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读后感

钟嵘《诗品》读后感

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是一篇概括性的评论文。如史记记录帝王生平一般，《诗品》较为全面的描述了这段时期诗人的整体风貌和思想品质，活脱脱像极了当今的诗人素质评价。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钟嵘看来，对诗而言，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但在另一方面，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等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藐视他人的原则错误，但事实上，前人的影响也确实不容否认。另外，就自身文体而言，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三是重视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

对于其对现实文学的不满主要有：

1. 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

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

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

康发展。

2. 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当时大多数人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

诗坛的应有地位。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

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3. 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

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

系统的看法。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

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

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历史影响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篇二：《诗品》

读《诗品》有感

《诗品》是我国南北朝的文学家钟嵘所编写的诗论著作，与刘勰编写的《文心雕龙》并称南北朝时期的“诗文双绝”，同时，《诗品》也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专门论诗的巨著，对后世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

《诗品》不仅谈论了关于写诗的方法运用，更重要的是对于诗歌的品味与批评，整本书的中心思想即是对齐梁形式主义文化产生的诗歌的抨击和批评。《诗品》全书分为四卷，主要对汉代到齐梁的五言诗人进行了品评，把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论其优劣。

钟嵘认为，写诗的首要要素是“气”，他也是首先把“气”引进诗歌理论的。所以在《诗品》的开篇第一句便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这一句便显示出了“气”的重要性。而很多人把这里的“气”解释为气候，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气”能表达出两种意思，一指的是大自然的天地元气，二指的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要用自己的个性感受天地元气的变化，使自己的心灵受到震动，于是就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再通过诗歌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诗人的风格和擅长的体裁不同的原因，这是诗人的个性使然，只有符合了自己个性，才能创作出好的诗歌。其二，钟嵘阐述了诗歌中的“物”，他认为，诗中的“物”不仅是自然景物，更包括了人际感悟，也就是社会之物。这也正是《诗品》中所写的“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诗歌可以表达诗人的情意，寄托诗人的感怀，这也是诗歌创作的第二大根源。达到了以上两点，诗歌就能产生，但这样的诗歌，只有主体意思和基本骨架，并不能称之为佳作，所以，我们还要采用一定的表现手法。在《诗品》

中，钟嵘介绍了三种表现手法，分别是“赋”“比”“兴”，直接描写事实，用事实来寄托寓意，是赋；借物来比喻情怀，是比；文辞写完了还有余意，是兴。在选择了表现手法之后，还要“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风力即是风骨，丹彩也就是文采，也就是说，采用对的表现手法，再把风骨倾注到诗里，用文采使诗歌更加生动，使得听见这首诗的人都能体会到诗中的寄托的感情，理解诗的本意，从而心动不已，这就是写诗的最高境界了。

在《诗品》中，除了对写诗方法的描述还有对诗人们的品评。在品评中，钟嵘大多以批评为主，所以《诗品》主要是一本诗歌批评的著作。例如对各朝诗人的评价，“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这些都是对这些诗人的批评。钟嵘品诗的主要标准，就是一个字，“味”，他在《诗品》中写到“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有滋味者也”。所谓的“滋味”，就是诗人在写诗时所融入的情感和表现手法的使用，诗歌的形象愈是生动鲜明,思想感情愈是真挚深厚,就愈有“滋味”，所以“滋味”就成了钟嵘品诗的唯一标准。在我看来，有“滋味”的诗，的确是好诗，但把“滋味”作为唯一标准，却太片面了些，钟嵘就太注重诗的表面，而忽视了内里的深刻意义和思想成就，例如他把曹操的诗列在下品诗人中，说曹操的诗“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无疑是对诗人评价的不公正，也开启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

《诗品》作为评诗的开山之作，尽管有很多片面和不正确的评价，但对于中国诗歌发展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获取需要的知识，使我们对诗歌的欣赏水平有所提高。篇三：国学概要·《二十四诗品》读书笔记

