出现的各类问题，就必须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借鉴成功经验和教训。影响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轨迹的因素众多，一方面是因为该学科属“集成”学科，自然会受历史上各种主流的经济学、哲学等学科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城市规划学是一门解决具体城市问题的学问，它的发展变革必然从属于“问题导向”——解决西方不同时期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了解西方城市规划学的演变历史，是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并避免失误的捷径之一。本文将西方城市规划学的演变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力求将演变的过程与当时的城市化问题和背景联系起来，以利于将我国面临的相应问题“对号入座”来寻找解决的方案。三大运动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1.1 公共卫生运动

公共卫生运动起源于城市化发展初期。由于人类聚居模式的改变，导致了传染病的迅速蔓延。1347 年～1352 年，欧洲发生“黑死病”，即鼠疫，死亡人数达3000 万以上，主要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等死亡人数占一半。1350 年～1400 年，欧洲人均寿命从30 岁缩短至20 岁。在随后的300 年间，多次爆发各种疾病，最主要的是“黑死病”，还有天花、伤寒等。这段时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历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1665 年的“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大部分建筑，鼠疫才平息。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黑死病”的病源来自何处，错误地认为“黑死病”的病源来自于猫狗，结果残杀猫狗，反而导致老鼠泛滥。1894 年始于香港的鼠疫，当年就死亡2547 人，波及6 0 多个国家，死亡总人数达到1000 万，仅印度就死亡102.5 万人。鼠疫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沿海城市的鼠疫、天花、伤寒等，则来自疫区的外轮水手和乘客的传染。14 世纪“黑死病”和后来几次传染病的爆发，促使欧洲各国关注城市环境整治和基础卫生设施建设，最主要的工

程是城市上下水道、垃圾处理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为此，英国于1875 年制定了世界第一部公共卫生法《PublicHealth Act》，规定地方当局有义务建设标准的给水、排水系统，有权制订规划实施细则(Byelaw)，并规定每一居室的最小面积和街道的宽度。在随后的50 年，英国的城市规划一直由卫生部负责，后改由健康部负责。可以说，是城市疾病的发生及防治促发了城市规划的形成。我国这次SARS 的流行留给我们的教训，是防止传染病的扩散必须要在城市规划上下功夫。人类聚居模式的转变，带来了传染疾病的防治问题。农村由于聚居分散，被传染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为城市的主人，始终要重视城市疾病的防治。而且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可以研制出可选择性的生物武器，一点点病毒源在大气中扩散，如没有应急反应系统和良好的城市分布形态，整个城市就会迅速陷入瘫痪。未来的世界局部战争有可能是生物战争，因此在城市规划、空间形态、公共设施及应急反应系统上，必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1.2 环境保护运动

从1750 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到了1870 年，英国的铁产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煤占三分之一，出口贸易占四分之一，城市化加速发展。到了1851 年，英格兰地区已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新型的工业城市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遍布英国全国，被称之为蘑菇城(Mushroom Town)。所有的城市都坐落在铁、煤矿、港口、棉花产区附近，人口高度密集，平均每间住房有两人以上居住。恶劣的生活环境、严重污染的空气和水，导致1885 年曼彻斯特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29 岁，婴儿的死亡率高达80％。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对此有详细的描述。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罗伯特·欧文(Robert Own)、Georgy Cadbury 等社会活动家兼企业家的注意。罗伯特·欧文认为环境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将导致全人类的灾难。为此，他倡议通过有效的规划兴建工人住宅区，以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健全服务设施，并倡导各阶层平等相处。这些工人新村的建

