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业文化

历史上的商业文化
历史上的商业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化对比

中国的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周武王灭商后,商朝的遗民为了维持生计,东奔西跑地做买卖,日子一长,便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周人就称他们为“商人”,称他们的职业为“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先人造就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差异也很大,这就使中国商人有着许许多多各自的地域特征。我们以明清和近代的商帮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此探究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化。

1 晋商

山西地处中部,北邻内蒙古,东接京津冀,内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山西商业文化。晋商以与蒙古交易发家,后从单纯经营商品货物发展到经营金融产品,成为中国早期的比较高层次的市场经济的代表。

晋商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①重商业。明清时期,山西人认为“学而优则商”。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②义利相通观。他们主张以义制利,强调在经商活动中以伦理道德为先,见利思义,讲求“君子爱财,生财有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晋商认为:高明的商人虽利而不污,他们是先义而利,以义制利。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是晋商长期雄踞商界的重要思想基础。

③敬业精神。敬业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修己以敬”。晋商始终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如山西榆次富商常麒麟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可敌国,孔子赞他“经商有道”,常常以子贡为榜样,自然不存在儒尊贾卑的看法。

④进取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许多山西商人出身贫寒,他们硬是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等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闯险阻,北走蒙藏;横渡万里浪,顶风暴,跨重洋,东渡扶桑,南达南洋。

⑤团队精神。山西商人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来消除人际间的不和,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⑥勤劳节俭。这是山西商人为人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恩孝说:“晋俗勤俭,善泊利于外。”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

2 徽商

安徽跨江近海,位于华东腹地,跨长江、淮河中下游,东连江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南邻江西,北靠山东。明清时期徽州人地矛盾异常突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已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生存需要。因此,徽商这个团体出现了。他们践行着“良贾何负闽儒”的理念,以风雅著称。

徽商文化的特点可概括为:

①儒商风度。徽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最紧密。儒风独茂的人文环境,培养了他们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和团队精神、济世安民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徽商经常“经商余暇,手不释卷”,被誉为商界的风雅,徽商主张以礼待人,和气生财;乐善好施,造福桑梓。

②诚信。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继承并发展了前辈商人讲究商品质量的优良传统,严格按照政府规定办事。他们在经商过程中,牢守质量观念,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为眼前的利益掺假坑害顾客,有的商人甚至不惜自己蒙受损失而将发现的伪劣产品付之一炬。

③创新,有冒险精神。长期的商海泛舟养成了他们趋时逐利的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

④进取精神。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⑤合作的人际关系。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⑥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3 京商

皇城根前说京商,北京在明清时期地处天子脚下,其商业文化也呈现出独具的特色。京商正式进入市场经济领域是在清末民初。京商大多经营与皇家消费有关的产品,如衣、食、药等,而作为一国之都的经营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门户之见”最少的商帮。他们与

其他地域商人比较所明显的特点,如皇商的气派,中规中矩格外讲究礼仪,特别推崇敦厚亲善、和气生财等等,以及某些方面不能与时俱进的局限。

京商文化可总结为:

①京商具有鲜明的“贵气”和“官气”,满足皇家贵族、官员、士绅的消费,是京商服务的重要内容。

②京商具有较为突出的儒商特征,历史上的京商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厚的群体。

③京商具有典型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征。北京古来为天下财货骈集之地,京商商人来源于全国各地,不同的文化因子在北京融合并升华为京商文化。

④京商在经营服务上具有精益求精、追求最高质量标准的特征。京商所经营的许多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代表了当时国内同行业的最高标准。

4 津商

津商则以其较早对外开埠的地位,形成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经营理念。早在明清时期天津就曾出现过“城镇百货交集”的景象。因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天津人的先辈多出身军人,或军人近属。长期的军旅生涯,形成天津的军旅文化。军旅文化具有难以磨损的硬性和持久性,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牺牲精神,这也在津商留下来了不可磨灭的性格印记。但近代由于通商口岸的开设、接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天津人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练就了天津人机敏幽默的“卫嘴子”。万般无奈也是先礼后兵,得了势见好就收。笃信能人背后有能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

