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对比研究的翻译学视角_李东辉

英汉对比研究的翻译学视角_李东辉
英汉对比研究的翻译学视角_李东辉

2006年7月

第22卷第4期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 f S ichuan I nternati o na l Stud ies Un i v ersity

Ju l y,2006

V o.l22N o.4英汉对比研究的翻译学视角

李东辉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香港)

提要:以具体语篇中被动式的双语转换为例,结合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念和韩礼德的语域理论操作框架,对源/译语在语篇、体裁、语域变体、言语施行的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翻译的角度讨论了英汉句法对比与双语转换中等效原则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翻译是跨文化的人类交往行为,而人的交往资质不仅包括主体的言说构句能力,也包括主体如何言说以达到以言行事的能力,因此,英汉双语对比研究应从文本内的句子层面扩展到文本外各种构成言说者主体交往资质基础的社会文化层面。通过讨论,希望为英汉对比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使双语对比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

关键词:英汉对比研究;翻译研究;话语分析;普遍语用学理论;被动式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31(2006)04-0114-06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 ve L i nguistics fro m a T ranslation Perspective

LI D ong-hui

Abstrac t:Con trastive li ngu istics stud i es d ifferent languages both i n ter m s of t he ir li ngu i stic features and o f the efficacy communicati on be t w een diff e rent cultures.Si m il ar l y,trans l ation stud i es not only seeks ru les of b ili ngual equ i va l ence in practi ce,but goes f u rt her to eva l uate t he ir textua,l soc i a,l and cu ltura l con tex ts i n wh i ch l anguag e(s)i n use are shaped and constra i ned t hrough cu lt ura l po litica l i nterpre tati on.By re-exa m i n i ng som e aspects of Eng li sh and Chi nese contrasti ve li ngu i stics from the transl a tion po i n t o f v ie w,t h is pape r exp l o res one key area w he re transl a tion st udies offers some va l uab l e ins i ghts and a refresh i ng perspecti ve on b ili ngua l contrasti ve stud i es.T his study suggests tha t approaches app lied to bili n-gual contrasti ve stud i es ought to focus not on l y on a tex t.s syntactic struct ures,but a l so on the i n terp l ay be t w een a nu m be r o f factors,such as pragm 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t hereby pro m o ti ng an awa reness of the soc i o-cultural context i n which the tex t i nvo l ved in translation is e m bedded,whereas for m a l li ngu i stic analysis canno t adequate l y and sa tisfactor il y account for what appear to be syn tacti c phenom ena.

K ey words:English-Ch i nese con trasti v e li ngu i stics;translati on stud i es;discourse analysis;theory of un i versa l pragm atics; passive construction

一、引言

双语对比研究是对语言本体研究的方法之一,它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语言应用的心理机制、语言思维的生成过程、语言的认知模式、语言的变异和发展以及变异产生的条件、语言的哲学根基等多方面的认识,其对比的成果对翻译教学与双语教学也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这也是许多大学的翻译课程设置都有双语对比研究的原因了。尽管学者们都认识到将双语知识实践到翻译操作时必须考虑语境、意识形态、文化、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等因素,但是实际的教学却涉及诸多更为微观的/技术性0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多数的对比研究仍是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句子的层面或是比句子更小的语法单位上;另外,课上所学的内容通常是技巧性的,既琐碎又难成系统,学生即使明白例句的具体译法,也根本无法把握翻译活动带实质性的规律,在翻译操作上更难以推演。(唐国全, 2004:25)因教学效果不理想,有些学者干脆建议,既然翻译是一门讲求实践的学问,像语法理论、符号学理论、文体学理论等还是不讲的好。(宋志平,1999: 48-49)

双语对比研究在理论上与翻译教学关系如此密切,但是在教学应用上却又如此无能为力,说明双语对比研究课程在帮助学生提高翻译水平方面没有起到切合实际的作用。本文尝试在这一方面做出初步的探讨。首先,本文将简要回顾我国英汉对比理论研究、教材和教学的现状;其次本文以被动式为例,从翻译的角度,并结合哈贝马斯(J rgen H aber m as)的普遍语用学理论、韩礼德(H a lliday)的语域理论和翻译理论,重新审视并讨论有关对比研究的问题以及英汉句法对比与双语转换中等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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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之间的关系,旨在表明翻译是跨文化的人类交往行为,而人的交往资质不仅包括主体对说什么的构句能力,也包括主体知道如何去说以达到以言行事的(illocutionar y)能力。因此,英汉双语对比研究不应只限在文本内的句子层面,还应考虑文本外的语境、双语各自的生成机制及其各自的社会心理意识和文化规范。在语用层面文本外的各个因素是构成言说者主体语用交往资质的基础,同时也是制定翻译策略所依据的首要原则,而双语转换的最终成品是译者对文本内外双重解读的产物。

二、英汉对比的理论研究以及翻译教学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在国外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而我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则刚刚在这方面做出尝试(杨自俭,2001:10-11)。具有前瞻性的外语研究核心刊物如5外国语6近年来在语言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论上不遗余力地推介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开始为英汉对比带来新的切入点。经历了尝试和译介的阶段,我国现在正处于从消化引进的理论向创新的时期发展。处于这一阶段的学科,对语言学方法论的借鉴、探讨与反思都是十分有必要的(徐盛桓, 2001:2)。

尽管对比研究在理论上正努力向新的领域拓展,但用于指导教材编写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却仍然是落后一步。张美芳(2001)在5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6中考察了1949~1998年大陆出版的115种英汉翻译教材。根据她的统计,以句法对比研究模式为框架编写的翻译教材,在出版数量上占主流。近年来坊间虽然出版了大量的翻译教材,但是在翻译教学上真正适用的却寥寥无几。多数教材的设计原则是希望通过双语知识的传授使学生提高双语转换能力。这一设计说明目前教学界的一个普遍的语用观:即双语知识的习得先于语际语用能力的培养,而从知识到语用的实践则似乎要靠学生的天分了。1教材的编写直接影响到教学实践。以语言学理论指导翻译教学的路子似乎越走越窄,2004年,5中国翻译6与美国蒙特雷国际学院合办了一个暑期全国口笔译翻译教学研讨会。在谈到翻译教学时,大家的共识是,我国的翻译教学,特别是笔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经验传授阶段,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字、词、单句一一对照的讲解方法来培养学生的语际转换能力。(穆雷,2004:25)

