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10篇时评文汇编

最新10篇时评文汇编，篇篇值得学习借鉴！

“最大小学”，背负了多少误解与执念

作者：然玉

湖北武汉市邾城街是新洲区城关所在，1905年建校的邾城街第一小学，是新洲区唯一一所百年老校。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镇，这所小学被4331名学生挤成了武汉市在校生人数最多的小学，大大超过学校承受的3000人极限。虽然学校语数外三科成绩在全区小学经常名列第一，但师生们还是被“挤”的难受。校长告诉记者，学校超载引发系列管理难题，最平常不过的校园生活如做操、放学、上厕所皆成安全风险点，学校压力非常大。（4月27日《楚天都市报》）

尽管见多了各种各样的“超级中学”，如邾城街第一小学这般的“超级小学”还是不免让人感到新奇。因其整体规模巨大、应试成绩优异，将之称为“超级小学”着实可说名副其实。而从另一方面说，所谓“超级小学”显然也存在着种种“超级麻烦”。比如说，基础硬件严重短缺，安全隐患层出不穷、师生生活环境恶劣等等……超负荷运行的邾城街第一小学，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处于一种高度紧张、苦苦挣扎的状态。而它所背负的，乃是教育资源错置的必然代价。

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邾城街第一小学之所以会形成如今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大量务工或买房的外来人员将子女送来入学”。并且，由于不少农村家长认定城里小学“更胜一筹”，他们甚至不惜投靠亲友、住群租房也要把孩子送进邾城街第一小学。很显然，在这些人看来，邾城街第一小学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名校”，并且是可以期许、可以触及的“名校”。诸如此类的逻辑，其实和大多数城里家长“买学区房，送孩子读名校”的想法并无区别。

而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农村家长看似“偏知偏信”的思维方式，却很可能是有道理的。至少从考试成绩上来说，邾城街第一小学经常性名列全区前茅，这相较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小学可说是“优势明显”。而且，随着邾城街第一小学不断“坐大”，其在不经意间也产生了某种强烈的聚合力。越来越多的生源，越来越多的优质师资，越来越多的公共投入汇集于此。过往常见于“超级中学”的马太效应，如今竟也过早地在某些小学身上若隐若现。

“体量大的学校会越来越大”，这似乎是一贯适用的规律。之所以如此，固然与老生常谈的所谓“教育资源失衡”有关，但除此以外，我们或许还应该关注所谓中国式家长的独特心态：他们普遍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并且总是将“择校”视作教育投入的主要方式。在这一前提下，那些“考得好”的学校被一步步神话，继而一步步备受追捧……当“教育”如此轻率地被简化为将孩子送进一所成绩好的学校，造成种种不可预知的后果，必然是大概率事件。

严重“超载”、风险重重的邾城街第一小学，再一次提示主管部门，教育配套必须跟上城市化的进程。而对于那些焦虑的、执着的家长们来说，通过此事他们也应该意识到一点：当个体基于理性判断所作出的“最优决策”，其最终所合流成的整体性后果，却很可能是事与愿违的。毕竟，关于子女教育，从没有一种绝对适用的样本模板，包括愈演愈烈的“择校”迷信实则都该重新审视才是。

学校不该成校园霸凌的纵容者

作者：张立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济南市回民中学高三女生小薇，被同班男生打成休克。更让人气愤的是，学校不但没有把事情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反而警告被打女生，如果跟家人说了，就记处分。（4月27日山东电视台）

济南市回民中学发生的这起校园霸凌案，在校园霸凌频发生的当下，并不是一个突出的案例。但其特殊并令人气愤的原因则在于，学校不但不及时给予解决，还警告威胁被打学生，

这与妥善处理校园霸凌背道而驰。

既已被打，被打者此时的身心皆已受伤，不管男女生之间有何恩怨，倘若此时学校能够主动站出来，最起码能够抚慰这位无助女孩的心灵，也能减轻学校方面的些许责任。然而，事与愿违，学校非但没有安慰反而警告连天，令人心寒。

在这起纠纷中，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引发此次校园霸凌的导火索，但学校的后续处理态度、处理措施是否及时跟进，既反映学校如何面对校园霸凌的能力，也考验他们解决的意愿。

