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纪前期维族服饰植物纹样分类与文化内涵-精选文档
十世纪前期维族服饰植物纹样分类与文化内涵
十世纪前期（公元960年之前）是维吾尔族先民经历了长达19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完成了从原始狩猎氏族社会过渡到游牧部落社会，最终进入农耕定居社会的重要时期。很多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一时期，也是维吾尔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在大量的出土纺织品和佛教、摩尼教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期作为维吾尔族服饰纹样主体的植物纹样，在传承早期传统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吸取西方和中原装饰图案艺术的精髓，在创新和包容并蓄中向前发展，并且从早期的仅限于修饰和补充主体纹样的地位，发展到了与人物类、动物类和几何类纹样组合成共生型变体装饰纹样的高度。在文化方面也体现出了多元的地域文化和众多的宗教文化内涵。
一、十世纪前期维族服饰植物纹样分类及其特征
这一时期，维族服饰植物纹样不仅在题材上有了自由的组合空间，而且在构图形式上形成“团型纹”及适合纹样，“散型纹”及分散布局，“带状纹”及二方连续，也就是花边，“网状
纹”及四方连续等众多构图形式。在这一时期，维吾尔艺匠们在传承早期植物题材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大批具有东西方和本土艺术融为一体的典型植物装饰纹样题材。十世纪前期主要的植物纹样类型及其特征：
1.“生命树”纹及其特征
“生命树”纹样作为维吾尔族祖先自然崇拜时期的图腾标志，在历代维吾尔族服饰中是比较多见的装饰纹样。这一题材的装饰纹样在新疆很多地方的考古挖掘中都有发现。其中保存的比较完整而且具有典型特征的是考古人员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区发现的“树纹锦”（图1）。在这个纹锦中树的形状为倒过来的红心造型与扑克牌中的红桃很相似。为了让树上大面积红色区域显出透气性，在每棵树上都织出了由25个白色小菱形有序排列而成的一个大菱形；又为了让整体纹样显得丰润、均衡，在每两棵树之间的空白处织出红色的网状菱形。如果仔细观察此锦，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树下都有圆点和三角形，而且它们用一条横色的线条被连了起来，在整个纹样中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相邻横条上所织的树形排列都是错开的，三棵树形成一个品字结构。纹样排列上的这种品字结构使整体画面充满丰润而平稳的节奏感。
与上述的纹锦同一年在新疆民丰北大沙模1号墓还出土了一件“
圣树纹”锦（也称“绿地灯树纹锦”也有人称它为“羊树纹”锦）（图2）。这是一件纹样非常图案化了的纹锦，但又隐隐约约地显示出一定的写实意味。此件纹锦主体纹样是塔形的灯树，灯树的下方有一对跪拜状的长角羊，每两棵灯树之间的上方有一棵葡萄树，葡萄树的左右两侧都有嘴刁叶片的鸟与另一棵葡萄树旁的鸟相对，葡萄树下也有背靠背的一对鸟。此锦底色为绿色，其纹样是用深红色、土黄色、棕色经线和一组贯串整幅锦的浅棕色经丝线显花。纹样在布局上呈现出横向排列，织造者使用倒顺循环提花的方法，让纹样以中轴为中心呈现出高度的对称性。在装饰手法上，织造者用短小条纹来虚化了灯树的边缘，让整棵树散发出灵气，再用精细的弧线将灯树内的大块黄色区域分成同等大小的六个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填入花奔，以此让这个沉闷的黄色区域具有了生动的装饰感，使这件织锦在纹样组织结构和用色方面具有了浓厚的西域特征。
2.忍冬纹及其特征
维族服饰纹样中的忍冬纹是外来纹样。关于他的传入，根据笔者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从东方中原传入的。中国很多文献中关于忍冬纹是这样形容的：“忍冬草是一种藤蔓植物，花开先白后黄，故称金银藤；又因它凌冬不凋，故称忍冬。”明代
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里描述忍冬草的作用时提到：“久服轻身，长年益寿”，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它又有益寿吉祥的意义。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形传其意，意传其神的国度中忍冬草无疑是最理想、最具象征意义的植物装饰纹样。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很可能传入到维吾尔族先民生活的西域。