立，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到了1890 年，英国颁布了《工人阶级住宅法》(《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Act》)，提出了旧住宅改造的标准，如对给排水、道路、房屋日照、室内日照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城市规划的雏形开始形成。 1.3 城市美化运动城市美化运动的历史，比前两项运动还要早些。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城市非常重视城市美化，统治者也借此来显示自己的功劳。但这一时期的城市美化运动与现代的城市美化不同，后者是针对1 9 世纪后期欧洲许多工业国郊区化取代城市化而发起的。如利物浦郊区十年间人口增长6 2％，而城市内人口下降2 2％。城市中迅速兴起的中产阶层、白领阶层，为逃避城市的污染和高犯罪率，纷纷移居空气和环境良好的远郊区。许多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日益恶化，成为垃圾场和穷人及无家可归者聚居的地方。汽车的兴起使市内交通更为拥堵，使郊区化进一步加速。为解决这些问题，1853 年，巴黎行政长官豪斯曼(Haussman)提出在旧市区开辟大马路，拆除旧城，整治环境。一方面是为了隔离不同的社区，另一方面是一旦发生骚乱时便于军队快速进入。城市规划界和建筑界对豪斯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建筑界对他持批判态度，因为豪斯曼为了控制和平息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抗和不同政见者的骚乱，不惜拆除大量的古建筑以开辟大马路。今天巴黎老城的轴线，就是当年被称为“豪斯曼改造”所留下的。而后来的柏林霍布鲁希特规划和巴塞罗那规划，则强调网格形的道路网规划。到了1889 年，卡米路·西特出版了《遵循美学原则的城市规划》，阐述了如何追求城市的古典美和巴洛克风格。而在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前奏是1850 年末开始的公园运动(Parks Movement)。1893 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了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the Word Columbian Exposition)，此次世界博览会举办者最大的目的，就是通过城市美化建设，建立一个“梦幻城市”，而不只是一些展场或模型。这次城市美化运动就是从古典主义出发，试图以几何轴线和一系列公园、广场和景观大道来拯救沉沦的城市。这次世界博览会使城市美化运动在美国全面展开，并对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共卫生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城市美化运动贯穿于西方的城市化全过程，深刻地影响了城市规划的起源，并且始终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相伴随。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总结了这三大运动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于1989 年出版了《明日：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后改为《明天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一书，他因此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山鼻祖。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三大目标[空间目标：(1)每个田园城市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对城区用地扩张进行限制。(2)几个田园城市围绕一个中心组成系统。(3)用绿带和其它开敞地将居住区和工业区隔开。绿带的概念开始形成。(4)合理的居住、工作、基础设施功能布局。(5)城市各功能区之间有良好的交通联结。(6)市民可以便捷地与自然景观接触。人不能生活在水泥森林之中。社会目标：(1)通过土地价格公共政策规定减轻房客的房租压力。当时的土地全部是私有的，私有化的土地造成了土地投机，使居住人承受了过高的房租压力。霍华德提出城市土地应归集体所有，并通过公共政策来降低土地和住房的租金。(2)资助各种形式的合作社。(3)土地出租的利息归公共所有。(4)建设各种社会基础设施。(5)创造各种就业岗位，包括自我创造就业岗位的专业户。管理组织目标：(1)具有约束力的城市建设规划。(2)城市规划指导下的建筑方案审查制度。(3)社会要成为公共设施建设的承担者。(4)把私人资本的借贷利息限制在3％～4％范围之内。(5)建立公营或共营企业，由政府来提供公共基础设施。霍华德提出这三大目标，以解决工业化阶段城市化的所有缺陷包括城市空间、社会和政府管理的弊端。并于1903 年在英国的莱奇沃斯(Letchworth)根据自己的田园城市理论建立了一个田园城市，该市设计人口为35000 人，周围被绿带包围。此后，人类在城市规划方面的伟大实践，如 2 0 世纪英国的新城镇规划、美国20 世纪30 年代之后的新城规划和控制大城市发展等等，无不受到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深刻影响。功能—理性主义繁荣的产物—《雅典宪章》在城市规划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两座里程碑，一是《雅典宪章》，二是《马丘比丘宪章》。为什么将《雅典宪章》称为理性主义的产物呢？这是因为文艺复兴

