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绵之方剂讲义
.
0总论
什么叫方剂？是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的基础上，选择切合病情的药物，酌定合适的用量，也就是定量，通过一定的规矩，配伍组合，规定剂型，说明服法，这是方剂的一个主要精神，这个概念是根据中医辨证论治提出的。
一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
方剂的形成发展：方剂形成很早，具体是何时，何人所为，尚不能查。从历料上看，方剂的发展至少在周以前，在发展药物治病后，积累经验，从单味发展为多味治病，在多味治病中逐步摸索出一些东西，知道了如何配伍治疗最好，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方剂形成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知识、工具，才能有方剂的产生，从生食到熟食，有这些条件为方剂的形成提供基础，在周休《礼记》“君有疾饮药，臣先偿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偿之”。可见当时已药煎后饮用，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药有无毒性，尝不明了，故先用人偿之。《史记·仓公列传》及《流沙阴简》中见出有方，如长桑君教扁鹊以“禁方”，禁方乃自己的积累的方剂，不轻易传与人，扁鹊治病人假死时，用了“八”之剂和煮之，说明当时方剂已具备了一定的形式，也有一定的道理，证明这些方不将药物草率的堆切，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目的，更主要证明了这一问题。在《内经》中，关于治疗原则、方法、方剂配伍组合的一些理论，都有很多记载，说明到了《内经》时代，方剂的理论已经成熟了，此处成熟并不意味完善，从开始到定形，已经把它当中经验的东西抽取出来，总结成为比较有系统的理论，所以说它是成熟的，在《内经》虽只记载了十个方，但这十三方还是相当原始的，有的还是单味药，有些方用药简单，从此可能会疑问，理论发展到这样地步，为什么没有方？因为古代著作，从《汉书·艺文志》中看出，它是分开的。《内经》是医经，有七家，经方比它多，有十一家，所以在《内经》中少，还有更多的，虽没传下来，但有记载，在那里已积累相当的资料，形成了理论，在此以后，更进一步是张仲景的著作，记载了相当多的方，有314方（除去重复及后世的附方），从方的数量、药的数量及剂型上，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又有很大的发展。应特别指出的是，仲景方有它的特点，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换一药便是另一方名，加减一些剂量是另一方名，证有所不同，方便有了改变，而经过后人的研究，这些方的配伍当中，有相当的经验和道理，从方剂来说，它的立法、用药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为我们后人学习和研究方剂提供了很宝贵的东西，后人不仅尊之为“医圣”，而且称其书为“方书之祖”。
从发病原因分析、探讨，对病因病机，隋代的巢元方《诸病源侯论》侧重谈病的发生、特殊症状，由于这样的发展，促进了临床各科的发展，促进了用药物治病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就更多了，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是到了后来，在这些方书里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是海外来的，如婆罗门，它不是咱们的名字，是南洋的，由于交通的发达，中外的交流，各种各样的文化、物产，也扩大交流，包括了外来的医药药方。在祖国医学的遗产中，包括了一个部分是吸收了外来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些外来的东西不是拿来的，而是融合起来的，是融合在祖国医学的系统里面，很明显，不仅善于吸收，而且善于有机地将其融合要一起也
是中医的一个传统。
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他们能收集对的，经它们的选择加以分类整理，另外引用历代著作的理论，《内》《难》《伤》《金匮》《巢氏病源》等加以论述，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专门的方剂书籍，当中可以看出用药的精神与伤寒没有太大的变化，《伤》侧重用辛温，“寒为阴邪，伤人之阳，保护阳气”，用温热，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伤》的六经辨证，辨证论治，有理到法，从法到方，从方到药，理法方药全了，而这里着重谈方，这是主要的方书。《肘后方》比较简单，用药基本上跟《伤》精神没有太大的变化，是治疗表证，但已经用清热药与其配合，也开始有了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剂。从这里可以看到用药的发展，结合药物的发展，由于治疗中积累经验，由于药物的不断发现，使用药物的增多，使用药物的方法理论更加发展，到这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方剂的形成发现，也有个“风格”的变化，最明显从宋代开始，习惯上讲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另外还有对药物理论的研究，从宋开始，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从张元素开始研究，过去说药物的性味、归经、功用，但它为什么产生这些功用，为什么能归经，对这理论的阐发从宋开始。宋时战乱多，生活不稳定，病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人体的影响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还有就是宋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也比较重视，知心民众，实质上是为了长生，讲究炼丹、服石，同时收集了民间各种有效方剂。从宋中叶开始，将药材作为封建统治的专利、专卖、垄断，随着医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从整个医学的发展中，方剂也得了相应的发展，而由于方剂的发展，又促进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在医疗实践中，方剂的发展使得方法更多了，在这时期，辛凉解表的方剂开始形成，表里同治的方剂比较多见，《伤》仲景是先表后里，是非常严格的，表证先需解表，张也提到表里同治，辛温加辛凉的问题，如加石膏等，但这些方面的应用比较少，不像在宋代比较多，不仅是辛温与石膏等的配伍，而且发现的药物增多，也开始用辛凉解表的药物治疗，由病理、人的体质、人们对病的认识的深入，在用药上看起来味数多了，但它的主治配伍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是随便的加减，它还是有机的配伍，药多理不乱，由于对疾病的认识深化了，考虑的面比较全了。宋开始对过去的方进行了理论分析，成无已对《伤寒》进了解释，在《伤寒明理论》中讲了20多首方，完全用《内》的理论来解释，说明这方为什么能治这病，这方为什么这样组成，它的配伍的道理是什么，它内在药物与药物之间的联系有什么东西作了一些说明，从这以后方剂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了，对方剂理论分析的书籍多起来了。宋以来的方书多，不单是时代性问题，也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流传的比较多。另外，促使方剂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温病学说开始萌芽，方剂的治疗方面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温病当中强调的是阴液，特别强调的是救阴液、保阴液，与《伤》保阳气不同，保阴液并不是否定保阳气，救阴液也不否定护卫气，只是侧重面不所不同，由于接触的病接触的具体情况，具体实践的对象不同了，所以强调的侧重面不同了，正因为这样，促使了方剂的进一步发展。金元四大家在他们各自的学说当中，有它独特的发展，刘河间善用清热，他研究《内》结合当时的实践，认为病机十九条不出一个火字，“六气皆从火化，皆从热化”，主张用寒凉，用寒凉并不等于它不用别的药物治病，而是他有用寒凉治病中他在自己独特的经验，从理论到实践他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也就是在理法方药都有特长，如地黄饮子，不仅是寒凉的问题；张子和主张用汗、吐、下，人称“攻下派”；李东垣主张调脾胃，从脾胃立论，侧重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后天为本，认为人的饮食亦为气血，人体的营养从脾胃而来，先天所有的东西很有限，而人所伤，脾胃为主，创立了脾胃学说，同时创立了许多方，具有代表性的是补中益气汤，也就是在临床上提出的“甘温除大热”的问题，这对后来治疗内伤杂病影响很大，在这个学说上确有成就，除此之外，他也擅长治外科病；朱丹溪特别强调相火，他对相火的研究比较深，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水不二火（君相二火）或五火（五脏之火），主张滋阴降火，与其说其为滋阴派，不如说其为降火派，用一黄柏就是大补阴丸，从这一角度，他认为降火就是滋阴。四家各有