校园霸凌的频繁发生，除了社会因素、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等原因之外，学校的处理应对，直接影响着事件能否得到科学的解决。有的学校发生校园霸凌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缺乏直面和从根本上解决校园霸凌的决心和智慧。其结果就是对校园霸凌的放纵和宽容，是对被伤害学生的无视和学校安全和谐的无视。

学校警告被打学生，实际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逻辑的延续和升级，归其根本还是怕“家丑外扬”，影响学校的声誉，甚至怕影响所在学校校长、班主任等的晋升空间。这就完全背离了学校以学生为本的初衷，让被受伤学生不可避免的遭到第二次伤害。比校园霸凌性质更恶劣，后果更影响，让学生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自己的母校？当学生不再相信学校，也不再寄希望于学校解决校园霸凌时，学校恐怕会进一步滋长霸凌的土壤，积聚暴力、对抗和仇恨，学校或将无宁日。

不管发生什么负面事情，反思应该到位。发生问题正视并及时解决，将与拖延、无视案情将会收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从国家层面到基层，对校园霸凌的重视不断提升，如何表里兼治，引得公众广泛关注，但千条万条、千法万法，如果没有学校的正视、落实，痛定思痛，校园霸凌“最后一公里”问题将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学校显然不再是象牙塔，但也不应是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小社会”。不管怎样，学校的责任，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条款“按图索骥”般的落实到位，这仅仅是开始。加大治理校园霸凌，对于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治理必须毫不手软。学校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共识，举一反三，真正增强学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样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案刚绝他案又起”的“校园霸凌连续剧”。

《我是范雨素》何以动人

作者：饶翔

继余秀华之后，又一位来自民间的写作者成了“现象级”。连日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的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络上持续刷屏，阅读点击量轻松越过10万。人们不禁要问：谁是范雨素？《我是范雨素》又何以如此打动人心？

44岁的范雨素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外来务工者，初中毕业的她，在《我是范雨素》这篇自传体散文中，用平时温和而有力量的文字，记录了自己和家人十几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如镜头切换一样，向人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人生场景和观察角度。范雨素不是凌空虚蹈，向壁虚构，在她脚踏实地、朴素自然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中，蓬勃着一种“向下扎根”的文学力量。从她的文字中，我们既然感受到个人经验的独特性，又能由此感受到当前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我是范雨素》为当前的中国现实提供了一份别开生面的鲜活记录。

范雨素的文字虽有“我手写我口”的率真，却无“所见即所得”的肤浅，这也是它从大量同类文章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我是范雨素》令人热泪盈眶的力量，不仅源于真实，也源于文学修辞。“我的命运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诸如此类的文学化表达令人惊艳。她的文字轻盈流畅，有一种难得的距离感和控制力，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和理解力。范雨素是一个“贪婪”的阅读者，所以她的语言，是典型的阅读者的语言，是经过训练的文学者的语言。哪怕是在网络时代，对文学品质的追求依然是一名写作者所不能摒弃的。

与余秀华一样，范雨素的生活苦难，也是她吸引媒体的焦点。然而，我们看到，在她坚

强的内心与轻灵的文笔之中，苦难得到了升华，被孕育成善良的珍珠。她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能真正打动人的远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类与苦难搏斗的过程与痕迹，是人类对于苦难的超越与领悟，以及由此产生的宽广深厚的爱。一如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范雨素的走红，令我们再次感到了来自民间的蓬勃的文学力量。事实上，翻开中国文学史，《诗经》《古诗十九首》等涌动着“兴观群怨”的健康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汉乐府和南北朝民歌洋溢着“清新刚健”的民间气息。及至中唐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等人重提“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乐府精神，也是针对长期统治文坛的“嘲风月，弄花草”的形式主义文风。李娟、余秀华、范雨素等来自民间的写作者的相继走红，呼应了中国文学大众化的不竭渴求，她们使文学接了地气，更大程度地走向大众，走向平民，走向个人生活。

而比讨论范雨素现象的文学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思考文学写作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意义。在采访中，范雨素表示并没想过靠文字改变生活，她写作只是为了想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过“有事做、有希望、能爱人”的生活。苏格拉底有言，“不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范雨素提示我们，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写作，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为平庸的日常赋予意义。正是这种意义，让这些普通的人变得独一无二，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如此惊心动魄而又异彩纷呈。