另一种可能是，根据佛教在西域的兴起，也有些学者认为忍冬纹是西方纹样跟随佛教传入西域的，其理由是古希腊多出现类似中国六朝时期的忍冬纹样，称之为“棕叶”。曾一度流行，并被印度犍陀罗艺术所吸收后传入西域。不管哪一种可能性大，就新疆没有上述两种植物的现实而言，忍冬纹肯定是外来纹样。对于这样一个外来纹样，聪慧而具有高度包容心的维吾尔族先民对其进行接受并消化，最后把它融入到了本土服饰文化中，并大量的运用在纺织品、建筑、日用品的装饰上。
忍冬纹在新疆出土纺织品中的多次出现足以证明它作为具有佛教意义的植物图案在维吾尔族服饰中被运用的现实。现存实物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群中出土的“菱格忍冬纹”绮等（图3）。这一时期的忍冬纹组织结构多为波状组织，间以花或叶。有的是单向，有的是双向。连贯的线性结构可以体现花蕾到花瓣的生长过程。由于忍冬纹的枝蔓和叶片具有连贯统一的处理特征，常作为边饰被大量运用在维吾尔族历代服饰和建筑装饰
中，从而形成了带状和网状的组织结构及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构成形式。
3.葡萄纹及其特征
葡萄纹样可以说是维吾尔族装饰纹样中出现最早的一个植物形象。在新疆特克斯古墓中发现的，属于战国时期的，葡萄坠金耳环等考古资料，（图4）向我们说明了葡萄形象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维吾尔族先民用作艺术表现题材的现实。葡萄纹作为纹样构成的主体，从汉代至唐代的西域维吾尔族以及中原服饰中普遍被运用。多变的组合形式使它成为艺术家们最为喜欢用的艺术表现题材之一。在组合形式上，它经历了从汉代的单独构成纹样到后期的葡萄与野兽纹样的组合，再到十世纪前期的葡萄与花鸟纹样组合的形式多样化的发展历程。
葡萄与野兽组合的纹样通常在整体结构上被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区域，内部主要是瑞兽，虽然它与自然界中的野兽在造型上不一样，但还是表现出了一些野兽的特点，其中有些与老虎或豹子相似也有些与狼、狐狸相似，外部区域由葡萄蔓枝和果实填充，有时加一些飞禽。如，新疆出土的葡萄禽兽纹刺绣绢在黄色绢地上，用红色和紫色线绣成串的葡萄，用朱红和藏青色等绣制鸭身和鹿头，针法以齐平绣为主，鸭翅、脚和鹿头、颈等用锁绣框构轮廊。（图5）
另一个较典型的组合形式是葡萄与花鸟的组合，这种组合形式靠葡萄藤的相互有规则的缠绕形成很多几何形，在这些几何形中再填入葡萄的果实、枝叶、花蕾等，然后在这些几何形的缝隙中放入多种小型禽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在民丰尼雅遗址，一座夫妇合葬墓里出土了人物葡萄纹毛布（图6）。此毛布在织法上采用了与此时最常用的经线起花完全不一样的纬线起花方法。整体以黄为底色，用深绿色织出人物和葡萄纹样，画面很生动。它给我们展现了异样的组合形式和更为先进的织物起花技术。
4.宝相花纹及其特征
宝相花是唐代花奔图案的代表纹样。它是根据牡丹、莲花的特征，并结合各种花朵、叶片等形象，按照四向或多向对称放射的规律而创作出圆形、菱形或方形的装饰纹样，从而达到自然美与理想美融为一体的效果。“宝相是佛教徒对佛像的尊称。因为宝相花的原型之一为佛教的圣花——
莲花。”[3]因此，宝相花也被看作是有佛教色彩的吉祥花形。宝相花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四瓣花的造型及四出的十字结构，另一种是多瓣花造型。它作为中原唐朝佛教文化的代表纹饰，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新疆，与西域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形成别具特色的纹样。西域佛教文化将其视为佛、法
、僧三宝的象征，在新疆的佛教壁画中被广泛应用。此外，它还流行于世俗社会中，成为西域丝织品和印花布上应用的植物纹样之一。如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海蓝地宝相花纹锦”，纹样以宝相花为主体图案。花瓣呈八向对称放射的菱形花纹。花芯为菱格内填四瓣纹小朵花；宾花为四出菱形四瓣叶纹，图案的色彩富丽，造型高雅。（图7）另外还有在同一地点出土、属于同一年代的“宝相水鸟印花绢”，（图8）纹样以叶纹和忍冬纹组成六瓣宝相花，以水鸟取代花芯，四朵宝相花间隙处填置四叶菱形宾花，花芯为六瓣小花，图案构思新颖、清新活泼，水鸟造型生动可爱，是出土宝相花纹中仅见的宝相花鸟纹。