特点，但本身的学说独特于一个面，并不局限于这一方面，它整个是从《内》《难》开始，到后世的一些著作，对药物的研究，四家学派的产生跟当时的药物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对药物的分析，比以前来说更加细致，这就给后来留下有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学术之争，如果用得不恰当，也会造成一些坏处，偏执一见，在临床中都是错误的，我们要辨证论治，不能证病跟学派来生、按我的擅长来生，而应根据病人的病来分析、来治疗，对四家要有正确的认识，把其长处结合起来，不能抓一家，否定其他家，而就其本身的学说，也不是完全完整的，特别刚才提到的丹溪的降火滋阴的问题，张子和汗吐下三法，他认为治疗以攻邪为主，邪去正自安，实际上三法包括很多内容，常超出此三法的内容，正如我们讲八法，细分很多法，只是归纳起来而已，简单理解是不行的。
自宋以后，方书更多，论方剂理论的书如《医方考》，对《伤》方阐述的医家也很多。历史上最大的方书是《普济方》，《本草纲目》方剂也很多，它不仅阐述了一些方剂理论，对药的解释中论到方的理论。
方的理论在《内经》里很多，有一些是治则、治法，过去在名词上没有区分，现在我们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治则指治疗疾病当中都必须遵循的东西，如在基础理论中，治病必求于本，正治、反治、标本、因时因人因地制宜，这些不管治疗那一个病，都需以此为原则来加以考虑。治法是针对具体证、具体病来进行的，法可分很多，***下有许多小法，把汗法说成解表法还是不恰切的，汗法中有许多方法来发汗，在《内》中就有不用药物的发汗法，“渍形以为汗”，可能用热水，可能用药煎，对虚人感冒，补中益气汤方歌中，“阳虚外感此方施”，通过扶正的途经治疗，现在有扶正解表，法有大有小，法针对性很强，有具体的对象，治法与所辨得的证应是相对应的，表证解表，表寒辛温解表，表热辛凉解表，是对应的，气虚外感，则益气解表，阳虚外感助阳解表，再小的一个方子都有它的治法；也可以包括几个法在里，泻下救阴时用大承气汤，黄龙汤既益气又补血，既有人参，又用当归，是补法加泻法。到了后世，邪实正虚可用扶正药加入，加用益气养血药，也可用清热滋阴药，或者益气滋阴同时用，这是从《伤》三承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感冒，表证固然有典型的表寒表热证，表寒用辛温，表热用辛凉，可是也有一些由于人的生理条件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往往在疾病过程中不能辨是表寒或表热，因此在用的时候当寒热相配，而在《伤寒》中用麻黄，桂枝，或者大青龙，那里没有一种辛凉解表，而现在大青龙等用的少，是因为其他的药丰富了，这些问题说明方剂是发展的。
经方、时方的问题。对经方，一说仲景为经方，一说唐以前的方为经方，对此了解一个概念就行。自唐以后用药的风格，随药物的丰富，理论的提高，疾病的变化，开始不同，各有所宜。
方剂理论，在《内》里很多，有的是治则，有的是治法，专门对一个方剂进行理论性解释始于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中把20个方作了细致的理论性的论述，这可以说是方剂理论著作的第一篇，从这以后逐渐多了。对《伤》证所对应的方也多了，对这也有了争鸣，实际上也就是方剂的发展。《医方考》专门解释方剂，针对证解释方，有其特点，也有不足之处，同样的方可用于不同的证，可以说是异病同治，实际上用于不同的证、不同的人，它的配伍用量、配伍的君臣佐使上总是有所变化的，吴昆在后一问题上说明白的，在前一个问题还不够，从这儿开始可以说是方剂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加强了方剂的论理性，是把方剂的配伍组成，从理论上说得更清楚。从这以后，便多了起来，《名医方论》《绛雪园》等，从明以后多，这与历史的发展相应。
方书争论最大的难点是方书分类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解决，从已有的分类方法看，主要有几种。《五十二病方》所谓分类，既无顺序，也无分类，到《千金》《外台》既有病科分类，又有脏腑分类，《千金》分小婴儿方、妇科、大脏六腑、虚热寒实；按病：《伤寒》，从此方剂分类有了框架，后世分类大体上在此基础上变化。另有分类是按治法，这种分类的书
不多，如明《景岳全书》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用药如用兵，药就是兵，遣兵调将布阵，讲究王者之师，讲究王道，这在中医治病中是一个特色，也是个优势，是根据中医整个理论特点而来的，它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在从《内》理论中明确看到，它治的不是机械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简单地说，中医强调七情为病，与社会发生关系。中医的整体观，人是一个整体，社会自然又是一个整体。中医的特点在于它治疗的是社会人，因此不是以单一的治病为目的，既要治病，还要治好人，不能为了治这个病同而造成另一个病，不能因为治疗这个病，而造成他的生长发育障碍，不应给他其它各个方面造成损害，这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基本思路。当然在抢救危重的病证，在治标时，那又是一种情况。但总的来说，中医讲治标不忘本，主导思想是不离开人。如五味子仁可降转氨酶，但从观念的整体来说，也造成害处，就是一停药就反跳，反而比以前还高，加大量可再退，反复几次最后就无效，给其他药治疗也造成困难，对病也是愈反复愈加重，这就相类似如镇痛既止痛，是为有效，但并不是所有使用镇痛剂止痛都是有效的，很明显的阑尾炎腹痛用镇痛剂是危险的，说不定要出医疗事故的，因为掩盖了他的症状；而中医不是这样，辨证审因，而后来论治。张景岳引用王元正的“见热不表热，无汗不发汗，见血不止血，见痰休治痰”，强调仍是治病求本，讲的是更深一层的道理。我们在临床上治病，已不单纯是科学性的问题，已上升为艺术性的问题，中医处方往往不能统一，在过去往往是一种说不清的怨枉，实际上这正是中医的一个特点，一个优势，内容丰富，方法多样手段各种各样，虽人所掌握的方法不同，但它可达到相同的效果，而临床上辨证后，他要精雕细啄，不仅要对病清楚，而且对人也要搞清楚。过去医时，对此不理解，明明把烧退了还要挨批评，过去讲伤寒病现在讲温病，在看这种病时，不是看你是多快退烧的，不是看这个病的全过程是多长时间，把病治好后3个月的情况如何，还要把这个病人原来的病合并治疗，病好以后的身体比以前还要健康。这里着重强调治病不要忘了人，用药不要只取一时之效，治病必求于本，尽管我是针对某一个问题，但不忘他的本质所在，我当前解决的只是一个问题，特别现在内科复杂的病又特别多，我们要逐步解决，总的我们要知道他的本在哪里。
八阵是按治法分类，真正的八法，作为分类，象张景岳归纳这么多的方子方书还少，八法很早有人提出来，在注解伤寒论时就有人提，在一些理论性书中已经提到了。
要明白一个概念，以法统方并不是指方剂的分类，它是指“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统是统帅，是指导用药。
《和剂局方》是称门，补益门、火门、风疾门等，他也是很难把所有的方剂包括进去，它还是有儿科、妇科，现在成药中还有沿用这样的方法。《局方》是历史上国家颁布的成药典，从解放后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有药典，才有中药的药典，宋当时将药典发到各个行政区去，医生按此用药无误，药铺按此配成散剂、丸剂等，《局方》特点：其中绝大多数方剂虽然不都是古方，它是通过从各地征集而来，都是行之有效的，缺点是适应证写的比较复杂，甚至带有宣传性质，或者是广告性质。今后在研究方剂时，看《局方》应注意这一点。但也有一些方子比较荒诞，有一些所谓的怪药如乌鸦等。
还有一分类法就是作用的分类法，它既包括了治法，又包括了病因，如风寒暑湿燥火，清热祛炎，清热解暑，痰，祛痰，祛虫，这是跟治法又不完全一样。徐灵胎在《灵台轨范》中又有一法是通治法。分类难就难在方剂特别多，《普济方》就有6万多，《本草纲目》中也有1万多，现在运行教材用这种分类方法，是走过弯路的，一开始在南京编第一本教材时，也不用这个方法，后来又搞了个八法，回过来也不行，因为这门学科，更接近临床，与临床结合紧密，这样以汪昂《医方考》为蓝本，以便于学习。这里还强调教材用什么方法分类，更适合学习，将来从这出发研究，我们不要想一下子把几十万，成百万方给他们理出一个科学的分类方法。
方剂的参考书是非常广泛的，理论散在各家著作中，特别是各人的方子，在他的方子里
注重他的思想，并没有给这些方写一个论述，如补中益气汤，他写了很多加减在其中，他并没有把这个方子进行详细的注解，方子治疗的证他也没有去阐述、归纳，该方很好，他的思想也表现得很突出。《纲目》一看都认为是一本药书，实质上很多地方是方，如讲麻黄，其下就有麻黄汤，就有它的解释，所以我们深入的研究方剂，就要看这些书，现在活血化瘀的方就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应用上，活血化瘀在《伤》就有该类方剂，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着重从活血化瘀着手，如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有些方剂，从它的方名可以知道它的作用，或者它提供的线索，它或者在脏腑分类里，或者在治法分类里，或者在病证分类里。
方剂歌诀，从汪昂《汤头歌诀》，歌诀高度概括出方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方歌对帮助记忆有一定好处，但他不代表方剂的全部内容。
方剂学是从有了学院以后才提出来的，既然有了“学”就要有系统的理论，这里的知识很多，但很散在，如何进行理论系统化，在编第一部讲义时开始把基本理论系统化，所以说“方剂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方剂不是药物的随意组合，而是有目的的、有理论指导的配伍，通过配伍组合以后，这些药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不是药效的相加。
