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赏析

《变形记》赏析

《变形记》赏析（范劲）

异化的实质就是人同自身的疏离。人不认识自身了，不认识自身周围一度熟悉的环境了，由此造成的心理效果，就是一种恐惧、不安，就是海德格尔讲的烦和畏。可是烦和畏包含在此在的现象学结构之中，是此在的在的方式，如此说来，人无时无刻不处在异化当中。异化未必全是坏事，黑格尔式的精神攀升就是自我异化，克服个别性达到普遍的意思。但反过来说又有脱离自然的危险，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不到黑格尔在抽象体系中发现的绝对精神的引领，却只是承受那种无归宿感带来的恐惧与茫然，因为从前的价值观念，从前借以把握世界和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认识方式应付不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于是变得陌生而不可理喻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异化本身也无法清楚地显示出来，因为作为参照系的环境无时不随异化主体而变化。于是卡夫卡布置了一个骤然的场景，使《变形记》成为差异的游戏。一夜间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成了家中的寄食者，这一摆脱了人形的明显差异，却使他原来的工作环境与责任，他在家中扮演的赡养者角色第一次凸现出来。由格里高尔的变形导

致了许多小的变形，大的差异引发了许多小的差异。家人无法完全卸去对他的责任，但变形者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却是无疑的事实，他们不得不同时以变形来应付格里高尔的不幸带来的问题：重新走入职业生活的父亲由不中用的老朽恢复了家长的权威，为了使现在的家庭不受骚扰，对变形的儿子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母亲由操劳过度的老人一度变成格里高尔的保护者，最后回复到弱者和被保护者的状态；变化最大的则是妹妹，在她身上格里高尔曾寄托了最大的希望，可她由格里高尔起初的同盟变成了最坚决的对手，第一个明确要求将过去的哥哥同眼前的虫子区分开来，直到他死后，看到他干瘪的身体，她才恢复了使用“他”的人称。

我们这里所选的是小说开始的一部分。文本开始于一句漫不经心的陈述，叙事者以简单的陈述给出一个简单的事实，生怕激起读者的丝毫不安，更不愿将日常生活秩序搅乱，可正是这种漫不经心造成了恐怖效果，按照弗洛依德的看法，恐怖（unheimlich）的本意就是熟悉的东西变得不熟悉了：“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同样地，面对突然的变故，主人公也没有惊惶失措，倒是镇静地对眼前的情况进行了一番理性的审视：这不是梦，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实，似乎并没有超出常识理解范围，他的房间仍“静卧在四堵熟悉的

墙壁之间”——他并没有脱离熟悉的世界。这件倒霉事大概得归咎于自己的职业，作为旅行推销员的他得日复一日地奔波，忍受不定时的劣质伙食，没有真正的朋友，而这一切的原因是父亲当年的破产欠债，使他早早担起养家的重担。他巴望这种日子早日结束，所以从心理学上说，“变形”也有逃避的

意味。

同时他仔细检验自己新获得的生理特性。面前乱舞的细腿，身上的斑块和隆起的后背，都证明了他作为甲虫的特性，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不安。他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不适，“除了有一种在长时间的睡眠之后确实是不必要的困倦之外，格里高尔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他一门心思只是放在这件事情给职业带来的影响上，变形虽说是一种讨厌的感觉，但实质性后果却只能由工作情况来确定，只要能及时赶上火车，不耽误生意，那就证明一切照常，今天的变故不过像偶尔的感冒一样无伤大雅。就是说，健康与生理结构失去了同自我的必然联系，而仅和职业相关，经济需要决定了自我的判断，这就是工业社会导致的异化现象。

可他还不太适应新的身体机能，他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床。起床这件事是他变形后设世界发生的第一次冲突，是重新进入世界的先决条件，这第一回合就给他难堪，因为他的身子宽

