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及其对今日中国的借鉴意义
2011年09月
学术探讨
评价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及其对今日中国的借鉴意义
文/朱晓曼
摘 要：本文从基本理论出发，对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同时，站在现实发展的角度，对官僚制重新审视，提出它对今日中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官僚制；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9-0339-0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人类贡献了影响深远的官僚制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官僚制就一直处在管理理论研究的风口浪尖，成立之初广受推崇，随后又受到多方质疑，但从未脱离人们的视野。
一、评价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顺应了西方行政改革的需要，成为了政府运作的典型模板。然而，随着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等理论的风靡，官僚制受到了各种非议，引起了学界对它的重新审视和认识。
（一）积极作用
1、带来高效率。韦伯的官僚组织从理性精神出发，集中人力物力实现最高的效率，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中，实现协调统一。
2、实现管理的专业化、知识化。有观点认为，官僚制最大的功绩在于举起了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的个人专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1]。
3、注重法律法规的作用。官僚组织中有一系列的法规，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个人的权限范围和职责内容。
（二）消极作用
1、滋生官僚主义，行政效率低下。繁乱复杂的规章制度和程序规范使行政机构陷入文山会海的泥潭，效率低下；同时，森严的上下级制度，使领导层级权力过分集中。
2、组织僵化，缺乏创造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分依赖规则和程序，缺乏创新和突破。
3、应变能力和处理突发状况的能力差。组织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缺乏弹性，当现有的规章制度不能够提供必要的指导时，局限就很明显了。
4、组织暮气沉沉，缺乏竞争机制。一味强调稳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工作人员一旦被录用，便可工作到退休的那一天。
5、信息传输不畅，沟通受阻。由于层级繁多，每条信息由都要层层经手、多级加工，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大大衰减。
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对今日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官僚制在中国行政发展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8次大的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2]，奠定了今日我国行政体制的新格局。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行政发展处于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阶段，存在很多问题：
1、行政法制不健全。目前，中国行政法规制定滞后，程序性法规匮乏，对行政工作和相关人员没能形成有效的监督。
2、公私不分，寻租不断。公务人员长期以来处于特权阶级，占用大量优势资源。最典型的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大幅干预，利用招标、特批等手段加强对经济的控制权，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
3、行政效率低下。公务员只进不出，以年月换资历；办事程序复杂，多头管理严重。人们通常为了一个行政申请而“踏破铁鞋”；专业化程度不够，行政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僚制对今日中国的借鉴意义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新公共服务阶段，对官僚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但是，对中国来说，官僚制具有自身特殊的含义和特征，。对于官僚制的借鉴不能全盘肯定或者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现实国情，推动行政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1、提倡理性化的管理方式。官僚制的精髓就是理性精神，它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应汲取理性精神的营养，客观全面的进行包括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招聘考核等各项行政管理活动。对理性的强调，更能够有效地克服公私不分的情形，克服情感因素的影响，使公务人员都能专注于行政事务的完成，而减少寻租的发生。
2、法制化的必然要求。韦伯在其著作中多次重申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我国应该加强行政立法的力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现行政管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弱化人为因素对政策的左右，使管理活动更多的体现民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
3、完善激励机制，引入竞争因素。韦伯的非人格化官僚理论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努力避免。现行的公务员考试和管理制度已经增加了竞争因素，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僵化的格局，公务员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应该强调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实现多元化、全方位的责任制，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引入第三方考核力量，加大对平时工作的监管力度。更不要让问责制流于形式，要真正的贯彻落实。
4、现代知识和技术的运用，用科技武装行政队伍，提高行政效率。韦伯的官僚制强调工具的作用，不仅要专业化，更要利用现时的技术对行政组织进行武装。进入信息时代后，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普遍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政府管理而言，就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好的融入当今社会，履行其职能。借助电子政务等专业化平台，加强政府同社会多层次、多角度的接触和联系，保证行政活动行之有效的进行。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熠熠发光的精神财富，它为行政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它有优势也缺点明显，对于它的借鉴始终应该辩证看待，关键是适应国情，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如彼得斯在对各国的行政改革进行分析之后指出：“对于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3]。”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7.278-286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注：[1]孙耀君.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社.1992.279.[2]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2.[3]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011.09 339
试析马克斯_韦伯关于官僚制与民主化的看法
第28卷第2期2012年6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ang zhou Normal University Vol.28,No.2 Jun.2012试析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制与民主化的看法 王小林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官僚制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工业社会乃至更为长期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官僚制的悖论也因此而产生,其作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制度,对于工业社会的进步、组织效率的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官僚制重要性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官僚权力的扩张,这对于民主将会产生极大的损害。现简要分析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价值取向,以及马克斯#韦伯对于民主化的危机所产生的看法,以引起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官僚化;民主化;议会化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910(2012)02-0020-03 在2012年/两会0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防止官僚作风与提高民主程度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攻坚问题。 关于科层官僚的支配问题,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作为重要的思想家,与马克思的许多理论、看法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的自治将会到来,将会从他人的支配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韦伯却认为官僚制的发展,最终将会蔓延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势力之大、发展之快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不同看法 (一)马克思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科层官僚支配是作为受到一定的经济制约的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马克思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科层制的特征与范围进行分析: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日渐疏离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的两极化产生,从而阶级斗争极端化、社会化的速度越快,科层化的倾向也就越是明显。这一趋势不仅会在国家的领域内产生,而且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从而使早期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被改造为组织严密的后期资本主义。马克思看到了在经济领域的集中化与自主化,认为在军事以及官僚体制方面,国家权力的集中化与自主化也将会发生。但是,整个科层官僚化的过程只不过是技术上的成熟的表现,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领导者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具体事务的复杂性,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调解者,在社会矛盾的处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领导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以便堂而皇之地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政治方面延伸到经济方面,资本家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承担处理复杂问题的仲裁者,而更重要的是谋取经济上的剩余价值。这样的两面性怎样能使人与人的支配降低到技术需求的最低程度以内?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人类可以对于自然完全可以支配的时候,物化的剩余物便会消失。而要实现支配的最低限度,首先就是要在社会的整体层面,引进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纯粹的技术需要,被马克思认为是有效率的且是合理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官僚支配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 (二)韦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几十年之后,马克思的这种认为社会组织层面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小林(1979-),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河北沧州实验高级中学教师。 # 20 #