重视方剂更好的提高，提高不仅是为了方剂学的本身，而是为应用，通过提高，对新发现的病要提供有效的方剂。如肝硬化，类似它所处的阶段和它所出现的证，以及它后来的发展，直至肝硬化，或继发肝癌，中医都有类似的记载。现在艾滋病更是这样，它所涉及的问题我们从中医角度考虑，以及现在西医疗效，我们相信会找到一个方法治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获得性免疫缺陷性疾病，从病因病源学说上来说，刚刚对其进行研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有什么特性，有什么规律，有些人可带病毒若干年不发病，有些人发病很急，但从我们中医治病毒性疾病来看，如果它合并细菌性疾病，并驾齐驱，运用抑制病毒的方法。和中医治疗一个病，方法有不同，该病就是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现在通过好多药物证明，能够提高人体的自身免疫力，从这两个特点来说，治疗艾滋病会有办法的。我们既要研究它的病，又要研究它的药，怎样来配伍应用，治法与方剂要引起大家重视。
五行学说，用以阐明脏腑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又不能单纯用相生相克来说明，于是又有了反侮，来补充，若不懂其中道理的人便问：一会正的，一会反的，到底谁对，可是现在开始发现，肺不仅是呼吸系统，也不仅仅是循环系统，它有内分泌的互相作用的关系在内。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而我们过去讲脏腑之间的关系用来治疗，不仅是实则泻子，虚则补母，还可以隔二隔三，你可以补后天，我可以补先天，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是殊途同功，要完全解释其中的道理，还要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还有很多道理有待科学的进步方可解释。经络已被证明与过去画的图相似，有些理论按照原来的说法，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暂时就那么认为，这里指的是真正的东西，如气功，鱼龙混杂，但真正的气功，它确实有效，象用气功带功麻醉进行甲状腺手术等。
原来有十种，后来有“十剂”，后世有发展，有的加成十二剂，十四剂，甚至加成二十八剂，这种分类方法在方书中很少，只是陈修园《医方妙用》《时方歌括》用的十二剂，他只是归纳一部分方剂，这种分类争论很多。汪昂分类方法比较好，但也有问题，有的方剂分在两类里，如补益剂有了，又放在理气剂里，这种分类方的方法，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有的方不是针对单纯的病证，往往有的方包括了几个方面，分类时可放这儿，也可放在那儿，方剂放在这儿合适，要看它的病理的解释与剂相合是可以的，相同的方剂放在不同的章节，具体如礞石滚痰丸，是可放在泻下剂，也可放在祛痰剂里，该方特殊在有泻下祛痰的功用，针对食积和水饮这样的病证，在学习中概念必须清楚。
为什么要单独成立一门方剂学？
方剂学研究方剂，实际上它涉及理、法、方、药，四者是合在一起的，它是辨证论治当
中作为论治的工具，整个辨证论治的结局是落实在一个方里，与各个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又有不同之处，方剂学主要是讲治法与方剂的，讲这些又不能离开辨证，又不能离开药，实际上它是以法为纲，以方为目，通过方深入地探讨方所涉及的证、所涉及的药，证就要讲病因病理，药就讲药理，方证要分析清楚，要把药理谈清楚，谈药理就要把药的配伍以后的道理讲清，这里就看出它跟中医基础课程，跟中医的临床课程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医基础理论是它各自的系统来讲证，分析其病因病理，以藏象经络学说为基础，方剂中讲证，不按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讲，证它涉及几个方面，风寒感冒出现咳嗽时，落实在肺，又要涉及皮毛、营卫气血，在这里分析证时，就把整个东西联系起来，突出它的病。另外，诊断讲脉、诊法，在这里要综合起来，脉浮为在表，舌黄，脉是数是缓，是结代，要与证相合，这与诊断又有不同。药的差距又太大，中药学要每味药全面讲清楚，性味、功能、归经、主治，还要讲配伍应用的问题，附带还要讲形态产地等问题，是每味药的基础问题，而在方剂里，用药首先不是用它的全部的功能，特别是通过配伍以后，突出了它某一个方面的功能，加增了某一方面的功用，或者是取其用而弃其性，或取其性，这里不仅讲药的理论，只要药的一个方面，而要讲药与药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些药所组成的方为什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临床课比较，临床课是按科，按病，按证来分，如内外妇儿五官等分，每科都有其病，着重于病的系统，讲其病因病机、证，更主要讲病的变化，多种类型，有的人病很单一，有的是新病与老病，与体质又有关系，变化之后还有预后的问题，是以病为主讲其发生、发展、变化、归宿，所以它就不可能对方进行详细的分析。
讲方剂是为临床课论治阶段奠定基础的，同时在讲理论时，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中药、诊断，而以方剂主治为主，进行综合的分析，在有机联系的情况下作以解释，这就培养了学生学理阶段，不是学问上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应用一门学科的问题。必须注意在方剂里分析方、证、药，应该比原来其他基础学科要深入，细致，帮助它深化理解这门学科，应用这门学科。中医特殊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同一病或不同病有多个阶段，有不同的变化，只要病机相同，就可用相同的方法治疗。方剂中不是包办了临床各科所用的方，而是在这些常用方中，取出代表性、理论性强的方剂，讲了之后就有举一反三的作用。临床各科所用的方剂也不是治疗该病的所有方剂，它也是举例，只有理解这些方剂，才能举一反三，临床治疗久痹，用独活寄生汤，可内科，有的习惯用蠲痹汤，实际上只要理解独活寄生汤，就能应用它。
方剂课应该是模拟临床的教学，讲方就要讲临床上某一病，实际上是某一证，包括了各家各科的学科，又包括了理、法、方、药的几个方面，搞方剂的人就是杂家，凡中医的内容都比较多的涉及到，不了解这些就难了解清楚。
二治法与方剂
治法，是方剂学中应该讨论的内容，方剂学不仅谈方剂，而有还应阐明方剂与治法、基本知识与临床的应用规律。治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内经》中有关治则、治法的内容，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仍指导着临床，如《五常政大论》中有许多制方的方法、治病的方法，“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甚者从之”等，热证用清热的方法，“坚者削之”就是现在的消法，“客者除之”指有外邪当祛除，表证根据不同的人，如何除之，可以用解表药除，可以用扶正的药来除，或二者并用，根据病的具体情况而定，或以补为主，或以汗为主。补充一点是，《五十二病方》看从方剂的具体内容证实了周末、先秦、秦代、战国，但从《内》成书的时间，以及《内》中能如此的总结一些治法理论来说，而到今天还能行之有效，从理论的正确性来说，不知这以前的实践有多少次。可以肯定治法是后于方剂而出来的，上升到
理论后，反过来成为指导组成的一个重要原则，必须遵守的东西，这样才能有条不紊、有目的、有针对性的组方，治法在指导方剂中，现在在思维上必须认定这个过程，这是个逻辑问题，而是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治法很多，八法只是在张景岳八阵的基础上，程钟龄归纳总结出来的，当然张景岳的八阵也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历代《伤》的注家总结归纳了一些法，程讲“治病之法，八法尽矣”，可后面又讲“一法之中，八法备矣”，从此可看出，八法是归纳出的***，历史上没有对此严格的区分，概念上没有明确。治法是治疗的原则，但它是对一个具体的证的，我们所说的治则是临床任何病证必须考虑的，都必须遵守的，小到某一个方，它也有某一个法，而一个方中，不只有某一小法中一法，就是***也不只一法，汗下并用，汗吐并用，补下并用，每一法不代表一个剂，每一个法的内容分别在几个剂里面，决不能把一个剂当作一个法，解表剂并不完全是汗法，泻下剂也不等于下法，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
三方剂的组成
方剂的组成实际上是方剂的配伍，方剂的组成配伍和变化，这里主要谈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组成的原则，一是组成的变化，这里的原则和变化主要是讲药物的配伍。组成方剂前提，总的组方原则是辨证立法，也就是过去讲的“方从法出，法随证立”，辨证立法是组方的原则。组成配伍可以产生协同作用，也可产生拮抗作用，还可以减轻或消除它的峻烈之性，制其偏胜，变化中强调量的问题。
组成配伍的原则就是讲君、臣、佐、使，破四旧时曾将其改为“主、辅、佐、使”，但后来仔细考虑用主辅佐使后就缺少了很好的联系，而且与原来许多的名词术语不能相联系，所以五版教材又恢复为君臣佐使。这是借封建统治的政体来说明我们中医方剂的配伍原则，更原始的说法，君不是皇帝，从封建意识来说天无二日，狗无二君，有了第二个就意味着有反抗、造反，可方剂里有君二臣三，君二臣四，并没有谋反之意，“主病之谓君”，《内》讲此有两处是含糊的，“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这里没有“佐”，可以下又没有使，如“君二臣三佐九”“君二臣三佐五”，可见君臣佐使还是后来加以总结提练出来的，这些在《明理论》里提出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君一臣二佐三使五，药虽众，主病者则在于一物，其它聚集为用，大约相统而制，而后又有更清楚的补充，现在解释是：君药可以叫主药，主病之为君，当你考虑了证、病机，在立法之后如何来体现这个立法，如何达到治疗目的，你必须找出一味很称职的药，符合你的治疗要求，对这个病、对这个证，或对其病因起主要作用，对主病主证或病因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这样作用的药味数是不可能多的，味数一多何者为主呢？病虽复杂，通过辨证总有一个归纳，当前的治疗总有一个步骤，并不是作用越全越好，涉及的范围越大越好，若是如此则说明这个医生心中没数，因此没有针对性，所以主药的味数一般是一两味，很少是三味的，在治疗中总是有主有从，从总要服从主，要服从治疗的主要方面，但用量必须大，用量大，但用量大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处方中用量最大的药就是君药，一个药的质地有轻重，以及习惯用量的不同，只是所选定主药在其常规用量范围内用量是大，简单地说麻黄汤中的麻黄与阳和汤中的麻黄量是不同的。治疗的重点就是选药的重点。