得出奇而又极其笨重，他现在没有胳臂和手，只有众多难以控制的小腿，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几番尝试都未得手，他累得精疲力竭，不过潜意识里希望尚存，他指望着家里的帮助来克服眼前的困难：“如果有人来帮他一把，这一切将是何等的简单方便。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他们只需要把胳臂伸到他那拱起的背下，这么一托就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托着这个重物弯下腰去，然后只需小心翼翼耐心等待着他在地板上翻过身来，但愿细腿们一触到地便能发挥其作用。”在格里高尔的心中，这个希望的落实似乎无可置疑，而眼下并没有到非需要援救的地步，那就让它留在原地，充作默然的鼓励吧，想到这一层，他感到由衷的欣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可他的信心在动摇，窗外的景色代表了心境的变化，也象征着未来前景，但是“甚至连这条狭街的对面也都裹在浓雾中，这一片晨雾实在难以让人产生信心和乐观的情绪”。变形后所面临的世界茫然一片，脱离了格里高尔的把握，他对家人寄予的希望最终也将自行破灭。

秘书主任的来访揭开了家人和变形后的主人公打交道的序幕。因为格里高尔错过了火车，秘书主任前来兴师问罪，这下打乱了格里高尔在动物身份和职业之间达成妥协的计划。

听到上司驾到，情急中他不顾一切地滚下了床，在地上摔得半死。他要尽快冲出门去，要给秘书主任一个圆满的解释，这一点大约不难做到。他边急着出门还边想：“那些现在如此渴望见到他的人一旦看见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一切泰然处之，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大惊小怪，只要抓紧时间就真的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这种计算可以说既狡猾又幼稚，其中的逻辑无非是：要么他真变形了，也就是病了，那睡过了时间赶不上火车，责任就不在他，要么他就是在别人眼里一切正常，那他至少不是动物，也不用为自己变形的怪事操心了。这正体现了希腊悲剧的实质：主人公在悲剧性的盲目状态中行动，无法看清自己真实的处境。变形者的所有行动和对自身状态的一切认识都依赖于外界，他不是独立判断，而是在不切实际地设想，同时牢牢相信他人判断的优越性。如果说希腊悲剧是古典悲剧，《哈姆雷特》是现代悲剧的开始，这就是现代悲剧的极端化。

总之，对工作与职业的思考压倒了对目前变形的焦虑，这正说明了他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异化程度有多么深。人变成甲虫只是场景的转换，真正构成卡夫卡式“怪诞”的，是变形后

的主体沿用他从前的认知方式，以至于无法应付新的处境，而这也是卡夫卡揭示的现代人的认识处境。格里高尔的变形

并不彻底，他现在是人的思维加上虫的身躯，这一微妙差异却使无论虫的生理特征（所指）和人的思维（能指）都清楚地呈现出来，而矛盾造成的困惑使读者无论对意义还是符号本身都要投入双倍注意力。纳博科夫曾在他的课堂上，对学生们得意地宣布了他的“重要发现”：这样一种甲虫应该属于有翅目，可是格里高尔就从来没有发现他背上的硬壳下有翅膀。言下之意，变形者的问题通过简单地“飞走”就能得到解决。留给我们的唯一困惑是，如果他“飞走”了，那还有这一篇小说吗？他遁入另一个（非人的）语言领域去了——这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

文本的反讽意味在于，格里高尔恰恰通过变成动物，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这是他以往在工作世界中完全遗忘了的），在人性和动物性的不协调中，在人性和动物性的冲突和磨合以及磨合的失败中，看清了何为人性——差异产生了意义。作为这种超越的代价，他被彻底排除出人的世界。这正是作为艺术家的卡夫卡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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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作品赏析（叶廷芳）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

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谓一针见血。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至于那些邻人，比如那三家房客，更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了他。这

就等于，他从人的世界里被踢了出来，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但这样的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你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

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

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陌生化”的技巧。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

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

（叶廷芳）

《变形记》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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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卡夫卡《变形记》

原文地址：简析卡夫卡《变形记》作者：孤独的老愤青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就是现代

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3部长篇、78部中短篇小就，都企图规避现实表面，而将笔触指向心灵痛苦的挖掘，通过“变形”手法，表现十九世纪西方现代文明掩盖的种种弊端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心灵创痛，表现众多劳动个体的异化状态。卡夫卡以其杰出成就，无愧于表现主义大师、“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之一”称号。

