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当今社会道德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众多涉及道德的事件，如，“学术腐败”、“天价药费”、“未婚同居”、“医生收红包”、“有毒食品”、“扶摔倒老人”、“公权私用”等，这些事件涉及了职业道德、商业道德、家庭道德、个人品德等道德的众多领域，引起了思想界和大众对当代中国道德状况的反思，主流的观点认为当代中国存在较严重的道德危机。不过，从理论上看，在讨论道德危机这一问题的时候，人民侧重于讨论“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危机”或“道德为什么会面临危机”的问题，而缺乏对“谁之道德危机”和“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的反思。而对后两个问题的反思则对深入认识当前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存在前提性的理论意义。

“谁之道德危机？”

“谁之道德危机”这一问题主要是对“道德危机”之中“道德”的追问。今天，我们习惯于谈论道德危机，而对于这其中的道德何指则缺乏关注，或者说，对这道德属于何派何家的道德缺乏关注。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主流的儒家道德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如今在许多领域，儒家道德的影响都几近消失。建国以来，政府一直提倡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见到一本权威性的系统阐述这一道德价值体系的著作，与此相反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唯物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规范作用有削弱的倾向，并存在如何保有现有认同群体及如果取得更多人的认同的问题。西学东渐以来，自由主义正被不断的介绍入中国，不过，虽然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努力，自由主义的影响仍然主要停留在知识界，更多的普通大众及其生活则很少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不存在一个受到学界和大众普遍认同的且具有现实实践指导价值的道德体系。这样一来，“谁之道德危机”的问题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找不到具体的反思对象的情况下，“谁之道德危机”的问题则不是那一派的道德危机，而是演变为“找不到主流道德体系”或“缺乏主流道德体系”的危机。

“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

“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这一问题主要是对“道德危机”之中“危机”的追问，也可以说是对很多问题能否归结为道德危机问题的反思。

比如，医生收红包的问题。如果一个医生收红包，则是道德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医生收红包问题演化为全国医生都在普遍的收红包却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制裁的问题，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收红包的低风险这个现象中应该谴责的不是道德的不完善，而是法律的不完善，而且正因为收红包得不到法律制裁才更加纵容更多的医生去收红包。医生收红包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但仍然不见法律的行动，这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再比如，扶摔倒老人的问题。这个现象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恻隐之心的道德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是法律的不完善问题，一旦诬陷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则会给更多投机者提供投机的机会。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随便去扶摔倒的老人，以至于有老人摔倒了却不见人扶，这是恻隐之德没有受到法律保护所引发的后果。

对“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这一问题的反思对于避免泛道德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泛道德主义者喜欢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非道德领域的问题，并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归结为道德的问题。中国长期以来被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是一个道德的国家，避免泛道德主义倾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道德为什么会出现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危机”或“道德为什么会出现危机”这个问题思想界的关注比较多，普遍的观点是把道德危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思想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思想的挑战是导致道德危机的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道德为什么会出现危机”的问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道德危机不是目前才

有的，中国历史上就曾发生多次道德危机，较为著名、实现较好道德变迁的两次道德危机分别发生在孔子时代和北宋时代。

孔子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道德危机很严重，北宋建立在唐末及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基础上，且主流的儒家道德受到佛家思想的严重冲击，道德危机问题是当时统治者非常忧心的一个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时期的道德危机都和政治社会的发展或外来思想的挑战有关，但最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当时对道德的主流理解和规定面临理论上的合理性危机。

前孔子时代，人民对“德”是从外在行为来定义的，把“德”理解为博施济众、惠民、行仁和轻刑，并把这种道德的行为和外在的事功联系起来，无限夸大德行的现实作用，构建了一副“仁者无敌”的美好图景，这副图景的最生动体现是对于一些圣人及其事迹的描述，不过这个图景是脆弱的，一旦行德取不到意想中的效果，人民对于道德的认同就必然会发生危机。

北宋时期，占主流地位的儒家道德思想相对于佛教心性思想来说，无论是从论述的深刻性还是体系的严密性来看，都是差一筹的，而且儒家的道德理论没有对生于乱世之人的心理提供理论的依靠，对于道德上非常重要的个人如何修身、个人如何提升的问题也没有系统的论述，这必然引发人们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危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的道德危机的根本问题也是现有道德观念面临理论上合理性危机问题，现成的对于道德的理解和规定已经不符合现在人的道德心理，如，今天许多人都在抱怨公交车上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位，但仔细对“给老人让座”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给老人让座”这个现成的伦理观念是一个不偏不倚型（即对所有人的要求都一样，体现了平等原则）的义务型伦理，它和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现代观念有冲突，笔者认为，是否给老年人让座应该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交由具体的拥有座位的年轻人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做出，而不能树立一个“年轻人就应该给老年人让座”的前提，特别是当这种“应该”变为“必须”之后。

今后的道德，不可能再是那种设立一个普遍的外在的道德规范然后要求所有相关人都应该遵守的“不偏不倚型”的道德了。康德提出的“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应该交由具体的个人自己来决定，这对于今后中国的道德变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