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_郑卫荣
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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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荣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明清时期的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勃兴,稳居明清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位。纵观明清两代,江南区域与全国其他经济区域及海外市场关系密切、互动频繁;江南区域系统内部层次多样、结构复杂;作为区域经济元素的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类型迥异。历史的辉煌,加及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升温,这双重因素催生了近十年来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的丰硕成果。笔者将撷取有关研究成果,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略加评述。
关键词:明清;江南;区域经济
第25卷 第4期
2003年8月湖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25 No.4Au g.,2003
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03)04-0068-04
近年来,区域史研究颇受关注。在众多的研究区域中,江南以其市镇勃兴、商品经济发达聚焦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壮观。这里的区域/江南0,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既明清时期的苏、松、常、宁、杭、嘉、湖8府及后来从苏州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8府1州不但同属太湖水系,内部生态具有统一性,经济方面联系十分紧密[1]。笔者将在此界定基础上,对近十年来有关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状况及动态,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作一概述,以抛砖引玉。
一
宏观视角的研究状况。宏观视角,即以江南区域为单位,考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或海外的经济联系。对宏观研究江南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是/施坚雅模式0。/施坚雅模式0是一种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学说0[2]。根据这一理论,江南地区是一个具有独特结构功能的实体,它对外与其他区域相联系,对内又担负着作为东南沿海区域中心地的角色。这一双重功能通过经济物资的交流得以实现。孙竟昊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输出、输入功能分别由丝织品和粮食的流动来体现[3]。范金民、夏维中以江南丝绸贸易为媒介,系统考察了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形式、商品总量后指出,明代江南丝绸贸易的兴盛是由江南丝绸的特有优势、当时社会的时尚和各地的依赖等因素促成
的[4]。赵金鹏肯定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指出了明代京师及北方政治集团的需求对江南粮布生产的积极影响。但他认为,江南粮布倚靠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加速了自身粮食生产从单一粮食种植到多种经济作物种植、从粮食外销到内销的质的转变,同时也为明朝后的衰弱埋下了伏笔[5]。张海英认为由这种非经济因素造成的经济交流的繁荣具有虚假性,它带来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商品化只是/过重田赋的一
种办纳手段0[6]。此外,张海英考察了明清江南与江西[7]、两湖[8]、闽粤[9]等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市场互动,
肯定了江南区域经济的全国中心地位[10](P 172)。在区域比较研究上,张家炎比较了明清长江三角洲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11];蒋正华探讨了明清江南与河南集镇的异同[12];许檀分别考察了江南、珠江
三角洲、华北平原等六个不同的经济区[13]。
除了探讨江南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联系,一些学者的视野扩展到了海外。范金民考察了江南丝绸出口日本的贸易情况[14]。孙竟昊分析了明清经济结构与市场格局的变化,认为江南商品性生产受到了海外市场拓殖的刺激。江南海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私人海外贸易,具有偶发性和武装性的两个明显特征[3]。唐力行从徽州海商切入,揭示了徽商以江南区域为根据地对外从事/双向经营0,联络明代江南与日本、东南亚等国,促进了江南市镇与海外市场的良性循环系统的形成[15](P 150)。
X 收稿日期:2003-06-06作者简介:郑卫荣(1979-),男,浙江湖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对于江南区域与海外市场的经济联系,众多学者并未予以过高的评价。范金民在详尽地分析了江南丝绸的国内、国际市场后,指出清代江南丝绸的消费主要在国内而非国外[16](P236)。孙竟昊基于明清政府的外贸政策以及中国农业立国的特点,认为海外市场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消费结构的影响是偶发的、扭
曲的、微小的[17]。
二
中观视角的研究状况。中观视角是以江南区域为系统,江南市镇为元素,分析区域经济的层次、结构。中观的视角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研究。
在中观研究中,众多学者从施坚雅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0概念获得研究框架。即认为:/不仅大区域经济具有核心)))边缘结构,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系统都呈现出和大区域结构类似的内部差
别0[18](P 3)。小田依据中心地学说,从规模层次、分布密度、专业分工等方面探讨了江南市场网络的结构及其内外功能[19](P 28)。单强认为江南乡村的基层市场是一个以市镇为中心,6村为内层,12村为外层,共约36平方公里的以道路交通为连接的系统[20](P24)。赵世瑜也认为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以间距12~36公里为常见,这是因为市镇作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其繁荣是建立在附近乡民农副产品或家庭手工业
的交换上[21](P 205)。在市场层级结构的研究上,单强将近代江南市场分为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城市市场三
种贸易体系。乡镇市场是连接集市(基层市场)、城市(中心市场)的中级市场[20](P29)。杨素华把明清江南地区市场划分为三个等级,苏州作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本区域的集散汇聚中心,也是对外区域的输
出中心[22]。王卫平认为在中心城市苏州与市镇市场之间还存在着如无锡、盛泽、吴江等地方城市的市场。据此,他构建了一个以城镇网络系统为背景的江南市场体系结构,苏州在杭州、南京之上是该系统中的超地域中心城市。陈忠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400多个市镇初级市场为基础,数十个城镇专业市场为支柱,苏杭两大城市中心市场为枢纽的立体商品流通网络。单强认为在18世纪中后期,以农村集市为基础,以城镇市场为主体,以区域性大都市为核心的江南区域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23]。以上对市场网络的考察,既吸收了施坚雅理论的层次概念,又运用了符合江南实际的网络理论。这些研究都强调了明清江南经济之所以蓬勃并不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大突破,而是市场机制的作用[24]。
在市场层级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有的学者从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入手来进行中观研究。在生产领域,孙竟昊认为明清江南商品生产结构是以小农经济结构为特征,总体上处于简单商品生产阶段[25]。江南市场机制主要由外地的商业资本控制,这些资本较少进行资本投资,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26]。单强则通过考察明清江南家庭劳动的结构与功能,认为商品生产具有了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一般特征[27]。有关明清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需另述。洪焕椿总结了明清江南传统经济的优势:以农为主,农副相兼,农工相兼,农商相兼,农村经济走向农工副商相结合的综合发展道路[28]。在商品流通领域,单强以商品种类为标准,把江南乡镇市场划分为:棉布与棉花、丝绸与蚕丝、其他(如粮食,运输,水产)等三类专业市场[20](P 68)。刘秀生则按商品的流通形式将清代的江南市场结构划分为商品的收购市场,集散市场,零售市场等三级[29]。陈学文利用/商书0记载,从明清水运史的角度考察了江南商品的运输系统[30]。在商品分配和消费领域,孙竟昊从分析分配结构的内涵入手,讨论了分配结构及其变动与江南商品经济的相