马克思韦伯的简要评价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义。［1］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2］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3］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4］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5］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6］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1911）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一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韦伯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发表日期：2004-02-16 文章作者：许激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理论（也译为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韦伯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韦伯将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分为三种：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神授权力。它们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合理基础——它是以一种对正规规则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利的信任作为基础的(法定权力)。 传统基础——它是以一种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根据这些传 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既定信念作为基础的(传统权力)。 神授基础——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启示或发布的规范榜样或命令的信仰作为基础的(神授权力)。 韦伯认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是非理性的，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提供了慎重的公正的法定权力才能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 有了适合于官僚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成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确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由上而下逐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强调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均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并不断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理想的行政组织：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主要特点为，1、组织成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3、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 4、在人员关系上，表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不同的职位和职位的高低来决定； 5、承担每个职位的人都需经过甄选，并经过考试和培训； 6、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 7、管理人员非组织所有者； 8、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并且有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和考核制度； 9、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这些规则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适用于一切情况。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是最符合理性原则的，其效率是最高的。 （二）韦伯对权力的分类：韦伯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他把权力划分为三大类，1、合理的法定权力；2、传统的权力；3、神授的权力。韦伯认为，在这三种权力当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力是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这种权力能保证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这是保证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好的权力形式。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制度：韦伯认为，行政组织中除了最高领导外的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下列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1、他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务等级系列组织起来；3、每一职务都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4、职务是通过自由契约关系来承担的；5、候选人是以技术水平为依据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的；6、他们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享受养老金，雇佣当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权解雇这些官员，但这些官员则始终有辞职的自由；7、这个工作是任职者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工作；8、它成为一种职业，有着一种按年资或成就或两者兼有之的升迁制度，升迁由上级的判断来决定；9、官员在完全同所管理财产的所有权无关的情况下工作，且不能滥用职权；10、他在行使职权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
浅析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思想比较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学生姓名：吴金丹 学号：20084053021 专业：社会工作 中国·大庆 2011年11月12日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做一下浅显的分析与比较。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一、二者主要思想对比 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以其全面客观的分析方法成为实证研究社会的典范, 他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 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指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的理论被称为“社会学主义”。 而德国社会学家M ·韦伯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 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加以研究, 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结为一门“社会行动”的科学, 认为社会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社会学就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基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一）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 1、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社会的”事实 ,指的是它以社会整体为基础 ,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 ,不仅不以个人的事实为基础 ,不以个人的事实为转移 ,而且具有个人事实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 2、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社会的行为”, 它是指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以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考虑了他人的行为)为根据与取向的行为。 社会行为的社会性,与“社会事实”的社会性不同,它不是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产生于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之中。
解读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解读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德国的亚当·斯密 读过管理学教科书的人，都对韦伯不会过么陌生。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似乎被人忽略了，就是有一些对管理学贡献巨大的大师级人物，却置身于管理圈外。反过来，有一些本来是在管理学圈内造诣颇深的人物，最终却“移情别恋”走出了管理学的边界。前者如社会学家韦伯，后者如由决策理论转向人工智能的西蒙。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管理学的与众不同。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 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
