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方市场”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代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贸易（如政府控制的边境贸易、茶马互市）和边防驻军对江南丝棉织品的需求等官方市场是一重要的内容，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流形式，也是明代南北方经贸联系的重要渠道。本文通过对这一特殊形式的异地经济交流及商品贸易往来联系的探讨，以期对明代官方市场需求给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进一步的了解。

因地理位置、气候的关系，明代西北地区是江南丝棉织品的一大用户。顾炎武在＜日知录?纺织之利）中说：“今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陕西巡抚陈宏谋也说：“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口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卖粮食以制衣，宜其家鲜盖藏电。”就民问贸易而言，甘肃、青海、宁夏，以及陕北等地明时所需布匹基本仰赖内地供应。除关中供应部分外，其余绝大部分仍从江南地区贩运，叶梦珠＜阅世编）载：“棉花布，吾邑所产，……上阔尖细者日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ｒ，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前朝标枷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褚华（木棉谱）亦载：“关陕及山右诸省设局于邑收之（松江标布）。”可见资本雄厚的陕西布商是江南棉布、啦的重要客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初，顺治四年五月，宁夏巡抚胡全才上奏：“宁镇不产花布，衣被无资，仰乞赉行通商，以利岩疆事。窃照宁镇，地处遗荒，丝绸梭布，从来不产。往例丝、罗，皆在江南、湖广等处差买，其绸布在山两、河南招商贩运。今变乱百年，路途多盗，商贾寡行，幻论丝罗无有，即粗布每疋价至八、九钱，甚至一两有余。穷军饥民，衣被最难，因之披毡裹体，结草御寒，子女有十五、六岁者，尚赤身无底衣者。……”为此，胡全才请求拨兵护送布商，以利军民生计。

但是，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有所不同，明代江南在同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官方市场的主导作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代出于对边疆防卫的需要，明政府相继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ｌｌ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除辽东、蓟州外，其余七镇均位于今天西北、塞北地区。每个边镇均有以万计的兵马驻守，吴晗＜明代的军兵＞一文中称九边共驻扎８０万边军。日本学者藤井宏在＜新安商人研究）一书中写到：“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沿线一带，横贯着一条司《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睁

作为巨大消费地的军政地带，从全国各地以租税的形式收取上来的白银都挥霍在这里了。”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军事消费群体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当时九边所需各类物资中，尤以粮、棉等日用必需品为大宗。

边军的粮食供应，明政府通过屯田、开中法及民运等方式，能够基本得以解决，中丞庞尚嘴上疏：“盖九边额供之数，以各省民运为主，屯粮次之，……盐粮乃补其不足。”就当时各边民运粮数与屯田粮数比例而看，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指出，民运占据相当重要地位。明初，统治者就已意识到民运的重要性。宣德年间，兵部尚书张本奏：“甘肃、宁夏、大同、宣府粮饷，皆出民力运输，所费浩大。”正统年间，“大同、宣府岁用甚伙，而屯田所人不及十一，余皆仰给于民”。到嘉靖初年．宜府的民运粮数是屯田粮数的１２倍，大同的民运粮数是屯田粮数的４．７ｌ倍，延绥的民运粮数是屯田粮数的４．３３倍；嘉靖三十年左右，宣府民运粮折银数是屯田粮折银数的３．３２倍，大同为４．９５倍，延绥为３．８３倍．可见民运粮占据绝对优势。九边地区民运粮的输出地．明政府电有具体的规定，如辽东镇，由北直隶、山东方面输纳；宣府镇，由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方面输纳；大同镇。由山西、河南方面输纳；延绥镇，由陕西、河南两省输纳等等。可见，当时华北诸省是九边所需民运粮的主要输出地。

边军所需的大量棉织品则大多由商人们从内地贩运而来。棉布除用来为边军制作冬衣御寒外．还常常折为军饷和战功奖赏品发给士兵，故而其需求量非常大。据严中平估计，明代政府及军队所需棉布和丝织品的供应，约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万匹之问，明中叶以后除少量征收本色外，百分之八九十是从市场购买的。军用之中又以九边需量最大，数量至少在五六百万匹几至一千万匹。日本学者西鸠定生的＜中国经济史）载，当时所需棉织品一部分取之关中泾阳、朝邑、大荔、合阳、三原、华县、富平、蒲城、渭南等县，如明初每年仅从北方诸省就征收棉布约一百几十万匹，棉花约四五十万至一百万斤。另外绝大部分则从江南地区贩运。因此，明代江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江南棉布的大量输边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至于每年从江南地区贩运九边棉布的具体数字，可以嘉请二十年的一组数据为参考。据当年编辑的＜全省政要＞载；嘉请二十年陕西全省岁用布５８８９９９匹，全省起用布２６１０８０匹（其中河南省岁供４００００匹），全省岁缺３２７９１９匹。由上可以看出，仅陕西一省．每年输边棉布缺额即达３０余万匹，加上西北地区民众所需的民间商务贩运，其数字远远超过３０万。