津商文化可以总结为:

①津商讲究树立特色竞争的经营理念,实施特色竞争策略,就是竞争者根据市场竞争态势、供求趋势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将三者有机结合而推出的,发挥自身优势,并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长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

②津商大多敢于创新、勇于开拓。

③津商十分重视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是品牌的生命,是竞争力的源泉,优良的质量对企业赢得信誉、树立品牌形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④津商主张顾客至上,讲服务细化,除了要满足顾客在产品方面的需求之外还要满足顾客的心理需求,做到敬谨谦和、方便快捷、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服务。

5 浙商

浙商,在改革开放后凭借着“走遍千山万水,讲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以勇气、智慧、汗水和担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浙江模式”、“浙江经验”和“浙江现象”,也孕育和造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浙商的奋斗可以用四句话进行概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浙商文化可以总结为:

①不滞不塞,灵活多变。浙江多水,因而浙江人才具有水的灵性,水的圆融与通脱,浙商一般而言都思维敏捷,行动机敏,适应性非常强,遂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氛围:他们尚文重教,崇拜的是智慧和灵气,信奉靠脑子吃饭,凭借智慧去谋生、闯荡天下。

②不拒其小,汇涓滴以成大势。浙商创业伊始,皆是从蝇头小利赚起,且持之以恒。他们懂得生财之道在于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从而在艰辛的创业中坚持从小钱赚起,小商品做起,即使一个小商品只能赚几分钱甚至几厘钱,他们也乐此不疲。

③不墨守成规,在创新中超越。浙商天生就有一种冒险精神,想当年,一些地方还在为姓“社”还是姓“资”进行无谓的争论时,浙商就轰轰烈烈得搞起了私营经济,国有、集体企业悄然展开产权制度改革,在短短的几年中,浙江的私营企业就已成燎原之势。

6 苏商

苏州在明清时期已是江南重要的商业中心。苏商与徽商、晋商、秦商、闽商、鲁商、宁绍商帮、龙游商帮、潮汕商帮、江右商帮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明清十大商帮”。近代苏商“实业富国、产业报国”精神,绵延百年的苏商文化集中体现了爱国尚德、尊商惠民、开放包容和务实创新的精神。

苏商文化可以总结为:

①儒雅守规,崇德重教。苏商带着儒雅的特征。相比于其他工商文化, 苏商做事稳妥, 遵纪守法,显示出讲理性、守规矩的特性。守规意味着讲诚信、重信誉,守规不仅是一种品行和道义,更是一种责任和准则。苏商的崇德重教是有传统的。与晋商、徽商的返卖经济不同,苏商是带着与外国侵略争市场、争生存的爱国色彩出现的,带着为国为民的道德取向。

②精明智慧,善于经营。苏商精明智慧的特点很大程度地体现在善于审时度势, 善抓机遇, 敢于弄潮, 懂得进退。今日的苏商在工商企业运营中进行精细化作业,提高成本效益;以突出主业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经营范围,从第一产业扩展至教育、服务、新农业等各个行业;进行经营模式的创新,以信息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资本运作创新,资源配置全球化;以培育客户赢得客户忠诚度;以人为本建设企业创新文化等等。

③包容开放,视野高远。苏商的包容开放和视野高远,植根于江苏文化。江苏天生保持着一种兼容开放的态度,天生具有中国南北文化的双重特点,这些造就了苏商开放性、吸纳性、宽容性、创造性相互交融的多元秉性。江苏的平原一望无际,又具有深厚的文化营养也使得苏商们看问题不只局限在眼前,不只注重蝇头小利,而是局部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眼前利益溶化在长远利益之中。包容开放是视野高远的外在表现,视野高远则是包容开放的前提条件。所谓胸中有远景蓝图,行动才会宽容包容和开放。这个特征也是苏商区别其他商派的重要标志。