扫码收礼金：未来互联网礼仪的预演

作者：沈彬

近日，北京一场婚礼现场上，伴娘为收份子钱方便，脖子上挂着支付宝直接扫码收礼金。事情闹成了一桩新闻。家里长辈觉得太不像样。也有人认为这把红包弄得太“直白”，让原本浪漫温馨的婚礼已经变得满场铜臭味。

其实，不妨把事件看成线上文化对线下生活的反哺，发达的互联网应用场景正在微妙地改变人际活动，甚至随着“互联网一代”的成长，这种禁忌逐渐淡化，在此不妨烧一个脑洞。

从技术角度说，扫支付宝收、付份子钱，有太多的便利。现在婚礼红包动辄千元以上，二十几桌宾客下来，就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的现金，这么多现金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伴娘手里那个专放红包的小拎包，就成了“炸药包”，之前就发生过不少相关的盗窃、抢劫案件。而且这么多钱，重新登记是谁发的，存回银行都是一件麻烦事。现在直接扫码付分子钱，谁来了、谁交多少，一目了然。

也有人认为，将含蓄的红包变成赤裸裸的扫码付费，是“人际关系异化”，甚至想到那句着名的“家庭成员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红包文化的意义在哪里？一纸红包皮的存在，遮掩了金钱数目，把礼金在文化上转换成一份“心意”，而不是具体的金额。

这种讳言金钱的风俗，其实是一种前现代的礼仪（或者说是“前信息时代”的礼仪），并不等于道德本身。互联网在改变世界，不仅是指硬件上在改变，而且是软件上、思维方式、社会礼仪上在进行变革。由于便捷的手机支付，已经使亲密朋友对于金钱“脱敏”，90后聚餐之后很少出现，面红耳赤地抢着买单，而更多的是拿出手机AA制拼单。抢着买单，未必感情真好；平静AA制，未必关系就不热络。

事实上，20多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也通过人际的“平行四边行法则”逐渐自发形成一套互联网的规范、礼仪系统：尽量输入文字，不要语音聊天，以节省别人的时间；别人发自拍照，要点赞表示友好；说“呵呵”就是不想和你继续谈话，不要勉强；网上谈涉及钱财的事，要再打电话确认身份；不是急事，不要首先选择打别人的电话，先用微信联系；转别人发的图要说声谢谢（虽然这个和法律上的知识产权并不是一回事）……

而且，这套网上的行为规范正在反哺网下，杀入文化的核心场。所以，年轻一代把扫码

付婚礼份子钱看得那么普通，而在老一辈看来是那么大逆不道，这更多是一种“代际冲突”，而不是是非对错之分。互联网一代把金钱看得更通透、直率一些，而上一代人更执着于“纸质红包”的暧昧性。

电灯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夜生活；电视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家俱布置；互联网以及支付宝、场景应用等各种互联网，也在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礼仪。前工业社会、前信息社会的那种缓慢、悠然、人情，背后的不便、高成本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互联网时代的直率、简单未必是粗鲁。这次扫码收礼金事件，不妨看作未来互联网时代礼仪的预演。

范雨素，一抹被消费的底层诗意

作者：邓海建

近日，一篇名为《我是范雨素》文章突然刷爆朋友圈，并在微信端迅速收获“10万”的阅读量。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工，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庭十多年来的经历。有网友评论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4月26日北京青年报）范雨素还在中产阶层的朋友圈里刷屏。

公众在谈论范雨素的时候，我恍惚觉得，他们其实是在谈论余秀华：理想与诗意，宿命与抗争，自由与情怀，家境与身份……

这样的回光返照之感，让文学与诗意之说，有了一种苍凉而无奈的意象。好吧，范雨素真的火了。火在“10万”的阅读量和大篇幅的权威解读里。这个44岁的钟点工，以写实的文字，干净利落又语带惊喜地朗读着她平凡又多舛的人生。范雨素很清醒，她“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20岁的范雨素曾为梦北漂，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最后离开了丈夫，带着两个女儿自己打拼。更传奇而悲凉的，还有她母亲的人生遭逢。她不写诗，字里行间却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意与力道。

