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容忍与自由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案

注：教案按授课次数填写、每次授课均应填写一份。重复班授课可不另填写教案。

第二单元和而不同

胡适《容忍与自由》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和而不同”的思想；

2、了解“和而不同”思想对做人及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

3、学习胡适《容忍与自由》，理解“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

4、学习掌握《容忍与自由》论证上的特点。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了解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思想；

2、理解“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

难点：如何正确处理容忍与自由的关系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与手段】

多媒体课件讲授、讨论

【教学内容】

1、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和而不同”的思想；

2、“和而不同”思想对做人及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

3、胡适的生平及思想简况；

4、《容忍与自由》主旨及论述方法；

5、如何看待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

主要教学内容：

“和为贵”（《论语》）、“致中和”（《礼记》）、“中庸之道”（《小戴礼记》）、“中和之美”（《中庸》）、“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调耳”（《国语》），我国古代先哲的这些箴言，变奏出一支“和而不同”哲理的交响曲，是中华民族生活经验、政治经验、审美经验的宝贵结晶。

关于“和而不同”，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三无私，和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认为“和是合为一体”的意思是不妥当的。“和”不是“同一”，不是“一体”，“和”

与“合为一体”不是一个概念。“和”是差异、矛盾、不同甚至对立的事物通过一定过程的碰撞、冲突、接近、沟通、转化达到相对的统一。不同、差异和矛盾是运动的形态，是绝对的。“和”是相对的，是求同存异的过程，是相对的太和、中和、和合、和谐、和睦、和美、和平，同时，此一阶段的“和”，会有新的“不同”，新的差异、新的矛盾萌生，于是有新一阶段的“和”，高一层次的“和”，如此渐进、递升，乃至达到理想的“和”的境界——即便是到了那样的层次，仍然会有“不同”，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对“和”的一种解读。这就告诉我们：天下万物，差异、矛盾、“不同”是客观存在。不同民族、不同人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矛盾、“不同”是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人种）的文明差异、矛盾、“不同”是客观存在。这种差异、矛盾、“不同”，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本质的。所以一万年也要允许、肯定差异、矛盾、“不同”的存在。

孔子有两则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以“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与“同而不和”、“比而不周”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这两则语录，从两个层面对和而不同的要义作出了简明扼要的理论概括。一是思想认识层面。多样共存、多元并立，是自然世界与人世社会事物存在的一般状态，作为识见洞达的君子，要能够在正视这种客观存在的前提条件下和而不同，即正确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求取社会政治的和谐发展。而不应该像小人那样同而不和，无视矛盾的客观性，依附强权，屈从专制，压抑不同意见而把社会政治引向危殆。二是道德品格层面。君子与人相处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是在讲求道义的基础上谋取普遍的团结与长期的和谐，能够求和而存不同，有容人的雅量与坚持己见的操守。而小人则同而不和，比而不周，为利驱使而朋比为奸，追求少数人的一时利益，不能容人，屈服于权势。

“和而不同”给我们提供了做人的准则，与人相处如此，那么治理国家呢？

《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记载晏子和齐景公关于和与同的区别的对话，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思考社会关系或者政治关系的最高境界。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和”、“同”两个字在古代的基本含义。同，《说文解字》云：“同，合会也。”段玉裁注：“口皆在所覆之下，是同之意也。”和，《说文解字》云：“和，相应也。”从禾从口，本义应当是和声的意思。

从构词之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同”是没有差异的，完全同质的意思，“和”则是不同声音的组合，彼此是不同的，有差异的，然而又在更高的层次上构成新的统一。

译文：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随侍与遄台（今临淄县西五十里），梁丘据也乘车疾行而至。景公曰：“只有梁丘据才是与我相和的人啊！”晏子对曰：“他与您不过是同，怎么能算和呢？”景公曰：“难道和与同竟然不是一回事吗？”对曰：“当然不同了。‘和’就像浓浓的肉汤，要用水、火、醯（即醋）、醢（肉酱）、盐、梅（古人以梅做调料）等诸多烹饪的不同要素，来烹制鱼肉，要用柴禾烧火，厨师来调味，使酸咸适中，味道不足，就多加一些，味道过于浓的，就让它淡一些。君子食用这样的肉羹，以平衡心智。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君主肯定的东西，如果有不对的，臣子应当把自己的反对意见贡献给君主，使君主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君主认为不对的东西，如果有对的地方，臣子应当把其中有道理的意见贡献给君主，以便让他能够国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政治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稳定，不冒犯人民，使民众不会因为怨恨而产生叛逆的想法。《诗经·商颂·烈祖》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亦有和羹，调和完毕。神享无言，朝野无争）正是先王（殷中宗）通过调和各种滋味、谐和各种声音，能够使内心平和，在政治上大有成就的原因。音乐和食物很相象，需要气（以下括号注