之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奥秘就是推崇理性，发展科技，与宗教分道扬镳。德国哲学家韦伯(Max Weber)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理性的重视。 2.1 理性主义的贡献一是改变了传统规划对城市形式和图案的过分关注，以及对城市主要构成要素的忽视，从城市中人的活动和土地使用功能出发，对城市规划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合理的探索。而以前的城市规划往往只是统治者的意志表达，不是人民群众长远的需求；二是将城市规划从传统的注重直觉和理念的思想转变为现代的对科学和现实的关注，城市规划由此转变为科学；三是广泛吸收物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上的成就改造城市规划学。如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埃(Le·Corbusier)就在城市规划的设计中充分运用了物理学中的力学原理。在Le·Corbusier 倡导下，1933 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第四次会议制定《雅典宪章》。该宪章的三大贡献：(1)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是有机联系的。芒福德提出，今天的农村就是明天的城市。城市与周围区域之间不能割裂。(2)创造性地概括了城市的四大功能：居住、工作、游憩、交通。这是Le·Corbusier 的杰出贡献，并据此提出了阳光城的概念，即拆除城市中的低旧矮房，建设若干座高楼大厦，以享受充足的阳光。(3)提出保存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和地区的重要性。 2.2《雅典宪章》存在的问题《雅典宪章》的出现，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已发展到了顶峰，但城市中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暴露无遗。城市的脏乱、环境污染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等，都说明了城市规划布局不合理。实践证明，《雅典宪章》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一是理性主义思想对事物采取分解而不是组合的方式。受笛卡尔思想的影响，“从最简单和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步一步地循序而进至最复杂的认识”，以至把城市整体搞得支离破碎，城市总体规划与分区规划割裂，功能分区截然分明。如Le·Corbusier 在印度搞的城市规划，工业区与生活区相距很远，导致这城市到现在还非常萧条。因为按Le·Corbusier 和《雅典宪章》规划的城市，简单的分区使其成了有纪律和技术美的机械社会、居住机器，但否认了人类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二是理性主义思想强调非常清楚而明确地认识所有事物。根据这一思想，规划师对于城市的认识只停留在纯粹的物质空间，而对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不予理睬，认为城市规划是扩大了的建筑学，是家具的放大，家具放大就是房间，再逐一放大就是建筑、小区，最后就是城市。但是建筑放大为小区，小区放大为城市时，空间已发生了质变。也就是说，城市作为人居环境，在小尺度物质空间设计方面，可以用力学和艺术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到了整体层次，实际影响的因素日趋复杂，已发生质变。影响家具的因素是有限的，而影响城市的要素却是无限的，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人造系统中，惟有城市是最复杂的，不能将家具和城市放在同等的地位中。这也是导致当今规划教学认识和解决手段不足的重要原因。三是理性主义所要求的清晰与明确，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恰恰成为城市规划与城市现实相脱离的价值基础。城市规划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活生生的城市社会，本质是试图用变量极少的规划来调控变量极大的社会的问题。从分解到综合—规划的系统分析时代理性主义是笛卡尔哲学的贯彻，讲究的是分解。从分解到综合，就是理性主义通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办法，将相互之间的“关节打通”，逐步走向综合。 3.1 系统分析的基本要点(1)系统分析是理性主义的高峰，它将城市视为一个多种流动的相互关联的由经济和社会活动所组成的大系统，结合城市和区域、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要求，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各个要素的现状、发展变化与构成关系。改变了过去以“城市设计”为导向的城市物质形态规划的主导地位，强调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设计是由规划师编制的，而不是由官员拍板的。实际上，城市设计是最低层次的城市规划。我国的城市规划体制，首先是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由政府官员和专家来制订；其次是城市总体规划，也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合作的结果；第三是分区规划，主要是补充城市总体规划没有覆盖的内容，并明确城市基础设施的布局；第四是控制性详规，明确土地开发强度和建设布局及指标；最后是修建性详规、城市设计和建筑单体设计。其中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系统分析的基础，而控规是整个