互影响,认为后者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经济因素与超经济因素的冲突和纠缠[31]。从消费结构的内涵
入手,他又认为人口密集的压力是促使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消费动因,江南商品经济与全国消费需求、结构的互动使江南具有了/超区域辐射功能0[17]。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江南区域经济的运转主要由丝、棉、粮为载体。对丝、棉、粮的研究又涉及到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黄宗智在对江南地区小农生产及家庭手工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过密型增长0的理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的增长是一种/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量而言)0[32](P43)。黄以此来解释江南农民生产的多样化、商品化和家庭化等现象。李伯重将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称为/斯密型成长0,即经济的成长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动力,以贸易为条件,并取决于市场的变化[33]。关于/明清江南经济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0的问题,黄宗智、李伯重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江南的特殊性[34],否定了英国模式[35](P536)。这反映了近年来江南的研究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摆脱和对中国中心主义史观的回归。此外,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中观研究中,如/增长极理论0等。这类研究集中于对苏州、69第4期 郑卫荣: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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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研究,主要强调/增长极0的极化和扩散效应,与腹地的互动关系。张海英认为明清江南商品市场从原来分散格局发展为网状市场体系,苏、杭是将区域市场导向全国市场的中心地[36]。孙竟昊认为,苏、杭取得区域中心城市市场的地位,在于本身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健全的市场机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江南地区物资集散中心和资本金融中心的作用[3]。张海林考察了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苏州作为江南市场网络中心的影响。他通过分析苏州进出口项目、货值等数据,揭示了新崛起的上海对周边地区的极化影响:上海的开埠虽然打破了江南传统城市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实现了与外界的双向贸易交流,但由于资金数量、质量及流向的严重不平衡性,江南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了制约[37]。张海泉运用城镇发展的4个考察指标,探讨了上海开埠对江南,尤其是苏南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作用,认为这是增长极扩散效应的显证之一[38]。
三
微观视角的研究状况。微观视角,相当于个案研究的视角,即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个别市镇,以充分解析该市镇的历史变迁,正确评估其历史地位。它具有/取景小、分析深、透视广0的特点[39]。市镇个案研究较突出的是樊树志、陈学文等。小田认为市镇或乡镇/是以中心结点(乡镇)为依托,从中心到辐射点(村庄)为半径所构成的网状面0[19](P32)。樊树志集中对作为中心结点的市镇进行大量个案研究,涉及江南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等41个典型市镇[40](P287)。松张浦通过研究浒塾关的物资流通,考察了清代苏州的水运和经济状况[41](278)。陈学文着重研究杭嘉湖地区的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乌镇等经济市镇[42](149-266)。在/明清江南典型县份个案研究0课题中,他选取了嘉定、乌程、崇德、安吉等4个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县份,得出了关于江南经济的一般性认识:明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并导致新生产方式因素的萌芽,市场网络开始形成,江南社会经济结构在封建社会经济环境中仍具有相当弹性[43]。微观分析的方法犹如解剖麻雀,优势不言而喻。但反映江南区域经济一般性特征,不仅需要大量的个案积累,更需要中观、宏观的研究视角的支持。
囿于笔者所见,上述摘述挂一漏万。但可以肯定的是,江南作为明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又得契机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近十年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研究论文的数量、质量都要高于同时期其他区域的研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缺憾同样存在:就研究的视角而言,宏观研究往往局限于区域间简单的经济交往;中观研究以苏沪为核心的纵向市场体系研究成果多,而常杭嘉湖间的横向联系研究较少;微观研究往往为个案而个案。这些不平衡将限制江南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也反映了江南研究缺乏必要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在研究时段上,当前的研究较集中于鸦片战争前,对战后的研究相对匮乏。然而江南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因为人为的分期而断裂。近代江南是最早发生市场转型的区域,这一过程由明清沿至近代,市场转型的影响持续至今,关注战后的江南区域经济有着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大多囿于经济史的传统方法,材料以地方志为主。施坚雅模式的应用值得肯定,但也有明显的硬伤。建立一套适合江南实际的研究方法和体系,扩大经济史研究素材的来源,将有利于江南区域经济研究水平的整体抬升。克服以上局限,将更有利于凸现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的先进性、多样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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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S outh -Yangtze -Rigion Econom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ENG Wei-r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Shanghai Nor 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South-Yangtze-Region,with developed commercial econo -my and prosperous cities and towns,played a leading part in Chinese economy.It also had close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other economic areas and oversea markets,and constantl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as well.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is region had various levels and complex struc tures.The ec onomy of the southern region was fairly flourishing and of different varieties.The brilliant history of this re gion and warming -up historical research led to the bumper achievements in the recent decade.According to ral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the author is going to e xplore and make a brief comment on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es.
