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党课讲稿(13页)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党课讲稿）

前言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此，中国共产党在五四精神指引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一、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八股教条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开启了传统文化承继的进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一方面，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阻碍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

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矫枉过正的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反映的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恰恰是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的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首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坦承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价值阙如的偶像和精神垃圾。李大钊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其次，他们在抨击纲常名教中，还常常引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为武器，对这些被统治阶级认为“离经叛道”的东西持肯定和重视的态度。陈独秀在《宪法与礼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可见，他们是根据社会演进的需要，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取舍，并积极评价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养分。再次，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还进行适当的整理和继承。

陈独秀在《答某读者》一文中说:“今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在陈独秀看来，“温良恭俭让信义仁爱”诸美德等作为世界普遍践行的道德，至少也为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所统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有着契合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一是哲学方面。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辩证思维,例如，阴阳五行说中五行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蕴含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仓癝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朴素唯物思想，这些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二是民本思想方面。诸如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荀子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等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容易产生共鸣之处。三是注重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特别重视实践的，把实践看成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的。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概念，但是实践的精神在传统哲学的知行之辩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四是社会理想方面。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在中国历史久远。从“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均平思想到“不患寡而患不

均”的国民心态；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到道家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孔夫子的“天下为公”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大同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甚至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用“世界大同”来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公平、公正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承继了传统，同时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相似之处，从而减少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和心理基础，为两种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

二、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五四运动不但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使得当时的先进分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胜利，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一，五四运动使得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

泛的传播。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致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是得到广泛的传播。一是传播的途径多样。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是通过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五四运动后，除东方的日本主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渠道和俄国渠道。西欧渠道主要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赴欧洲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担任媒介。他们当中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出版的《少年》《赤光》杂志上登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通过向国内报刊发通讯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渠道由在俄国学习和工作的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等人在列宁主义的故乡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3年底，国内报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300余篇文章中，有40余篇是译自俄文的，在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只有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五四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猛增至400余种，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办的刊物外，当时中国的三大报纸——《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在马克思主

义宣传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译介得多，研究得少；五四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逐渐聚焦，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国先进分子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已传入中国，初显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轮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成熟度有了提高。

第二，五四运动使得当时的先进分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当时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理论以其对于社会经济组织改造的深刻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科学论证，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而且找到了用社会主义取代它的途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理论在与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争论中脱颖而出，取得优势，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必然抉择。首先，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看到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

逐渐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了；其次，以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左翼骨干，在学生运动的实践和学习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正如毛泽东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再次，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为代表的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通过比较孙中山与列宁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的不同，思想上“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可见，他们思想转变的环境和途径是不同的，有各自的思想轨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在五四运动后至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第三，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辛亥革命前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英雄政治和贤人政治的实施，这在知识分子中是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显示的战斗威力和对五四运动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则使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劳工阶级的力量，从而引起了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普遍关注。先进知识分子从此更加关注“劳工问题”和“劳工运动”，而且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中所指出的：“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