不过，范雨素之所以一夜之间火遍朋友圈，大概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她凉薄的底层人生，展示出时代性的戏剧冲突感。吃瓜群众在这种围观消费中，完成了一种相对幸福的心理体认。这就像秀场上涕泪纵横的故事，总能让导师转身再转身一样，这种悲悯的“加分”冲动，其实与文学本身并无多大的实际关联。二是在范雨素的文字里，底层群众还能看到乐观的光与亮。这种乐观，在戾气氤氲的城市，显得尤为解渴。“活下去是硬道理”，“抛弃孩子的女人都是捧着滴血的心在活”……这些感性而鸡汤的文字，确实能温暖部分人心。

范雨素的文字够土气，而且别有清新意味。不过，在叫好叫座的同时，恐怕不能忽略两个问题：第一，文学性与作者身份之间的关联，不能暧昧不清。就像《我是范雨素》的开篇，“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读过席慕蓉的，估计未必会对这样的句式耳目一新。有人说，人家是农民工啊，不能苛求。这个逻辑本身就千疮百孔：无限拔高底层生活的诗意，从来都是上流社会的无耻把戏。你尊重文学，就知道它的底色与高度。第二，范雨素的文字让人警醒，其背后至少该指向社会问题与社会价值，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只谈诗意，却完全无视其文字内里的“拆迁”等话题。至于更遥远的代际固化的魅影，好像还在指望用王宝强的励志故事荒唐隐喻。

我们不能忘记最重要的一个共识：文学也好，诗意也罢，它们或能暖心，却终究不能对抗生活的荒芜与不堪。这是唯物论的基本常识，却有时会被感动冲昏头脑。

一个时代的文学或诗意，如果总是靠爆款人物事件来“加持”，这是何其悲哀的一件事。

范雨素说“我不是下一个余秀华”。余秀华也说，“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可是，她们俩，终究还是有太多共同之处——在喧嚣的文学秀场，她们恍惚着上台，也迟早会迷瞪着谢幕。我们唯有祝福，也别指望更多。

课堂直播映射出教育者的“懒政”

作者：谢伟锋

近日，“水滴直播”中出现全国多地学校的课堂直播画面，引起热议。参与视频直播的学校涉及多个省份，从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班都有，直播场景多为教室。（4月25日澎湃新闻网）

把直播镜头对准到校园课堂等特定场所，众人褒贬不一。争论中，能听到“存在即合理”的声音。但这种集体性的网络公开直播，本身是否合法合规，显然被大多数人所忽略。毕竟，网红直播“点对众”模式，网红们已具备直播内容的知晓权，并以此产生盈利；而课堂直播是“众对众”形式，全体学生都对直播都知晓吗？不得而知。但可肯定的是，哪怕有一个学生不同意，课堂直播的视频就不能上传到社交平台上。

课堂在知识传授方面，是开放性的，但在环境空间上，一定是有区别于其他场合的独立性。对于学生个人隐私、数据安全、人身安全的保护，是学校的应有之义，但跟风式地来尝试网络直播，把学生方方面面都推进陌生的成人世界中，这是教育的失误。暂且不表隐私和权益等法律概念，单就教育者本身，就能从中映射出其“懒政”思维在作怪。

一些老师追本溯源，说课堂直播是学生家长推荐的，有“提供证据”的初衷在里面。这里面牵扯到学校和家长在学生自律问题上的责任归属——老师跟家长反映学生问题，有家长觉得老师是在针对孩子，个别孩子也会对发生的事情不承认，老师似乎百口莫辩。这样的背景之下，经家长“友情推荐”，课堂直播闪亮登场，“有图有真相”，问题看起来简单化了，学校和家长的衔接也因此“高效”起来。

但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没人去倾听学生们的感受。自身隐私权被全盘让渡出来，且是要切入到整个网络的视线之中，这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因为，你无法确定的是在屏幕那头，到底是关注还是猎奇，是窥探还是监视。学生势必要分心于镜头高悬的网络直播，对学校而言，更是教育执行力的分流和消解。这显然违背了自身初衷的。

教育学生以自律，这本来就是课堂上的重要内容。想着用摄像头来替代教师属性，这就是“懒政”无疑。有的表示摄像头安装了一个月之后，学生在纪律方面的表现“好很多了”，但这句话深层次的语境是：一个镜头就能让学生表现“好很多”，那之前老师在教育方法上是否就瓶颈了呢，否则，怎能轻易被直播给“比下去”？但直播能在课堂上走多远，目前存疑。但当它“下架”之后，课堂自律是否还能保持高水准，到时就真考验教育者的水平。