二、十世纪前期维族服饰植物纹样的文化内涵
十世纪前期是连接东西方的商路“丝绸之路”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作为“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古代新疆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地缘文化和宗教文化进行交流的国际舞台。这使得十世纪前期的维吾尔社会呈现出多元地缘文化和宗教文化并存的景象，这一现象作用于维吾尔族许多艺术领域，其中也包括服饰植物纹样。从十世纪前期的维族服饰植物纹样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北方草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原汉文化的同时又吸收了波斯、印度等文明古国和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精髓。[5]所以，此时的维族服饰植物纹样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文化内涵：
1.草原文化和绿洲农耕文化相融合的原始审美观
人类从其诞生之始就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了深厚的联系。一方面，他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从自然界中不断地摄取能量，在这期间他又改变着自然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环境是通过很多单个人的生产生活形成的，而单个的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同样离不开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活动的对象，是人类唯一的进行实践活动的场所。所以，人类所有实践活动最根本的关系是人与环境的关系。由此可知，特定的审美观念是在某种自然环境下产生的，而自然环境的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生活在这一特定环境中的民族审美思想的形成。所以，新疆由三山两盆地、辽阔的草原和无边无际沙漠之中孤独的几片绿洲构成的自然环境是维吾尔族审美观形成的的土壤，它深深地影响着维吾尔族的意识形态。
[6]以此形成的维吾尔族审美观，在十世纪前期的维族服饰植物纹样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早期的维吾尔族先民在游牧狩猎生活过程中，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复杂中带有规律性的变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植物生命的不断生长和枯败，植物果实能够给人提供食物，植物的根、皮、花等可以当做治疗疾病的药等功能，使维吾尔先民感到不可思议，这种对植物特性的不了解在他们心理上对植物产生了神秘感，这又促使他们对植物的依恋和模仿，最终在先
民中出现了对植物生命崇拜的行为。对植物的依恋、对植物的崇拜，构成了维吾尔族早期先民审美意识的基础。这种审美意识在维吾尔族艺术表现中得到了宣泄。植物形象作为他们审美观念的承载物，在他们服饰中、生活用品中频繁地被应用。植物在一年四季中不停转换的千姿百态的形象和绚丽多彩的颜色在维吾尔人内心里对寂静而闲适的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植物的姿态、色彩、静默等特征成为早期维吾尔族先民的审美追求。[7]这种审美追求成为了形成十世纪前期维族服饰植物纹样姿态丰满，色泽鲜艳，结构平稳等特点的主要因素。
2.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多元地域性文化
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域新疆就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性舞台，这使得维吾尔族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与外来文化接触的机会。西域与中原和西方的交流来往不绝，维吾尔族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和西方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吸收了很多西方和中原文化因素并融入到自身文化之中。在隋唐之前，尤其在装饰艺术方面，维吾尔族受到中原文化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纺织品、日常用品、壁画中所出现的装饰图案的研究可以得到证实。