臣药首先是辅助君药对主病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或是对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是以前面的作用为主的。
佐药一佐助君、臣在治疗中有所不足的地方，辅助臣药来治疗兼病兼证；二是佐制君药的毒性或峻烈之性，使其得以消除或削弱，但不是抵消，起相反相成的作用，三是反佐一直没有写得很清楚，该词起于《内》，“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反佐就是
“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发展而来的，治则中有正治，反治，《内》中“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微、甚是指病、邪，逆指“热者寒之”，“寒者热之”，从指“热病用热药”、“寒病用寒药”、“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从反治的内容看，表象上是相反，从病因病理看还是正治，如中气虚大便不通，大便秘结，肾气虚小便不通，用补的办法解决，前者用补中益气，后者用《金匮》肾气，可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反，是针对虚证而用补法。治疗痢疾用下法，湿热下注所致小便淋漓不畅，用通淋法——清热利湿，通利小便，也是通法，从本质上讲并没有真正的反治。从反治发展来的反佐，真是用相反的药来作主药，在这里相应地“微者逆之，甚者从者，从多从少，观其事也”，就是从依时情况而定，服法的反佐，“治热以寒，温者行，治寒以热，凉而行之”，热病用寒药温服，寒病用热药凉服，“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说明病已加重，邪甚了，要采取从治的办法，“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从者反之，从多从少，观其事也”，仅为防其格拒是不够的，它是在病邪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用针对病邪的药物来治疗，邪与药争，可以产生格拒不纳，如大热用寒药易吐，因此在其中要加一些温热的药物，这是反佐的一个真正含义，有一些情况是与佐治相混淆，反佐用的情况不多，但真正要用的时候，也是非常必要的。还要注意反佐的药不仅要佐，还要有相成的一面，《伤》中四逆类的方中加猪胆汗，加人尿、胆汁是苦寒的，人尿是咸寒的，加热药中加之是反佐的，苦寒的药很多，为什么用猪胆、人尿？主要是这两味，不仅用其寒，防其拒纳，还有助于治疗在大剂姜附药治寒病，虽然寒邪特甚，阳气衰微，反过来，其真阴已伤，发生格阳，是阴阳相离的先兆，“阳为阴之使，阴为阳之守”，只有阴阳相互维系，相互为根，相互转化，才能维护正常，否则相离绝，所以既要治阳，又要适当用一些滋阴的药物，胆和人尿都有一定滋阴养血的作用，虽然是相反的，也有相成的一面。
使：一是引经报使，简单就是引经，有时并不特别的用，因为所选的主药，往往与病位所在有相应的选择性，归经就是对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性，用现代的述评就是对作用部位敏感；二是调和作用，用中药组成方剂时，常有相反相成的药物，寒热并用，升降并用，补散并用，如何使这些不协调的药物更好的协调起来，就需要调和。在组方中，特别是经方，常有生姜、枣，在桂枝汤中它可调和营卫，跟脾胃之气有关，对治疗慢性病，服药时间长，用生姜可起到保护胃气的作用，现经实验证明药中加鲜生姜可以使药中有效成分更易煎出；三是主中最次要的药物，通过它能够更好的照顾病人的全面情况，这在方剂组成中，达到上乘的地步。
以麻黄汤为例对方中君臣佐使作以解释：
麻黄汤现在演变为一系列方剂，宣肺解表的基础方，开肺气、开皮毛，现在特别用治肺系疾病所致的喘咳，化出了很多方。麻黄汤证是风寒表实证，病因是风寒，病位在表，属表中的实证，表现的症状有恶寒、发热、头痛、身疼、无汗、喘、舌苔白薄，脉浮或紧，也可是浮数。恶寒和发热都是主证，寒热并见说明人体为寒气所伤，寒伤人之表，主收引，毛窍闭塞，营卫不和，卫气受肺所主，肺输精于皮毛，肺主一身之气，肺气不足，不能输津于皮毛，肺气不足可能使皮毛开而不合，卫气有虚实，也可能发生病变，麻黄汤证证候在表明寒气在外，毛窍闭塞，卫气不能达于肌肤，不能卫外而为固，不能温养肌肤，寒气在外，毛窍闭塞，卫气不达，阳气内郁而发热，“发热后于恶寒”。毛窍闭塞，肺气运行失畅，就是肺气不宣，肺的宣发不畅，势必影响其肃降，气逆于上而喘作。肺气输津于皮毛，汗以阳为用，以阴为体，汗本身是津液，通过人体的阳气而输于体外，卫气不得达于外，毛窍闭塞，故而无汗；头痛身疼，说明为足太阳膀胱经为病，太阳经主一身之表，由于阳气为寒邪所伤，不能充达太阳经络，阳气不能上至于头，自然头痛身疼，另外骨节烦痛，是因关节其有起滑润作用的津液，“阳气者柔则养筋，精则养神”，气血充足，人体功能正常，则神足，神是水谷之精气，骨节烦疼是寒伤阳气，阳气不能发挥正常作用，不能养筋，养神，以上说明该证为风寒之邪伤在表，而人不虚。治则以辛温之法开皮毛，宣肺气，发汗。开皮毛宣肺气使卫气
达于肌表，使驱散在表之风寒，自然也就有了汗出，汗出说明肺气已经恢复了它的宣发，卫气能达于肌表。方中用麻黄，作用于肺，具发汗、平喘、利小便之功，肺与膀胱相表里，肺气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而小便不利；肺气逆于上而喘，肺气不宣，皮毛不得开合，故无汗。麻黄是一味肺经药，发散的药，鼓舞人体阳气向上向外的药，所以李时珍说其为发越阳气的药，它既开皮毛发汗，又开肺气平喘，单纯用麻黄，当前的病证所说明内在的病理，强迫出汗，用大量麻黄是可以的，但是会伤害人体阳气，甚至会动血，而且喘说明肺气上逆，而发越阳气的药是向上向外的，正根据这个道理麻黄控制在一定量内；用小量的桂枝温通血脉，散风寒，与麻黄合一者发卫气，一者通营气，营卫相和才能汗出，“阳加于阴谓之汗，”吴鞠通“以阴津为材料，以阳气为运用”（汗论）二者缺一不可汗出。这样就把麻黄控制在合适的用量范围内，麻桂相合加强了发汗解表的作用，避免了重用麻黄过于发越阳气的弊端，所以桂枝用作麻黄的辅助药，就是臣药。汗出肺气宣，喘自然平，相比较而言，治疗喘证，在麻黄汤证中，它次于恶寒无汗，杏仁就作为佐药，杏仁主要是降肺气，平喘咳，不仅是降，而且它是油质，故而润肺，而其辛苦，还可以解肌发表，就是说有外邪，用其还兼有解散的作用，所以既用麻桂宣肺发汗，又用杏仁麻黄一升一降，降使肺恢复于平和，降就平喘，这里它仅仅是一味佐药。桂枝作为臣药，协助麻黄还解决身疼，其中杏仁既有佐助的作用，又有佐制的作用，佐制就是制麻黄的发越之性。甘草，是使药，其用量最轻，主要是调和药物，麻杏的作用是一上一下，是相对的，用甘草来调和，使其不同的作用，能更好地协调起来，但它也有佐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使麻桂相配，利用其甘缓的作用，不致于使其发汗过猛，临床上用发汗药，解表药治表证，只许微汗，不可大汗，这点在《伤寒》中讲得很清楚，在《金匮》中有“大汗出，风气去，而湿气独留”，大汗伤人体之气，人体之津，用甘草可佐制它，甘草本身是补气的，还可以弥补麻黄发越阳气对人体的损害，实际上这两作用归于一点，甘草补中气，中气足可统摄各个方面。这个方剂的组成就是论治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运用药物治病的进一步发展，在疗效的发挥方面，它是一个质的飞跃，从配伍关系上看出它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过去认为方剂是药物的排列组合而已，这绝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
《伤寒》共113方，从用量、服法到服后的情况都有记载，这是到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同时通过这本书看，也可理解到方剂在中医学中地位和作用，也知道名之为方，其实质是什么，习惯上讲理、法、方、药，方的实质是以理法方药为依据，把理法方药贯穿起来，方剂成功固然因为药物，但它与整个中医学的理论是相一致的，讲辨证论治，落实到治法，而治又落实到方上（指用药物治疗），方剂应用于临床，用药物治病，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一个质的变化，从单味到多味，从无理论指导，到有理论指导，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徐灵胎曾说“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失其性，各全其性”，能改变原来单味药的作用，如何组方，对病人很有关系。
青蒿素治疟，是新的成果，是从青蒿里提出的单成分，青蒿治疟早见于《外台》，这里讲的很清楚，绞汁服，用水绞汁。现在提取时发现，加热提取无效，水浸提取有效。
治疗黄疸，《金匮》认为利用小便，观察小便可知病之进退，用丝帛浸于小便，然后亮干，看颜色，变浅表明病逐轻，变深说明病逐渐加重。
外来药的问题，汉时就有南药，比这更早就有，如《隋书·经籍志》中有《婆罗门仙方》《婆罗门药方》《龙树菩萨药方》等。对外来药、方，我仍要吸收，要消化，变为自己民族的东西，使之更富有生命力。