教材与教学都不尽如人意,这一现象与英汉对比作为单纯语言学学科的研究架构和方法论的建制承传有关。语言学与翻译学既密切相关又各具特色,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双语对应的学者,其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双语的差异、列出对比的清单。由于对对比参数的考量通常是以句法为纲的,因此讨论对比也就自然而然地停留在句子的层面上了。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对双语转换研究与教学的贡献相当有限。因为:(1)双语对译的本质涉及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一层是文本内的语言层面,它是交往目的与效果所依托的工具载体;另一层是与语言层面交往互动的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层面,关注的是言语施为者的交往目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话语在交往过程中与潜文本之间互文性的相互作用及其在言语接受者那里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提出应该对译本采用双重的解读方式(吕俊,2004:53-59)。(2)由于不同的语言生成机制体现了人的认知模式的差异,而文化范式和意识形态的规范与限制也会左右话语的催生过程,故此,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理论一书中指出,话语行为不仅包括以言语为表现形式的陈述部分(t he as pect o f propositional sentence),同时也包括体现社会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施行部分(the as pect o f perfor-m a ti ve phrases)。(H aber m as,1979:26-34)当话语进行跨文化双语转换时,译者不仅要考虑陈述部分的转换问题,同时也要考虑采用怎样的语言形式才能重新建立或有意识地改变依附于源语的文化价值评判,也就是说如何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操纵译文的语言、风格、隐喻、语气等因素来达到翻译的目的。这里的所谓操纵指的既可以是Andr L efevere 的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而施为的操纵,也可以是孙艺风(2004:151)所说的在翻译操作过程中以变通为手段的操纵。因此,翻译学所关注的对比,不仅在源语与译语的文本之间,在其主体间性之间,在各文本的读者反应之间,同时也在各自的文化政治等因素对译文的建构所带来的影响之间。如果说列出双语各项参数的对比清单是对比研究的终点,那么这在翻译学的研究中则仅仅是一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研究的角度对双语对比研究的再反思当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双语教学现状不尽如人意和翻译学的发展历史也有关。在60年代的西方,由于对/翻译的科学性0的诉求,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和研究模式从整体上大大提高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最近20年来,随着人文学科各种理论的飞速发展,新的翻译

1151语用能力的发展与语言知识的获得谁先谁后是一个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在中国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语言知识的获得在先,但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人的实际语言习得情况,语用能力又应该如何有效地去培养等课题却几乎是空白。Rose和Kas p er的研究就得出了与国人共识完全相反的结论(2001)。

理论层出不穷,不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翻译的双语转换过程,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强调文本的历史因素、文化意识、语言的性别意识、译者的隐现性及意识形态对译文的影响等等。(Bass net,t1998: 108-112)与此同时,由于解构主义的影响,语言学派堕入了对自身的诘难,言语(paro le)被视为语言/约定俗成0的背叛者。语言学的发展无论是学术地位还是理论建构都曾经远远走在翻译学的前面1;而眼下语言学和翻译学似乎有分道扬镳之势。因此,有学者指出,翻译学所谓的意义不确定性概念给我们留下的不应是翻译无标准的梦魇,而应是语境的制约对意义确定性的催生意义。(杨晓荣, 2001:73)

我们看到,传统的双语对比互译的翻译教学模式已不合适宜。由于翻译涉及的两种语言系统势必引发不同的认知机制和价值判断,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双语转换的过程、性质和结果。因此,如何使对比语言学与翻译学之间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以翻译学的思路拓宽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视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三、从翻译的角度拓展英汉对比的思路)))以被动式的英汉对比为例

句式的对比在双语对比中属于经典的研究项目。那么,如何从翻译的角度拓展英汉句式对比的思路呢?讨论这个问题最好从实例出发。

有关/英汉对比被动结构0的讨论有很多,不过大多数的研究仍然局限在英汉句法的层面上,这种分析模式不考虑话语参与者的主体性,仅以静态语言的自律性来解释翻译活动中话语表层的句式对应。被动式对比是英汉对比研究著作、翻译教材以及双语对比课程中的必谈题目。作为一个句法结构,在双语对换时被动式本身不应受到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既然中英文都有被动式,双语转换似乎应该可以对等,如果不对等则必有原因。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选择了被动式作为例子,希望通过对源/译语文本的深入比较,看看双语转换过程里文本内、外的因素究竟有哪些,而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互动并操纵被动式译文的再编码的。

以下例子引自G.Leech和J.Svartv i k在A Co mmunic ative Gra mm ar of Englis h(以下简称/交际语法0)一书中的一则语篇。

/交际语法0当中引述的图书馆英文通告原文如下:

It has been no ted w ith concern that t he stock of books in the librar y has been declini ng alar m ing l y. S t udents are as ked to re m ind the m se l ves o f t he rules

for the borr ow i ng and return o f books,and to bear i n m i nd t he needs o f other students.P enalties for over due books w ill i n the future be strictly enforced.(L eech and Svartv i k1975:25)

/通告0的汉语译文:

(A)最近发现馆内书籍数目惊人地下降,因此

(B)特要求同学们不要忘记借书还书规则,要考虑别的同学的阅读需要。今后凡借书到期不还者, (C)必按章严格课以罚金。(王还,1990:446-447)o

以上译文出现了两种句式上的迁移:英文通告原文有三处被动句(见带底线处),这三处被动句全部被译成了汉语的主动句;译文中(A)、(B)、(C)三处均可填出主语/我们0,而/我们0一词在译文中的省略使此三句成了无主句。所以,原文对译到译文时由原文的被动句变成了译文的主动句,之后又全部变成了无主句。这是文本内语言层面的变化。这一被动句式经过翻译变成无主句式的迁移现象说明虽然被动句在中英文中都有,但是它的功能分布在英汉语中各有不同表现,其表达的语言风格、语用的语境条件等都存在着差异。这说明被动句在双语中的翻译对应转换不仅要看句式功能的对应、语体风格的对应等文本内的因素、也要考虑可能导致这一迁移的文本外的因素。

英译汉时被动句变无主句的迁移与汉语被动式的历史发展渊源有关,由于中文被动式的运用常常与语意中/不幸0的色彩有关(王力,1984:128),因此不是所有的英文被动句对译到中文时都可以套用中文的被动式的;其次,句式的迁移与语篇的交际情境也有关。这里我们可以借用韩礼德的语域理论,从语篇的三个语域变体来观察这种句式迁移的实质。