规划体系的核心，也是城市政府落实总体规划，调控城市开发建设过程的主要工具。(2)城市被视为一个“活”的功能实体，城市规划也必须由“终极状态”或“蓝图”式的规划变为“过程”式的规划。规划调控方法必须与城市自身和环境的变化动态适应。规划强调的是过程。我国明确规定必须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实际上是对总体规划的修整及对近期建设做出安排。因为人类很难准确预测2 0 年后的城市发展，预先通过规划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出准确的安排是人类智力所不能及的。所以，只能把规划搞成过程式的，预先分析和提出城市未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可行的解决办法，并以5 年为周期进行调整。(3)城市规划师也应由原来的“设计师”定位转变为“科学系统分析者”的角色，采用综合预测办法，建立数学模型，运用计算机来模拟城市某系统的变化规律，以解决“量化”的问题。3.2 系统分析论的基本成就运用这一理论，英国于1968 年对城市规划做出了新规定，要求以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 和地方规划(Local Plan)取代原来的发展规划、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使得城市规划更具弹性、适应性和预测性。以城市多种可能的发展方案来适应城市未来的发展要求，使城市规划在整体上成为城市社会系统协同作用的基础和依据，在微观层次上又能揭示该系统各组成要素间相互作用的途径和结果。 3.3 系统分析论面临的挑战一是掺杂着种族问题的“郊区化”。美国工业革命后期，南方农业区的黑人大批迁移到北方的工业城市里，使这些城市的黑人人口大大增加，有的达到20％甚至40％。黑人在城市中心和人口密聚区寻找工作和流浪，引发了大批白人和中产阶层向郊区迁移。不同收入者和不同种族的分化日趋明显。二是改造日益破败的城市中心的城市美化活动带来不良后果。为改造日益破败的城市中心，美国政府设立了数额巨大的城市改造基金，相当于我国现时的国债。哪一座城市需要改造，可向政府提出申请资金支持，用于收购城市中心破旧地区的土地，然后廉价转让给房地产公司，由房地产公司将该地区改建成公园、住宅。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始于20 世纪40 年代，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才结束。本来该活动的目的是改造和美化城市中心，消灭贫困，但最后却变成了“消灭穷人”的运动，拆掉了穷人赖以生存的聚居区，却没有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就业，使许多人流离失所，造成很多城市的反抗运动。三是殖民地国家城市化造成大量贫民窟，大批农民向城市迁移，都挤在既无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又无稳定工作机会的城市边缘，生活质量十分恶劣，环境污染严重。但要处理这些问题，又远远超出了现行城市规划程序所可能做到的范畴。所以，尽管理性主义达到了顶峰，但用纯自然科学的办法来加强规划，并不能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回归现实的社会问题—公共政策分析的日益兴起4.1 困境中的思考实践证明，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价值判断，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过程。城市规划的实施，必然涉及到各方利益，如何处理这些利益，就是政治。理性主义的顶峰——系统分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纯粹意义上的科学不能分析价值判断、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和大众心理等因素。2 0 世纪 6 0 年代的民权运动，是城市规划学的重心由以物质形体规划为核心的自然科学规划逐步转变为包括社会和人文科学在内的综合规划学的分水岭。另一方面，规划师和决策者与普通人一样，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独到的规划理念。什么样的人掌握了权力，有什么样的规划师，城市发展的模式和结果是不一样的。就如豪斯曼为了镇压不同政见者和政府治理方便，将巴黎城用道路划分成了几个大块。人的观点影响着城市规划，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这与纯科学与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有天壤之别，不论物理学家信仰什么，物理学的规律是不可能改变的。而规划师或当权者是城市规划的决定者，他们可以改变城市发展的路径。科学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而城市规划不可以。如果以实验来“试错”或“证伪”城市规划这门“科学”，其代价是不可控的，或者是灾难性的。 4.2 马丘比丘宪章1977 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 在秘鲁利马(Lima)的玛雅文化遗址地马丘比丘召开，并制订了著名的《马丘比丘宪章》，该宪章的前言中写道：“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是世界上启蒙主义思想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一切”。启蒙主义指的是理性主义，人类的智慧是靠理性来发掘的。但除

了理性主义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理性主义的不能包括的其它文化。为什么要对《雅典宪章》做出一些修改？就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人类的一切活动不是《雅典宪章》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所能覆盖的。1977 年正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又一高潮期，《马丘比丘宪章》对《雅典宪章》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观点有：(1)不要为了追求分区清楚而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2)城市交通政策应使私人汽车从属于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3)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包括规划的制定，也包括规划的实施。规划重在规划的编制过程，尤其是规划的实施。(3)规划中要防止照搬照抄不同条件、不同变化背景的解决方案。因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应该是不同的。如果照搬西方国家的规划，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可能是灾难性。如拉美国家智利，城市化进程相当快，全国6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首都圣地亚哥，按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应较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将这一类的城市化称为殖民地式的城市化，是西方国家按本国的文化观念和理性主义来规范他国，随之带来的后果是经济萧条，生产要素浪费。