古方的使用都有所发展，如小柴胡汤治疟疾，后世知道小柴胡可用治疟疾中的风寒正疟，因风寒而起，定时发作。三承气均体现了下法，病在少阴，急下救阴时，仍用三承气，到后世，知道了邪实正虚时，可用扶正药加进去，可加益气补血药，也可加清热滋阴或益气滋阴同时用，这是在《伤寒》三承气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把君臣佐使作为方剂的组成原则，在组成任何方剂中都必须严格遵守，所以说方剂在组成当中有其严格的原则性，首先是辨证立法，然后按君臣佐使来组织药物。方剂在组成当中还有相当强的灵活性，体现在具体药物的配伍，君臣佐使是固定的，使用什么药是灵活的，君臣之间的配伍，臣佐之间的配伍是因证而定的，证包括了人、病，为了说明这样一些配伍，我们归纳出有这么几个形式：
（一）药味的加减变化。根据病证的变化，可以加减变化，如麻黄汤，减桂枝加生姜，变为三拗汤，看出病以肺为主，风寒不盛，不需要加强发汗的作用，有麻黄即足够了，而麻黄宣肺解表，加杏仁、甘草，生姜是帮助胃气，温肺散寒。生姜入胃经，鼓舞胃气，还可解表散寒、行水；形寒饮冷，直伤肺，肺胃相通，饮寒伤在胃，但可上伤于肺，甘草的用量也加了一些，说明所受的风寒不重，而着重解决于肺，宣肺气，散风寒，表证自然可解。从“三拗”这个名字可看出，本方的作用特点，三药配合一向上，向外，是麻黄，一个向下向内是杏仁，甘草是补益的，三药是拗着的。另外，华盖散，不但邪在肺，而且痰多而“呀呷有声”，其它症状与麻、三拗相通，内里有痰，痰随上逆而咳，肺气不宣不能排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祛痰药，加了苏子（降气祛痰），陈皮（宋以前用陈皮去白，侧重于行气祛痰）、赤苓（利湿，有泄无补）、桑皮（泻肺气利水），除痰时为什么提行水，因为肺气不宣时，不能输布津液，津液停聚为痰，肺不宣发，也就不能肃降，不肃降就不能把津液输送到周身，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所以当风寒所伤，肺气不行时，水津布散就失常，聚而为痰，感冒后有痰是从那儿来的，就是风寒所伤，肺气功能发生障碍，津液的运行失常，治疗时适当加一些通利的药，同时还有桑皮泻肺气，肺气为风寒所伤，不得宣发。痰是水湿所生，“液有余便是痰”，是有形有质的东西，治时一是化，一是祛。
麻黄加术汤，加白术，是要发汗，不要过汗，白术是补脾的，实肌肉，使发汗缓和而持续，因为它所治为风寒湿证，因为有湿气在，大发汗则风气去，而湿气独留，虽然汗出病不解，治当使其微微汗出，不伤正气和津液，临床上挟湿的流感或感冒大发汗常不得解。
麻杏薏甘汤，去桂枝，加薏仁，主要也是针对风湿，病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说明湿重，需加强祛湿，去桂加薏仁，使发汗力小，祛湿之力强，“麻黄无桂枝不能发汗”是有争议的，可以说是一种误解，三拗汤，该方均有麻无桂，但均有发汗之功用。麻黄用量有大小，发汗有强弱，用于发汗解表可用生麻黄，麻黄加术、麻杏薏甘中麻可减量，三拗汤、华盖散中可用炙麻黄。麻杏石甘汤中用生麻黄，该方不是发汗解表，而是清泄肺热。
（二）药量的加减变化：四逆与通脉四逆，强人附子用大枚，干姜加倍，通脉下干姜加用至四两，正常用量针对病证，因证不同量有所增减，通脉四逆出现脉微欲绝，下利清谷，同时身反不恶寒（假热）故要加大量，生附子用大者一枚，因为生附子性烈走窜，并没其它变化。
小承气与厚朴三物，二者不仅分量有变，君臣佐也有所不同，小承气治热积，阳明腑实证，轻证，它着重清热、泻热、泻实，是有形之积，治疗只能用大黄，既能清热，又荡涤肠胃，阳明腑实证有“痞满燥实”，但该痞方满实均不甚，大便尚未燥结，所以不用芒硝，枳实、厚朴用量也小，浊气填塞在上，所以还要用枳朴，以加强大黄推荡作用，方中大黄为君，枳实为臣，厚朴为佐。厚朴本身辛温燥，此处取其下气除满，有助推荡作用；枳实是微寒的，所以作为臣药，大黄入阳明，是君药而兼使药，厚朴三物汤中大黄用的是四两，但分三服，一次是一两三钱多，为什么大承气汤减芒硝不叫小承气而叫厚朴三物汤，这里就要从服汤的实际量来计算。从药量来说，小承气各药的量都少，而厚朴三物都不少，它所治的病里无热，没有邪热，为气闭，就是腹中胀痛，同时大便不稀，这里腹胀，腹部外形并不一定变大如腹水，腹满不减，减不足言，表明是气的问题，是实证，加强行气的药。
（三）剂型的变化。理中丸，人参汤；归脾丸，归脾汤等，丸者缓也，病轻，病情稳定，又不能一时取效，用丸剂以图缓治。理、人两方量没动，丸是做成鸡子黄大，汤是分三次服，
相对来说，人参汤量大，用治胸痹证，胸痹是胸中阳气不足，又有虚寒之气，从下上逆。枳术汤、枳术丸，枳术汤治心下有水气，心下痞满，还可见有形，或者大如杯，或大如盘，边如旋盘，枳实大于白术，着重下气行水，而水气之所生乃脾运不足，用白术以健脾行水，以消为主。枳术丸，术大枳一倍，它是治疗脾虚，运化不健，因此产生了食积，纳差食少，大便不调，食后胀闷，因脾虚而致，着重健脾，并加了荷叶烧饭，然后用米饭与药作丸，荷叶升清气，鼓舞脾胃之气，这样就更好地健脾胃、消饮食，对小儿更好。南方小儿疰夏可用枳术丸预防，从立夏或更早一点吃，加木香、砂仁（即香砂枳术丸）更好，过去吃一钱至二钱（3~6），以一个月为一疗程。
四剂型
汤剂在临床上仍是主要的，过去汤剂大约占80%，现在因为各种因素，汤剂有所减少，但仍约占60%，实际上中医治疗优势通过汤剂最能体现出来，作为一个成药，首先要对所治的病证有成熟的认识，所用的方基本上能定型，汤剂是量体裁衣，针对具体证具体人灵活用药，但汤剂如果处方不合规格，那必然无效，甚则有害。
散剂外用不多讲，外科治疮，眼科、耳鼻科等用药粉，外用的散剂，研极细过筛，特别眼科用散剂，如去翳；治疮也是越细越好。内服散剂，有细有粗，细者冲服，沸汤冲服；粗者加水煎，现在叫煮散，就是固定方子，使用方便，相对来说也省药，但要注意如《局方》二钱，四钱（4g ，6g）与现在汤药差得多了现在汤剂多100g以上，这可能与当时人的体质习惯有关，从出土的药锅看，那时的就小，那时没有现在所讲的饮片，哪些是横段，哪些是纵段，哪些是斜段，过去都是从实践中研究出，现在证实黄芪斜切有益（可把有效成分煎出），规格大小也不同，如荆芥，切时要如鱼子大，药用部位只是上面小段，薄荷要求六面一叶，宋代用散剂，可能与此有关系，散剂的作用相当于汤剂。
丸剂：蜜丸、水丸、水蜜丸、水中又很有学问，有的水是药煎出的，糊丸就多了，有米饭、米粉、面、蒸饼等作糊。作为常规用药适于长期服用，以图缓治。另一方面是有的药物不宜煎煮，必须研面食作丸，如安宫牛黄，局方至宝等。因其中有牛黄、麝香、犀角，所以在急救时作成很细的粉作丸，这是根据药的特点来的，并不是取它的缓，这样的丸用作急救，不可能病时再作，必须提前作好备用，可在外加蜡皮使之不受潮，不走味，不变质。丸药中有水、蜜、糊等是赋型剂，但不完全对，对中药丸剂中这些是其中的一个成分，如蜜可以养脾胃，润肠胃，长期服药用之可加强补养，缓和药性，有些药物通过它缓和持续作用，达到疗效；在《伤寒》中用汤剂下瘀血可快下，但不能尽，特别是瘀血较久，不能用泻法，只能用缓消，就得靠丸药，使丸药在体内持续发挥作用，慢慢消除，桂枝茯苓丸、鳖甲煎丸都是这种情况，丸药之缓不能简单认为它不如汤剂，现在有的丸剂可制成服下后分段崩解、分段吸收，药效持续。水丸的灵活性更大，同样服下，也是慢慢释放，慢慢发挥作用，根据不同的药、病证作成水丸，可加酒、蜡或生姜水，或枣煎水，现在还用一些不易消化的药煎水，这样保存它的性质易吸收，如矿药，介类药，通过这种办法作水丸。有时作丸成型困难，可用水蜜合用作丸。糊丸，如犀黄丸，用黄米饭作丸，黄米可护津养胃，枳术丸用荷叶烧饭为糊，也可用蒸饼为糊，健脾胃助消化；糖尿病人不宜吃蜜，可用大量山药作糊。西药加淀粉，使药易成型，能使药量均一，才是真正的赋形剂，皂矾丸，枣肉为丸柯防胃肠刺激，大枣本身可健脾养血，现在研究发现，该药在上消化道不溶解消化，这些也是我们要尽一步改进的问题，尽管目前有些混乱，将来要成功，还要大家努力。制剂上改进是否完全符合中医理论还要进一步探讨。
将来搞药时，既要吸取现代的东西，又要正确的利用它，如搞银翘解毒丸，好心地为了
保证银丸的作用，从原料开始如何定量，定性，定性容易，定量难，荆芥薄荷的成分以挥发油为主，而每次药品中挥发油的含量不是标准的，可有成倍的差异，有的人用挥发油加进去，虽然出于好心，增加了成本，而效果没有提高，后来把提取后的药滓水煎后加进去，效果出来了，这说明了现在化学分析出药物的有效成分，我们应该承认它，但不要认为这就代表了我们的中药药理。
浓缩丸就是减少体积，减少服药量，方便病人，但浓缩后，致使有的药丸化不开，不能发挥药效，膏药丸是将一部分药水煎浓缩，另一部分研面，二者合成起来做成丸药。现在机器做的丸药比过去手工做的结实，有时难以消化，可先用水化开再服。
浸膏如黄芪、党参、天冬、熟地等水煎浓缩便成膏状，把药加在一起服用，也可加糖、蜜等合成膏，根据不同的要求用不同的药，常用的有冰糖，它的适用情况如丸相似，慢性病，长期服用，既方便，又可矫味。也有特殊的，如益母草膏，要求用赤砂糖，可活血行血，是温热性的，补血药制浸膏可加红糖，冰糖等。
外用膏有硬膏、软膏，如狗皮膏。现在发现膏药对保护创口有好处，减少刺激。现在的橡皮膏透气性差，刺激性较大，迫使有人在止痛膏上打眼解决透气的问题，现又有用布和纸做底。
丹剂：作法与丸药一样，形状多样，丹说明药是精制的，疗效好，不一定是指要炼了的才算。有的加朱砂，作衣必须水飞，朱砂是天然含汞的药物，天然朱砂很稳定，不氧化，而人工合成者易氧化，亦黑锴，天然者含有杂质，或游离的汞盐，水飞可除之，这证明过去的方法是科学的。朱砂加热500℃可氧化还原而分解有毒。
药酒药浸在酒里，或药煎后加到酒里或用酒水煎，用治虚寒性病证，风湿病也可用，借酒通血脉。和筋骨的作用，使药的作用更好地布散周身。
药露露就是蒸馏，银花露、荷叶露，玫瑰花露。
现代新型又多了如糖浆、片剂、冲剂、针剂。糖浆与膏差不多，是不是膏成就了糖浆的新名词，现代还发现，小儿止咳糖浆，是由祛痰止咳药物组成，但效果是止咳而不祛痰，原因一是药物的配伍上可有缺陷，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糖太多，糖浆剂对祛邪的，祛病的是不太合适的。冲剂我是持怀疑态度，它包括的有效成分怎么样，主要是把药熬了以后用喷洒冷却干燥成粉，有的还无法成粉，还要加温，这些煎出液加热浓缩，然后加乳糖作糊精成型，这其中的有效成分是否损失，能否保持药效，值得怀疑。针剂要作为静脉用药，要求就比较高了，要注意其中的大分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溶解不了的便成为致病的因素，容易造成血栓病，它本身就是血栓核。