Key words: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South-Yangtze-Region;regional economy
[责任编辑 杨 敏]71第4期 郑卫荣: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粤西雷歌研究综述及评价
粤西雷歌研究综述及评价 作者：音乐学院 13级音本一班潘开运 [摘要]本文从戏曲出发，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总结，从雷歌形成、思想内容、发展前景三个方面，对雷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一个总结。并指出现实中的不足，以便相关学者今后进行改进探索。 [关键词]雷歌；文献综述；评价 一、关于粤西雷歌的形成的研究 相传在很久以前，雷州本土人民就有用雷州歌互相唱和﹑逗趣答辩的风习。明末清初，雷州歌对唱盛行，每逢喜庆之期，歌手汇聚，即兴而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都是用本土 的雷州话歌唱的。其歌词通俗易懂，还非常注重每句落尾字的押韵，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 孙建华在长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发表的《漫谈粤西雷剧音乐》中提到了雷歌的起源与发展。他根据研究，指出雷州市白沙镇麻扶桥就是当地最早的对歌台，在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 年），此地兴建“歌馆”，专供歌手住宿。直到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 年）端午节，由于雷州南渡河一年一度的赛龙舟这年发生了沉船死人事件，到了第二年，雷州市白沙镇麻扶村的村民把赛龙舟活动改为“赛歌台”，每年进行一次赛歌活动，从此，雷州歌正式登上舞台（乡里人称为“踏楼板”）。在陈湘发表的《雷剧音乐》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后来雷歌随着发
展逐渐形成雷歌班，又因有女子参加，称为“姑娘歌”。对歌唱词是口头文学、天文地理、风土民情无所不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姑娘歌对答如流，接近生活，乡土气息浓郁，有的姑娘歌还有歌文，内容大致是《劝世戒烟》、《劝人忠义》等劝世歌。甚至有的姑娘歌还有人物和故事情节，深受群众欢迎。如最古老的雷州歌《断机教子》就是清代干隆年间进士海康人陈昌齐写的。不久，姑娘歌的劝世歌进一步发展成为班本唱(歌班仔)。但班本唱仍没有固定的板腔，唱歌之时偃锣息鼓，十分单调。后来，借鉴了广东粤剧的艺术形式，将班本唱进行改革，模仿粤剧锣鼓、脸谱、服装、道具及表演形式，甚至连剧本也移植过来，发展成为雷歌班。清嘉庆末年，第一个雷歌班——北和雷歌班成立。 由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或从时间角度对雷歌的的发展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或单从某一时间段出发，对本时期内的雷歌发展做了分析，可以说研究是比较到位的，我们也因此得知在清末时期，雷歌班便开始活跃在雷州半岛的大小戏台了。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缺乏具体的实地考究，大多都是根据前人研究所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因此缺乏自己的观点性与主观性。 所以要深入实地考究，进行采风收集当地资料，以便更好地预测雷歌的发展的趋势。 二、关于粤西雷歌的思想内容的研究 《中国歌谣集成》主编贾芝先生指出：“民歌，简直就成为那
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来认识地方社会，在明代卫所的研究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沿边、沿海都司卫所相比内地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理特征，它们的沿革演变直接反映出明代的边防建设、民族政策，甚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升降。在内地，都司卫所虽然与州县相错，然而它们分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管理系统，各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研究明代制度、社会经济乃至清前期地方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州县赋役制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卫所的因素在明清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键词：都司卫所地方史研究综述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明代卫所治土辖民的特征，并依据其田土分布特点将之区分为“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1]。在此基础上，顾诚先生提出明代疆土是由两大行政和军事系统管理的观点[2]。而周振鹤先生、郭红等人则先后提出、发展和完善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3]。以上看法的提出无不基于明代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不仅承担着边防职能，而且在这种组织方式下管理地方，具有某些行政区划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明代都司卫所的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它在明代乃至清代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试图从地方史的角度对相关卫所及其变迁的研究作一次初步的爬梳。兹以辽东、西北、西南、沿海、内地为序分别叙述之。 一、东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 辽东地区最先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都司卫所沿革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形成一个热潮，体现在学界对辽东问题的关注上，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学术态势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形势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明清嬗替，满洲兴起的历史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融入当时的民族主义背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激起了学界对东北史地研究的热情。还有，以孟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东北史地和满洲开国史的研究也为这一时期继续研究东北史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这样，人们对明代卫所研究的视域最早聚焦在东北地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早期研究辽东地区卫所的主要都集中在卫所以及都司的沿革考释上。张维华的《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禹贡》1934年4月，1卷4期）和《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禹贡》1934年6月，1卷7期）、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禹贡》1934年9月，2卷2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努尔干都司考》（《燕京学报》1947年12月第3期）是较早的专篇论文。 建国以来研究辽东地区的都司卫所的研究不但深化，一方面继续考据卫所的基本沿革情况，另一方面更加侧重于卫所制度的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民族关系，注意把明、女真、朝鲜三边的关系联合起来考察，把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从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辽东地区的卫所，如杨旸《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1期），杨旸、吕昆《明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及东海滨地区的卫所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陈福林、杨旸《明朝对葛林卫的管辖》（《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徐建竹《明代建州卫新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论建州左卫的建立与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83年1期），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徐桂荣、刘正堃《明代辽东都司诸卫辖所考》（《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考证出辽东军卫未必辖制5个所，推翻了明代一卫辖五所的一般说法。张世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期）对辽东二十五卫的建置作了详细地考证。研究辽东地区军屯、军户等与卫所制度相关的论著逐渐