除军需品所需棉布外，官方的茶马互市也是一重要的市场，隆庆五年（１５７１）。明朝政府开设宣府马市贸易，山西商人就经常往张家口与蒙古人、女真人进行“茶马互市”的交换贸易。梭布在马市交易中占首位。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三年，明政府同蒙古族的一次贸易中，仅棉布一项即达１３．８万余匹。另据李漪云研究指出，隆庆五年初开市，大同马市梭布销售量每年约达１０３７０（）余匹。万历六年，宣府马市梭布销售是大同镇的２倍．选２０．７万余匹。山东、宁夏、陕西、甘肃、固原诸镇，棱布总销售量达１０万匹左右，总计７镇马市仅官市每年梭布销售量即达４０万匹。如果加上商民交易量，则每年梭布销售量近５０万匹。万历十年前后，７镇马市梭布销售量每年约在百万匹左右。这许多的梭布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并由牙行代官府办布。据范濂＜云间据目抄）载：“松民善织，故布为易办，……况今北边每岁赏军市虏，合用布匹无虑数万，朝廷以帑藏赴督抚，督抚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赉至松郡．而牙行辈皆指为奇货，置酒邀请边官，然后分领其银，贸易上海、平湖希布，染各样颜色，搪塞官府。”当时山东临清是松江梭布的最大集散地。朝廷委派官员去江南实地采买者，需借道临清北上，而各路商赈自行贩运北边销售者．则有相当数量棉布购自临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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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方所需的大量棉布仍有许多来自江南，虽然这中间并非是全部运往西北地区，但这种官方市场仍然存在。李煦奏折有许多即为向康熙帝汇报在江南地区采买各娄布匹事宜，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九月，李煦奏道：“查今年四月内，奉户部行文，着令织造衙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匹，遵照定价，已经如数办足，解交户部外。但此项布匹，出在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李煦还建议康熙帝，将“来年应办之布，先于今年（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后，农务空闲，不用牙行经纪，预将价银给与织布之家，从容办料，乘暇纺织，待至春间，陆续收染”。这样不仅“民力余裕”，而且还可以绕过牙行这一中间环节，“每省六分有余”，以３０万疋计之，“可省二万有奇”。

除梭布外，江南绸缎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内容。据（明实录）载：洪武八年五月，“遣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命成以罗、绮、绫、帛并巴茶往市之。明政府还有严格的互市标准。洪武三十五年九月规定“（宁夏马市）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明政府与边境各少数民族贸易中的互市缎．绝大部分购白江南地区。据光绪＜苏州府志）载：“寇慎字永修，山西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以工部虞衡司郎中，出知苏州府。适宣、大、延、绥、甘肃遣官赍银数万两，买互市缎。慎又设法表散督织。以食机业之民，涂无饿殍，而人心帖然。”明初曾严令禁止军民“私市”绸缎，但并未赛效。江南丝绸一直是守边官兵走私的对象。成化时，左都御史马文升奏报：“各边无知军民及军职子弟，甚至守备官员，往往亦令家人将铁锅、食盐、缎匹、铜器等货……公然私出外境，进入番族易换彼此所产马匹等物。”

江南丝绸还曾一度是福建、山西等地呈办织造的重要内容之一，山西＜潞安府志＞载：“每岁织造之令一至，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打线染色，改机挑花，顾工募匠，其难其慎。”这一官方市场也成为江南丝织品形成全国性市场的重要因素。

官方市场及边境贸易带来了西北地区商品流通的繁荣及西北商人的括跃，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载：“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乎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当大军云集，斗米白镪十两，酒面果蔬，虽少售亦需数金，一收十利。……是以收利盈千万亿，致富不赀。以其所获，增买橐驼，百金购一，犹云不昂。每自边口起发，一字尾行，数里不绝；一家所菁，少变盈百，至于赤手贫乏之人，伐薪刈草，亦积金数百”。当时边防所需的大量棉布多由晋商从江南地区贩运而来，也使得山陕地区的众多商人因之致富，为其日后步人全国市场奠定了基础。如山西商人王一鹤，初靠货款在里邑卖布，后来到江浙一带贩棉布到九边去卖，“资日厚”。以后又去淮浙、扬州经营盐业，“资大起”，成了著名的大盐商。