(4)城市的个性和特征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一切能说明这种特征的有价值的文物都必须保护。保护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和生命力。(5)宜人生活空间的创造重在内容而不是形式。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6)不应着眼于孤立的建筑，而要追求建筑、城市、园林绿化的统一。(7)科学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正确运用。(8)要使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城市是市民的城市，不是当权者或规划师的城市。《马丘比丘宪章》修正了《雅典宪章》的缺陷，树立了城市规划的第二座里程碑。1977 年以后，世界建筑师协会先后召开了多次大会，并制订了多个宪章，包括《北京宪章》等。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宪章能像《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那样，深刻地洞察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的弊端，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4.3 规划的范式转移——公共政策制订方式的变革既然城市规划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政治决策过程，那么，规划师就不能以自己的价值凌驾于城市主人之上，而应平等协商、沟通和谈判，为此出现了以下一系列新的规划理念：辩护式规划：追求制定规划过程的充分民主，突出为社会弱者的利益服务(强者不需规划进行关照)。开放式规划(Permissive Planning)：强调在规划的过程中把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各种利弊暴露出来，让不同的声音都被吸引，让不同的利益都得到考虑。进步式规划(Progressive Plann－ing)：侧重于怎样进行体制内改革，怎样倡导一种新的专业主义，能够在体制内让规划追求一种民主的过程。联络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过程中，规划师最重要的技巧是“听”和“沟通”，组织不同利益代表者经交流协商达成共识。行动性规划(Action Planning)：弗里德曼(J·Fridmann)认为，通过公共决策和政策制订得出的方案并不能在实际中得到很好的执行，应重视规划怎样才能很好地履行。规划师应该是这方面的管理者及“各种网络的缔造者”和联络者。城市规划问题，看起来是空间规划问题，但在现代城市规划意义上，没有一个空间问题不是来源于社会经济问题，没有一个空间技术上想解决的城市空间问题，是仅仅通过空间技术手段来解决的。现代城市规划以其特有的社会精神和责任，与传统的城市图案设计相区别[1]。城市规划的内容不能与它的价值取向脱离，但这些价值观念在近代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一个规划的“成功”在不同时期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利益取向，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规划的判断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因此，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种“启迪式”学科，也就是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不断地从新的需要出发，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恰当办法。例如，由于人们对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的担忧，美国国会于1969 年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使得城市规划同环境保护得到紧密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使环境影响、环境保护成为城市规划环节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传统的城市规划日益与城市开发、住房政策、区域发展、城市经济转型等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密切结合。现代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的冲突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 Planning) 思潮于1980 年左右开始影响全球。这一理论认为，城市是一个由多元空间、多元关系网络组成的以人为参与主体的多要素复合空间。它决不是现代主义因果关系的直线型思维所能把握左右的。后现代主义采用启发式的探询过程，将各要素构成的城市看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整体，整个有机体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其代表人物桑德库克（San dercock·L）认为，1980 年前在规划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有以下五大特征：(1)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与公共、政治政策的理性相关。(2)当规划最具综合性的时候，它是最有效的。综合性被写进规划法规，并与多部门、多功能的空间规划相关(如与经济、社会、环境、物质规划交叉)。(3)规划具有科学和艺术两重性，基于经验，它更强调科学性。规划的知识与技术立足于实证科学，在模式建立和数量分析上，都带有这种倾向性(Propensity)。(4)规划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是由国家、政府导向未来的一个计划。(5)规划在“公共利益”层面上运作。规划师的教育赋予规划师能够判断什么是利益所在的特权，规划师提供一个中立性的公共意向。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尽管这些特征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城市的发展和文化的变化，现代主义的五大支柱已不复存在。桑德库克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五项新原则：(1)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社会公正与市场效应(Outcome)同等重要，而且不公正和不平等需要广泛定义，不限于物质范畴和经济范畴。(2)不同性质的政治团体对一个问题的界定要通过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讨论达到共识。(3)公民性(Citizenship)，建立包容性道德观(Ethic)。(4)社区的理想(The Idea of Community)，去除传统社区的概念，代之以基于“我”的多重界面的多重性质的社区概念。由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方式取代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的表达，从以国家政策导向为主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规划。(5)从公共利益走向市民文化(From Public Interest to Civic Culture)。规划师理解的公共利益与实际的公共利益有差异，经济力量已经把社会分化，公共利益应该走向更多元化和更加开放的“市民文化”[2]。后现代主义从现代社会自身结构经历巨变的过程中，迫使城市规划更加开放，将各种社会科学和现代哲学流派引入规划师的视野。此外，由于后现代主义规划的包容性十分宽广，在促使城市规划的多元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规划中权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所做的批判有相当价值。但对其的批判是：一方面，这样的“好事”在后现代主义者那儿都被演变为“喧宾夺主”，反而使部分规划工作者失去了自身追求的目标，成了“迷失的一代”；另一方面，既然规划被定义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限制，所以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混乱和多元化将会使我们回到不确定性深渊的边缘。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均衡—精明增长 6.1 实用主义(Pragmatism) 尽管各种后现代主义流派的规划理论风起云涌，但实用主义的地位在美国从未受根本动摇。实用主义对抽象和华丽的理论不屑一顾，而崇扬“把事情做了”(Getting Thing Done)。霍奇(Charles Hoch)认为，实用主义的规划有三大特点：(1)在实践中经验是比理论更好的仲裁者(Arbiter)；(2)用实践中得到的答案来面对真正的问题；(3) 实践的方法要通过社会共识和民主的手段来实现。