《变形记》是其短篇小说代表作。博主试对其浅析，力求把握作家的思想状态，艺术技巧，从而真正走近卡夫卡的思想天地和艺术世界。

一、悲哀的审视

卡夫卡出生于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出现信仰危机的时代。19世纪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动荡不宁的现实，日趋激烈的竞争，豪商巨贾与赤贫百姓的强烈反差，致使人们对传统价值观产生怀疑，加之以尼采“上帝死了”为滥觞的西方悲观意识的萌芽，西方世界出现了弥漫着幻灭情绪的精神荒原。正是在这一主流思想冲击下，年轻时曾获法学博士学位，离开学校后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一般职员的卡夫卡自然会对现实作深入的审视。

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失望绝望，人们开始在迷惘、痛苦、悲观面对现实的同时，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个体内心体验、思想状态上。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为代表的诸多先驱的思想学说汇聚成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它将人的心理情绪、欲望本能冲动和主观感受当作人的核心，由此认识“真正的人性”。卡夫卡在少年时期就对尼采、达尔文、斯宾诺的著作发生过浓厚兴趣，中国老庄哲学对其影响不小。卡夫卡在审视现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悲哀绝望的情绪，换句话讲，在悲哀的情绪流露中，完成对现实的审视。

那么，卡夫卡在文本中完成了哪些审视呢？

1、表现人的异化

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导致“人”生存环境的异化，生存状态的“恶化”，人蜕化为“非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中的城堡就是人类异化的生存环境，《变形记》中萨姆沙所不能迈出的卧室，同样也是人类异化的生存环境，变成甲壳虫的萨姆沙“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都完全无法控制”。人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人在生活的重负之下必然异化。所以，当“大家相信他有什么地方不太妙”准备弄开门时，“他觉得自己又重新进入人类的

圈子”。“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这只是一厢情愿，这不独因为他已变成甲壳虫，更因为残酷的现实使他如此。现实就是一张“床”，格里高尔·萨姆沙想“冒一切危险来实现离床”，这个希望是“极渺茫的”。现实对人的束缚太紧，压抑太重，人永远只是现实的奴隶，永远在现实的魔网中异化，因而人的异化具有普遍性。君不见，小说中那位“经受了漫长的一生中所有最厉害的打击”的老妈子居然失去对弱者的怜悯，“她兴致一来就这样无聊地滋扰”萨姆沙，将个人对痛苦暂时忘却的瞬间愉悦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

2、表现人际关系的异化

人的异化必须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变形记》中，变成甲壳虫后的推销员，听到妹妹“开门”请求声时，“并不想开门，所以暗示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这反映了人与人的疏离。外部世界对人的挤压，人对外部世界的戒备，不正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当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家中生活困窘，不得不租房出去，当妹妹以“优美悦耳的小提琴演奏”表达家人对房客的尊重之意时，而房客们居然“不断把烟从鼻子和嘴里喷向空中”，表现出极不耐烦；而格里高尔听到演奏，“觉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种营养了”。对艺术的痴迷，对人的正常生

活的眷恋，正反衬出房客的无礼和人性的残酷。“旅行推销员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他们自然很容易成为闲话，怪罪和飞短流长的目标”。格里高尔所处的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竟如此凉薄！

人际关系的异化在家人对待主人公的态度的巨变上表现得

淋漓尽致。当推销员格里高尔凭自己的诚实劳动养活全家时，家人表现出感激热情。而当他丧失这一作用时，家人唯恐避之不及，母亲见到儿子，“霍地跳了起来，伸开两臂”，身不

由已地一直往后退；妹妹“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就把门砰地重新关上”，再也不考虑拿什么他可能最爱吃的东西来喂他了，只是在早晨和中午上班以前匆匆忙忙地用脚把食物推进来，手头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到了晚上只是用扫帚再把东西扫除去。父亲在不得不结束养尊处优生活，当了银行杂役后，渐渐厌恶儿子，以至有一天决心要轰炸他了。他把碗橱上盘子里的水果装满了衣袋，也没有好好地瞄准，只是把苹果一只接一只地扔出来。其中一只正好打中了儿子的背并且陷了进去。这致命的一击最终结束了儿子的生命。依然“怀着温柔的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死去，给