边境贸易也带来了边境城镇的繁荣，黄景肪（国史唯疑）载：“张家口本荒徼，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督抚王崇古等议：夷部落多，钱粮有限．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兼收其税，充诸将吏廪犒需”。同时，还增加了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梅国桢上疏称：“张家口市商缎布、狐皮一切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临清以至天津芦沟湾，其税不知凡几。”宣府原是一个荒寂的小城，明朝成为“九边”重镇。是军队屯集、驻守的据点，后来又与鞑靼部的俺答建立了“封贡互市”关系，因而商业也跟着发展兴旺起来。＜宣府镇志）载：“先年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司《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睁一６１～

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大量的江南棉布运销西北地区，也带来了江南市镇的繁荣。＜（宝山）月浦里志）载：“本乡商业，相传在明时最为发达。……至有清乾嘉间，市面稍稍兴旺，并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这说明人清以后，山陕客商仍然来江南地区收购棉布。宝山县的大场镇“咀曾置盐场得名”．＜宝山县续志）载：民国时则“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商业首推布疋，棉花次之。从前山陕布客、徽商等来此坐买，市面极为繁盛，收买花布非至深夜不散。”

明代西北地区输入江南地区的主要有各类毛皮、羊皮、药材等产品。在泾阳加工的“皮货有猞猁、狼、豹、孤、羊之属，多产甘肃、西宁、洮、岷等属，运往湖广、江浙、汴、蜀等处销售”。康熙五十兰年五月，李煦上奏：陕西商人“至苏州府、松江府等处，卖藤凉帽，不要现钱．肯赊与众人”。同年七月叉奏：“陕西人春间贩帽至南方，散与铺家，及至秋问，又贩皮货复来，方收春间所散帽银。再于明春贩帽来南，叉收上年皮货价值。连环交易，相率为常。”这些皮货大多来自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运抵江南后，再转口他处贸易。

四

江南与西北经济交流的这种繁荣景象并非是两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反映，就明代西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还远未达到与江南地区有如上规模的商品流通的程度。在这“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的背后，是庞大的官方市场的强力支持，因而其商品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清代随着周边环境的不断稳定，驻边军队大量减少，边境贸易便急剧衰落。谢国桢称：“及大军既撤，仅留守戍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

西鸠定生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官方市场（包括赋税折银）所带来的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他指出．这种商品化了的农村手工业，只不过是过重田赋的一种办纳手段而已，不管它如何被商品化，只要处于当时鄢种土地制度的桎梏之下，其利润就绝不能使农民富裕化。由于有政府的收买作保证，机户从本质上说成了政府的订货生产者，市场变动的危险对他们【乜就无关痛痒了。而政府收买大量棉布的费用本源于农民赋税折色征收的银钱，因此．这种农村织布业虽说作为商品生产已经发达起来，但却依然没有从土地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生产者电仍然陷入沉重的毋赋负担。这种商品生产如同剐从母体里诞生出来的婴儿一样，他非但不可能自己动手切断联结母胎与自己的脐带而独立化，甚至还必须通过这天生的脐带反过来向瘦弱的母体补给营养。它与那种以独立自耕农即自由民阶层为母体而发展起来的１４、１５世纪以后英国的农村毛纺织工业或法国的佛兰德地方的农村工业等，均有很大的不同。

由官方市场所带来的农业、手工业品的商品化，有其自身的两重性，就扛南地区而言，庞犬的官方市场确电刺激了明清江南地区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的商品化。仅眦松江府所属各县而言，明末华亭县须上纳棉布６万余匹，上海县４万余匹，青浦县２万余匹，如此巨大数量的上纳棉布，加之政府委派的商人采买，成为织户棉织品最可靠的市场保证。但这种市场容量带有很大的虚假性，从长远角度看，它又给江南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惰性，使其无需锐意进取，潜在扼制了江南手工业技术更新的积极性与必要性，削弱了其自身拓展市场的能力。松江地区具有长达几百年的棉纺织业发展的历史，却总是在低水平条件下的重复性简单再生产，在生产技术上始终没有出现质的飞跃，与这一官方市场现象不无关联。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东责任编辑：王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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