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 绪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考察 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 （G.Willam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①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1]（11）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 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 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2]（387-480）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3]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4] 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5]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l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宋
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之跳岭头论文
中国民间美术研究论文 题目：跳岭头之傩舞文化 姓名：王淼文 班级：09级(1)班 指导老师：蓝学会 学号：20094106139
中国民间美术跳岭头之傩舞文化 论文摘要：“跳岭头”又叫“岭头节”、“看岭头”、“傩舞”、“颂鼓”、“岭头调”、“跳鬼僮”，是钦州最古老的一种祭祀形式的带面具舞蹈，是一种驱瘟逐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为目的的祭祀仪式。 关键词：跳岭头、傩戏、岭头节。 历史介绍 柯琳在《傩文化刍论》中介绍，傩可能产生在夏代中期，到商（殷）代已有定形。西周文献记载亦已有“天子傩”的说法，可见孔子时，国有“天子傩”（即国傩），百姓有“乡傩”（即乡人傩），“傩”已有一定的体制。 据民国三年《灵山县志》卷二十二《风俗志》记载：“八、九月各村多延巫师鬼童于社前，跳跃以编，始入室驱邪疫瘴，亦乃乡傩之遗意也。”这说明灵山县的“跳岭头”与古代的乡傩有血亲关系。这种带有古傩特征的“跳岭头”习俗，其最早文献见于明嘉靖《钦州志·风俗》载：“八月中秋，假名祭报，装扮鬼像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清嘉庆《灵山县志》载：“八、九月各乡村多延师巫鬼童于社坛前赛社，谓之还年例，又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遂假夫妇，父母兄弟恬不为怪。”据灵山县秦屋山村老艺人黄业高、秦宾缘介绍，该村自秦允函、黄志能立庙、立社起，就开始在村场跳岭头了。据秦家族谱，秦允函距今已有十七代，如按每代二十年推算，秦屋山村的“跳岭头”至少有三百四十年。 风俗简介 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每年的农历八、九月份，大部分村庄以氏族为单位，陆续过“岭头节”。“岭头节”，部分地区又称“吃庙”，其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岭头节”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跳岭头”，是一种为村屯辟邪收妖除瘟、祈求庄稼丰收、人畜平安、保护村屯清吉所进行的一种宗教活动，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故称为“跳岭头”。祭祀过程中一人击象鼓指挥全局，二人敲锣配合鼓声，老道公跟随音乐节奏，有次序地完成每一个程序。它的特点是歌时不舞，舞时不歌。各村每年都在农历八至十月这段时间内举行一次，历次遵循，已成惯例，故又称“还年例”。 主要内容 2006年，“跳岭头”被确定为广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跳岭头”又叫“岭头节”、“看岭头”、“傩舞”、“颂鼓”、“跳鬼僮”，它是钦州最古老的一种祭祀带面具舞蹈。民众用之祈求风调雨顺，年景丰收。其装演则如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制，先于社前跳跃以遍，始入室驱邪疫瘴疠，亦乡傩之遗意也。”这种傩戏沿袭了商代傩舞的基本特征，成为桂西南地区独特的民间表演艺术。从现在还跳的几个舞蹈的特征动作---击掌转身装山字头等舞姿看来，它与
晋商文化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晋商文化素养： 一、儒贾相通观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延伸到商业行为中,利用传统儒家文化建立自己的约束机制，这些观念也成为晋商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担负社会责任的同时，jinshang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 Er,义利相通,义利并重 晋商的企业文化就是诚信。所谓“诚”就是以诚来对待自己的客户。 义，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 “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三、谋略竞争观 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进取精神。 四、修身正己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 五、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Xianshiyiyi 一是强调法制规范，并重道德建设。对于在暴利刺激下的欺诈、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无可奈何。我们yao在加强法制手段的同时，却没对道德贬值予以重视。亚当·斯密曾讲过，自爱、自律、诚实、公平以及公共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需要道德的制约，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塑市场经济根基与法制建设一样重要。 二是发扬诚信精神，树立市场信用。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如果放任经济失信蔓延，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将沦为看客。晋商依靠诚信不欺创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神话。诚信走遍天下。 三是注重团结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近几年来世界大企业之间频繁联系、组合，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以共同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是当今世界企业的共识。我们更应该发扬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教案)
