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岳麓书院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一、湖湘文化的概念与内涵。（什么是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区域文化、历史文化，其形成、发展均与岳麓书院息息相关，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策源地和湖湘学派的重镇，要充分了解岳麓书院，就必须了解她对湖湘文化的重要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湖湘文化。

（一）“湖湘文化”名称的由来

湖湘文化，顾名思义，应当是指洞庭湖、湘江流域的文化，虽然“湖湘”并非一个行政区域的概念，却因其自然和人文的概念意义，是学者更习惯以“湖湘”来替代“湖南”来作为人文地理概念来指代湖南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朱熹在其《文集》、《语类》中大量使用了“湖湘之学”、“湖湘学”、“湖南一派”等语，专指在湖湘之地讲学的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及其他们的湖南弟子，确定了以“湖湘”作为人文地理概念。后来历史学家黄宗羲、全祖望在著名的《宋元学案》中就使用了“湖湘学派”、“湖湘学统”的称呼。明清以来，学者们大多沿用“湖湘”的概念，并用来指称湖南这个政区的人文历史现象。从唐代以来确定的“湖湘”，已经作为湖南人文地理的重要概念。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学界已经统一将湖南省区的地域文化以“湖湘文化”称之。

（二）湖湘文化的界定与内容

尽管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这两种基本形式，但是，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精神性的。我们在谈论湖湘文化时，主要从狭义上说。指的是精神性的、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区域文化概念。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把握它所指称的范围。从空间上看，湖湘文化是一个区域文化概念。在湖湘地区产生的文化。从时间上看，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它主要是指自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宋以前，湖南地区的文化一般统称在“楚文化”的范畴里面，当然，楚文化中发生在湖南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比如与炎帝、舜帝、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相关的文化，都属于儒家正统文化，也都会作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在这里不作详述。

二、湖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岳麓书院

（图1）

（一）岳麓书院的历史：从古代书院到湖南大学

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他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延续办学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在这所学府里，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

岳麓山，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回雁为首，岳麓为尾。儒释道三家集中并和谐相处，云麓宫、麓山寺、道林寺、岳麓书院。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

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志》中有“三学”的记载。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反映了它在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学之上，这是它能够延续900多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从北宋开始，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图2）

在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支持下，北宋书院蓬勃兴起，并产生了一些全国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等，后世遂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其实北宋著名书院不只四所。因而对哪些书院该列入“四大书

院”，众家说法不一。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各人说法不一，惟有岳麓是诸家共推。从历史渊源、发展规模以及办学成效讲，岳麓书院确已处于北宋书院之首。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与理学思潮的密切结合，使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它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南宋岳麓书院的蓬勃发展，还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讲学联系在一起。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这次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另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朝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

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变化。如经学家王文清（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虑在岳麓书院办学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大学。如1912年湘督谭延闿就有这种想法。1916年筹办湖南大学的呼声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杨昌济、杨树达、刘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有关当局同意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内，并接管了高师留下来的所有图书设备，由教育家杨昌济主持筹备处工作。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1913年留学归来，即开始酝酿创办湖南大学。他还专门写了《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提出在岳麓书院原址创设省立大学，既可以延续岳麓书院千

年办学的历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师的校舍、图书、仪器等。杨昌济等教育家、著名人士的呼吁对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延续，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书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校本部第一院，先后扩建第二院、科学馆、图书馆、工厂、宿舍等，在校学生规模有500人左右。1932年，胡庶华担任校长时，将岳麓书院的石刻院训“忠孝廉节”和“整齐严肃”列为湖南大学校训，胡庶华对其中一些作了新的解释。另外，胡庶华校长亲自撰写的《湖南大学校歌》中，也明确表示湖南大学是“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继承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的文化教育优长，反映了湖南大学作为一所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创新发展的现代大学的特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长沙市军管会接管湖南大学，首任校长为李达。1950年毛主席手书“湖南大学”额，标志着湖南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现在的湖南大学校区以岳麓书院为中心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发展为一所文、理、工、管、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开放式、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入选“211”、“985”工程。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优秀传统，成为一所既有千年历史、又在国际国内享有一定声望的现代新型大学。

（图3）

（二）岳麓书院的人才群体

1、张栻、湖湘学派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胡宏一见，知其大器，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乾道三年（1167年）朱张讲学，盛况空前，“一时舆马之众，饮马池立涸”，开创了岳麓书院自由讲学之风。

湖湘学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地域性儒家学派。南宋绍兴年间，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主要学术研究和传播学术思想的活动都在湖南，故得名。当时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真德秀、魏了翁等纷纷讲学于此，他们倡扬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集聚于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岳麓书院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

后又有明代心学派（王阳明、吴道行）、明清实学派（王船山）、清代汉学派（王文清、王先谦、叶德辉、吴荣光湘水校经堂）各类知识群体。

2、“中兴将相，什九湖湘”：

前有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曾国荃、刘长佑等湘军集体和洋务运动首领。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这个时期的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而在这次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运动中，这些有名的岳麓书院学生走在时代的前列，从而也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在目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倡议者。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介绍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军工制造、历史地理、社会制度等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些均是最新的近代文化成果。魏源等人倡言“师夷长技”，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这批湘军头领最早在国内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学校、派遣外国留学生。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从魏源到曾国藩，代表了岳麓书院学生在求新中实现着向近代化文化的转型。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无湘不成军”。总体上：中兴时期官至总督的有14人，官至巡抚的有13人，官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多达143人。萧一山《清代通史》列中兴人物121人，湘籍87人，占59.6％。其中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号称“中兴四大名臣”。

3、新文化的倡导者：

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

黄兴、蔡锷、陈天华、程潜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人才集团。

梁启超学生曾言：“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间，岳麓书院学生在推动文化的近代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仅限于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还要包括社会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因甲午海战中腐败的清帝国败之于日本，这就激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的决心。岳麓书院学生以及在书院改制时期的师生们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倡扬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创办传播新学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举办各种各样倡扬维新变革的讲学活动。谭嗣同、陈天华、唐才常、黄兴、蔡锷、

程潜均是那个时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者，为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与这场制度文化近代化过程相一致，湖南的维新运动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也涌现出一代辛亥革命的豪雄。总之，这个学府中培养的人士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实现着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4、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思潮——开国元勋

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共产主义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华民族以更坚决的态度力图实现和完成中国文化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建设任务，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种超越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湖南更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他们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化能向着最新的、最高的层次发展。而这批人物中又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正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改制后建立的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大学的师生，他们以更有时代感的思想观念、更加科学的学术精神，为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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