全民阅读从“轻阅读”开始

作者：陈佳冉

一位朋友问我：“如何做到深度阅读？”和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我，竟一时语塞。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界，任何一种“深度”体验，都是不易为之的。深度地投入一种兴趣，深度地结交一个人，深度地阅读一本书。也许将油墨印在纸上、装帧成册、束之高阁的书籍，在许多人眼中，本就有一种天然的“重量”，这种“重量”让人心生敬意，也让人望而却步。于是以为，读书特别是深度阅读，非要腾出专门的时间，沐浴更衣、净手煴香，方可为之。所以，我们最常听到的不读书的理由，是“没有时间”；最熟悉的妨碍“深度阅读”的原因，是“静不下心”。读书，对许多现代人来说，竟成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一位作家说：“阅读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这种“重量”如果成了阅读者的心理负担，或者成了疏远书籍的借口，那么，在“世界读书日”的今天，我们倒希望提倡一种“轻阅读”，轻轻拿起手边书，不妨随意翻一翻。没有期待，不问收获，或许就成全了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阅读体验。

书不可以强读。对于读书，自古就有许多谆谆教诲：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读书，所见要真，所闻要切，所感要深，所思要透……在传统社会，这些读书的好处、门道或许是一种启发；但在现代社会，太一本正经地劝读，就像是不合时宜的宣教，让人生出一丝反感。不要总想着“为什么读书”“为什么没读书”，

直奔主题式的苦读，会使阅读成为一种打击型的嵌入力量，让人的精神弹力逐渐消失。知识青年在田间地头啃读经典、神思千里的年代已经过去；在脚步飞快、潮流瞬变、信息爆炸的今天，书不该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也不该是挥鞭的武士，而应是温顺的马驹，是杯中的明月，以一种“陪伴者”的姿态出现。读书的佳境，如同美好的爱情，是投契、沉浸，让彼此没有负担。

读书如登山，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可以“停车坐爱枫林晚”；读书如行舟，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也可以“漂漂荡荡，在水一方”。“轻阅读”说到底，就是一种阅读心境的解放。只有卸下包袱，灵魂才能壮游。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比故意的强迫阅读、深度阅读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所谓的“全民阅读”“书香社会”，也就是一种让“阅读”举重若轻、渗透内化的社会氛围。阅读，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内心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平常。几年前，西班牙政府曾经赠送公民每人一本《堂吉诃德》，其作者塞万提斯对读者说：“就是最忙的人，读这种小说也是正当的消遣，因为弓弦不能老绷紧了不放，人是个软弱的东西，没有一点适当的松散，是支持不住的。

你们要逃离的“北上广”，只是“焦虑”的代名词

作者：佘宗明

当我们在说“逃离北上广”时，我们在说什么？

早上起来看到朋友圈被“4小时后又逃离北上广”的活动炸开时，我脑子里首先蹦出的，就是这个被用烂了此刻却很应景的句式。

“逃离北上广”，嗯，几乎是个月经贴式话题。可这话题总能引发讨论，说明它有击中我们痛点之处。或许这痛点连着高房价、雾霾、上下班高峰期挤地铁的糟心、总被老板和客户紧逼的压力……这这那那的痛点，总在催熟自己内心萌动却又被自己强行掐灭的念头：“离开这该死的城市吧”。

但逃离之后能去哪？这是个回答难度不逊于“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

“梁园虽好非吾乡”，可家乡回得去吗？

可能回得去，但这意味着要切换模式，得直面之前逃离的东西：被逼相亲、逼婚、逼生……以往每逢年关把自己从“×漂”切换成“游子”的我们，总免不了跟父母“不相见时想念，相见后心烦”，而从大城市逃离到家乡后，我们得习惯“心烦”的日常化。

慢节奏里无动力，我们或许还得安于一眼能看得到头的未来，安于被涵养成形的价值观体系被七大姑八大婆的闲话给揉碎。

那干脆洒脱些，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那你得去找马、找斧头，环游前还得带上地图、手机、充电宝，再学点外语……我的天，好麻烦，还是梦游世界吧。网上有句话很戏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因太胖取消原计划。我们可能刚走到家楼下，就兴尽而返了。