第一,从语场(fie l d)来看,无论源文还是译文,其基本信息均是单方面由图书馆向读者提醒馆方的借书规矩,并希望读者合作。在这一点上中英文的语篇交际功能是一致的。H ati m和M ason(1990: 158)把这种语篇归为指示语篇类型,其指示功能是通过语篇在受话者身上产生的受话后效果和反应来实现的。正是这一交际功能,确定了语篇的体裁一定是以传递信息为主的公文体裁,其语篇要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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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迄今为止,在中国,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翻译学仍然属于应用语言学之下的一门三级学科(张南峰,2001:68);而在西方,翻译学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也只是近二十年的事(B assnett1998:105)。

中译文引自王还译文(1990:446-7)。原文中被动式的下划线与译文中的(A)、(B)、(C)为笔者所加以便于讨论。

读者为中心,行文简洁、语气客观、信息清楚明确。

第二,从语篇的交际参与者(tenor)来看,一边是作为言说者或施事的图书馆,而另一边是作为受话者或受事的通告读者。在这一点上中英文参与者的角色也是一致的。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源文与译文在表述语篇参与者双方关系的人际功能方面有了明显的差异。从词语的使用上可以看到如下的三个对应:

(1)to re m ind the m se l ves y不要忘记

(2)w ill*be strictly enforced y必,,严格课以罚金

(3)/P enalt ies*0句y/今后凡借书到期不还者,,0句

在(1)中,源文的交际重点在于提醒读者图书馆内的规矩;而译文则先入为主地假设读者不按期还书是因为/忘记0了,所以译文强调的是提醒读者要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这种强加于人的笔法,使句子的焦点放在了读者的被管理身份上,故此,译文中言说者的权威语气就加强了。在(2)中,源文只是提到/将会0有何后果,而译文则指出/必定会0有何后果。这里具有语篇衔接功能的元话语成分(m eta-discourse e l e m en ts)被置换了。所谓元话语,指的是语篇基本信息之外的表述言说者意向的功能成分,言说者通过元话语的运用,有意识地引导并制约受话人按照自己的话语意图去解读语篇。对元话语成分的选择,体现了言说者对交际基本信息的认识和评价,而这一评价必然渗透着言说者的文化构建和价值判断。(李佐文,2001:44-57)当源文转为译文时,译者需要代表源文言说者把源文的意思用译文再现出来。由于源文的文本内与文本外的双重语境之间有着某种共谋关系,因此译者既可以选择忠实地再现、也可以选择为了达到另外一种效果或目的而重构这一关系。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建构和价值判断的差异越大,元话语成分在译入时的置换也就会越多,译者对源文的操纵相对来说也就越多。/通告0的中译文在语气上比源文更加强硬、坚决,这里,译者选择了再一次强化馆方与读者的管理与服从的身份和上对下的关系。在(3)中,源文的结构是主谓关系句,其主语是pena-l t ies,而译文用的是话题)评论句式,其话题是/违犯馆规的读者0。前者强调的是事,而后者针对的是人。这里,译文再一次强调受话人的被管理身份,言说者的权威也再一次被突显出来。

通过对译文词语的选择和取舍以及置换句子主位成分等手段,译文改变了语篇参与者的人际关系。从以上对应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则语篇的语符转换过程中,译者通过对源文基本信息的操纵和重写,构建了一篇以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语境和行文规范为皈依的译文语篇。

第三,我们可以从语篇本身的话语交际模式来看。话语交际模式可以从多种层面切入,例如语音、词汇、语义、语篇结构、书写形式与版面、语篇指向性等等。语篇分析不必面面俱到,我们所关注的是语篇话语交际模式当中与语篇交际功能最为密切的也是最能体现双语文化差异的层面。在正式的书面语里,尤其是以传达信息作为交际目的的文体中,为了突显叙事的客观态度,英文通常较多使用被动语态。这种情况在英文科技文体和政府公文中尤其常见(L eech and Svartv ik,1975:25,259)。从语言类型学上看,中文和英文都是主语优先型语言(用S VO标示)。但由于中文同时还是话题(T op-ic)优先型语言(用T S VO标示),T、S与O可以同时共存,也可以省略其一,或甚至都不出现。在话题优先型语言里,话题T作为句法深层结构的基本成分,不需要靠移位来形成。因此,当受事出现在句首而施事为隐性时,这一句式可理解为:T{S-零形式}V。例如通告的中文译文的最后一句就属于这种情形,尽管T作为受事出现在句首,全句仍然是主语匮乏的主动句,而不是被动句。换句话说,/今后凡借书到期不还者(T),必按章严格课以罚金(VP-act i ve)0是/今后凡借书到期不还者(T),本馆(S)必按章严格课以罚金(VP-acti ve)0的简写形式,而不是/今后凡借书到期不还者(T),必被按章严格课以罚金(VP-passive)0的简写形式。此句还可考虑译成(S-零形式)VO句式:/今后(S)将严格执行逾期不还的罚款制度0。在这个句子里,零形式主语是通告的言说者。

通告中的英文被动式之所以没有译为中文的被动式,并非因为中文没有被动式,而是因为中文的被动式与英文的被动式并不是等效的,因此就有了句式迁移现象。根据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译者的翻译行为不仅是一种言语表现,它还体现出译者所信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判断。(H aber m as,1979:29)在语篇的表意策略上,译者选择了省略主语是因为:(1)充任主位的信息是旧信息,而无主句便可以使译语读者将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述谓结构表达的新信息上;(2)译者将言说者S隐去使译句中没有任何不必要的旧信息以加强全句语气的决断,使之干脆有力。这里,译者在语气上的主体性选择与通告语篇中译文的权威性话语语气是一脉相承的。句法层面的句式迁移现象所带出的语用效果无疑是译者主体操纵表意策略的结果,而这一操纵体现了译者对译入语交往双方人际关系社会规范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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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内的变化可以引致文本外交往双方人际关系的改变。从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观点来看,人的语言能力使人可以说出合语法的句子并具有可领会性的特质,而语言学家也可以通过语言学的方式对其加以分析。然而,运用语言能力去进行交往则是另一回事(H aber m as,1979:29),因为语言交往行为是人的陈述资质在语用中加入施行资质而达成的。普遍语用学讨论了话语的三种功能特征:(1)呈示式陈述功能,指人们从话语的陈述部分可以得到句子所呈示的事实;(2)表达意向的功能,指对元话语成分的选择与运用可以向听者表达言说者的话语意向,例如/w ill*be strictly enforced0可以译为/必,,严格,,0,也可以译为不那么咄咄逼人的/将会,,0;(3)建立合法人际关系的以言行事功能,指人的施行资质使语言与共享的文化社会规范相一致,使听者能够在共有的价值取向中与言说者认同,从而达成言说者最终的/以言行事0的交际目的。哈贝马斯(1979:30)的普遍语用学给我们的启示是,话语不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成品,它是在交往行动当中确立意义的。符合句法的句子是正确的句子;而正确的句子还要在施行当中符合社会语用学的规范,这样的句子才不仅正确而且得体。我们对译文的要求是正确而且得体。当然如果/正确0与/得体0可以兼得是最理想的译文了,如果/正确0与/得体0不能兼得而一方必然要迁就另一方的话,这时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就必然会再次显现出来。

