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先秦两汉时期文学的特点

浅议先秦时期文学的特点与精神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院 2009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袁建锋学号：2009010500）

摘要：先秦是中国文化的萌芽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时期的第一段，其所确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在文化政策上做了较大的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从而使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不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先秦文学特点精神

一、先秦文学特点

所谓“先秦”，指的是中国秦王朝（前221-前206）以前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是：由于当时先民的“文学”观念模糊，还与历史、哲学、政治等学术文化含混在一起，笼统地称为“文”，因此论述文学、批评文学的著作也较为模糊和宽泛。即使是专门论述“诗”的资料，也和后世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诗论不尽相同，那时的人们对于“诗”，更多地还是从大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的。因此可以说，所谓先秦文论，往往都是广义的文论。

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忽视和否定先秦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后世两千多年中国文学思想的源头。我们都知道，不论研究什么事物，历时性的溯源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即常说的必须弄清楚该事物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连续性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而它的思想文化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就大体上奠定了，其中主要是儒家的思想文化，还有与之相反相成的道家思想文化，以及其他诸子文化。具体到文学理论批评上来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各家各派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文艺观念，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1.上古神话的产生

中国古代神话分为：创世神话、世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

神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及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由此人们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对原始人很重要，它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也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其余散见于经、史、子、集中。《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含有大量取材于神话的诗篇，《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较多，尤其在《天问》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此外《左

传》、《国语》、《逸周书》、《穆天子传》、《庄子》、《韩非子》等都有大量的神话存在。诸子中《庄子》援引神话最多，自称“寓言十九”，其中寓言指的就是神话，一些则是对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等。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之中，以《山海经》最具神话价值，其保留的神话相当古老。《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或为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具人和动物的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些都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最浓的，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山海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的神话传播和研究就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时代的镜子——《诗经》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成为后代作家的学习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的发展，现成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此外，《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的简、铭、颂、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1）《诗经》是反映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社会现实生活的诗歌总集,其中一部分是司乐大师所保存的祭歌和乐歌,另一部分是经过采集并书写成文的民歌。《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民歌（国风）就有一百六十篇,几乎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这些诗歌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形象深刻的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反射我国奴隶制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诗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幽风》中的《七月》,是一首具有典型意义的“奴隶之歌”，逼真地描述了奴隶们一年四季的艰苦劳动和牛马不如的生活,充分表达了奴隶们悲惨和愤怒的思想情感,有力地控诉了奴隶主压迫与剥削奴隶的罪恶事实,深刻地揭露了奴隶制社会的反动本质。它为我们研究西周初期的阶级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硕鼠》和《伐檀》则把现实的真实和奴隶们斗争的思想真实作了统一的反映。尽管这些思想是当时奴隶自发反抗斗争的萌芽，但随着阶级觉悟的提高, 会导向英勇的斗争，这是奴隶们的良好愿望的集中表现。

《国风》中的诗篇有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歌颂劳动，表现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的，有描写纯洁的爱情生活的，有表达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有表现劳动人民遭受痛苦与折磨的摇役、兵役的，有揭露和讽刺奴隶主的残暴与荒淫无耻生活的。民歌（国风）,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现实, 而且描绘了一幅珍贵的民俗画卷。

3．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

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一般认为，《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在《离骚》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的忠君。屈原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如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

屈原的爱国感情更表现在对楚国现实的关切之上，从希望楚国富强出发，屈原反复劝戒楚王向先代的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严重的后果。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以及引后数句，列举了夏启、羿等由于“康娱自忘”而遭到“颠陨”的命运，向楚王提出了警告。君昏臣佞使得楚国处境岌岌可危。对宗国命运的担忧，发而为一种严正的批判精神，这是《离骚》中非常值得珍视的地方。

鲁迅先生评价诗人屈原的《离骚》时指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意甚幻,甚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的作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其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后世文人如贾谊、司马迁等均受其影响。此外，稍后于屈原的宋玉，是屈原的直接继承者，在先秦文学史上是仅次与屈原的著名辞赋家。其代表作《九辩》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秋景的描写，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

屈原对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来说，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复，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副副雄伟壮丽的图景。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4．先秦散文以及《庄子》中的寓言成就