6.2 精明增长(Smart Growth) 1997 年，马里兰州州长Parris N·G Lendening首先提出了精明增长的概念，后来戈尔副总统将其作为总统竞选纲领—21 世纪新的可居议程(New Livability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1999 年，美国城市规划协会(APA)在政府资助下，花了8 年时间，完成了长达2000 页的精明增长的城市规划立法纲要。 6.3 精明增长的城市规划立法指南美国的精明增长，主要针对以下四类问题：(1)绿色空间减少和环境恶化。美国尽管土地资源丰富，但因“低密度”蔓延的郊区化，也难以为继。如1970 年至1990 年间，大纽约地区人口增长5％，用地增加了61％；大芝加哥地区人口增长4％，用地增加了46％；大克里夫兰地区人口减少了11％，而用地却增加了3 3％……这使得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日趋下降。(2)城市内部投资减少，功能退化。如1970 年～1990 年间，马里兰州一个县关闭了60 所学校，而在更远的郊区耗资 5 亿美元，重建了60 所学校，每位学生每年用于交通的费用达500 美元；芝加哥城8 1％的新就业岗位分布在总人口只

占18％的郊区，而内城的失业率、贫困日趋加剧。(3)财政赤字日益恶化。马里兰州一项研究表明，如不能制止蔓延，至2020 年全州居民要在必要的基础设施方面多花100 亿美元。至今为止，美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出现了赤字或严重赤字。(4)生活品质下降。远距离小汽车交通耗费了人们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使老年人和小孩寸步难行；肥胖所致的各种疾病日趋严重并成为社会医疗系统沉重的负担；分散的布局使各类社区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离异等。 6.4 精明增长目标(1)城市发展要使每个人受益。(2)应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3)使新、旧城区都有投资机会，得到良好发展。 6.5 基本做法(1)保护绿色空间以维持清洁的空气、水源，为每个家庭提供步行、游玩和休闲场所。(2)强调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改善道路规划，扩展多种交通模式，解决拥堵。(3)鼓励市民参与规划，以创造一种社区意识，营造归属感。(4)鼓励相邻社区间的协作，制定地区性发展战略，协同解决公共问题。(5)加强城市经济竞争力。一方面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来吸引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采取修改税法、住房补贴等措施，改变市中心退化的趋势。(6)强调开发计划应充分利用已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7)鼓励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反对城市蔓延。紧凑型的城市空间、多组团的结构最符合生态要求。(8)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多样化。美国精明增长的结语：一是务实，无论何种城市规划决策，必须要从问题导向。二是多视角，把城市看作是经济实体的城市、社会组织的城市、公共管理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城市，实现环境、生态、经济三方面公平均衡发展。三是可借鉴性，精明增长原则中的紧凑发展、土地混合使用、公共交通、防止城市蔓延等概念都值得我国绝大部分地方学习借鉴。四是法治原则，到2002 年底止，美国已有十四个州全部或部分采用“精明增长的城市规划立法指南”建议来修改法规。

[参考文献] [1]吴志强．百年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变的精神和责任—纪念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概念100 周年[J]．城市规划，1999，(1)．[2]王凯．从西方规划理论看我国规划理论建设之不足[J]．城市规划，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