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简易程序的现状及完善

民事简易程序的现状及完善

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对民事审判效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偏差，在其运作中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民事简易程序运作的现状，然后从明确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设臵专门机构和人员、合理简化诉讼程序及设臵调解前臵程序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民事简易程序的构想。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诉讼案件数量和新诉讼类型与日俱增。面对民事案件案多人少的紧张状况，简易程序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审判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受到推广和重视。据统计，我院民事审判一庭2003年度审理各类民事案件1361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1015件，占审结的1361件，占74.6%；2004年度，审理各类民事案件1251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929件，占审结的1361件，占75.2%。虽然，简易程序的适用大大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但由于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模糊和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加之有些规定的不尽科学和完善，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司法目标。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潮中，对简易程序的适用现状进行剖析，对其程序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二、我国民事简易程序运作之现状

简易诉讼程序设臵之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是“两便”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的直接体现。我国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适用，对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立法规定过于粗疏和抽象，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随着案件类型的丰富和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暴露出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来剖析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运作的现状：

（一）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界定模糊、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168条对此范围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对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五类案件作了排除。有关法律尽管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作了规定并辅以司法解释明确，但由于立法规定的概括性，远远不能满足纷繁复杂的民事、经济纠纷的审理需要，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面临人员少、任务重、效率低的情况下，为提高审判效率和结案率，任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甚至有些基层人民法院对其受理的民事案件不加区别的一概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无条件的扩张，加之对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程序没有严格规定，使得一些法官利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之便规避审限，不但使得一些复杂的案件的当事人没有机会行使正当的诉讼权利，影响案件裁判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往往还导致诉讼迟延，严重背离简易程序设臵的初衷，影响司法效率。

（二）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界限不清。法律工作的职业化，诉讼业务分工专业化，是现代法制的发展趋势。然而在我国，由于没能设立简易程序适用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简易程序审理的专业法官和工作人员，法官既审理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又审理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没有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基层法院的审判法官往往都兼具审理普通程序案件和审理简易程序案件的双重角色，由于角色重合，导致司法实践中同一法官无法将两种不同的程序完全区别适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交叉适用两种程序，导致两种程序混淆不清。加之审判员的业务素质等因素的制约，承办人员往往难以有效控制庭审程序，使简易程序丧失其应有的特征，法庭调查、辩论、调解等界限依然没有消除，审判人员仍然习惯于按普通程序的步骤驾驭庭审，有悖简易程序设臵的目标。真可谓“简易程序不简化，普通程序不规

范”。

（三）程序不够简化。就我国现行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来看，虽然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的简化作了有关规定，但归结起来，程序的简化仅限于原告口头起诉；法院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证人；审理不受庭前准备程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顺序的严格限制；实行独任审判；审理期限缩短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而对于证据规则、诉讼文书的制作、案件的宣判时间等至关重要的环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其加以规制，在实践中出现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鱼龙混杂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而这些现象又大大制约了简易程序应有的功能发挥，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传统的通过诉讼解决法律纠纷的方法成本过高，周期过长，近些年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方法可以更快捷、更便利、更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些方式统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即ADR(Alternative Dispiter Resolution)，亦称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在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1国际上，ADR纳入法院纠纷处理系统的主要是调解（调停）和仲裁，其他ADR形式较少采用。我国现行的法院调解并非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而目前我国民事纠纷的解决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乃是缺少前臵性的非诉讼解决程序，或者说，缺少法院附设的ADR程序。由于ADR的缺失，在法律这道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之前没有一道简便灵活的程序进行筛选，导致所有的案件不分繁简难易，都无一漏网地进入法院这个资源极为有限的狭窄空间，以至于法院不堪重负，为一味的追求效率，法院普通程序不规范，简易程序泛滥适用，导致在简易程序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又不得不动用各种伎俩，诸如：劝说当事人撤诉、以劝压调、以拖压调等方式几乎成了法院结案的主要方式。由于法院的审理长期在劝说、拖延、等待中进行，导致超审限的现象非常严重，诉讼迟延已成为当今法院审理的痼疾。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