解均用杜预注。气息）、体（配合音乐的舞蹈）、类（诗之类别，如风、雅、颂）、物（制作乐器的各种材料）、声（音调）、律（声音之清浊、高下）、音（音阶）、风（各地的音乐风格）、歌（歌唱？）等不同要素，来共同完成；还需要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周即密）这些不同的变化来相互调节、补充。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使心境平和。内心平静，德业和睦，所以《诗经·豳风·狼跋》有赞美周公摄政的句子‘德音不瑕’（德行和音乐一样没有瑕疵）。而如今梁丘据就不是这样。您肯定的，他也跟着肯定；您说不对的，他也跟着不同意。就像单纯用水来加水，做出来的，就不是食物，谁能吃呢？又像琴瑟只有一种音调，还成什么音乐，谁还能听下去呢？君臣之间不可求同的道理就是这样。

这篇文章主要从国家政治的角度论证了“和”与“同”的本质区别。晏子认为，君臣之间的和，不是不分黑白、混淆是非的和稀泥，而是要承认矛盾存在的客观性和不同意见的合理性。君可则献其否，君否则献其可，君臣之间，应允许存在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在彼此充分发表各自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和，才是国家政治之间的应有状态和理想境界。而“同”则相反。“同”否定不同，回避矛盾，不允许不同意见、不同认识的存在及发表。如梁丘据之同于齐侯，乃是为利益驱使谄媚君主，不说真话实话，影附响随，以保持表面上的一致。这不仅表明臣僚人品的低下，也容易助长君主的专制思想，这样的“同”，与“和”是有天壤之别的。

文章以厨师和羹与乐师操琴的双重比喻反复论证主旨，形象生动，使人易于感知和接受，也使所论显得精辟透彻，富有哲理启迪。

《国语》中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议论，闪烁着民主思想的精华，但是周厉王一点也不接受，而且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仍不断步周厉王的后尘。这就告诉我们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并不难，而真正付诸实践并非易事。真正能够做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者鲜有。

讲求“和而不同”，不仅需要辨证思想，更需要宽阔的胸襟。只有胸襟博大，才能真正坚持正义和公平，才能真正做到理解和宽容，而宽容是获得自由的重要因素。用胡适的观点说就是：“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实验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些名言出自胡适之口。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胡适去世，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胡洪骍、洪马辛、嗣穈，字希疆，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学名洪骍，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他的故乡是安徽绩溪上庄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进行研究。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宣传个性自由、民主、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

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虽然胡适并不崇拜孔子，但是他《容忍与自由》一文中的观点与孔子“和而不同”观点异曲同工，他与孔子之间的相处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背景简介

《容忍与自由》最初发表于台湾出版的《自由中国》1959年3月14日第26卷第6期。

《自由中国》是胡适与雷震(1897—1979)于1949年共同创办的政论性半月刊杂志，胡适担任发行人，雷震负责实际运作。据曾在《自由中国》任文艺编辑的作家聂华苓说：“雷先生从大陆到台湾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适商量创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国》是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写的。1949年《自由中国》创办时，他人在美国，却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虽不情愿，也默认了，也为一小撮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撑腰。《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见《雷震与胡适》)

《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和宪政，批评时政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在当

时思想文化界有重要影响，并成为销量最大的政论刊物。由此引发了执政当局的不满，1960年《自由中国》被查封停刊，主编雷震则被拘捕判刑。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正在美国开会，在答美联社、合众社记者问时表示，雷震案不应由军法审判。在日记中则写道：“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胡适回台湾后接见记者，认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为表示气愤，胡适说此话时还用力拍了一下桌子。

胡适此文的发表与查封相隔了一年半的时间。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胡适文章的立意显然是针对查封行为的时代背景的。

内容述评

《容忍与自由》中，胡适以母校史学大师布尔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为起兴，不仅深表同感，而且认为它“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顺着布尔的思路，胡适进一步发挥并引申出自己的观点：“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胡适的话换一种表述即是：因为容忍是自由存在的前提，所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打个比方来说，容忍是“根”，自由是“花朵”。胡适为布尔的那句格言寻找到了立论依据，并赋予了理论色彩。