还拿此图书馆通告作例子,本人试提供另外的一种译文以供比较和进一步讨论,请注意以下译文括号内的部分是笔者插入的分析,意在简要地指出这一拟译是如何处理源文当中的被动式的:

最近馆内书籍数目惊人地下降,情况令人关注(使动式表示被动意义)。因此请同学们谨记借书还书规则(以/请,,谨记0的词汇意义表示同学们/被礼貌地要求0的被动意义),并且要考虑别的同学的阅读需要。今后,过期还书罚金制度将会得到严格执行(以词汇意义/得到0表示/制度被执行0的被动意义)。

比较王还的译文和这篇拟译文,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篇其实更加贴近源语篇的内容和语气。可以说这是以知会读者和劝说读者更加合理地使用图书馆为期待效果的语篇。两种译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地方:(1)源文noted一词与w ith con-cern合用,以介词短语带出noted的态度。拟译文因此以/情况令人关注0介入了言说者的感受;而王还的译文谨表述了事实,却省却了w ith concern 的成分。(2)图书馆对同学们的要求拟译文以十分礼貌的期待式语气说出/请,,谨记0,更加符合源文的/studen ts are as ked to re m ind the m se l ves of*0的婉转说法;而王还的译文用/特要求,,不要忘记0的译法将源文的主要动词从/are as ked to re m i nd0变成了/are specifica ll y requ ired to*0(3)拟译文的最后一句似有悔不当初之嫌,好像/馆内书籍数目惊人地下降0不仅与不按时还书的同学有关,也与图书馆过期还书罚金制度一直未能得到严格执行有关。这就使通告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了;而王还的译文则有一种强权、独裁、惟言说者独尊的口气。可以说她的译文是/权威话语0的文本,它要求受话人无条件地接收通告中的安排,没有商量。在汉语的文化语境下,中文的官方通告面对的是中文的读者,其模式规范是权威话语式的,如果不依就中国社会语用学的规范1,就/不得体0了。对译者来说,其假想的读者是译入语的读者。虽然翻译并非一定要按照译入语的行文规范来建构语篇,例如通告的拟译文就是更多地保留了源文的异质特色;但是作为一个权威话语指示语篇,它要求译入语读者在交际语境中理解句子的同时要满足一个有效性要求、或是履行一个义务、或是作出相应的行动。这里,王译/通告0无疑是更得体的、更符合国人话语谋篇规范和阅读期待的文本。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导致译文在句子表层结构上迁移的动因并不是在文本内,而是在文本外。即使是像被动式这样貌似一个单纯的句法问题,也仍然存在一个文本内与文本外的双重解读语境。译者是语言资质的拥有者,当译入目的语时,句子表层部分因语言系统的转化而发生规定性的(obli ga-tory)转换,不这样做就不能使句子成立从而具有可领会性的特质。当译语进入译语文化的施行状态时,源语的施行资质所具备的与源语听者共享的价值取向及以此为基础而呈现的言语人际关系会跟译语的施行资质产生距离。此时,译者因主体性使然就会在译语施行部分的操作中做出调整。因此,英汉对比研究者的任务不仅是作文本内的句子对比,也要将句式对比推到文本外,在文本外比较源语和译语以各自语言为载体在施行时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探讨其对文本内语篇重构的影响。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译文最合适的表达式不再囿于在译文里,应否并且是否再现了源文语言的词汇、句法等表层意义,而是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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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语用学的规范指的是得到话语行为参与者双方共同接受的社会语用认知方式(Leech,1983:10),认知方式导致对话语行为模式的规范式期待,而规范式期待就是用以解读并翻译话语行为的根据。

译文应否并且能否通过译语重新构建源文文本内与文本外相互关联的双重解读语境,而文本内外双重语境之间的共谋关系正是通过源/译文言说者的主体性选择和主体间性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来的。只有当译文话语再现了合理合法的人际关系,对话双方才能在主体间彼此认可的文化规范里通过语言交往行为达成理解,而理解正是达成话语以言行事功能的前提。对文本内与文本外之间关系的解读和建构是译者的可操纵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对指示性语篇的双重解读和对不同文化当中话语参与者主体之间互动关系规范的理解与语用期待,无疑是确定译文翻译策略的首要原则。

四、结语

在双语转换中采用中文无主句对应英文的被动式,似乎在句法上是南辕北辄之举,句式的迁移在句法上没有忠实于源文的表述方式,同时,译者通过种种手段,也改变了语篇交际双方的社会人际关系、谋篇规范和阅读期待,但是,深究其理,转换中对源文的种种不忠实所涉及到的原因各有千秋。语言最终是人类交往行为的一种载体,因此,研究双语对比,不能把语料孤立起来看,而应把语料放回社会文化的大语境当中去考察;不仅要做文本内语言层面的对比,同时也要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与文本层面的互动关系。因为正是这些因素对语篇表层的建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英汉对比研究应该拓宽视野,对翻译理论、社会语用学和交往行动理论的研究、借鉴和对话,将会为双语转化现象提供更加合理的解释。在这一宏观的、多元化层面展开的英汉双语对比研究,或许会更加深入、全面,也更加切合双语教学以及翻译训练的实际需要。

*笔者要特别感谢陆俭明教授对文章构思的初期所给予的指点和提供的书面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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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11-06

作者简介:李东辉,男,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任教,博士,主要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范畴包括对比语言学及文学翻译研究。

责任编校:路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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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翻译法