家人带来轻松的心情，“让我们感谢上帝吧”；家人如释重负，因而到郊外去的旅途中感受到了“充满温暖的阳光”的爱抚。

家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

3、表现人的软弱和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

现实对人的压抑、束缚，力量巨大，人是弱者。现实让格里高尔变成一只可怜的甲虫，“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即使是这些小腿，“人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旧滚了回来，肚子朝天”。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不能主宰自我，自己凭辛勤劳动养活全家，却要受公司既无骨气又愚蠢不堪的听差的巡查；尽管格里高尔还一心想为父亲还债，还想送妹妹进音乐学院，但是，公司秘书主任的催促、逼迫、离去，宣告了格里高尔作为人正常生活的终结，宣告了他梦想破灭。主人公变为甲虫，不得不呆在卧室中，最终难逃一死，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秘力量主宰、约束着主人公。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芸芸众生的悲剧命运。它，难以摆脱，也无法摆脱。这是作家卡夫卡对下层人民生活深入体验的一个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卡夫卡是一位有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严肃的思考性作家，对社会的深入观察体验，深刻认识，使他在作品中竭力去表现现实的残忍和悲哀。他说：“我只能在我的拐杖上刻下一切障碍在摧残我。”在观察社会的同

时，积极融入个人主观体验，细腻地表现人多方面的异化和无奈。冷漠地审视，表现出冷峻的风格；悲哀地审视，具有撼人的力量。西方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卢卡契在狱中重读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卡夫卡并非蓄意把人写得如此丑恶。《变形记》正是作家受社会使命感的驱使，冷漠而悲哀地审视现实，抓住人的异化丑恶现象，以表现社会对人的敌视、主宰等具有广泛性命题的表现主义杰作。

二、荒诞的真实

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两次大战浓重的阴影，导致西方社会宏大背景之下恐慌、幻灭意识的滋生，危机意识、异化观念使人们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外部世界的内心体验之上，人在现代节奏中已渐渐蜕化为“非人”，他们对外部世界真切的体验往往离不开对自己不正常的处境和畸形世

界的认识，于是一种反传统的艺术倾向出现，二十世纪初，挪威画家蒙克的作品《呐喊》倍受关注，他借用夸张变形手法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孤寂和恐惧，将给画表现的重心指向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创作主体借用怪诞的形式表现真实的内心，审美者通过窥视创作主体的内心把握现实的“荒诞”。

《变形记》在整体上是荒诞的，其基本情节是：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变成大甲虫，无法起床上班，公司抛弃了他，家人将他关进屋中，远离社会，最后孤独痛苦地在饥饿中默默地死去。很明显，在情节上具有强烈的荒诞性：变甲虫荒诞；为什么变没交代，让人甚感突然、茫然、荒诞。不唯如此，人物形象变形；时代环境淡化。《变形记》中人物所处什么时代，当时形势如何，均无暗示、明示，让人感到这只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考其他作品，如虚幻的不可及的（《城堡》），银行襄理约瑟夫K无缘无故被捕，并毫不反抗地接受法院处死的判决（《审判》），不少人物取名K，无不表现其荒诞性。看来，用变形的手法，以荒诞的内容，表达严肃的主题，是其创作一向的价值取向。不过，这种荒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因为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都必须有艺术的真实。卡夫卡的作品也不例外，他的作品中，荒诞即真实，荒诞只是表现真实的一种技巧，一种手段。《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遭遇不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小人物的遭遇？小说中所反映的冷暖人情、炎凉世态和人被外部挤压的现象，无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荒诞的《变形记》具有真实性呢？

1、象征手法

卡夫卡在他的荒诞的小说世界中表现出真实性，往往是通过象征手法的运用来实现的。《地洞》中那个不停地打洞的小人物，真实象征了卑微、惶惶不可终日的小人物；《城堡》中的城堡象征了一种社会异己力量；《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所睡的床、所住的房，象征着对人禁锢的社会，格里高尔所变的甲虫的壳又象征着人的重负。作家正是通过象征手法，让笔下的荒诞世界与现实生活对接，从而使荒诞的小说具有真实性。在《变形记》中，卡夫卡以变形的手段，给世人一个匪夷所思的荒诞世界，这个世界，正是现实的象征、折射。我们在审美习惯、经验上似乎不太习惯欣赏这样的作品，然而正是因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距离”存在，使审美主体更会深刻地思考，从而真正把握荒诞下的真实来。换句话讲，变形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暴露、表现则是目的，这与现实主义作品具有相同旨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变形记》是怪异而真实的，它怪异而真实地表现社会对人的挤压和扭曲。