《二十四诗品》读书笔记

《二十四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上继《文心雕龙》下启《人间词话》的一部文学理论经典。它用四言韵诗的形式来论24种风格的审美特色，以不落言筌的韵律宣告了中国意境学的真正奠基。《二十四诗品》体现了“思与境偕”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特点，体现了中国美学史和哲学史的儒释道合流的趋势。

一、《二十四诗品》真伪之我见

然而，近几年来《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却成为疑问，其理由是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晚唐至元代期间确切署名作者和书名的《二十四诗品》，其间只有宋代苏轼曾引用司空图“二十四韵”，但这不足以证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就是司空图，近年来学术界对司空图《诗品》的真伪问题，也产生了许多争论。《二十四诗品》的真伪及作者问题到现在仿佛也尚未定论，但是从目前有关研究发展的情况看，尚无确切证据证实它不是司空图所作，然而从司空图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生平思想和诗论著作的深入分析来看，反倒可见《诗品》的作者是司空图可能性很大。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虞乡县）人，生于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卒于公元908年（梁太祖开平二年）。在司空图二十二岁前，即唐会昌、大中年间，政局还算是稳定的，少年、青年时期的司空图，日子过得很安稳。可是，此后的人生中，因宦官专权、朝臣倾轧、军阀争夺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再加上灾荒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唐王朝一天天走向灭亡。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丢掉了盛唐时期的雄浑豪迈，也放下了中唐时期的沉郁忧国，转于心灵内部营造着自己的清空疏远的静寂的个人空间。身为官僚地主的司空图，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少有俊才，其“平生之志”，不在“文墨之伎”，而“欲揣机穷变，角功利于古豪”，意欲济世安民，为李唐王朝尽犬马之劳。生平两度经历战乱，看到“朝廷微弱，纪纲大坏”，李唐王朝颓势已成，不可挽回，于是只好隐居避祸，以诗酒自娱。司空图虽长期隐居，但是，他不能忘情于李唐王朝，隐居是迫不得已的。他的心情是凄苦的，只好到佛老思想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二十四诗品》以“雄浑”开篇，然而“冲淡”之韵居多。这正是作者既期望于社稷复兴，又伤于历史的冷漠的心态在作品中的折射。另一方面，从纵向而言，与《诗品》相贯通的思想精神也体现在司空图的其他作品中：“名应不朽轻仙骨，理到忘机近佛心。”(《山中》)“从此当歌唯痛饮，不须经世为闲人。”(《有感》)他是由感伤、悲观、绝望而转向任其自然、置身物外、冲淡恬静的道

家精神的，又幻想着从佛教的空寂中寻求人生的解脱。尤其到了晚年，日与名僧高士咏游，于“泉石林亭”中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并且他“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圹中，赋诗对酌。人或有难色，图规之曰，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佛道思想也从他的诗歌创作与评论活动中表现出来。这足可见《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可能是很大的。

最近钟情于茶道，了解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忽然觉得茶也是可以作为《二十四诗品》确生于晚唐的一个证据之一。茶文化产生之初在魏晋之时，其时天下大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终日高谈阔论，作为饮宴之物的酒使得大多文人都成为酒徒。而茶则可以常饮而保持清醒，于是清谈之士渐渐转向好茶。到了佛教昌盛的唐朝，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形成。虽然陆羽《茶经》成在唐代初年，但真正在社会上形成饮茶风尚的是在宋朝，此时茶成为士大夫的普遍饮品。人们对于品茗的追求已由过去单纯的解暑止渴上升为陶冶情性的饮艺活动，宋代朝廷也特别崇尚品饮，在地方建立了贡茶制度，地方为挑选贡品形成了评定茶叶品位高下的特殊方式，“斗茶”之风由此产生。因为茶性淡而味深，体现了道家观念和自得的中国传统人文美学修养需求，其浮散之态可喻世事之情，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认识茶，品味茶，以生命融于茶开始于儒释道合流而更追求人格完善的北宋。晚唐和北宋在人文多有近似，所以《二十四诗品》体现了“思与境偕”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特点，但是恰恰是这种茶的滋味，在作品中却始终没有出现茶的字眼。文中有酒，鹤，菊，琴，竹，樵等意象，惟独无茶。《二十四诗品》广引庄子意象，追慕陶渊明的风神，一切以道家为宗旨，如果历史时间允许，是不可能没有茶的出现的。这足可为证。