三、完善民事简易程序的构想

司法实践证明，我国现行民事简易程序的运作已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现实对司法的需求，对其重新解读和完善已是必要之举。针对现存的弊病，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明确界定、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从目前国际通行的情况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诉讼迟延和诉讼费用昂贵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因而各国都呈现出在立法和司践中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的改革趋势。针对我国当前诉讼案件积压的情况，对我国的民事简易程序进行改革，也有必要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划分标准，世界各国民诉立法大多以争议的价额或金额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争议价额在一定限额以下的由简易法院或简易法庭作为第一审，按简易程序审理；争议价额在一定限额以上的由普通法院或普通法庭作为第一审，按普通程序审理。如美国加洲是以2000美元为标准，日本简易裁判所受理90万日元以下的案件，韩国简易程序适用诉讼标的价额不超过韩币100万元的案件。相比而言，我国民诉法第142条及司法解释第168条的规定就显得过于抽象和模糊了，因而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两种程序混用。为防止法官适用简易程序的随意性，必须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增强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可操作性，以使程序的适用有章可循。在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一是以标的价额作为划分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对于财产争议的案件）。但到底以多少金额作为划分标准，是否在全国不同地区以统一的金额作为划分标准，有的学者主张，双方争议标的在10万元人民币以内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2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简易程序案件的受理标准。3应该说，两种观点各有利弊，前者有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后者适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2韩象乾.简易程序.江伟、杨荣新.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454。

3章武生等.司法的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560。

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对于法院的管辖和刑事案件的受案标准等有关金钱数额的案件，我国多年来的立法都是采取的梯级标准，我认为现阶段简易程序的适用也应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具体来说，可以结合现有的法院管辖标准来制定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以当地法院能受理案件的标的金额上限为标准，按一定比例来确定当地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比如说，长沙市基层人民法院对于财产案件的最高受案金额为150万元，如果以20%的比例为标准，那么长沙市基层人民法院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财产案件就是标的为30万元以下的案件了。采取这种标准有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也有利于现有法律的稳定和适用。二是可以案件的性质来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某些类型的案件，事实清楚，争议关系明确，法院易于判别其权利义务的，不论金额大小，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如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27条第二项列举了八类案件，不问其标的金额或价额，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因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期租赁或定期借贷关系所生之争执涉讼者；雇佣人与受雇人间因雇佣契约涉讼者；旅客与旅馆主人、饮食让主人或运送人间因食宿、运送费，可因寄存行李、财物涉讼者；因请求保护占有涉讼者；固定不动产之界线或设臵界标涉讼者；本于票据有所请求而涉讼者；本于合会有所请求者；因请求利息、红利、租金、赡养费、退职金或其他定期给付涉讼者；因动产租赁或使用借贷关系所生之争执涉讼者，上述诸事件或基于内容多较单纯且消灭时效较快，或基于有速审速结之必要，故适用简易程序以审理之。有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可进一步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性质，诸如：房屋租赁、简单借贷、收养、遗产继承、有关利息、红利、租金、抚养费、赡养费、退职金等权利义务关系不复杂的案件，都可以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三是以当事人合意为标准。目前，有许多国家采当事人合意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也就是说，按法律规定应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论其标的金额大小，也不论其性质繁简，经双方当事人合意，就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台湾和日本都有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简易程序审理的规定。民事案件涉及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允许当事人对诉讼程序权利的放弃，也就是尊重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权，是符合立法精神的。因而，当事人合意选择简易程序审理的这一立法例我国不妨借鉴，以缓解法院诉讼案件的积压，也有利于“两便”原则的贯彻实施。

此外，简易程序也可以在上诉审中适用。我国对简易程序的适用，仅限于基层法院和其派出法庭。实际上，简易审在上诉程序中也可以适用，对于第二审案件，法院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后，认为事实清楚后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判决、裁定的案件，应该纳入简易程序的范畴。这种划分，有利于防止有的当事人滥用诉权，利用上诉审故意拖延、拖累对方当事人，也有利于减少未上诉当事人的不必要诉累。通过简易程序的适用，一大批案件得到了快速、简便的处理，有利于二审法院集中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审理复杂的、需要查清事实改判的二审案件，也有利于规范普通二审案件的审理程序。