毕竟，我们没法离地飞升。我们不是武侠里的人物，每天飞檐走壁行侠仗义就行了，无需每日三省吾“食”：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在考虑诗和远方前，我们还得用“眼前的苟且”为给大脑供氧攒些能量。

逃离又没法逃离。在这二者间踯躅，其实也是在“理想”和“现实”间打转。

你说不上，为了理想奋不顾身和着眼现实脚踏实地，究竟哪个更好。前者你可以说是“诗和远方”，也可以说成“布尔乔亚式的矫情”；后者你可以说是务实，但也拦不住有人把它说成“苟且”。

而逃离或不逃离，也没有好和更好，只有坏和没那么坏。也因如此，几乎每次有人喊着要“逃离”，都有“逃回”的声音隔空回应式地泛起。

就像前一阵子房价继续上扬，不少10万爆款文在朋友圈热传，什么《一名中科院研究人员的自白》《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都看得人恨不能立马卷铺盖走人；但《逃

离北上广，只是更焦虑故事的开始》之类的文章，迅即针锋相对，还有人说，逃离北上广，一定意义上就等于逃离梦想；但最叫人失落的，大概是《你在一线城市赚的那点钱，吃不起三线城市的宵夜》，给人的既视感就是，回不回你的腰包都追不上CPI。

逃离，有道理；不逃离，也有道理。这些道理看上去都很在理，都能挠人心窝，可归根结底，它的主题就是两个字：焦虑。

这年头，焦虑就是公众情绪合并之后最大的同类项。

我们会为房子焦虑，会为空气焦虑，也会为被逼婚焦虑，为各种琐碎的事焦虑……《士兵突击》里有句台词说：生活就是问题连着问题。这些问题，给我们盛上了满满一大碗的“焦虑”，让我们撑得爆。

也因为哪都有焦虑，所以我们才会为该不该逃离北上广而更焦虑：我们担心，所谓逃离，不过是焦虑之身的位移。

事实上，我们在说到逃离时，“逃离”后面连着“北上广”，未必是个地域概念，而是心理状态。我们想逃离北上广，本质上是为了逃离焦虑。

这类焦虑，或许带有普适性：就在前两天，我还看到报道说，逃离“北上广”的故事，不只在中国发生，前不久，《纽约邮报》的头条新闻就叫做“人们正以惊人的速度逃离纽约”。这也跟房价有关系：根据《纽约城市负担能力报告》，2016年纽约居民的房租支出将占到家庭总收入的65.2%。换句话说，纽约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贡献给了房子。看来，希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不止是咱们这。

焦虑是抹不去的现实。但正视焦虑，没必要把它说得绝望。因为绝望也解决不了焦虑。逃离北上广跟在家乡浑噩度日之间，本就有着广阔的回旋空间；而留在北上广，或许也能挣得某些自由。现实还不至于能窒息普通人的深呼吸。

我有报社的前同事，从上学到工作，在北京总共待了10年，但2015年初还是离开北京，去了苏州。离开之后，他起初的确很不适应，写文章说每次在网上电视上看到北京，心中总有一阵说不出来的隐痛。但现在他过上了节奏没那么快的生活，日子过得挺滋润。没什么绝对的“逃离不了”，有时候是我们高估了在得失之间调适的阵痛。

而待在北上广，用“偶作逃离”去找些乐趣、对冲压力，生活或许也就不全是“房价雾霾”。“4小时后又逃离北上广”，用压缩人们做决定的犹豫余地的方式，逼着人们去完成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最大的意义，或许就是让人们走出“宅”“手机依赖”，去寻找另一种可能。在大城市，我们能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攒下更多的本，但也要我们豁得出去：压力未必是没法回避的，乐趣往往也是自己找的。

离开或不离开，其实我们可以理直气壮些，而不必用上悲情的“逃”字。在焦虑面前，除非我们束手就擒，否则我们还不至于无还手之力。

“打火夹”无人传承匠心追求不可丢

作者：朱永华

最近，一段理发师火钳烫发的视频火了，视频的主角是74岁的理发师王维美大爷。一把烧红的火钳，在水中浸一下，然后在头发上翻滚。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很流行的一种烫发方式——“打火夹”。在绵阳市三台县金石镇，74岁的王维美大爷还坚守着这门传统手艺，生意仍然红火，前来“打火夹”烫发的人络绎不绝。让老人有所担忧的是，这门技术，无人继承，即将消失（据4月20日《成都商报》）。