二、《二十四诗品》的文学旨趣

《二十四诗品》是一部文学批评的著作，同时也是批评的文学作品——一组美丽的写景四言诗，用种种形象来比拟、烘托不同的诗格风格，并能得其神貌，并在诗歌批评中建立了

一种特殊的体裁。

如果说庄周是一位诗的哲人，那么司空图就是一位思的诗人。在《二十四诗品》中，他借助于道家的理论范畴把自己的审美体验贯通起来。一是道。司空图崇尚老庄，而老庄哲学认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是道，所以，司空图认为诗歌的意境必须体现这个道。他在《二十四诗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如“真体内充”、“返虚入浑”(《雄浑》)，“乘月返真”(《洗炼》)，“饮真茹强”(《劲健》)，“俱道适往”(《绮丽》)，“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含蓄》)，“由道返气”(《豪放》)，“道不自器，与之方圆”(《委曲》)，“俱似大道，妙契同生”(《形容》)。这里的道、真、真宰等都是指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没有对它的把握，一切无从谈起。二是静。老庄哲学认为要体会道，必须“心斋独忘”、“涤除玄览”，必须保持虚静的状态。《诗品》中“素处以默，妙契机微”(《冲淡》)，“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高古》)，“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洗炼》)，都是强调诗人必须超越世俗的欲念、成见的干扰和束缚，使心灵处于虚静的状态，进而提升精神境界。“《诗品》以《雄浑》居首，以《流动》终篇，其有窥于尺地之道也。”清人孙联奎在《诗品臆说》的判断，把握住了《诗品》旨意的关键。

三、《二十四诗品》的审美特点和影响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主要强调“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二十四诗品》的每一首都精美深邃，富于形象性、思辩性和哲理性。它蕴含着有无相生，虚实相形，主客相通，诗思谐和的审美意蕴。它所蕴含的可能性，具有极为丰富的“象外之象”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二十四诗品》以精美的简约的文字，构筑了恢宏的诗歌宇宙，展示了广褒的艺术时空。它是关于诗歌的理论，更是诗，是一部体大虑周的艺术哲学著作。

《二十四诗品》产生以后，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世文学史上，标榜“神韵”、“性灵”等的重要流派，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理论依据。篇四：读《石林诗话》有感读《石林诗话》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内涵，文学理论也有着迥异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特点，中国文论在自身内涵与特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是宋代文论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是传统中国文论诗话体著作的一个典型代表，并以其独特性在宋代诗论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重要地位。

一、“杂谈+纯文学评论”的自由评点结构

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与许多冠名诗话类的著作不同，它既有文坛趣事、文人掌故、诗人杂谈，但更有相对鲜明的诗歌评论的文学价值指向与美学追求，避免流于一般性的杂谈类书目。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可将其视为一本多维立体的文论著作，既有社会杂谈、文人掌故趣事，又有精准专业的纯文学批评。全书表面结构与以往文论没有什么不同，但三卷内容中，专论诗词的章节要相对增加，体现了作者较为鲜明的美学追求。

在杂谈部分，全书许多部分读之令人觉得人物事件都活灵活现，如在目前，可以从中看到《世说新语》的影子。如此看来，从另一个角度观之，相对脱离诗文评论的文坛逸事也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是笔记体作品的精品。如卷上有一则记述苏轼因一首《桧诗》遭人在神宗面前曲解攻击的事：