认知翻译法读书笔记 陈友勋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什么是翻译?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二)模糊的意义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的传达。而然意义概念的界定本身就非常模糊,正是因为意义的虚无飘渺,难以琢磨,从没有任何一个译文敢于宣称自己达到了完美境界。同样的原文,即使前人的译文已经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后人也会继续进行翻译,这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更是屡见不鲜。 (三)意义的符号学解释 语言意义: 1.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如father(父亲),table(桌子) 2.言内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体现在语音(如押韵,格律,重读等),词汇(谐音双关,一语双叙),句法(排 比,倒装等),篇章(句式的变化,段落的安排和衔接,粘连等) 3.语用意义(是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包括表征意义(话语中发讯人的身份、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在交往中 的态度)、表达意义(语言符号表达说话人的感情)、社交意义(语言符号在交 际过程中建立或保持人际关系的一种特殊功能)、祈使意义(指发讯人企图改变 收讯人的行为或心态的意向)和联想意义(附加在指陈意上的意义,是语言符 号唤起收讯人对其他事物的联想) 图一至图二反映了由符号的定义(Peirce符号三角)推论出翻译中的三个语言意义 (四)神经认识语言学:激活扩散模式&认识意义的动静观 符号的转换本身是静态的,而认识是大脑神经网络通过激活扩散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既有静态又有动态。 举例:《二六七号牢房》开头的那句话:“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

这个,我很熟悉。” 这句话的静态意义就是“我”很清楚牢房门窗之间的距离是七步。但这句话的动态意 义却是读者看到这句话后大脑中浮现出来的一个人从门走到窗,又转身从窗走到门,来回数着步数在窗门之间走动的场景。这个动态意义已经在读者头脑中生动的模拟 了“我”在监狱中的苦闷彷徨。这里,实际上它比单纯的静态意义更重要。因为这个 动态意义才真正揭示了作者的写作用意和创作苦心。可以类比鲁迅在小说《秋夜》中的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 树。” (五)认知翻译法的理论支撑 翻译的实质就体现在“原文——意义——译文”这一转换过程当中。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六)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翻译活动是“求同”和“存异”的妥协和平衡。认知体验的共性是构成翻译中可译性的 根本保证;而语言文化的个性是导致不可译性的直接原因。 一些谐音双关词等本身虽不可译,但其作用机制却是可以被人认识并再现于其他语 言之中的。从理论上来说,即便原文、译文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再大,也不过是初 始输入的语言符号刺激不一样,但译者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操纵语符的输入形式,从而保证最终在读者大脑中达到和原文一致的激活效果。 (七)翻译与对比语言学 为翻译而进行的语言对比必须在英汉语言之间形成差异的最底层展开,即在语言基 本模式的基础上展开,这样找出二者基本的差别,做出本质的解释,才能真正起到“以 比促译”且“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英汉语言共性 事实上,英汉语言中的表达,往往都是基本模式的嵌套和变形。 如:她买了一本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的书。 ——拆分开其实是: 1.她买了一本书She bought a book. 2.书里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The book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因此合并后: She bought a book which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九)形合与意合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所谓的“合”就是“组合”,是语言符号由“散”到“集” 的组织手段。 汉语意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悟”字,在形式上是一个“省”字。 英语形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理”字,在形式上是一个“添”字。 例:张三打算进城买驴推磨做豆腐挣钱娶媳妇。 这句话体现了汉语在形式上“能省则省”的特点,而英语的形合结构很强调梳理清楚 各句子成分的彼此关系,重视交代清楚它们之间的逻辑意思。在形式上,英语在采 取嵌套模式组句时往往是“能添则添”,而添加的这些词汇,很多都只是表明句子内 部各成分间的逻辑关系,本身没有实在的意义。常见的是加上了冠词、介词、连词、 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等。如上例翻译如下: Zhang San decided to go to the market to buy a donkey, which would help him make bean curd by turning the mill, so as to make enough money to get a wife.

传播学英文用语

传播Communication 内向/自我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群体传播Group Communication 组织传播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 单向传播One-Sided Communication 双向传播Two-Sided Communication 互动传播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媒介Media 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新媒介New Media 新闻洞News Hold 新闻价值News Value 传播者Communicator 主动传播者Active Communicator 受传者/受众/阅听大众Audience 受众兴趣Audience Interest 受众行为Audience Activity 信息Information 信号Signal 讯息Message 信息熵Entropy 冗余/冗余信息Redundancy 传播单位Communication Unit 奥斯古德模式Osgood Model 编码Encoding 解码Decoding 信源Source 传播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传播渠道Communication Channel 有效传播Effective Communication 传播效果Effects 知识沟Knowledge-Gap 使用与满足模式Uses and Gratifications Model 使用与依从模式Uses and Dependencys Model 口传系统System of Oral Communication 地球村Global Village 内爆Implosion 全球化Globalization 本土化Localization 电子空间Cyber Space 数字化Digitalization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 Imperialism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守门人Gatekeeper 新闻采集者News Gatherers 新闻加工者News Processors 模式Model 有线效果模式Limited Effects Model 适度效果模式Moderate Effects Model 强大效果模式Powerful Effects Model 子弹论Bullet Theory 两级传播模式Two-Step Flow Model 多级传播模式Multi-Step Flow Model 沉默的螺旋模式Spiral of Silence Model 劝服传播Persuasive Communication 议程设置模式the Agenda-Setting Model 时滞Time Lag 最合适效果跨度Optimal Effects Pan 时间跨度Time Span 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 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选择性理解Selective Perception 选择性记忆Selective Retention 可信性提示Credibility Heuristic 喜爱提示Liking Heuristic 共识提示Consensus Heuristic 市场驱动新闻学the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意识形态Ideology 霸权Hegemony 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 视觉文本Visual Text 文本Text 超级文本Hypertext 结构主义Constructionism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批判学派/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Feminism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y 符号Sign 能指与所指Signified/Signifier 非语言符号Nonverbal Sign 非语言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 意指Signification 话语理论Theories of Discourse 文化期待Culture Expectations 文化批判Culture Criticizing 范式Paradigm 叙事范式Narrative Paradigm 强语境High Context 弱语境Low Context 功能理论Functionalism