视频中的“打火夹”，对于笔者这样50岁以上年龄的人记忆犹新，笔者小时候在乡下，走乡串户挑着担子“剃头匠”，几乎都会这种手艺，热衷享受这种服务的也多是村里比较“讲究”的中老年和妇女，对于很多年轻人和孩子往往只是觉得好奇“有意思”，并不会真的愿意尝试，别看火钳被烧的发红，在头顶上上下左右翻飞，因为“理发匠”技艺娴熟，对接受服务的理发者基本不会有任何危险和伤害，尤其是在冬天，一番打理下来，接受服务者不

但发型溜光整齐，更能从头到脚感到暖和。

相比起时尚年轻人对发型的多样追求，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对发型的要求，往往比较简单，无非可就在体现庄重沉稳的同时，图一个清爽整齐。但就是这么看似非常简单的“剃头”，如今却也成了不少中老年人难以满足的烦心事，很多中老年男性都有体会，无论小区门口还是大街小巷，美发厅不但到处都是，而且一家比一家炫丽考究，殿堂里年轻的男女“美发师”，也是时尚靓丽，但能够拿得起“剃头推子”真正会给顾客理发的却没有几个，笔者自从进入中年之后，每每需要理发的时候都会感到“闹心”，把小区门口美发厅一个一个体验一遍，居然没有一家让自己满意，要么是干脆以“不剃头”被拒绝，要么就是“太时尚”，就没有一个“美发师”能规规矩矩剃头理发。

小店不行咱去大店，但笔者真心觉得美发厅的档次只是跟收费价格成正比，同样没有几个真正的“理发匠”。记得有一次，笔者坐下之后，理发师小伙腰间系着全套理发装备，坐在活动圆凳上，在笔者头上剪刀梳子龙飞凤舞一番，最后给笔者整出一个十足的“妖怪头”，当笔者提出能否剃成整整齐齐的“中年头”时，小伙子居然非常尴尬的表示“不会剃头”。视频中这位74岁大爷的“打火夹”，虽然工具和方式都非常原始，却展现出高超的理发技能。现在的理发师，过去都被称为“理发匠”，尽管职业尊严并不如现在所谓“美发师”这般高大上，但据说做学徒也需要三年，而且在坊间能够被四邻八乡认可的“理发匠”更需要数年的职场修行。同样的“理发匠”，有的回头客都做不过来，有的却是无人问津。

别看一个不起眼的“理发匠”，不但每个人一生都不能离开，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外表现象，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匠”，正是因为其职业技能的精巧和无止境，从王维美大爷娴熟的“打火夹”技艺就可以看出，没有潜心刻苦的专研和长期实践，绝不可能这般随心所意运用自如，尤其是从最后打理出来的发型和顾客满意的神情中就足以看出，浓缩精湛技艺的“产品”，非但让很多现代所谓美发师甚至浮躁的先进科技相形见绌，更彰显出匠心技艺的价值所在，这段视频走红，人们追捧并惊叹老理发师的“打火夹”，正是对其匠心技能的敬佩和被其所折服。其实，现代科技可以将劳动效率无限提升，但绝对不能取代匠心的价值，相反，只有将匠心精神融入现代科技之中，才能发挥出1 1=∞的效果，理发服务如此，其他生产制造行业同样如此。“打火夹”可以“失传”，“匠心精神”不但需要传承，更需要发扬光大。

让高晓松想砸琴的吉他少年是天才还是勤奋

作者：张田勘

刘嘉卓穿着校服在办公室指弹吉他表演的视频被传上网，经李延亮、董路、高晓松等名人转发后，浏览量超过千万。知名音乐人高晓松留言：“看完，砸琴！下半辈子只吹口哨。”留言引发了网友对“天才少年”围观。

弹吉他的刘嘉卓未来的发展怎么样，现在似乎并不能确定。但是，现在对他的关注首先陷于他的乐器演奏或音乐才华是天才还是苦练之辩。刘嘉卓称，“我99.999%都是弹出来的。别人在打球，玩电脑的时候，我在弹琴。”

但是，所有见过刘嘉卓弹琴的人，都吃惊于他的天赋。刘嘉卓会弹50多首曲子，按照曲子的难度，一个月学会一首，得学4年。刘嘉卓像他的偶像澳大利亚指弹大师Tommy Emmanuel一样，不识乐谱，他弹奏的50多首曲子，都是反复慢放或回放视频，“靠听和看”学会的。