“青蓝工程”汇报资料（2014—2015第一学期） 组别：初中历史组 青年教师：林丹婷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第19课江南地区的开发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三国末年至南朝历史发展的大概脉络：包括西晋的兴亡、少数民族的内迁、东晋和十六国的简单概念、前秦和淝水之战、南朝的简单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这一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开发的状况。 通过本课的学习，提高学生把握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使学生初步认识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主要经济区域，并培养学生运用这种认识思考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多媒体展示“淝水之战”中，战争波澜壮阔、瞬息万变的场面，领会战争指挥者的斗智斗勇。并注意引导学生探讨前秦失败的原因，认识到前秦军内部的民族矛盾是导致其失败的主要因素。在“江南地区的开发”教学中，这部分内容高度概括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象，而不是讲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趣味性不强，不太适合初一学生的认知特点。教师要引导学生搞清楚江南开发的条件和原因、主要表现和重点区域、深远影响等问题。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淝水之战史实的学习，使学生感受不畏强暴，用于抗击强敌的精神。通过关于江南开发史实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劳动人民对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教学重点】 西晋兴亡以及原因，少数民族的内迁，前秦与淝水之战及其失败原因和教训，江南地区开发等。 【教学难点】 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条件和原因、主要表现和深远影响等。 【教学方法】 采用讲述法为主，结合提问、讨论等方法，辅以板书或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 【课时】1课时
近十年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乐舞研究综述
近十年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乐舞研究综述 文学院 10级1班宁夏学号：2010013666 摘要：汉代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汉代歌舞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画像石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乐舞图像将二者完美的结合，不仅再现了雄浑广博的大汉风韵，更体现了当时文化繁荣、气势恢弘的时代精神。近十年，随着汉代画像石的不断挖掘，对汉代画像石上的汉代乐舞研究也日益繁盛。本文将从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地区分布及特征、乐舞类型、审美以及影响四个方面对近十年来关于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研究进行整理。 关键字：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乐舞类型审美影响 一、汉代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及特征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汉画像石的分布十分广布，卫雪怡在《汉画像石的乐舞研究》中对汉乐舞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及特征进行了阐述。她将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分为四个大区域，分别是：画像石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的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中部的广大区域；以南阳为中心，包括湖北省北部地区在内的区域；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川渝地区和陕北、晋西地区。以山东为首的第一个分布区域受儒家文化和道家升仙思想影响颇深；以南阳为代表的第二个区域受楚文化影响最大，长袖细腰、轻盈飘逸的楚舞风格、小型乐队的表演艺术等形式是此区域汉乐舞画像石的主要艺术特征；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第三个区域深受巴渝文化影响，浓郁的西域文化风貌，手持鼗鼓和排箫的伏羲、女娲图以及独特的巴人民间舞蹈是本区乐舞汉画像石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陕北、晋西地区的乐舞画像石以剪影似的科化手法、鼓员敲击建鼓是动作缺乏舞蹈性、长袖舞伎人衣长袍、挥广袖舒缓而舞为主要艺术特征。除了以上四大汉乐舞画像石区域，卫雪怡还阐明散见于各省的画像石也不少，但数量有限、画面表现内容相对单一，不具有代表性和区域性特征[1]。关于汉乐舞画像石地域分布，吴金宝对于分布区域划分和特征描述与卫雪怡大致相同但稍有差异，他从深沉厚重的苏鲁豫皖边界区的艺术风格、迤逦灵动、迷离浪漫的南阳区乐舞艺术风格和博采众长、独具特色的四川去乐舞艺术风格对目前各地出土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内容、形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总结[2]，对于相关方面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关于汉代乐舞画像石地区分布的研究梁宇在《从汉画像砖石上寻访汉代舞蹈》[3]中也有简单阐述，但是分类不如前两位清晰、描述也没有前两位详细。 除了对汉代乐舞画像石整体分布及特征的研究以外，对各代表区域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对南阳地区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研究最为突出：王松阳从图像学角度，以汉代画像入手，探讨了百戏中舞蹈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女乐歌舞表演的技术和韵味，“四夷”之乐与汉乐舞的融合与繁荣，以及汉代贵族间自娱性的即兴舞蹈和礼仪性舞蹈“以舞相属”风俗等方面对南阳汉代乐舞画像石进行了研究[4]；黄茜文以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乐舞图像中的舞姿形态、表演形式以及对汉代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折射等方面来追溯汉代艺术的嬗变轨迹[5]；田平以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为标准从六个方面欣赏汉画像乐舞艺术的审美内涵：飘逸轻盈奔放的舞技给人一种艺术美的享受；用生动形象演绎出震人心弦的旋律美；舞蹈者妩媚动人的形象给人一种自然美的愉悦；夸张变形，出奇制胜；寓巧于拙，稚拙朴实之美；“形神兼备”——汉画乐舞具有传情达意的美学意蕴 [6]；王蕊研究的是南阳汉画像石刻与汉乐舞融合所产生的双向审美效应的表现和内在成因与机制[7]；王孟秋则是对南阳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几种乐舞形式——建鼓舞、长袖舞、盘鼓舞进行了探讨，讲述它们各自的舞蹈艺术特点，分析了汉代乐舞繁荣的原因。通过研究汉画像石
(1)浅议明清晋商精神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价值
浅议明清晋商精神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价值 毛成刚梁红岩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发表于：《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4月，第29卷，第1期，第2页。 [摘要]从经济史角度出发，分析了明清晋商精神形成条件。提出积极进取、勤俭敬业、诚信经营、讲究人和的晋商精神精髓。提出适当发扬晋商精神具有时代价值，有利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有利于缓解就业不足的问题；有利于建立诚信制度；规范企业交易行为，建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引导各经济主体理性消费，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 [关键词]晋商；晋商精神；经济主体；发展 Discussing the value of ShanXi businessmen spririt in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living Mao Cheng Gang Liang Hong Y 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Shanxi 030006)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conditions required to create the spirit of ShanXi businessm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sets forth soul of spirit with the characters of aggression, economy, responsibility, honesty, and support of peopl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developing this spirit can bring about realistic values, which include: to facilitate the harmony between interest groups, relieve the problem of non-sufficient employment, institute the system of honesty and credit, design s tandard for company transaction behaviors, construct competitive and orderly market environment, lead economic subjects' 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s and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al society. Key Words:ShanXi businessmen; Spirit of ShanXi businessmen; Economic subjects; development 明清晋商，主要指明清时期的山西籍商人。