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的哲理散文,是列国纷争,奴隶制崩溃与封建制兴起,奴隶主与新兴地主阶级残酷搏斗的纪实。历史散文的作者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政治人物的描写,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复杂的矛盾斗争。历史家总结了历史上政治的、军事的斗争经验, 为统

治阶级巩固政权,提供了借鉴。哲理散文的作者针对当时社会大变革,围绕着旧制度的崩溃后, 如何建立新制度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如何结束列国纷争,谋求中国的统一；如何促使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使技术经验进一步提高,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发展服务等问题进行思索,

提出解决这些间题的意见和主张,设计了一些理想社会的蓝图。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具有它的历史作用。

重要的寓言作家为战国中期的庄周( 约前369 -约前286)。《庄子》中寓言不仅数量多, 而且形式多样,想象奇特,充满浪漫色彩,用拟人化手法表现的寓言故事很多。当然,《庄子》一书非尽庄周所作,一般认为《外篇》、《杂篇》为门生后学的作品, 但这些作品中也存在大量的寓言,反映出庄周对其学生、后学的影响,有的可能就是流传下来的庄周的讲述。《庄子》中的寓言在《墨子》之后又形成一个特色显著的流派,《列子》中的寓言明显受其影响。

《庄子》一书在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的命名与功用界定方面也做出了有意义的新的探索。《庄子﹒寓言》中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郭象注: “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唐成玄英于篇首“寓言十九”郭象注下疏云:“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己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王先谦《集解》云:“意在此, 而寄于彼。”所谓“藉外论之”, 即借别的事来说明道理。这实际上便是对寓言的一种界定。又《天下》篇云: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角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厄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这里又对寓言的作用进行了阐述。这些虽非庄周的论述, 但也反映出了他的思想, 及对后学的影响。（2）

二、先秦文学的精神

1．上古神话所包含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神话分为：创世神话、世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这些神话体现了中华民族深重的忧患意识，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的意识，也体现了先民们的创造精神、探求大自然奥秘的精神和反抗精神。

《山海经》是保存远古神话最多的古籍。这部书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末期或西汉初期。该书中对那些能带来异灾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对老百姓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产环境的同时，还塑造了像女娲、后羿等保护神。此外，《山海经》中“不死之国”、“不死民”、“不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了这个神话对人类生命的珍视。由于生活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的奋斗精神，中国古代神话就体现了先民的反抗精神。“精卫填海”的故事，《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刑天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

2.先秦文学中叛逆精神

先秦文学的叛逆精神对叛逆文学传统的形成以至于中国文学的走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古神话中那些具有叛逆意识的作品,是文学叛逆精神的源头;《诗经·魏风·硕鼠》是叛逆文学传统的开端;庄子对社会统治秩序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否定,将文学的叛逆精神

推向了时代的高峰。（3）

叛逆精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考察其源头,在上古神话中就已有所体现。古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后羿射日》等所表现的对自然与社会的势不两立的反抗与斗争态度,应是文学的叛逆精神最早的体现。这是文学叛逆精神发端时的状态,它仅仅是初级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赋予的人类个体自我意识在与自然和社会矛盾中的表现,或者说它只能算作叛逆意识。

《诗经·魏风·硕鼠》一诗,可以说是春秋时期叛逆文学的典型之作。这首诗表现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它以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口吻,对当时社会残酷的剥削现象发出了愤怒的抗议。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它不同于一般地对剥削压迫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揭露与抨击,它每章的后半部分,以“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逝将去女,适彼乐郊”的呼号,表达出对这种剥削压迫制度的否定,并且描绘出了与现实社会环境相对立的理想王国:“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战国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是封建领主制度灭亡和封建社会制度建立的重大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旧的社会制度尽管在消亡,而新的社会机制却还没有完善;旧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统治机制崩溃而新的社会制度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机制尚未建立与完善。同时兼并战争日趋激烈,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思想家、文学家在干预生活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孟子以入世的态度大声疾呼,对统治者造成的社会灾难进行揭露、抨击,而庄子则对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所有社会因素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走上了愤世嫉俗的叛逆道路。文学的叛逆精神在庄子这里发展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天地》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山木》: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

庄子在否定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返朴归真”的思想构建出了他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被他称之为“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6-67

2．赵逵夫，论先秦寓言的成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第35卷第4期：24-31

3. 王洪臣，论先秦文学的叛逆精神，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12月第29卷第12期：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