（二）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由于我国没有设臵专门的机构来审理简单民事案件，加之审判人员担负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双重角色，法官难以有效控制庭审进程，导致两种程序混用等诸多弊端凸显，简易程序的效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解决这一弊病的当务之急就是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负责简易程序的审理。首先，从审理机构的设臵来看，目前世界各国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建立单一简易法院。如美国和州都创设了独具特色的小额法庭。日本也在全国广泛设立简易裁判所审理小额诉讼案件。第二种是建立包括普通庭和简易庭的混合法院。我国台湾就是此种模式。就我国的司法机构设臵和司法资源现状来看，采第二种模式更切实可行。其次，应配备综合素质高的独任审判员来承担简易法庭的审理任务。如古老的法律谚语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执掌裁判权的独任审判员对案件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案件能否得到快速、公正的裁判就取决于独任裁判员的人品素质和专业素质了。

（三）合理简化诉讼程序。一是简化起诉的方式。在普通诉讼程序中，起诉必须使用书面形式，并且要求起诉状符合相应的格式要求。但在简易程序中，由于当事人大多是缺乏法律专业常识的普通人员，且案件情节比较简单，一般都没有聘请律师，为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提高诉讼效率，各国在简单民事案件的起诉程序上都实行了简易化，规定起诉可以言词进行。如：美国的小额诉讼法庭不需要正式的起诉辩论程序，当事人可以言词起诉，法院可以口头或电话的方式通知被告开庭。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3条虽然对简单民事案件可以口头起诉进行了规定，但由于规定不够明确和具体，在司法实践中，这

一规定并未得到完全的贯彻执行。在个别法院或派出法庭甚至以书状格式不符合为借口，拒绝受理。因此，对简单的民事案件，有必要强调“原告以口头起诉为主”，以使诉讼程序的简化落到实处。二是简化开庭程序。法庭审理是民事诉讼中费用昂贵且常会导致诉讼迟延的程序。为迅速、经济的解决实质争议不大、案情简单的民事案件，各国也都制定了相对简化的审理程序。如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追寻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英国、日本和台湾也有此灵活、简便的规定。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仅规定不受审前准备程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顺序的严格限制。由于审判人员角色的重合等因素制约，除独任审判外，我国的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没有本质区别，并没有完全达到速审速结的目标。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是事实比较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的案件，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应在开庭次数上予以限制，一般情况下以开庭一次为限，尽可能采取当庭宣判的形式，以避免诉讼迟延的现象发生。三是简化裁判文书的制作。适应简易程序的设立目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判决文书的制作上较为简化。美国加州的简易民事判决书大多采用表格化形式，除当事人姓名等事项外，仅填入被告应给付原告的金额及判决日期。而英国的小额诉讼，法官可以言词方式作出判决。日本和台湾对于简易程序的案件裁判文书也只要求记载要点即可。相比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对裁判文书的制作要求就显得特别繁琐了。有鉴于此，要改变我国民事案件长期久拖不决的诉讼迟延现状，在裁判文书的制作上仿效格式化判决书等简化方式不失为当前较好的改革模式。

（四）设臵调解前臵程序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目前，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已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点问题，有学者主张在目前调审结合的框架内进行改革，也有学者提议采调审分立的模式，笔者持第二种观点，主张取消审判法官调解，设臵调解前臵程序，将调解和简易程序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正式立案以前，经过法院附设的机构进行调解，经过调解这一程序筛漏后，只有一部分案件进入法院的简易程序诉讼了。我国台湾对此已有成功立法例可供借鉴。在调解员的聘任上，宜与审判法官分离，即可由法官担任，也可选择阅历丰富、社会威望高的社会公正人士组成调解委员会，供当事人选择。在法院案件积压，诉讼迟延现象严重的现状下，充分发挥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功

能，使相当一部分民事纠纷在调解等灵活简便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得以妥善化解，既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也有利于集中法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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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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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张闻昊、沈源洲.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缺憾与完善.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7）。

6、章武生.民事简易程序比较研究.现代法学,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