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伦理思想和商业经验，结合长期实践，形成了以信义、勤俭、进取为基础的明清晋商精神，创造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诸多学者从经济、历史、建筑、文化、制度等角度对晋商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就明清时期晋商精神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做些探讨。 一、明清晋商精神形成的条件 明清晋商之所以能涉足海内外，驰骋数百年，成为世人瞩目的商业集团，是受当时的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物产状况、政治军事、社会思想、传统文化等条件决定的。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他们自发地形成了积极进取、勤俭敬业、诚信经营、讲究人和的晋商精神。其形成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环境、社会思想意识、传统文化等因素。 1．经济发展环境是晋商精神形成的经济条件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普遍发展，但运输条件落后，商业信息不畅通，明代边饷政策和“开中法”之后，贩运贸易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而山西自然地貌条件复杂，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瘠民贫。为了谋生和改
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
精心整理 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 ·秦唐明三朝中央机构的变迁 ·秦：实行三公九卿制（独相） ·唐：实行三省六部，相权一分为三，众多宰相集体议事（众相） ·明：明初，废丞相，权分六部，设内阁（废相） 政治： 明清加强专制主义的措施 明：内阁制度 1. 2.措施： 1600年的宰 a b 朱棣即位后，选拔翰林学士入文渊阁值班，在皇帝授意下参与机务，批答奏章，正式确立内阁制度 c：职责：起草诏敕、票拟批答、咨询顾问、密疏进言等 d：评价：是协助皇帝决策的中央机构； 内阁必须完全遵照皇帝的旨意行事，强化了皇权，不得妄提建议
e：实质：内阁实质上仍皇权的组成部分 3.影响：皇权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体制趋于极端 清：军机处的设立 1.背景：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严重制约皇权：清初，中央政府仿效明朝制度，设置内阁，作为协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另有源于满足旧俗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大多为手握兵权的满足王公贵族。军国大事往往不经内阁而由议政王大臣会 2.过程： 但实际作用有限 同虚设 3. 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亲信满汉大臣充任，拟就的诏令，不经内阁直接发往各地，称“廷寄”；直接下达中央各职能部门，称“交片”。百官的奏折也直接送军机处议复 4.实质：是为皇帝出谋划策、辅佐皇帝总揽全国军政事务的中央机构 5.影响： ①精简了行政办事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
②皇权得以空前加强，封建制度日益衰落 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边疆的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1.东北：康熙时，清军通过两次雅克萨之战给俄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沙俄同意和谈。随后，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此后，这一地区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2. 政 3. 于西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4.东南：郑成功于1662年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在台湾的郑氏政权成为割据势力。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 ·意义：巩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边防；加强了对台湾地区的管辖；有利于台湾地区的开发、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与内地的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
近二十年晋商研究述评_殷俊玲
收稿日期:2003-02-10 作者简介:殷俊玲(1965-),女,山西五寨人,太原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现为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2003年4月 第30卷第2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Teachers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A pr .,2003Vol .30 No .2 近二十年晋商研究述评 殷俊玲 (太原师范学院社科部,山西太原030012) 摘 要:晋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一个世纪以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20 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围绕着晋商兴衰 的原因,票号兴亡的过程,晋商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以及晋商与政治、文化、民俗等相关问题的 关系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今后应全面突破“就晋商言晋商”的视野局限,关注“晋商 与社会变迁”这一历史性课题,进一步挖掘晋商文化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晋商;晋商研究;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 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2-072-05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重要商帮之一,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阔,活跃时间久长而雄踞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特别是晋商首创票号,开近代银行之先河,在中国近代经济长河中的辉煌业绩更令人刮目。因此,研究晋商,对于揭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丰富内涵,总结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意义重大。下面主要就近二十多年来有关晋商研究的情况作一简要评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对晋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对票号尤为关注,出版有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民国26年)、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说文社,民国32年)等专著,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19号,民国14年)、《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钱业日报》15卷7号,民国24年)、《记山西票号》(《上海银行周报》78号)、《山西票庄之今昔》(《民族》第4卷第3期,民国25年)等等。这一时期,日本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论文发表。所有这些对晋商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都表明了学者们对晋商及其票号的关注和重视,但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或过于简略,或局限于资料排列,没有能深入探究晋商票号所包含的丰富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山西文史资料》自1959年10月创刊至1966年“文革”前,先后发表晋商史料多篇,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晋中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介休侯家和蔚字号》、《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等。与此同时,山西财经