这一时期，秦汉中原华夏文化对维族服饰植物纹样的设计风格和表现手法影响深远。从新疆出土的年代属于秦汉时期的众多
纺织品图案中看，植物纹样多与星纹、云气纹，各种瑞兽纹等具有中原气息的纹样组合运用，起到修饰边缘和体现主体纹样的作用，具有浓郁的中原风格。盛唐时期，由于东西方交流变得广泛的原因，维族服饰植物纹样既受唐朝装饰艺术的影响，又受波斯、阿拉伯风格的几何和花卉纹的影响。上述的“圣树纹”锦（图2）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唐代流行的“陵阳公样”纹样的气息和古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珠纹”对称造型手法的影响。这是一件维吾尔族文化吸收东西方文化精髓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最有力的实例。因此，十世纪前期的维族服饰植物纹样又体现着以本名族为主，融合东方中原，西方希腊、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一种多元化文化内涵。当然，维族服饰植物纹样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因素的过程中，还是严格遵循了“文化借鉴中，按照自身需求有选择性吸收”这一原则。[7]也就是说，十世纪前的维吾尔族服饰植物纹样，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吸收了一些符合本民族审美观念的元素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和消化，最终形成了具有多元地域性文化的维吾尔民族风格。
3.佛教为以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多元宗教文化
“意识的感性形式对于人类是最早的，所以较早阶段的宗教是一种艺术及其感性表现的宗教。宗教却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假想
。在这种情形下，艺术确是在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分服务。”[ 8]我们从研究维吾尔族发展史的很多史籍中获知，十世纪之前维吾尔族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袄教、景教等诸多宗教，甚至十世纪前期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有过上述的各宗教同时存在的情况。这些宗教为了传播其宗教观念、收罗更多信徒、扩大其影响就需要作大量的宣传工作，而艺术表现形式以它最直观的视觉效果成为了这一宣传工作顺利进行的有力手段。因此这些众多的宗教通过艺术手法创造出了丰富的宗教艺术品，宣传其思想。这在一方面，使宗教达到了自己想要的宣传和发展目的，另一方面在众多宗教的交锋中艺术的表现手法也得到了发展，内容更为丰富了。众多宗教艺术在视觉上的直接冲击，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维吾尔族的审美思维和艺术表现形式，使其具有了众多宗教的韵味。十世纪前期流行于西域的，具有典型佛教象征意义的莲花纹，从唐朝传入的宝相花纹等纹样是作为体现佛教的博爱、怜悯思想和不生不灭的宇宙观的佛教纹样，在当时维吾尔族世俗服饰中频繁出现。另外，葡萄纹作为维吾尔族最古老的服饰纹样，跟随佛教的传入也披上了佛教色彩。因为，佛教艺术中菩萨手持葡萄是表示五谷不损，带有五谷丰豋的寓意。
此外，非常巧合的是上述宗教中萨满教和摩尼教同时把“树”纹作为表现宗教思想的纹样。但是“树”纹在这两个宗教中所
表达的宗教思想各不相同，在摩尼教中“树”象征着明、暗两宗的活树和死树、善树和恶树、摩尼教诸神、真知和思想品性等，而萨满教以树为图腾并加以敬拜，反映了维吾尔族的祖先崇拜观念。“树”同时作为摩尼教教会符号和萨满教图腾崇拜物的缘故，“树”纹样在十世纪前期维吾尔族服饰中出现的几率非常高，而且所表达的内涵更加丰富。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世纪前期的维族服饰植物纹样体现的是一种以维吾尔族原始审美观为基础，融合不同地域文化和众多宗教文化为一身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