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保险合同解释的合理期待原则浅析

保险合同解释的合理期待原则浅析

仵媛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合理期待原则作为“事后救济机制”，是保险合同解释中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是缔约说明义务不足或缺失时的一种补充。该原则规定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本文通过对保险合同解释的合理期待原则的探讨，期待对我国保险立法有所裨益。【关键词】合理期待原则保险合同格式合同合同解释原则

一、合理性期待原则的内涵

合理期待原则(Doctrine of Reasonable Expections)，即指“购买保险单的社会大众有权获取满足其合理期待所必需的保护”。合理期待原则是指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保障存在客观上合理的期待时，无论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明确地将所期待的保障排除在外，法院都应当保护该种期待的合同利益。

美国保险法学界大师Keeton教授在其《保险法基础》一书中，曾将合理期待原则总结为：“即使保险单规定的条款完全否定将投保人或受益人所期待的危险承包在内，但其就保险单条款所存有的客观上的合理期待仍须尊重。”1

合理期待原则是指保险合同的条款是清楚的，对承诺范围的限制是明确的，并不存在合同含义的模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被保险人所合理期望的保险范围不是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其理论依据是：保险入在保险交易所具有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优势应当遭到拒绝，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客观期待应当给予落实。

二、合理期待原则在英美法系的使用及评价

合理期待原则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美国根据这个原则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裁判，法院在适用合理期待原则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合理期待原则只有在保险合同条款或术语模糊不清时才能适用。

采纳这种做法的法院只有在保险合同条款出现模糊时，才保护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在保险合同条款不存在疑义的情况下，这些法院通常情况下不会做出与合同条款相反的裁判，无论条款的规定是怎样的不公平。这种方式与传统的疑义解释原则密切相关，当一个保险合同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合理解释的时候，合同条款就存在着疑义在“反作者解释规则”下，合同中的模糊条款应当按照不利于条款拟定人的方式进行解释，因为条款拟定人本来可以避免使用含义模糊的条款，在上述两方当事人之间选择条款拟定人来承担不利后果是非常公平的。这种利益衡量的方法也被法院用作保护条款拟定人相对一方的合理期待。2在这种模式下，当对产生事故后的损害赔偿是否属于保险公司承保范围之内进行判断进而发生争执时，法院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以澄清双方的争议，须遵守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能通

1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孙宏涛《保险合同解释中的合理期待原则探析》，中外民商裁判网，http：www．zwmscpw．com／list．asp?unid=4604

过合同解释而重新产生协议。当合同内容清晰明白地表现当事人的意图且不存在其他的合理期待，法官便不能进行合同解释。同样地，如果当事人的期待与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清楚表现的意图相矛盾，从客观上而言这种期待不能称为合理期待，故合理期待原则仅限于保险合同中的条款有疑义的场合。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必须首先对保险合同条款作出是否“模糊”的判断，这是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前提条件。若合同条款清晰明了，法院应该按合同内容作出裁决。而对合同中某些术语是否模糊或有疑义的认识便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官从一个“普通的理性的人”的视角来审视合同条款是否模糊，如果存在疑义，则按照投保人的合理期待来解释合同。

我们不难发现在此种模式下，合理期待原则得以适用的大前提在于：保险条款存在疑义。这无疑与不利解释原则之适用条件相重合。我认为，在此模式下，合理期待原则并未起到其事后衡平的作用。同时，由于适用条件完全相同，在保险条款出现疑义的场合，究竟是适用传统的不利解释原则还是所谓的“新兴的合理期待原则”将难以取舍，有损司法威严。

2、合理期待原则仅在保险人获得不合理利益时适用。

这种模式是以保险人是否在保险合同中获得不合理利益为标准来决定合理期待原则的

适用与否。所谓“保险人获得不合理的利益”，实际上是指被保险人因受保险合同名称或条款等的误导，错误的认为保险合同包含被保险人预期想要得到的承保范围，而事实上保险合同的明示条款将某些事故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保险合同本身在法律意义上讲并不存在疑义，但从一个普通的保险相对人看来，该合同实际上存在模糊之处。这种场合下，适用合理期待原则的理由非常简单：与消费者相比，保险公司拥有强大的磋商能力，因为它们掌握了有关承保风险的本质和发生概率的重要信息，并且可以使用专业性的术语来定义上述危险或将其排除在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之外。

3、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排除合同条款的执行。

法院对合理期待原则的第三种应用是为了避免执行合同条款，无论该条款如何明确。有学者将这种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方法解释如下：被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产生某种合理期待，这种期待可以推翻任何保险合同条款的规定，无论上述条款是如何的清晰。由此看来，合理期待原则的理论引导着保险法向一个新的领域前进，这与由保险合同的内容决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传统理论完全不同。