英汉对比研究读书报告

英汉对比研究读书报告

摘要:英语和汉语的对比,通过对两这种语言的语法特征、修辞手段、翻译技巧、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具体讲解,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加以对比分析讲解,清晰、不显枯燥的同时又具有说服力。众所周知,要想学好外语,对其特点的了解是必须的,而要了解其特点,最好的方法就是与母语加以比较。思维方式是造成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影响思维方式的因素也多种多样。英语学习,尤其是翻译,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不断地理解学习和练习,更多时候,了解英汉语言之间的不同以及中西方文化、思维上的的追根溯源也是必要的,因为学习一门语言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学习。Speak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mparison,the language of the two rhetorical devices, translation skills, thinking mode and so on,they combine language with culture. As we all know, in order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o underst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best way is to compare with the mother tongu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ay of thinking. Learning English, especially translation, not overnight, it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study and practice, more often, understanding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ifferent thinking on the back is necessary, because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learning. 关键词:思维方式语法特征修辞手段翻译技巧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英语注重形合,且注重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所以汉译英时往往要加入连词和对句子进行扩展和组合,形成复合句或长句;相反,由于汉语句子一般结构较为简化,无拖沓,所以在英译汉时也应当注意,常常需要将英语句子进行分解、拆散和重组。英语文章多为长短句交错使用,了解这一特点对平时汉译英和写作时也大有益处。又如,英语通常为物做主语,而汉语则为人,所以在英汉互译的时候要注意其人称、物称主语的转换。文化上的不同也是需要注意的,如在写作的时候,西方人喜欢引用专家学者,尤其是有科学依据的观点,而中国人则频繁使用领袖和伟人的话。思维方式是造成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影响思维方式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其中最为明显的,概括而言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儒、道和佛三家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的悟性,重人文,轻科学,而西方则讲求逻辑思维,以判断推理为主,提倡理性思辨和科学探索。英语学习,尤其是翻译,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不断地理解学习和练习,更多时候,了解英汉语言之间的不同以及中西方文化、思维上的的追根溯源也是必要的,因为学习一门语言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学习。The way of thinking,Performance method, rhetorical device,translation skill,logical thinking,abstract think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interlocking, So the translation often join conjunctions and extens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sentence on the contrary, the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 is simplified, without procrastination, so in English Chinese translation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e English sentence often needs to be decomposed and detached and reassembled. English articles for the length of sentence interla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ual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is also helpful. Cultural differences also need to be noted,

从传播学视角谈翻译-最新文档

从传播学视角谈翻译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翻译研究一直在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以丰富自身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活动。今天,翻译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与其他学科形成了交叉互连的关系。作为一种语际转换过程,翻译也是 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1] ,翻译的任务在很多时候就是信息的传播。传播学起源于二十世纪初期,形成并成熟于中后期,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二十世纪末期,翻译研究界开始关注传播学的理论,用传播学的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翻译将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和读者组成了一个信息传递系统,传播学则是研究人与人、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社会与团体之间怎样借助符号,进行信息沟通[2] ,所以说传播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过程。本文从目的、本质和模式三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分析比较,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拓宽翻译的理论视野,为翻译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翻译与传播的目的比较 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时,总是从文本的意义出发,在语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转换活动。因此,“意义” 在翻译过程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都把原作意义的传达视为翻译的根本任务。 译者的首要任务是透过语言符号捕捉、理解隐藏在字里行间里的意义,再用另外一种语言将其重现。因此,传递原作的意义 既是翻译的出发点又是翻译的归宿。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 Eugene A. Nida )指出“ 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翻译就是翻译其意思” [3] ,这一观点清楚地说明了翻译的主要任务。 传播学主要关注的是信源到受众的信息传递过程。传播学中的信源相当于翻译中的原文文本,信息是译者要尽量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信源的受众则相当于翻译活动的译文读者。所以,准确传递意义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译文读者获得跟原文读者读原文时获得相同的信息一样。译者所起的是媒介作用,通过翻译这一语际转换活动,将原文的信息转化成译文传递给译文读者,这是译者的基本使命。从有效传递信息的角度来说,翻译和传播学的目的是一致的。传播学对应的是宏观方面的信息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看翻译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看翻译 摘要: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而对于如何实现翻译,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认知语义学类典型基本层次范畴理论 引言 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早在汉朝和唐朝时期,就有了“文”与“质”之争,实际上是直译与意译之争;还有清代翻译大师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即忠实于原著,译文流畅,文字典雅。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这是比“信”、“达”、“雅”更高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翻译的“化境”之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除了国内的翻译家提出的翻译标准之外,早在1972年,英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弗雷赛·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里,就提出了翻译中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冯庆华2020:P4-5) 对于如何达到翻译的最高标准,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和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浅谈美学视角下文学作品的翻译

浅谈美学视角下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国内外星罗棋布的翻译研究中,大部分成果是关于文学翻译从而开展的。在翻译美学理论的结构中,翻译者的审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的审美活动对译作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评价。译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为了达成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会表现出其主观能动性,包括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对审美的创造性。美学注重的是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体现出了读者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就是为读者而创作的,而“真正”的读者是美学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在本质上影响了作品的存在,因为每部作品的艺术生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读者的接受来决定其长短。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组成部分,至关重要,国内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都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怎样成功、完美的做好文学翻译。 在文学翻译中,美学视角逐渐得到了关注,改变了传统的翻译观,翻译美学也因此为翻译研究拓展了

全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在文学翻译领域中,波及到的美学问题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待,因为其包括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翻译,比如:论述文、叙述文等,不同的体裁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在对其翻译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不同的侧重点和策略,波及到的美学问题也完全一样。本文主要从美学的视域下对文学作品中的诗歌与散文这两种文体的翻译进行探讨,比较和分析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及对其制约影响的因素,为促进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提供参照。 一、诗歌翻译的美学问题 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且是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其以抒发情怀的方式,高度凝练,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可称之为是文学的灵魂,在文学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虽然诗歌的语言简洁,但并涵盖了丰富的喻意。中国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读者品读之后,意境依然存在且深远,其音韵、意境、风格和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完美融合才构成一部统一的古诗,只有掌握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成功的翻译中国的诗歌。要翻译出一部好的译作,就需要让这部作品不但有表现形式,还要具有精神气韵,保持原文的音形意这三个方面的美。

传播学经典理论英文翻译(最新整理)

1.Opinion Leaders Active in information networks, have many information channels ,so they can often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advice for others and can influence others. 2.The Spiral of Silence For a controversial issue, people will watch the "climate of opinion" before they make comments . judging their opinion whether the "majority opinion", when people feel that their views are "majority" or in the "advantage" , it will tend to boldly express this opinion; when found his views are "a few" or in a "disadvantage" they often remain "silent." The more people remain silent, the more feel that their views are not well accepted, thus a result, the more they tend to remain silent. Repeated several times, they form representing "dominant" status views and more powerful, while holding "inferior" opinions of people sound more and more weak, such a cycle, forming a "one more loudly, and the other more and more silent spiral down the process. " 3.Gatekeeper Lewin was first proposed this idea. The information was screened and filtered by communicator. Communicators decide what we can see and how we can see . 4.Selective exposure hypothesis Audience in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mass media is not