五煎服法
煎汤药，不可用铁器、铝器，好的是砂锅，紫铜壶，瓷器，就因为它不与药物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加温跟金属一样是逐渐升，也是逐渐而散，从这两方面说它有这两个特点。搪瓷皿是可以的，锅盖也是作用的，一是防止外物进入，一是防止走味；煎药的水因地而宜，一般用地面水，地面水，地下水因当地土质的不同，但要求硬度不要大，以甘淡为宜。火的问题，现在有煤炉、煤气、天然气、电炉等都可以调节，控制时间，过去用桑柴、芦苇也就说容易控制。一般讲熬开后当小火，药一定要多浸泡，泡透后再煎。如大片茯苓，大段鸡血藤，不泡透有效成分不易煎出，水要适中，熬糊了后就不要了，小儿服药困难，可以减少服药量，煎时先用开水泡，注意密封，防味丢失，待水凉药透，再熬一次就把成分煎出，分两次吃，这种方法尚可。金石、介类药打碎先煎，煎完后把其余药加入待凉后再煎，药可泡透，煎药时间应以熬开后计算，因为水有多少，火有大小，锅有厚薄，所以应以熬开后计时，有些药
炖成糊，如阿胶等，就是隔水蒸，若要增加疗效可在蒸时少量黄酒，几粒盐，既好吃又增效，蒸后溶化可除其中杂质，避免反胃，凡烊化的药物都可这么做。包煎可防其中有刺激部分散入汤中，也可防其沉底糊锅。冲服是香味或贵重药，或非水溶性药物。渣应绞干，药渣中含有更多的成分。后下应待熬开后加入，象砂仁、蔻仁，待其它药煎好后将其加入焖一会就行，这样才有香气，才有效。薄荷、杏仁后下也不可下得太晚，这些当因药而异，具体对待。
服法：主要指汤剂，成药者有说明，服法不给病人交待清楚。汤剂的服法，一般来说，一剂药熬两次。汤剂根据所治疗的病证不同，作出不同的处理。补养药，治疗杂病方剂，不是由于外邪引起的，煎的时间不局，可以上午服，也可以下午服，可以午后，也可临睡服。祛邪的药，如发汗、清热、泻下的，间隔的时间不宜长，3~4小时，一般是1天1剂，但病较重可适当加量，服药要与饮食隔开，与以前所说的，病在上饭后服，病在下饭后服，这些不作特殊规定，与饮食隔1~2小时，基本上是空服，空服要病人理解，早晨服是空腹。现在有的煎药方法已经歪曲了，所谓空腹，除特别方药以外，离吃饭1~2小时，胃即空，胃空并不是肠子空，现在很多人是早晨服一次，临睡服一次，这样吃对治外感病不合适，如解表药，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半夜，汗的出，热的退，都在那个时候，是因为在亥子之交，阴阳之气发生转折，人体的气体作用与此相应，这个时候容易奏效，吃药的时间注意掌握。慢性病、内科杂病，需要吃相当长时间的药，而这种病又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照常上班，早起吃药，再加上吃饭、赶路，这便对胃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也当给病人讲清楚。一般来说药宜温服，凉药当隔水加热。胃是人的后天根本，伤胃对病的恢复、药力奏效都是不利的，有些药以临睡吃较好如杀虫药、泻下药，也是以空服吃为好，治疟药在发病前1~2小时服，服迟了临床症状会加重，一定要提前吃，疟疾发作常见提前，是好事，邪向外；向后推，说明病不向愈，向重发展。还有的是方剂里有特殊规定的要按说明服用。方法上，一般是温服，特殊情况下，要服热的，或凉的，这在反佐药中已提到“治寒以热，温而行之”。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病重，吃药发生格拒，或不习惯吃药，或吃药时间太长，而厌恶发生呕吐时，可在舌头上用生姜片擦摸，严重者可加生姜汁（3~5滴）。煎药或盛药的器具粘有油时也容易发生呕吐，凡有油质（果仁）要注意保证新鲜，象杏仁、桃仁、牛蒡子，炒后时间长者容易走油，吃后也容易发生呕吐。服法上还有一些要求，少量频服，一者是重病人，一次不可多吃，二者是药的要求，频频少服，使其持续发挥作用。病人昏迷或高热神昏者可用羊角灌服。禁忌：不同的方剂有不同的要求，有的是病证对饮食有不同的要求，开处方时一定把炮制方法、药名、药量写清楚，有特殊要求也要写清楚，包括煎服法。有的药习惯写在一起，如生熟地、赤白芍、制乳没等，一定要剂量写清楚，各多少克。
古代药量的考证，要了解历代的斗量衡，《伤寒》中麻黄汤中麻黄三两，那时的三两与现代不是一回事，古代，同一朝代的人来考证量多少都不一致，尽管秦统一六国，统一了度量衡，但实际上仍有差距，每一时代都存在这个问题，张景岳与李时珍同是明代的人，他们考证古代的度量衡都不一样，差距近三倍。随出土文物的发现，也是不同的，秦代注明一升是五两，现代称比五两重。汉1两=24g，宋1分是大分，是1两之四分，是二钱半。有的含糊的量很难考证，意义也不大，它的分量提供我们的是方剂中药物配伍的关系，现代用量要从医案、当地的习惯来考虑，如附子在西南可用量大，川、云、贵，气候潮湿，当地有吃辣的习惯、吃附子当菜的习惯，就象北方吃土豆，南方吃芋头一样，再如细辛，各地区也有差异，过去长江地区，辛不过五（分），往北，辛不过钱，可是到关外，一用就是三钱，由地土不同，体质不同，用量也不同，现在人口流动性大，要考虑到这一点。
王绵之方剂讲义------解表剂2006-3-12 11:23:00
各论
第一章解表剂
解表剂以解表药为主，辛散轻扬，善于向上向外，宣通肺气，开发皮毛，疏泄腠理，来达到发汗、解肌、透疹（邪）的目的，可以解除表证。它是汗法中的一种，但不能代表汗法，它不完全是“渍形以为汗”，受风寒后，在热水泡一泡，一出汗也解决问题。
解表剂在临床上的意义：适用于表证，表证是由外邪的侵入，外感引起的，人体的肌表是人体的外层，最外的保护层，就象围墙，当外邪侵入，首先见表证，见了表证及时以解表药治疗，可以治愈，或减轻，这样使整个疗程缩短，也就是早期治疗。表证包括许多病理，许多病在开始时出现表证，因为解表剂使汗出不是目的，汗出只是药有效的标志，以前谈麻黄汤，着重谈人体的营卫之气，谈经脉中血液运行的问题，谈肺气的问题，解表剂着重在于调整人体的营卫之气，还有疏通血脉的作用，它不仅仅解除表邪、解除表证，同时通过解表剂使人体的营卫气血得到调整，这样一方面可祛邪，一方面增强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所以在临床上用得及时、用得正确，它就可以消除或减轻病邪。甚至一些外科病，如痈肿初期有恶寒发热无汗等症状，如表证治疗时及时解表，加上一些治疮的药物如活血的，或凉血的，可以缩小疮疡的范围或达到消除的目的，这说明它调整营卫气血、疏通血脉、调整气机而解除病证。解表剂可用于水肿、疮疡、麻疹、痢疾等，都是因为它有表证存在，如果说这是一个虚性水肿，痢疾没有表证，或表证已经解除，或自愈或邪入里，再解表不但无效，反而有害，表证存在才解表，临床上见恶寒、发热、恶风、无汗或虽有汗但不正常，一阵有一阵无，虽出汗人并不感轻爽，病不减轻，脉浮，这是一般表证情况，对素来身体不好，如阳气虚，舌苔薄白，夹湿夹痰者苔厚，苔是白的，说明邪还在表，尚未入里化热。“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五脏”，治五脏时就为时已晚，这是对外感病而言，外感伤人由表入里，这是一般情况，只有特殊人、特殊病，它才直中，阳气不虚，寒不直中。
由于表证有多种，归纳起来有表寒、表热、有寒热虚实之分，解表剂也就应分为几类，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的证，用不同的解表剂，凡属表寒者用辛温，属表热者就用辛凉，正虚者当适当加补益药，这里主要讲气虚阳微；因为阴虚，血虚的人体内多热，外感后也常易变为表热证，因寒郁易化热，内有阴血虚，产生内热，受外感就从热化，感受风热就更不用说；从扶正来说，滋阴养血就较少了，主要是益气助阳。这也就是解表剂的三大分类。但表寒表热夹杂在一起，对初上临床的人，表寒表热不易区分，有些证也确实表现不显著，受风寒表现为表寒证，可在人体随人的正气情况而发生变化。阳气盛，正气不虚，寒可从热化，转而为热，反之，阳气虚，表热也可出现寒证，而尽管受温热之邪往往又夹有寒邪，这时混同出
现，在转化之机表现得不太清楚，在用药、配伍时应互相配合，根据见症为主，或多用辛温药，或多用辛凉药，或用辛温加清热，使之变为辛凉，用扶正药就更不同了，根据虚的程度来用，甚至补益药超过解表药，但其目的是解表，并不是治虚。
配伍时当视其不同的因素、夹不同的证，加不同的药，痰多加祛痰药，肺气郁加宣肺药，解表药可以宣肺，但它有侧重宣肺的药，药物的功能和归经有它特殊性和选择性，就利用这点。在方剂里，按组成配伍的原则，将其统一起来，有主有次，表现在药味上，用量上。
注意事项：不是表证不用，表证不是汗出为目的，汗出得多不代表用药得力，汗出当是“遍身絷絷微似汗出”，如毛毛雨连绵不断，而不是药后身上有汗，四肢无汗，头上有汗，身上无汗，上半身有汗而下半身无汗，所谓汗不是以别人看见才算，（无汗时身上是干的，切脉时就可感触到），而是感触到就行。汗出絷絷，说明营卫气血通畅了，表邪已被驱散。吃药后当避风，是否卧床加衣被并不是绝对的，但要避风。开皮毛，疏腠理，宣肺气，外邪才出，此时大门已开，又吹风，风更易进入，往往病人服药后，病不除反而加重，就是第一次感冒未愈，第二次感冒又接上了，这种情况当注意。过去讲空气流通，开窗户，病人不在意，常是祸端，开窗也很讲究，就是两边窗不对开，窗对病人不开，护理上是讲究这些的。饮食也当注意，本来表证无所谓，特别是年轻人，身体尚可有工作能力的年老人，加强营养，最简单的如鸡蛋、牛奶，本来气化不通，虽然是表证，它也影响内在的气化功能，本身也不想吃，食而无味，此时强食必然加重病人的负担，中医早就提出这点，西医也有所认识，如在解释肝炎病人厌食油腻时说“这是病人本能的保护性反应”，因为他本身消化能力差的缘故。但表证并不全是感冒，如湿病的卫分证，解表后病轻，并未痊愈，饮食不慎，病易反复，这就是中医的“食复”，生冷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医生在临床中要注意社会及生活习惯的变化，才能更好的满足临床的需要。疮疡已破，无表证，或虽有表证，但已破，有一种疮，很不起眼，容易先破头流水，如疹子，不可枉加解表，疹子不发热，无汗是出不来的，疹子出的很顺不必解表，天花更是如此，当然天花现在不易见，斑不可解表。
第一节辛温解表
辛温解表剂用治表寒证，以辛温解表药为主，表寒有恶寒、发热、无汗，或汗出不畅，或兼咳嗽、咽痛。一般地恶寒与发热方应是相应的，但发热以后恶寒不是特别明显。
麻黄汤
《伤寒论》