后两种模式适用的最大的进步在于，它们将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传统合同解释未曾涉及的领域——合同条款清楚明了，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就有合理期待原则适用之余地。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的适用范围更窄，合理期待原则仅在保险入获得不合理利益时得以适用，而第三种模式的适用范围则更款，它仅用宽泛的“保险合同目的落空”作为合理期待原则适用的前提，这大大扩展了保险合同解释的对象范围，更增加了合同解释的随意性。3

在英国，合理解释原则却没有被广泛使用。英国司法界认为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的明确的情形下，是不能产生合理期待利益的。该原则没有限制地援引，无异允许法院可完全忽视保险单的规定，而为当事人另外创设一种新的合同，所以其导致了司法裁量中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司法的干涉主义。

合理期待原则补充法律的漏洞，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法院对保险纠纷的审判倾向，并逐渐成为一种打破传统的保险合同解释原则。但是，合理期待原则存在下列局限性，使该原则不能为保险消费者提供全程保护：

1、“合理期待原则”发挥作用的区间在于保险合同双方发生争议并诉诸法院以后，法院被动、消极地适用这些规则解释保险条款，以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因此，它是一种“事后救济机制”，是在缺乏合同前及缔约时的“预先机制”或“事前救济机制”情形下不得以

3樊启荣《美国保险法上“合理期待原则”评析》，《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

的一种做法，不能真正全程性“优先而周全”地保护消费者。

2、“合理期待原则”采取弃合同条款于不顾的违逆常规做法“生造”出一保单之外的“权利”，不论保险单文义如何规定，只要保险人承担的危险是被保险人正当而合理的期待，那么被保险人的正当和合理期待就不容被剥夺，被保险人的订约目的亦不容落空。这无异于代替当事人在诉讼阶段重新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司法权力”重新分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这种做法可能会减损保险人对缔结合理保单条款的热情，因为无论保险人怎样努力拟订的保单条款，均可能在诉讼时为法院以“合理期待”为由裁定无效或不予适用。

3、法院援引“合理期待原则”的条件并不一致，宽严尺度的把握及适用的结果均存在差异，以至于难以预测。何况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很容易产生同院不同判、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4、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使保险案件的裁判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保险成本，并拖延了索赔争议的解决。由于法院对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保护，导致保险公司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对索赔争议解决的拖延。除此之外，面对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保险业加倍努力重新起草和限定保险险种和承保范围。被保险人现在处于两难境地，面对更加谨慎的起草和限定的、很少有解释余地的合同，被保险人过去从法院对过时合同条款进行宽泛解释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付出过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得不偿失。4

5、合理期待原则的适用忽略了商业保险合同中当事人之间的缔约意图。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允许被保险人获得保险赔偿，即使上述赔偿可能是一个理性的投保人在阅读保险合同时根本不会期待得到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法院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即使保险合同的除外条款已经明确无误的将上述赔偿责任排除在保险人的责任范围之外。

三、合理期待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确立的探讨

在确立和改进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的模式中，要科学借鉴各国立法经验，应当看到，无论是美国广泛使用的合理期待原则，还是大陆法系传统的不利于保险人解释，都有各自的特色，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伪存真，而不能一味照搬照抄。

《保险法》第31条明确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做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合同属于有名合同，因而保险法中没有规定时，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适用合同法。我国《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取非格式条款。”可见，《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是：第一，通常理解解释原则；第二，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原则；第三，非格式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原则。可见，我国的《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争议条款的解释仅确立了一个解释原则，即：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原则，也就是“不利解释原则”。

另外，《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而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合同解释并无明文规定，只给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公平合理、诚实信用、不得违法以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由此，我国在立法上对于保险合同的解释作了兜底式的规定。即从保险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结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有：

1)文义解释原则，就是按照合同词语的字面的正常含义来解释保险合同。

2)真实意图解释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订阅的真意。

4【英】M·A·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3)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原则。

4)批注优于正文，后加的批注优于先加的批注的解释原则。一般而言，批注是为了适应不同投保人的需要而对拟定的保险条款作出的修订。根据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批注的效力应优于正文；而且后加的批注优于先前的批注。

5)对于合同的疏漏按有关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给予补充。

6)如果疏漏的条款没有规定的，则依据商业惯例、国际惯例、公平原则等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我国保险法修改并没有将合理期待原则纳入我们的解释体系，我认为，这是比较理性的做法。一是这一原则本身有相当的局限性，前文已有所论述，在美国也引起了争议，不少州法院持质疑态度，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使用合理期待原则。另外也是与我国保险业发展阶段的初期性相适应的，我国保险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保险监督体系、保险法律体系以及保险公司的运作都还有很多不尽完善之处，对于这一争议尚多的“合理期待原则”，我们不能盲目引进，而是应当继续深入研究。随着我国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和保险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可预见的将来，合理期待原则的有益之处必将为我国保险立法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