英汉对比研究综述

英汉对比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是对英汉对比研究进行综述。文章首先阐述了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异同,继而回顾了我国英汉对比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讨论了英汉对比研究的实用价值以及宗旨和目标,最后论述了对比研究是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对比研究、异同、历史与现状、实用价值、宗旨目标、理论方法 正文: 近年来,我国与外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内出现了外语热,而外国也出现了汉语热。这种局面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以及翻译事业,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比 语言学的研究。人们在外语教学中逐渐认识到,要学好外语,必须了解其特点,最有效的方 法就是与母语的特点作比较。熟悉外语和母语的特点,并加以科学对比,分析其差异的因素,这无疑将有助于确定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增强教学的预见性和针对性,从而提高教学的效果。 一、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 “对比”和“比较”在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中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常被混为一谈。其实作为学科,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较语言学,又称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一门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放在一起加以共时比较或把同一种语言进行历时比较的学科。它旨在重构原始语,理清语言之间的亲属源流关系, 阐述它们的体系和特质,最终建立其谱系关系,比较语言学的目的主要是求同。 对比语言学属于共时语言学,它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作共时的、常为静态的考察 和分析,指出它们中各个层次,即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篇章等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并努力运用哲学、心理学、民族学等各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去阐释这些不同之点所产生的根源的学科。对比语言学的主要目的是觅异。 作为研究方法,“对比”和“比较”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研究事物、认识事物离不开比较,对各种语言现象的阐释是建立在比较分析之上的。“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 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要对比必须进行比较,因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所以,“对比”与“比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的关系。 二、英汉对比分析的历史及现状 英汉对比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兼具有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主要是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并解释英汉语之间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英汉对比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语言的表层结构;语言表达方法;语言哲学。从学科上看,英汉语言对比可分为英汉对比语言学、英汉翻译学和英汉对比文化学三个学科。从实践上看对比语言学也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理论研究方向; 一个是应用研究方向。 在国外真正进行英汉语言对比的首推赵元任,他1933年撰文对汉语和英语语调进行了对比。国内的英汉或汉英语言对比研究可追溯到1898年出版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 的《英文汉估》。 根据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老会长刘重德先生的观点我国的的对比研究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98—1949年可称为英汉对比研究的第一时期,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的《英文汉估》算起,到四十年代末。这期间,英汉对比研究从草创到发展,成绩显著。 “虽有移植的问题,但其中包含着认真的鉴别和自己的独特创造,对汉语语言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创了择善化用的传统。”这种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1949 —1976年是

认知翻译学视野下的翻译批评_姚振军(1)

=5>:C5:8A 5>7B;8<@B856;<>: 15 作者简介:姚振军, 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摘 要:目前, 学界对“认知翻译学”的理论价值与潜力已有了较为广泛的共识,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已基本确立。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玛格丽特·阿曼的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并且提出认知翻译批评是认知翻译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分支之一,翻译批评中认知机制的引入能使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纽带作用更加突出。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批评;认知语言学;模范读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14)02-0015-05 1.引言 翻译研究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翻译范式的转变或 “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实证转向和全球化转向等。近年来翻译研究界似乎出现了“回归语言学”的部分转向, 2001年第三届欧洲翻译研究大会(EST )将“回归语言学”列为会议主题(张莹,2007)。在21世纪初,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也自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顺应了翻译研究的“回归语言学”的大趋势,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认知转向”(孟志刚熊前莉,2012),一门新的“认知翻译研究”逐渐形成(王寅,2012)。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一种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以期进一步丰富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体系。 2.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2.1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可以追溯到Bell (1991)对翻译认知心理的研究。由Danks 等(1997)编辑出版的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口笔译认知过 程》 )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过程中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结合道路上重要的“中转驿站”(邓志辉, 2011)。Chesterman (1998,2000)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区分了翻译研究的比较模式(源文本与译本比较)、过程模式(研究译者从接受任务、分析源文本、语码转换、译文重构、修改直至交稿的过程)和因果模式(研究译文形成的原 因、取得效果的原因乃至人类复杂翻译活动如 何得以完成)。切斯特曼(Chesterman )的这一翻译模式理论对译学研究很有意义,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引起了不同国度译学学者的关注,并纷纷撰文对此进行讨论。2000年, Maeve Olohan 编著了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 究模式1: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版),文集集中了一些有 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从而让读者更为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了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正如该文集副标题所示,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是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文集共收录来自欧、美、澳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译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16篇,虽然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是都以模式理论为核心,并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研究。 2010年,Shreve 与Angelone 编著的《翻译与认知》的论文集,是《口笔译认知过程》的姊妹篇,文集认为,翻译的未来方向为“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且在近期将会硕果累累(2010:1,12)。在该文集中,Halverson 正式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与“认知翻译学者(cognitive translation scholars )”的概念,并指出必须明确地沿着认知理论向前发展翻译学(2010:353);西班牙翻译家Martin (2010:169)使用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 )”这一术语,但她认为当前“认知翻译学”作为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尚属于“前 范式(Pre-paradigm )”阶段。与该术语类似的英文表达还有:cognitive translation theory 、 cog- DOI:10.13458/https://www.360docs.net/doc/5313186115.html,ki.flatt.003965

生态翻译视角下的辜鸿铭

生态翻译视角下的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 I believe that smartand intellectual western readers and scholars can think about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 e from a brand-new perspective, get rid of prejudice and have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and Chinese tradition al culture and China.” That means Ku Hungming hopes to change the western attitude towards China and give up t he the violence of imperialist. Translation purpos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a text, and we can know Ku’s English version tra nslation of Lun Yu is fit for tempor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3.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Eco-translatology Adaptation in Ku Hu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 Y u 3.1 Adap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Lefevere once said:” translators fun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given culture at a given time.” At the be ginning, we have introduced the history and times background-eco-environment where Ku Hungming lives, because s ome special times and history bac kground will greatly influence translators’ thinking and behaviors. Eco-environment i 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cluding society, politic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3.1.1 Society and Politics Before 1840, China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westerners regard China as a mysterious, old and magica l country with all kind of goods everywhere and endless natural resources. In fact, because of the complement of cl ose-door policy for a long time, it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England, France and others have beg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production takes p lace of hand labor, creating plenty of wealth and excellent science technology, which produces huge energy more th an previous sum of all times. However,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ountries also deepens capital contraction, and they need to conquer more countries to enlarge their power, and China is one of their destinations. Although Qing Dynasty has rich resources, yet the close-door policy makes him behind the world trend. Western countries sta rt their attacks to China, and China can’t withstand the force of imperialism, and they have to sign the first unequal treaty-Nanjing Treaty,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society. After Nanjing Treaty, a s