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著称的胡适，为什么舍近求远，迂回曲折，放下自由的直接张扬，间接地倡导起容忍的精神了呢?这和年龄有关：“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是一个人的思想与年龄互动的有趣课题，从根本上说，是老年人与青年人心理特点不同、社会经验差异所形成的。胡适写本文时已68岁，他以自己的思想经历来阐释其中的道理。首先，青年人血气方刚，容易冲动激进。“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都说明青年人长于积极进取而欠缺冷静反思的思维特点。相对而言，老年人较为心平气和，思考时较能客观周详。其次，青年与老年在知识积累、认识能力上是存在差异的。胡适以自己为例，“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等例，都说明知识的局限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再次，人生经历对思想的影响。胡

适之所以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这是他的社会认知与知恩图报心理。青年时期往往更多地关注社会的负面而对现实强烈不满。对于胡适的个人经验之谈，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容忍胡适的主要是他的“无神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历来是多元和宽容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等革命思想在旧时的中国社会的境遇，胡适的“社会容忍论”就未必能够成立。

胡适立论的另一个依据是历史经验。他从西方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自由与容忍的关系，提出“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的结论。尤其举出新教领袖高尔文起初反对罗马旧教的不容忍到执掌大权后自己对异端不容忍的例子证明之。胡适的独到之处是分析不容忍态度背后隐藏的群体心理根源。其一是人类普遍的共性，或曰共同人性，它是“喜同而恶异的”。对于这一点胡适没有过多的发挥，因为喜同恶异并不一定导致暴力与杀人。其二是“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这是胡适阐释的重点。宗教专制主义信仰一神论，认为自己代表了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上帝的旨意，而反对自己就是反对上帝，就成了上帝的敌人——魔鬼了。宗教时代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绝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一元论依然存在。陈独秀当年的“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就是一例。专制主义、极端主义生长的土壤就是不承认自己的可错性。人不是上帝，任何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因而具有认识的局限性和出错的可能性。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可错性，才会有开放的心态、对话的愿望和容忍的态度。胡适对容忍的强调在当下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们所处的多种文化的世界和多元化的社会要实现和谐与发展，必须做到“和而不同”，必须根除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之是”的狭隘、极端的认知态度。

至于如何达成社会的容忍态度，胡适的应对策略是人人将心比心，从我做起。这道理永远是不错的：人人都有容忍的态度，社会还会不宽容吗?但实际上他却回避了当时台湾国民党威权统治不宽容的尖锐问题。并非胡适对当局的不宽容没有批判之心，事实上这篇文章就是对台湾现状有感而发的，只是胡适为人处世的中庸平和、世故老到，令他只能说到“戒律自己”为止。

艺术赏析

对于论说文来说，逻辑的清晰明白、论证的充分切实是最重要的。本篇的论题是“容忍与自由”，也就是要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核心论点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就将容忍与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前后关系、重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和非常概括。全文支撑核心观点的有三个分论点。其一是“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体会加以证明，并有虚有实、虚实结合。详实交代的是他十七岁上写的短文、《王制》的原文以及今日的反思，对于“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则以虚写带过，多议论而不罗列事实。其二是“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因为难得、稀有，容忍才比自由更为重要。这就是胡适与上文观点呼应的逻辑思路。从论证材料方面来说，胡适从个人角度转入了历史角度，既以西方宗教史上高尔文杀塞维图斯为例，又以五四时期他与陈独秀之间的一场争论作佐证。重点则是探讨容忍态度难得、稀有而不容忍态度四处长期泛滥的根源。其三是“戒律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作为行文秩序，它与上段陈独秀的引文相衔接显得自然贴切。从逻辑关系而言，则是针对上文揭示的不容忍态度的一个解决方案。尽管文末这段文字不多，亦无过多证明与发挥，却对全文起着画龙点晴的作用，不仅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普遍价值命题落实到当时现实社会的语境，而且把抽象的理论提升到实践操作的层面。

本文的另一特色是将理论命题具体化、个人化。理论是灰色的，而个人的经历与思想总是具体的、独特的和生动的。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思辨往往因行文枯燥乏味而吓跑普通读者，而个人性的往事回忆却可能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灵距离。胡适深谙此理。他没有对“容忍”、“自由”下定义，没有作学理上的溯源，而是谈与布尔的交往，与陈独秀的争论，以及自己青年时期的犯错。尤其是对“少不更事”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更能给读者一种坦诚与亲近感。其实，本文还有更深一层的契合，即论证形式与观点内涵在个人性的旗帜下的有机联系。胡适以个人经历证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如何做到容忍的态度时，他还是提出个人性的“戒律自己”。这似乎是将自己从不容忍到容忍的思想转变来为他人树立一个样板。