刘嘉卓的当过白银市第一代贝司手的父亲刘晓龙弹贝司10多年，在儿子3岁时，刘晓龙把自己的mp4绑上绳子挂在儿子脖子上当玩具，里面放的是从电脑上下载的钢琴曲。有一天儿子哼出了《星空》的前奏，他拿贝司一拨，音全对。由此，他认定儿子有天赋，但极少在儿子面前提天赋。

当天才遇到苦练的辩论而无法得出结论时，就需要进入实证的分辨和证明。看着照片

上满脸阳光，笑容灿烂的刘嘉卓，蓦然会想起贝克汉姆的一球成名。那是在1996年8月17日曼联3∶0击败温布尔登的比赛中，当时曼联以2∶0领先温布尔登，比赛也将结束，不过接过队友布莱恩·麦克莱尔的传球，在距离球门45米以外，贝克汉姆不加思索地突然起脚，皮球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飞越整个半场，在对方门将沙利文的手和球门横梁之间坠入了球网。

这记“世纪吊射”的任意球让贝克汉姆的名字开始在英格兰乃至全球全线飘红。进球后的贝克汉姆也春风得意，脸上大写着志得意满的灿烂笑容。如果有什么能形容那个场上的阳光少年的话，也只能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现在的刘嘉卓怀抱吉他的笑容也大约如此！

正如贝克汉姆一球成名后，人们对其才能的分析、分辨焦点一样，这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还是一位靠刻苦练习才成就其惊鸿一瞥或注定将成为伟大的球员一样，现在对刘嘉卓的一弹成名似乎也自然而然要进入对其才能第二季——辨识和证明其才能的来源和获得。

在刘嘉卓的身后肯定有无数的少年会跟进学习和模仿他，正如他模仿学习Tommy Emmanuel一样，而且还有无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在跃跃欲试，想要带领和督促孩子进入这种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终南捷径，就像当初有无数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朗朗一样。然而，朗朗只有一名，刘嘉卓能否成为朗朗式的出色的和成功的音乐人才，还需要从各个方面观察、考虑和分析。

没有天赋当然不行，不知刘嘉卓的父母为刘嘉卓进行过基因测试没有，但即便进行过这种测试，恐怕也不太靠谱，因为目前研究人员难以确认与音乐天赋有关的基因。但是，不承认音乐以及其他需要特殊才能的职业，如运动员等需要天赋，也是说不通的。显然，在刘嘉卓的身上就有其父亲多年搞音乐的遗传，至少是积累。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连父母在生活中经历了悲惨经历而造成的精神伤害，如忧郁，都可以遗传或影响到后代，父母的才能当然也可以遗传。

不过，遗传或天才只是一个要素，难以独自撑顶。父母或家族的天赋未必就会遗传，而且即便遗传，也会有龙生九种，种种各别。同时，天赋的继承和打开方式最重要的还是如刘嘉卓所说的那样，99.999%都是练出来的，当然爱因斯坦、鲁迅等人已经表述过了。

比较起来，贝克汉姆的经历或许更让围观者有代入感，无论是青少年还是他们的父母，因为文体领域比较大众化，门槛看起来也稍低，不像写作和科研，需要毕身的学习和积累。即便如此，贝克汉姆的经历也早就向人们传递了一种观念，打开天赋的正确方式还是苦练。贝克汉姆的一球成名和后来成为任意球之王同样是通过苦练成就的，而且，一般人感到的机械枯燥的定位球练习却被贝克汉姆当作是一种乐趣来练，这显然就是热爱。

好在刘嘉卓有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有自己东西、能说也能做的音乐家，也就是有创作力的演奏家。然而，要做到这些，业内人已经为他开出了药方，他需要在技法细节、理解力，包括人生阅历上进行不断的尝试。

即便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其着作《出类拔萃的人：成功的故事》中提出“成功需要坚持一万个小时”的理念，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数字化标准，但也需要其真的拥有某一方面的天赋，此外，还要加上热爱，这一点刘嘉卓也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就是看苦练、天赋和热爱，以及人生阅历等几方面能否适时结合在一起，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融铸和锻造出一位音乐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