20世纪以来明清画谱研究综述
敏从通史的角度，在分析详述历代版画发展的时候，对明清画谱也有细致的论述。 与中国早期研究者不同，欧美的学者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看待画谱，并予以很高的哲学评价。在欧洲。首先把中国画谱译介过去的是比利时的汉学家佩特鲁奇和法国汉学家 沙畹，该译本1918年由巴黎图书馆Librairi Renouard出版。该译本将《芥子园画传》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笔记》进行了比较，并对画谱中画理画论部分进行哲学阐释，这种观点与中国学者的视角截然不同。在美国，由施蕴珍(Mai-mai Sze)(1909-1992)完成的英译本，共分两卷：第一卷是《绘画之道》(the tao 0fpainthing)，是为译本撰写的对中国绘画原理的介绍。第二卷是《芥予园画传》的翻译，该译本有注释和评述，在西方已取代了法译本，成为标读本。“”同样，施蕴珍在英译本中提出的“道”的观点与中国学者研究相比，也显得相当迥异。 在版本文献整理方面，1951年，美国学者裘开明发表了TheChiehTzuYfianHuaChuan(MustardSeedGarden Painting Manual)Early editions ill Americancollections(《美国收藏，早期版本》)一文，该文对《芥子园画传》的作者和出版以及翻译情况做了澄清和介绍，对美国所藏《芥子园》主要版本进行了整理研究。与此同时，罗伯特?潘讷(RobertTreatPaine.Jr)也对《十竹斋书画谱》的版本进行了详尽的整理。
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是非常密切的，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是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果木、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和出口贸易的崛起，还是两湖等地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以及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开发等等，无不与江南经济密切相关。江南在同各区域的经济交流中，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了各地的商品经济活跃，体现了江南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密切的互动关系及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明清/江南/经济交流/影响明清时期，随着各地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及对外交流的逐渐增多，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明清江南地区丝、棉专业种植区的出现，商品流通的繁荣，大量工商业市镇的崛起，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等等，与这一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这也使得江南经济得以和闽粤、湖广及华北、西北、东北等不同地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交流，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这一时期，江南与其他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格局是，江南地区输出棉花、生丝、丝棉纺织品等农业、手工业品，从其它地区输入粮食、果品、肥料、颜料、木材等农林产品。在这总体经济交流格局大致类似的背后，江南与不同经济区域间的市场联系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与其它区域经济交流中所体现的各不相同、而又相对突出的特殊性，进而探讨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互动关系以及江南经济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一、江南与闽粤地区——建筑于地区分工基础上的经济交流明代，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福建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蚕桑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其丝织业的需求。明时，广东所出的粤缎、粤纱、福建泉州的倭缎、漳州府的漳纱、漳缎等享誉海内外，其所用蚕丝原料则多来自于江南地区。粤纱虽“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蚕丝，方得光华不退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漳缎“丝则取诸浙西，苎则取之江右，棉则取之上海”（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050“泉州府风俗考”；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八，纪遗上。）。每年闽粤客商都要在江南地区大量购丝，“（乾隆时）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两。此外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注：陈学文：《湖州府经济史料类纂》，第63页。）。福建地区曾是中国棉花种植推广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其所产并不能满足其纺织所需。明清两代，江南地区 “木棉产鹤王市者，尤柔韧而加白，均有大量棉花南运。太仓州鹤王镇所产木棉尤为客商看重。 每朵有朱砂斑一点，离市十里外即无。闽广人贩归，题市必曰‘太仓鹤王镇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远商海舶捆载而去，民以殷富”（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江南地区大量生丝、棉花的输入，推动了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其纺织所需有了原料的保证。这里，江南丝、棉等生产资料的南运，已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互补的性质，而是建之于江南及闽粤两地手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这是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棉花、生丝等生产资料大量南运的同时，江南地区质地精良的丝棉纺织品等生活资料也大量南运闽粤地区。明清闽粤地区的丝棉纺织品的消费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江南地区。“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棉花皆为正货”（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上海法华乡所产紫花布“专行闽省，本色者各省行之”（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江苏太仓州双凤乡所产“赤沙塘布纫而密”，为闽粤商贾竞贩（注：[清]佚名：《双凤乡》（抄本），“土产”，引乾隆《支溪小志》；按今赤沙塘属常熟支塘镇。）。福建连江县直到民国年间的新兴机织布兴起前，百姓衣着用布主要来自江南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关于晋商