本文也体现了胡适一贯的文章风格：言之有物，明白清楚。胡适的文章，粗

看总觉得平平常常，没什么吸引眼球的鲜明的艺术风格，既不古朴高雅，也不华丽时尚，都是大实话、大白话。然而细细体味，会感到这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议论文体，说理剀切详明，行文自然流畅，与读者交流起来毫无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这自然也是一种风格，只是读者往往专注于内容的接受而体会不到它的好处。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曾提出八项主张，第一条就是“须言之有物”。后来在《什么是文学》里又论述了文学的“三个要件”，指出：“第一要明白清楚。”胡适是不承认“纯文”与“杂文”之类的分法的，他认为任何文章、主体只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大类，而“文学的”首要标准即是言之有物，明白清楚。言之有物，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明白清楚，就是“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即“懂得性”。胡适的文风是他一贯主张的实现。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写好文章的“底线”。

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首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瑞典学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从2500年前孔子学说中汲取智慧。”这个发言据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报导，是与会者经过四天讨论所提出的结论之一。

20世纪末21世纪初，众多政治文化精英均涉及这一话题。俄罗斯孔夫子基金会主席，有“莫斯科的孔夫子”之称的列·谢·贝列罗莫夫认为：“俄罗斯21世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决策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了解孔子学说的精髓。”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基东认为：“儒教哲学的核心在于人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相调和的中庸思想，这样一个中庸思想可以复活为引导21世纪的新的精神。”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汤比因则宣告：“21世纪，如果不能以中国儒家文化，取代西方科技文化，成为世界的主导，那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

众所周知，21世纪，是危险和希望同在、机遇和挑战共生的世纪。随着世界搭上高新科学技术的快车，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甚至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撞击着人类的思想、灵魂，检验着国际社会的形态、制度和秩序，考验着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

无可否认，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国际和人类相依相存的关系，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任何一件新闻在第一时间传播至全球。由于国家（地区）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利益是那样广泛，海洋、高山和空间已不可能阻隔此岸或彼地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行不通了。本世纪初美国“勇气”、“机遇”号登上火星，中国载人飞船笑傲太空，无不使全世界振奋；本世纪“艾滋”的蔓延、毒品的流行、气候的病变，乃至“疯牛病”、“萨斯”、“禽流感”的爆发，无不使全世界震惊；本世纪“恐怖主义”的升级、伊拉克战争、朝核事件、印巴冲突与和解，无不使全世界关注。

从发展的乐观的眼光看世界，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必然归宿。全球化的趋势，已使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科技、经济、文化等种种成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求全世界团结、友善共同应对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自然（高温、干旱、严寒、洪涝）、资源（特别是水、能源、粮食）、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生态（特别是人类居住环境）灾难；形势十分严峻，需要世界规范和确立各个国家（地区）都能接受或基本接受，都可操作的一个共同的思维和行为准则。

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学说，特别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光辉思想，对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起到指导作用。蔓衍至族群、国家治理者也是一样的，这个思想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共同关注。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质上都是“同而不和”的产物，都是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妄图称霸世界、统治世界的产物。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人类应该从中取得教训，并永远以其为鉴。在当今世界，在面临危机和灾难之际，正如前述国家政要、文化精英所宣言的那样——“和而不同”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联系到当今社会，单边主义，由此而生发的如经济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政治霸权主义、军事霸权主义盛行，是与“和而不同”思想相违悖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国际的地区的单边主义及由此衍生的种种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是罪恶的根源之一。以“和而不同”为试金石，人类应该清醒地看到其危害。

另一方面，诚如美国专栏作家卢·多布斯在2004年2月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是21世纪的特征”。“两者所表述的都是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展合作”。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虽然和孔子的“和

而不同”的思想学说仍有一定的差距，但“多边”是“和”的条件，“多边”本身否定了一边说了算，一边自行其是，一边天马行空；“多边”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创造了条件。对话和沟通，才能推己及人，才能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才能象伏尔泰说的那样，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飨刻在每个人的心中，从而达到双赢或多赢，达到“和”，而不会复蹈单边的零和游戏。

2002年10月，在美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重要演讲，江泽民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江泽民同志为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学说在21世纪的作用作了极为精当、确切、卓具远见的说明，昭示了以中国为其中一分子的众多追求世界稳定、和平和发展国家的共同立场，堪称21世纪追求世界稳定、和平和发展的最强音。

综上所述，“和而不同”，无论是对处理人际关系或国际关系，还是对活跃思想、清明政治、繁荣学术，都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更深刻地领会和运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造福。

讨论、练习、作业：

1、从现代观念看，“和而不同”思想是否仍有借鉴意义？

2、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吗？试开展辩论。

3、阅读《儒家哲学之精神》、《说真话》、《话说幽默》等名篇。

参考资料：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雷震与胡适》聂华苓 (章立凡主编《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5、《宽容》 [美]房龙三联书店 1985年版

6、《文艺上的宽容》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

岳麓书社 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