2、细节真实

表现主义作品具有真实性，除得力于象征手法的运用外，还离不开细节的真实卡夫卡的小说细节是一种“可怕的真实”。

卢卡契说：“卡夫卡作品的整个荒诞是以细节描写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荒诞而不荒谬，还离不开具有真实性的细节描写。《变形记》中多处表现出细节描写的细腻真实性来。“有一天，他花了两个小时的劳动，用背把一张被单拖到沙发上，铺得使他可以完全遮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他弯下身子也不会看到他了。”为了使家人不因为自己的外形而受到惊吓，格里高尔想得实在周到。这些细节真实地反映了作为“非人”的

主人公所固有的亲情（小说也以此反衬出家人和世人的寡情）。“看到了太阳花墙纸上一大团棕色的东西，她还没有真的理会到她看见的正是格里高尔，就用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啊，上帝！啊，上帝！’接着就双手一摊倒在沙发上，仿佛听天由命似的，一动也不动了。唉，格里高尔！她妹妹喊道，对他又是挥拳又是瞪眼。”这些细节又反映了母亲的恐惧无奈和妹妹葛雷特对兄长的厌恶，从而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被完全扭曲和冷酷无情的现实。“他觉得整个房间竟在四周旋转，就掉了下来，跌落在大桌子的正中央”，准确地反映了格里高尔为家人对待自己的如此冷酷残忍而深感绝望的

心态，而这正是一个弱者在现实有冲撞挤压下苦闷无奈的流露。“父亲……连在家里也一定要穿上那件制服，他的睡衣一无用处地挂在钩子上，他穿得整整齐齐，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好像随时要去应差，即使在家里也要对上司唯命是从似的”，反映出父亲已成“非人”，只不过是一架听从指令的机器，从

而从一个侧面暴露了生活的残酷，社会的残忍。小人物是可悲的。“从窗外的世界透进来的第一道光线又一次唤醒了他的知觉。接着他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他的鼻孔里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格里高尔走到生命的尽头，尽管还眷念着这个家，还深爱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消灭自己，旨在减轻家人的恐惧，同时也反映出他的绝望。一个小人物就这样在希望与失望绝望的矛盾中，在渴求亲情与刻薄寡情冲撞的生活漩流中痛苦而寂寞地死去，这正是众多小人物共同的结局。小说《变形记》正是通过众多细节描写，表现生活的本质，从而使作品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实性来。

3、主观色彩

如何实现荒诞性作品的真实性？除象征手法运用、细节真实描写外，还有不有其他办法？有，卡夫卡曾提出，“艺术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幕写，应当是内心世界的表现”，强调用主观的表现法来“再造”世界，把艺术创作的着眼点，由外部转向内心。可见，卡夫卡避免对现实的纯客观的摹写，笔下的事物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是内心体验的外在化，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也正是因为这一主观色彩，才实现荒诞

性作品的真实性。真实的现实——荒诞的形式——真实的艺术世界，在这一条链条上，起作用的就是主观力量。《变形记》就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焦躁、忧惧、希盼、孤独、凄凉、绝望的心态正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众多人的心态。作家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态写作这篇小说的；由卡夫卡心灵“再造”的这个世界（尽管荒诞），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现实东西来。作家也正是在对现实细致观察、深刻体验基础上完成这一“再造”工程的，这里，作品的主观性、真实性得到融合。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在叙述自己心灵“再造”的世界时，采用的是冷漠旁观的态度，平铺直叙的笔调，主观的东西“客观”的叙述，表现出一种冷峻质朴的风格。

《变形记》作为表现主义流派中颇有代表性的佳作，通篇采用荒诞变形、象征暗示的手法，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现象，人被挤压的生存状态和苦闷彷徨无奈的心理状态，是西方精神荒原出现的状态下人们反叛传统，寻求艺术突围的一种成功尝试。可以这么说，《变形记》成为了西方精神荒原中一支奇异的哀歌。

卡夫卡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读卡夫卡之二

作者：孤独的老愤青卡夫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读卡夫卡之二(2011-02-13 22: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