【组成用法】麻黄去节，三两（6g）桂枝去皮，二两（4g）杏仁去皮尖，七十个（9g）甘草炙，一两（3g）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泗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
【本方功用】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适用范围】外感风寒。恶寒发热，头痛身疼，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
【方义讲述】这个问题没谈，在此之前，我想提一些东西，现在有一些东西总是搞的混乱。治则、治法上的问题就没有谈吧？是吧。当然治法这个问题可以扩大来讲，因为到处去讲，我也不知道在这儿讲了些什么，忘了。因为这些问题是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是必须给它弄清楚的。
那么在方剂中，治法就是立法，这法有大有小，它跟治则是两回事，我们一般讲的治则就是在基础理论里面讲的那个法则，“治病必求于本……”就那几条。那么这个治则，这个治疗原则，它不仅是用药治病，凡是中医治病必须按照这个原则来来进行，所以我们说这个治疗原则——治则。它是普遍用于指导治疗的，你针灸治病也行，推拿按摩治病也行，不管
怎么样，你“治病必求本”嘛，你如果说病、证，你没有辨清楚，怎么治呢？是吧。因为它是临床理论指导嘛，你抓不住本就没法正确的利用理论来指导你的治疗，没法定出治疗方案来，你无论是外感病还是内伤病，都有这个情况。你外感病可以转变另一方面的疾病，你这病搞清楚以后，它有发病规律，你要预见到病的发展情况，这个病人的体质，因为你这里面就要制定治疗方案，尽管我们在这个时候很习惯，脑子里并不是每一个病人设立一个治案，治疗方案，但实际上都有，在这一步怎么走，下一步怎么走，俗话讲跟下棋一样，都要看一看下三步，不能说人家来个炮，我就跳个马，既然发热我就清热，这不是治疗对吧，而在治病这个治疗原则是需要考虑的，“治病求本”的问题，虚实补泻的问题，正治反治的问题，特别是底下的因人、因时、因病治宜的问题，你简单的说一下用活血化瘀的药你就得考虑一下妇女的月经期，如果她素来就有功能性出血，你就得更考虑，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总的问题。
而治法呢，它是针对着当前的辨证来进行治疗的，而刚才讲的有***有小法，我讲***不仅是指八法而矣，同样一个辛温解表，这是一个***，它下面还有小法呢，拿伤寒来说，麻黄汤是一法，桂枝汤是一法，大青龙是一法，不是吗，而这三个加起来都在一个辛温解表上面，而更具体的它是指导当前遣药组方的一种原则。所以这两个东西现在问题混淆，因为过去我讲的三节半以后，这三节半以后有不同的解释，一个是“方从法出”，“法随证立”，那么这个“法”和理法方药的“法”也是绞和不清的。以法统方，这个“统”实际上是跟“方从法出”是一个意思，方是由法来统管它的，就象气是血之帅，血之行由气来管它，在另一方面就是用来归类的时候，所谓以法统方，讲方剂按照它的功用，他的功用实际上就是立法，就是治法，用这个来进行归类，所以由“统”后来就改成“带”，带领的带，由带，因为这个带写成省体这个代表的“代”，就以法代方，回来一代就把方代没有了，这是有法有药而无方。所以这都是解释当中一些混乱的情况。所以在这些谈一谈我的看法，把它澄清一下。你特别讲伤寒这个东西，仲景对这个方面是非常严格的，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说，麻黄汤、桂枝汤刚才都提到这里面，麻黄汤它就是麻、桂合用，他用上甘草；桂枝汤呢，它桂、芍并用，也用了甘草，两个甘草的量不同，为什么？实际上这个问题点清楚了，大家都清楚，因为麻黄汤是表实无汗，必须发汗，由于表实无汗，也就知道这个人的是一个什么，所谓讲的实不仅是邪实，还不一个正不虚，而到桂枝汤之所以表虚，并不是邪虚而是人虚，所以在这两个证中，一个有汗，一个无汗，一个恶寒重，一个恶寒轻。所以在发汗的情况有所不同，同时用甘草也有所不同，表虚是卫气虚，在解表的同时你就要考虑到补气的问题，所以从这个问题里面合起来，这里面很复杂，方剂你要细分析起来，它这药里夹杂关系都很复杂。还以这个为例，你到了桂枝汤的时候，一般实证比较单纯，尤其正虚的就比较复杂，因为它既要祛邪又要不伤正，那么它怎么体现这个问题呢？它既用了桂枝又用了芍药，一方面来解除卫分的风邪，一方面要考虑到自汗出的营气弱，使得在发汗的时候不至于汗过多出，汗过多出不仅伤人而且外邪不解。桂枝汤后面不是说的很清楚吗，“服桂枝汤后以遍身汗出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是不是，这就说明了汗大出怎么样，别光看《金匮》有一条“大汗出，风气除，湿气在”，这个风气之所以为病，发汗了嘛，汗发出去以后因风邪这个实邪，邪气之不同，包括寒邪，一个有形，一个无形，大汗出无形之邪可去，有形之邪不去，所以桂枝汤这里面更需要考虑了。我过去讲过有这个东西来证明一下，不是说自己杜造出来的，桂枝汤本身就讲的很清楚，“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那么在这里甘草用在这里面既跟桂枝合起来解表，又跟芍药合起来养阴，又能使桂枝跟芍药一散一收之间，不互相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调和诸药，那么在这里就知道了它需要用二两，为什么加大呢？所以这个方子就这么去分析，你这样一分析，这个方子所有的药物就能变成一个整体，交叉之间都有关系，所以你这个药用在这个方子不是说见了什么证就用什么药，而要把
它组成一个方子，通过配伍组合成一个方子，要把这么多的药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乌合之众，这是这一个情况。
有一个情况还可以看一看，你看麻黄汤到后来的病，以及麻黄汤在《伤寒论》里面的病可以看出来麻黄汤实际上治什么的，单纯解表吗？它有没有宣肺的问题，它是皮毛与肺俱病，你顾了这，从理论上讲先顾了皮毛，而宣肺又是开皮毛，所以这个问题还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讲的是“开鬼门，洁净府”，没有讲“开肺气，洁净府”，正因为它外有恶寒发热无汗，所以用麻、桂并用来发汗，可是历史最高水平内有咳喘，所以麻黄跟杏仁并用，那么到了有一些病，不需要发汗的时候，就是不需要麻黄、桂枝合而发汗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到了麻杏苡甘汤治风湿，不需要大汗，它就把桂枝去了，用了苡仁，你到了三拗汤侧重于治肺中风寒，它把桂枝拿了，加上生姜，所以它这几个东西反过来一比较，就进一步理解了麻黄汤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把麻黄汤拆开来弄清楚以后，对于这一类方子触类旁通，所以我们跟同学们讲，讲什么呢，现在尽管是用麻黄汤的机会不多，那么时代变了，这个时代变了，包括气候的变，包括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的变，那么现在受这样的风寒之邪而见麻黄汤证，这样的病并不多，但我们还学麻黄汤为什么，就因为麻黄汤它含有这一些理论在里面，特别是到后来用在治疗肺的风寒喘咳方面，它这理论是一贯下来的，正如刚才讲的三拗汤的问题，那这问题下来一看，一联系后世的方子看多了。华盖散也好，定喘汤也好，是吧，这好多方子都可以看到，凡是风寒伤于肺要宣肺、止咳、平喘的方基本上都离不开三拗汤。所以举这个，谈这个意思就是说到几个方剂的几个基本概念给它清一下，一个是治则跟治法的问题，跟方剂、跟制剂发生关系的指导治疗主方案是治法。但是更高的原则始终使用于各个治法组方的是治则。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通过伤寒讲了一点甘草的问题，就是说明这以一个情况，在祛邪不伤正这么一个基础上，另外就说明了个方从治法底下来进行组成，因为这个方剂讲的时候讲了一个组成原则的君臣佐使，所以往往容易理解成为方剂的原则就是君臣佐使，而君臣佐使实际上是组方的配伍原则，用药配伍的原则，它更高的原则是从证定下来了，治法定下来了，所以说是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把这几个东西弄清楚了以后，这个底下，这个其它一些方子的分析你才能够得到统一，你例如前天谈的四逆汤的问题，有说是甘草为君，有说是附子为君，而甘草为君还是成无已为首提出来的，它还引了《内经》“寒饮所盛，寒饮于内”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所看到的四逆证，我们可以考虑参附，可以考虑四逆，会首先考虑到甘草嘛，而且甘草在方中才用了二两，能说它是君药嘛，是吧，所以这个问题都要有个基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一贯的。
大青龙汤
《伤寒论》
【组成用法】麻黄去节，六两（12g）桂枝去皮，二两（4g）甘草炙，二两（5g）杏仁去皮尖，四十粒（6g）石膏如鸡子大，碎（12g）生姜三两（9g）大枣十二枚，擘（3枚）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本方功用】发汗解表，清热除烦。
【适用范围】外感风寒。发热恶寒，寒热俱重，脉浮紧，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
【方义讲述】本方与麻黄汤不同之处是，恶寒重，发热重，更不见汗出而烦躁，这就说明外面的风寒越甚，毛窍越闭塞，里的卫气不外达，郁于里而发热愈高，发热重而烦躁，就伤耗津液，发热、烦躁，津伤在这里并不是主要的，相反地当注意汗不出并不是津伤，而是