7 粤商

粤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三大板块构成。历史上做生意最厉害的是广府人,广府的代表是18世纪的广州十三行。近代是潮汕人。潮汕靠海,有很强的风险、忧患意识与拼搏精神。近现代起,客家商人开始涌现,他们勤劳务实,进取心强,注重企业文化和品

牌建设。这几种商人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的粤商文化。

粤商文化的核心特点:“和气生财、平和处事、谦和待人”。很显然粤商文化融合海内外的商文化精髓并具有鲜明独特的南粤地域特色,传承弘扬并兼具了儒商文化的许多优良特质,特别是和谐精神。粤商的“和”主要体现在决策上精于筹划、善于变通;在经营上务实沉着、追求实效;在行动上敢为人先、反应敏捷、擅长模仿;为人处事上通达融和、爽快重义。

8 川商

川商历经了千年的兴衰起落。川商勤奋而精明,求实而敢为天下。他们曾在中国商业史的大潮中起起落落。千年以来,川商曾开辟了茶马古道,发明了全球第一张纸币“交子”,创建了全国最繁华的盐都。是古代三大商帮之一。而现代川商的内质是“和”。“和”代表包容、接受和认可,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

川商的文化可以总结为:

①川商外表为“水”,内质是“和”。“水”的力量表现在锲而不舍、团结拼搏。“和”表示包容、接受、尊重和认可。凡是从企业界走出四川的和走入四川的优秀人才都是川商。川商是集合概念,更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体系。

②川商聪明、勤劳,有很强的开创性、扩散性、渗透性、自适性、再生性和兼容性。

③但是如今的川商没能赋值历史的辉煌,她们身上也有一些缺陷。川商事上重友情轻法规等等。表面上是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异,而本质上是企业文化的差距。喜欢形式而不重内涵,喜欢追逐机会而干事欠踏实,骨子里没有安全感都是很多川商身上存在的问题。

9 沪商

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造就了近代的海派“沪商”,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初,沪商已经是全国实力最强的商人群体,沪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创造者。敢为人先和创新开拓是沪商创业和发展的灵魂。传统在现实中彼沪商恰当地改造,时尚在平凡中为他们适当地吸收,海纳百川、融合中西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被运用,这就是人们也之为的“海派”。

沪商文化可以总结为:

①精明,精明可谓是沪商给全国人民的第一印象。近代西方的重商观念给上海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沪商形成了“精明”的价值取向,在商业活动中精打细算。

②沪商秉承务实诚信、公平合理的经营风格,讲“实惠实效”而不悖诚诺,有较强的契约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重人情、重视关系的观念不同,沪商较早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法制的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了他们生意中。

③沪商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能以开放、理性的心态,从容地接受外来新事物。继承传统而不保守,与时俱进而不猎奇,视野开阔而不媚外。

④沪商有着很强的包容意识。有人说沪商的发展不是上海人闯天下,而是天下人聚上海。上海的发展可谓是爆炸式的膨胀,19世界中叶以来来自海内外、有着各种口音的人涌入上海使上海形成了典型的杂合文化、混合文化,也造就了沪商独特的包容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地商业文化独具特色,但也有着相似性:由于发展的大环境恶劣,中国的工商业前辈们的创业和发展都要花极大的气力,鼓极大的勇气,几乎所有成功者都是通过艰苦的奋斗、百般的挫折、几番上下才得以创业、发展。工商业前辈们在事业有成之后,绝大多数都能造福乡里,都提倡爱国爱家。当财富逐步增长之后,他们大都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学习精神,包括对于经营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在经营的企业和事业达到较大规模时,他们也大都恪守诚信和信誉。以上特点是中国商人的共性,直到今日,我国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仍然有这些“商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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