继承发扬晋商精神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院院长崔满红在中国商业史上，晋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明清时代，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引领了当时的商业革命。有学者把“明清商业革命时代”称为“晋商时代”，并把晋商放在了世界近代商业文明史的演进中研究，认为晋商是山西的，也是中国的，同样也是世界的。所以，我更主张用“中国晋商”来代替“山西晋商”“晋中晋商”这样的提法。 继承“晋商精神”构建价值体系 在明清时代，中国晋商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在当时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精神，归之为“晋商精神”。学界对晋商精神达成的共识，由晋商研究专家孔祥毅概述为：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卓绝的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种精神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精神不仅是中国近代商人的一种优秀品质，也是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观。今天的新晋商形象塑造工程正承接一个历史文化遗产，就是把历史上的中国晋商精神和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结合起来，构建当代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正是眼下新晋商形象塑造工程的主要内容。太原市为中国承担起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构建商业领域的社会价值标准，这项工作理应由晋商的发祥地山西或晋商之都太原来完成。 构建当代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体系必要性在于，是我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后，在市场领域中出现了很多和人类生存、发展不和谐的因素，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了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人类是社会属性的，人是社会中的人，经济行为也不例外。每个人只有融入社会，才可能获得爱，获得幸福，获得快乐，获得成功！怎样才能算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成功”？只有一个选择——那就 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利他”，而“相对利他”的基础就是我们要追寻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约束社会人行为的所谓制度，应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回溯历史，就会发现，最终真正起作用的其实不是有形的法律，而是无形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只能“治表”，而只有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治本”。 制定形象标准评选“新晋商”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商人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受市委市政府委托，我和一些专家正在制定一个新晋商形象的评价标准，然后依据标准评选新晋商，最后，评选出来的人士将组建一个“新晋商联盟”。新晋商形象评价标准将为当代企业和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生经济行为提供一个基本道德标准。这也是当代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行为“可以不高尚，但是不能无耻”的一个标准。 提出一个新晋商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业主、企业家，新晋商的形象也将明晰起来。而对于“新晋商”这一称号，社会也将愿意接受，并把它作为一个经济领域道德层面的评价标准。而作为晋商一脉相承的“新晋商”们，应该明白自己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把晋商精神植入自己的事业，把晋商精神变成自己的精神支柱，使晋商精神重新成为当代“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的精髓。
2020届高考一轮复习通史版历史：第13讲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的强化
第13讲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的强化 明清时期(1368—1840年鸦片战争前)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日趋巩固;二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主要包括两个主要阶段: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前期(1636—1840年)。 政治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日趋巩固,辽阔的版图在清朝前期最终奠定。君主专制得到空前的加强。明初废丞相,强化皇权,实行厂卫特务统治,八股取士等,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清朝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等,使君主专制得到了强化。这同时也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说明了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经济上,传统小农经济继续发展;私营手工业逐渐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均超过了前代水平;赋税制度进一步改革,人头税逐步废除;区域间长途贩运和商帮的发展凸显了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明朝中后期萌芽,并在清代有了缓慢发展。 思想文化上,具有承古萌新的时代特征:政府实行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八股取士,禁锢人们的思想,但反专制的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活跃;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科技仍走在世界前列,出现了一大批科技巨著,但总体而言已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文学艺术具有高度的反封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教育、科举、文化政策都体现了君主专制制度强化的色彩。
对外关系上,遭受外来侵略并进行反侵略斗争;西学东渐开始逐渐衰落;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社会进步,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 第13讲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的强化 目标解读1.了解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等史实,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2.康熙帝。△ 重大史实明朝废丞相、权分六部;内阁制;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军机处、密折制、督抚制度。 1.明朝政治体制的变化 (1)废除宰相制度 ①背景:明太祖认为元朝丞相权势过重,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 ②措施:裁撤中书省,废除,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 ③影响: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宣告废除,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 (2)内阁的形成 ①背景:废除丞相后,明太祖政务繁多。 ②过程:明太祖设置,但大学士很少能参决政事。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值文渊阁,参与决策,“内阁”出现。明宣宗时,内阁地位提高,大学士有了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张居正任首辅时,六部几乎变成内阁的下属机构。 ③特点: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能对君权起制约作用。 【问题思索】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能对君权起制约作用,不能等同于西方近代的责任内阁。 (3)宦官专权的出现:明中期以后,宦官比内阁更多地得到皇帝信任,内廷宦官获得了协助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