英汉对比研究

从中西思维差异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译性限度 ---直觉性与逻辑性 摘要:在中国与外国文学领域中,英汉诗歌的音律节奏以及篇章结构截然不同,因此译界对英译中国古诗的可能性一直争论不休。东西民族的思维模式存在直觉性与逻辑性、形象性与抽象性、模糊性与精确性三大主要差异,以上差异皆会造成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可译性限度甚至是不可译现象。 关键词:直觉性与逻辑性;思维差异;古典诗歌;可译性限度 正文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高度浓缩凝炼的文学体裁,其意境丰富,形式工整,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内涵。由于英汉两种诗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二者在音律节奏、篇章结构以及意象构造方面各有特点,使得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困难重重,也引发了对中国古诗可译性的争论。语言作为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最主要的工具,它的发展和使用都受制于思维。正如包惠南所指出的,“翻译活动的基础是人类思维规律的共同性,翻译的本质是不同思维形式的转换”,因此,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是极为重要的途径。本文从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视角,对诗歌的可译性限度进行探讨。 一、诗歌的可译性限度 乔纳森·卡勒曾指出,“诗歌居于文学经验的中心,诗的特殊性使之与一般的言语相区别,诗的文字记录虽属语言交流的范畴,然而,诗的特殊性已经改变了这一语言交流的范畴。诗的形式规则,诸如诗行断句、节奏、韵律等程式使之与普通话语有别。”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讲,诗歌也一度被认为是可译性最小的一种文学形式。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LFrost)明确提出,“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Poetryiswhatis lostintranslation)”。雪莱(PercyByssheShelley)在其论文《诗辩》中指出,“译诗是白费力气”。切斯特顿(GilbertKeithChesterton)则认为,“要求诗的语言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准确的等同物,就这样的意义来说,诗歌的翻译实在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持诗歌不可译论者也大有人在。王以铸先生认为,诗歌不能翻译,因为“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说得通俗些,它的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溶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之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穆诗雄在对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体与散体之争进行了分析讨论之后,阐释了中国古诗形式的不可译性。他认为英诗的行数和每行的音步数固定,外型上呈长短句式,无法再现中国古诗呈方阵的外型;而且英汉两种诗歌的句法差别太大,使古诗的音韵、节奏都难以再现。另外,由于中国古诗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因此“表达特殊的诗句,不要说再现,有时要解释清楚都难”。正如萨丕尔所言,“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从语言艺术层面来看,诗歌等文学语言是要“充分挖掘和运用语言的各种因素和潜能,尤其是在语言的审美形式方面,它有着不同于实用语言的特殊要求”。因此,诗歌在其语言形式以及意境传达方面皆存在着一定的可译性限度。 二、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与诗歌翻译 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思维的外衣,深受思维支配,汉英思维差异必然影响着汉英语言的存在。承认汉英思维语言上的共性,可为翻译之可能提供理论基础,但只有寻求差异才能找到翻译的规律并更好地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英汉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与自然环境都截然不同,因此在其思维形式、方法及程序上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直接会导

认知语言学翻译

两种语言,两种思维:由语言操作驱动的灵活认知处理 摘要 人们通过划分周围的物体和事件为可识别的不同类别来了解它们。语言影响这个过程的程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不同的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有所不同吗?在这里,我们表明,流利的德语和英语双语根据其操作语言的语法限制自动分类运动事件。首先,正如在运动编码中的跨语言差异所预测的那样,在德语测试环境中运作的双语参与者更愿意在英语完成的基础上比双语参与者更大程度地匹配事件。第二,当双语参与者在英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行为与德语的预测一致;当双语参与者在德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与英语的预测一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语言的影响是上下文绑定的和短暂的,揭示了前所未有的人类认知的可塑性。 关键词:双语,认知,认知过程,语言,心理语言学 查理是弗朗柯斯国王,自诩为罗马人的皇帝,发现讲另一种语言就是拥有另一个灵魂。有没有像人类之间能够互相区分的一种基础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在变化的语境中进行转化?语言可以为世界有意义的划分随时提供信息依据(露西,1997;沃尔夫,1956)。例如,在面孔,颜色,事件,和人工刺激上加上特定的语言标签,那么人们就会更快地区分和学习这些概念(罗伯逊,汉利,2008;lupyan& Ward,2013)。接触不同语言的婴儿一旦能说出母语的颜色,就会颜色分类上出现差异(罗伯逊,大卫杜夫,戴维斯,&夏皮罗,2004)。这种影响已经扩展到低层次的感知(蒂埃里,Athanasopoulos,wiggett,绘制,与Kuipers,2009)。在这里,我们通过操纵操作在双语者语言和测量在一个分类任务绩效的方式,探索使用特定语言在认知加工中表现出的差异性。 在两个实验中,我们要求德国的英语学习者提供视频剪辑三合会描绘目标导向运动事件的相似性判断(例如,一个女人向一辆车走)。先前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的人对运动事件的目标或终点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南非语、和瑞典往往提到终点,看看终点,终点在相似性判断和青睐,而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这样一个较小的程度上(athanasopoulos&拜兰,2013;拜兰,Athanasopoulos,&工作,2013;flecken,卡罗尔,和Stutterheim,2014;Stutterheim,Andermann,卡罗尔,flecken,与schmiedtová,2012)。这些跨语言的差异是因为端点偏好语言观方面的差异,一种语法手段,表达的是一个动作,状态,或事件涉及时间的流动: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一个事件的持续期是动词标记(例如,强制性的渐进的-ing形式的英语),和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更容易查看事件正在进行,不强调端点。相比之下,德国,南非,瑞典缺乏观点,因此不把注意力转向运动进行性。相反,演讲者采用整体事件的看法,终点也包括在其中(详情见拜兰et al.,2013;冯斯塔特海姆et al.,2012)。 在我们的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得出在英语和德语语境中的德语和英语的单语和双语德语英语事件分类模式。如果不同的语言与事件分类的差异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任务中的性能将根据语言上下文而变化。在第二次实验中,我们打乱了口头介导的分类,要求不同组的双语者在第一和第二语言重复串的数字。发现只要动词一出现,单跨语言的差异在言语之间存在的干扰就会消失。然而,当双语者使用他们的母语语言的时候,其他语言仍然活跃和被充分利用,影响者与之有所关联的话语形式(abutalebi和绿,2007;Boutonnet,Athanasopoulos,&蒂埃里,2012;吴和蒂埃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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