论中国官僚制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的对比
论中国官僚制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的对比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管理学中是一个中性词汇。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在马克斯·韦伯发表的论文《官僚制度》中曾涉及到官僚制以下内容：①常规运营的法律化，即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固定正式的管辖范围②层次结构的纵向一体化，即在明确的权力等级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级办事机构③管理方式的书面化，即政府人员能以书面文件为基础并按照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程序来进行行政管理④职务活动的专业化，即政府能根据技术资源来任命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并在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上根据激励或成绩而晋升等职务活动⑤公务管理主体的知识化等方面，譬如政府人员能实行按照章程办事、不讲情面、公私分明等等。而这几点也正是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所包含的内容。 但实际上，中国现代的官僚制度远远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度要相差。在我国，即使法律再如何地完善，但仍然摆脱不了政府人员贪污问题，而这也是官僚制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大量调查资料和报告表明：我国公务员贪污现象严重，但现今却无法用法律的严打和死刑的威吓来真正解决贪污问题。导致此类公务员经济类犯罪事件的泛滥的因素有很多，例如：①政府人员本身素质问题（一些公务员素质低、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不够等等）②政府内部环境的作风差（上级对下级的权力威逼、同级之间的腐败作风等等）③政府人员在组织活动中缺乏理性化，偏人格化④中国自古以来官僚制所遗留下来的弊端等等。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贪污问题大抵都是经济利益化的驱使而造成的。在中国，“权力等于金钱，金钱能购买权力”这一说法也被广泛承认。再者，中国人许多文化都根深见底，例如血缘关系浓厚、注重人际关系圈、爱面子、虚荣等等，这些主观因素也是造成公务员素质不高的原因，违背了韦伯所说的“实行照章办事，不讲情面，公私分明”原则。 在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曾提到，要根据技术资源来任命的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同时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要根据资历或者成绩而晋升，但联系本国实际国情，往往情况不尽人意。中国式的官僚主义根深地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往往没有真正考虑到人才与职位的合理配置，特别是一些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岗位，往往所招收的人员不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的，要不就是从其他岗位调配过来，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看中招收人员个人才能与该岗位职能的对应性，一些官员更有甚者通过金钱买入官职，或者通过关系获得官位等等。由此可见，在
【韦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韦伯】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1:00:06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岳梁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与发展和中国迅速走向全球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现象,这就是:关于现代性话语的皇冠 属于马克斯·韦伯,而于具有原创性地位的卡尔·马克思无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同境遇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和后来人不仅误读了马克思,而且有意歪 曲和肢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这是造成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缺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马克思韦伯不同的境遇透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后现 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充满着后现代发展的话语是不奇怪的。但是,不管人们多么热衷于发展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含义的转向与发展模式的转向的时代话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但奇怪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人们一提到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必然追述到马克斯·韦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没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现实和未来的时代里,德国也好,各国也好,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从韦伯那里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找到研究的出发点。” [1](p.2)当今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追述到马克思。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客观的。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对社会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与“对未来的强烈的憧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样的世 纪伟人如果没有涉及时代的核心问题和主旋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0:56:4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杨文革 [摘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关键词]认同;合法性;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 [中图分类号] D523. 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6) 01-0156-03C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现代政治学把“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国家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所以认真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合法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一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主要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古希腊时期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例如,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按“政治活动是否符合法律”重新将政体划分为“依法治理的政体”和“不依法治理的政体”两大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法律的统治应该是一切良好政体的基本条件,并提出“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一
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p·210)。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合法性理论开始转而成为解释政治统治是否有效、如何持久的工具。在古罗马,当合法性这一概念初次出现时,行使权力只有与永恒的过去相一致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过去的神圣法律程序则是从创建时的决议条款中产生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时认为,任何共同体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一种和平的一致性(共同的认可)。 对于这样做是否能够推进共同体的和平,他根本没有权利加以怀疑……因为统治者所依据的乃是对于君主和所有平民都有约束力的自然法,而他所谓的“法”,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人们据以从事某一活动以及避免从事另一活动的某种规则或者说尺度”[2](p·109)。 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世界观的变化,人们对传统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的论证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在考察人们是否有义务尊重国家并服从法律时,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何时、依据什么,政府才能施合法性的权威于社会之上?” 嗣后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3](p·9)他又认为:“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3](p·19)所以卢梭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回答这个问题。”[3](p·11) 然后,卢梭详尽地阐释了一个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基本上构成了近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政治合法性问题大体上仍然是由这些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设定的。但是只要是探讨政治合法性,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杰出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二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韦伯的政治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不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社会仍有巨大的启发性。就其政治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和《政治论文集》两部著作之中。仅以《经济与社会》为例,有关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将近一半篇幅,该书在他生前只不过是一部手稿,并未正式出版。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夫人玛丽姬娜·韦伯加以整理,并冠之以《经济与社会》予以出版。”[4]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