因为外寒重，毛窍闭塞，在此情况下需用大量的辛温发汗，在当时（汉）可选择的药物有限，故用麻桂，但麻桂的分量，麻加倍，桂枝不变。风寒所伤，主要伤人阳气，这里加麻黄，桂枝不变，桂温通经脉，也能解肌发表，麻配桂能发汗走于一营一卫，营还是气，血中之气，营不是血，通过行营气而温通血脉。皮毛的闭塞，肺气的不能宣发，还重用麻黄，这里已有热，可看出桂枝的辛甘温与麻黄的苦辛温，还是不同的，作用特点有区别，它是入血脉，通营卫，这就比卫气深了一层，所以加重解卫的药，鼓舞阳气，振奋卫气，开皮毛，不象桂枝直接影响血分，因为内已有热而烦躁，表之里已有痰，从这两药相伍，也考虑里有热，就考虑用石膏治里烦，石膏入肺胃，更主要是胃药，辛甘大寒，与麻相配入肺经，因是表证，恶寒发热，汗不出，石膏在这里处于从属地位，处于臣佐药的地位，用石膏无具体的量，这也有待于考证，为什么此处只写石膏如鸡子大一块，然后捣碎包煎，我认为石膏量可大可小，大不超过鸡子大，正有一个“如”字，说明了在方子里不是主药，还说明了它可灵活地运用，根据热的情况，烦躁的轻重来用，所以此方是从麻黄汤衍变而来。这样的病是在麻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已经由风寒郁而化热，外寒尚未解，不得已而用此方。甘草量加大，加枣，热甚烦躁说明津伤，甘与膏相配甘寒生津，更好清热除烦；姜枣可简单理解为鼓舞脾胃之气，更好地发汗，为汗提供物质基础。
桂枝汤
《伤寒论》
【组成用法】桂枝去皮，三两（9g）甘草炙，二两（6g）生姜切，三两（9g）大枣十二枚、擘（3g）上五味，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复取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腻、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本方功用】解肌发表，调和营卫。
【适用范围】外感风寒。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苔白不喝，脉浮缓或浮弱者。
【方义讲述】“恶风发热、汗出”，说其为表寒证，往往让初学者难以理解。卫气郁而发热，常不易理解。这些是表寒表虚的症状，简单地称为表虚证，对桂枝汤证不从卫气来理解是不行的，卫气是什么？卫气属阳，是温养人体的，所以卫外而为固，全是卫气的温肌肤，全靠卫气温养，同时带来水谷津液。出于病态，它的汗出不是正常的，由于虚，毛窍开合不正常，是因为卫气受伤，卫气受邪，卫气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卫气与风邪相争，时而卫气胜，时而卫气败，胜则开，败则合，开则汗出，合则无汗，所以风寒表虚证的汗是一阵一阵的，同时见风就怕，说明该人素体卫气不足，根据外界的气候和受邪的轻重，恶风或者恶寒。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用麻黄汤来发汗，虽然汗出，但不能解其表，但汗出津液就伤了，汗不仅伤津而伤气，因为人体的汗出是靠气和津液，吴鞠通讲“汗以阴津为材料，阳气为运用”，哪一方面都不可缺，哪一方面功能不正常，汗也就不正常。反之，汗出人受损必然损伤人体的阴津和阳气，所以不可用麻黄汤发越人的阳气。
在此情况下，用桂枝温通血脉，和营散风，就是所谓的解肌发汗，既然是解肌发汗，就要考虑它已经汗出，因为卫气虚，不能保护营气，营气随卫气外泄，便是自汗，要考虑发汗解肌，又要考虑汗出表更虚，所以加芍药，既可补其不足，又能防止汗出更伤津液，芍药酸收（酸苦微寒），习惯上讲桂枝一散，芍药一收，这是简单的理解。芍药可以益阴、养血，不仅益肝阴，而且益脾阴，它酸性故可收敛，但它还可以行，酸收之中还有行的作用，甚至
有人讲其有走气的作用，散结的作用，现在讲，一味药可存在着多种作用，有一些是双向的，相互矛盾的，作用于一起两都能发挥作用，就是双向调节，实验证实，无论赤芍，还是白芍，都可延缓血栓的形成，现在只从酸收这点理解白芍的作用是不够的，这里配芍药，今天证明它是科学的，它用的恰到好处，不影响解表。针对营气与卫气，阳气与阴津失调，不能用麻黄时怎么办？它一方面加甘草，用至二两，侧重补气，与桂枝相配，辛甘发散，有利解表，与芍药相配，酸甘化阴，补营补阴，通过生姜与大枣，姜协桂草发汗解表，另一方面它鼓舞胃气，使胃气上行，大枣益脾气，滋脾阴，姜枣合用升腾脾胃升发之气，蒸液以为汗，生姜大枣在《伤寒》中多处就依此道理而用。后世有的用姜枣为引，量少如姜三片，枣三枚，与这里有规定分量还有点不同，说明了它在方剂中的位置比较重要，与后世姜枣为引重要，姜枣本身是主药，作为使药是甘草，身兼两职，芍药与桂枝酸与苦，辛与甘是相对的，使两者调和是甘草的作用之一。
归纳起来是桂芍发汗肌，调和营卫，之所以这么用，是因为桂枝汤证的特殊情况，发热汗出，卫气虚而又有风寒，汗出伤营血阴津，加生姜、甘草助桂芍解表，加大甘草更好地滋阴养血，生姜跟大枣又能鼓舞脾胃之气，升腾脾胃升发之气，使津液上行。还要注意一点，服后啜热稀粥，一者加强热力，二者增加水谷之气，以生津液，说明姜枣虽能升发脾胃之气，但以水谷之气，作为鼓舞之用，只有有了才能升腾。轻感冒或并不是感冒，桂枝汤“解表和营卫，化气和阴阳”，在《金匮》里有此用法，治疗内科杂病，不时自汗发热，营卫阴阳失调，有那种情况下，不强调什么时吃，什么时间再吃，也没提及嗓粥，在《伤寒》根据发汗的要求不同，有的连续吃，有的规定就服一次，有的服完要温覆衣被，覆汗跟方剂的功效、发挥的作用、达到的目的相关。
从许多情况看，该方与玉屏风散相差不大，均有表虚自汗出，但玉屏风表虚感冒轻型可用，风寒稍重者则不宜，还是要用桂枝汤，恶风恶寒，汗出发热的情况有所不同，玉屏风以治表虚自汗为主，表虚兼有外感风邪时，轻者可用，重者则当用桂枝汤，或用玉屏风加解表药。
使用桂枝汤要注意：（1）素来有咳血者（现在指支扩、TB），桂有温通血脉的功能，能动血，是辛温而燥的药，咽痛不能吃，这有可能素体阴虚，或风寒将要化热，咽红肿者更不可服。（2）舌尖红者不可服，舌尖红为心有热，同时必加减药物（观舌尖时要注意患者利舌是否自然，如果伸舌用力则红）。
桂枝汤既有理论性，又有实用性。
桂枝加葛根汤，因为桂枝汤证兼见项背强几几，就是项背拘急、不舒展，实际上是阳明经证，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葛根，葛根是阳明经解表清热，升发胃气（所以有人云其为甘寒生津液），津液不升，胃中不虚可用之，如果津液升，但素来津液不足，用其升津液时必须加上甘寒之品。
《伤寒》中桂枝汤的变方有18个，有人将小建中算进去就是19个，严格地讲没有这么多，桂枝甘草汤不能说明桂枝汤的变化，桂枝去桂加术汤，君药桂枝都没有了，它也就不能说是桂枝汤加减了，而是另一首方剂。就象过去对小柴胡汤系列方的研究，研究到最后柴胡都没有了，都没说清楚这是从治法演变过来的，桂枝甘草汤是温心阳的，与桂枝汤证的法是完全不同的，把桂枝汤折算来讲，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同时说明方剂的组成配伍，有的方剂就不详细，说明其君臣佐使。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治疗喘家，在那时条件是这么做的，现在可以参考，学派不同的原因。
九味羌活汤
《此事难知》
【组成用法】羌活一钱半（5g）防风一钱半（5g）苍术一钱半（5g）细辛五分（1g）川芎一钱（3g）白芷一钱（3g）生地黄一钱（3g）黄芩一钱（3g）甘草一钱（3g）以上九味，虽为一方然亦不可执，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当视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
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其效如神，即此是心传口授，咀水煎服，若急汗热服，以
羹粥投之，若缓汗温服，而不用汤投之也。
【本方功用】发汗祛湿，兼清里热。
【适用范围】外感风寒湿邪。恶寒发热，肌表无汗，头痛项强，肢体羧楚疼痛，口苦而渴。
【方义讲述】该方是辛温解表加清热药（黄芩生地），解表的三阳药选上，太阳、阳明、少阳（葛根、白芷、防风、细辛、川芎），方中主药羌活治表，太阳为一身之表，三阳之首，它所治的证与以前讲的风寒不完全相同，它是风寒兼有湿，它是治疗表寒感冒的通用方，既
有风寒，又有湿邪，在症状上肢体酸楚疼痛，同时还有口渴而干，口粘。从理论上讲，该方
选药照顾了各经各邪，加生地黄芩，还有姜葱作引子，汪昂还强调了“加减临时再变通”，
特定性、针对性不是太强的，所以该方作一般的用是可以的，要更好的用要加减变化。对初
学的人，只要看准它症状中的几条便可用，恶寒、发热、无汗、周身酸痛、脉浮、舌白，如
有咳嗽不停，在其中无宣肺药，该方是当时时代的流行方。
加味香苏散
《医学心悟》
【组成用法】紫苏叶一钱五分（5g）陈皮香附各一钱二分（4g）甘草炙七分（2.5g) 荆芥秦艽防风蔓荆子各一钱（3g）川芎五分（1.5g）生姜三片上为一剂，水
煎温服，微复似汗。
【本方功用】发汗解表
【适用范围】四时感冒。头痛项强，鼻塞流涕，身体疼痛，发热恶寒或恶风，无汗，舌
苔薄白，脉浮。
【方义讲述】今天讲加味香苏散，还是一个辛温解表的方子，这个方子是从香苏散加味
而来的，香苏散在讲义上是附方，主要用的是苏叶跟香附，它兼有理气的作用，所以根据这
么个情况，后来就给它加了一些药，加药以后呢，用来代替麻、桂二方。
因为按照原来麻黄汤跟桂枝汤治疗外感风寒它有严格的禁忌，“有汗不得用麻黄，无汗
不得用桂枝”，那么这个问题是指的方，不是指的药，就是有汗不能用麻黄汤，无汗不能用
桂枝汤，用桂枝汤它不能够解肌发表，那么有汗呢，说明表不实或者不是风寒之邪，所以不
能用麻黄汤来大发汗，由于这两个方子的解表发汗、解肌和营卫，它专门的特点非常强，适
应证也非常的明确，所以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到了后来由于药物的发展，由于对解表，表证
的发现的类型多吧，认识的深入，所以就有各种的解表剂，前面所讲的九味羌活的问题，下
面还要结合其它的方再谈的，类似这样，还有以前讲的用药风格的变化，这个特别是在二
版教材的前面提到，所以从这方面都可以看出来，这些是用药风格变化的一个；到了宋就有
了明显的变化，经方是汉唐的方子，那么这个特点的变化表现在哪儿呢？在于药用的比较平和，照顾的面比较细致，充分利用了药物配伍之间的功能，所以看起来药数多了，后世方比
经方它用药的药味比较多，但它这个用药比较多，它充分的利用了药物之间配伍的一种功能，所以这个问题是随着药物多起来了，随着医疗实践的深入而积累而发展起来的。
加味香苏散所治的就是风寒证，风寒伤人肌表，那么它这上面所写的一些症状，所谓的
四时感冒，就是感受了风寒之邪。感冒这个病有多种，有风寒，有风热，还有风寒或者风热
夹湿的，上次所提的九味羌活当中它就兼有湿邪，所以在这呢，它主要是指四时感冒了风寒
之邪而病证比较轻，它这个病跟麻黄汤的恶寒发热，混身疼痛、头痛、喘，这些情况，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