……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

短短数行，便把几个人物刻画地跃然纸上。同是，也让人真切深入地认识到北宋党争之

严重与士人仕途之凶险。几句对话，就把神宗、王珪等人的形象表现得形象生动。

在诗文评论上，叶梦得也写得饶有趣味，令人信服。如写作者对黄鲁直诗句“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的理解，刚开始不懂后句的“风雨浪翻江”，某日“憩于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鼞鞳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龃龊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卷上）作者对诗句仔细推敲，以及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终于体悟到黄诗此句的妙。叶氏并未直接写黄诗句之新奇，以及应该如何欣赏诗文，而是讲述自己的一个有趣经历，巧妙而又生动。

二、叶氏真的是“专主半山而抑苏黄”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编论诗，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欧阳修

诗，一则摘其评《河豚诗》之误??於苏轼诗，一则讥其??皆有所抑扬於其间。盖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之孙，本为绍述馀党。故於公论大明之後，尚阴抑元诸人。然梦得诗文，实南、北宋间之巨擘。其所评论，往往深中窾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略其门户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论，分别观之，瑕瑜固两不相掩矣。

四库全书代表着封建社会晚期官方正统学术的最高水平，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清朝官方学界对叶梦得《石林诗话》的认识。编纂者们依据“梦得出自蔡京之门”且“其婿章冲则章之孙”，又根据书中有数处对欧苏的批评和对王安石的夸赞，得出“皆有所抑扬于其间”，但总体评价仍不失公允。我认为这种观点可能受到了传统观点的影响，或者根据北宋党争的严峻形势加了个人的揣测，细细观察，并非叶氏真的因党派关系而对欧苏怀有偏见。研究叶氏的文论主张，我们发现他的这些批评与褒扬皆有所依据，并与自己一惯的论诗主张相吻合，如对苏轼石建牏厕之误的批评，是对创作态度不谨慎这种现象的批判，而非因党派而攻讦。卷上王珪利用《桧诗》那一则，就可明显看出叶氏是站在苏轼一边的。卷上另一则推崇杜甫的几句名句之后，有云“近世王荆公‘新霜浦漵绵绵白，薄晚林峦往往青’，与苏子瞻‘浥浥炉香初泛夜，离离花影欲摇春’，皆可以追配前作也。”卷上又有一则叶氏讲诗之用事不可强求，便是以苏轼的诗句为例，“苏子瞻尝为人作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

方回在《瀛奎律髓汇评》里说：“石林诗论专主半山而抑苏黄，非正论也。”实施真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不尽其然。首先，方回本人人品堪忧，为世人所讥。他先攀附贾似道，在贾衰落之后又上疏斩贾；元军攻来之前他写诗誓言忠贞到底，元军一到他就投降了。方回作为江西诗派的殿军人物，叶梦得在《石林诗话》里面对江西诗派的弊端批评的毫不客气，自然让他不满，所以方氏此番言论自然是反驳叶，为自己和江西诗派辩护，仅供参考，不足为据。要想判定叶氏是否故意贬低苏黄而追捧王安石，还应当依据其具体论断细加考察。

所以，叶氏并未“专主半山而抑苏黄”，也并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皆有所抑扬于其间”。

三、独特的美学追求——“自然”与“精工”的融合

中国文学的发展往往围绕着言与意而双向运动，与西方文论中形式与内容的概念类似。美学追求也体现出两个方向，一是追求形式语言的精巧，一是追求对感情的自然表现与抒发，这也是一对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六朝前质朴刚健的文学逐渐发展为“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甚至沦落为宫体诗。有唐一代，经过初唐四杰与陈子昂的大胆开拓，终于使唐代诗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臻于完美。叶氏论诗以杜甫为标准，这也体现了他对诗歌的美学追求：既提倡缘情

而发自然淳朴，又讲求诗句的锻炼与精工。

在讲求自然之神妙方面，叶氏引用了钟嵘《诗品》中自己很赞同的一段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非出经史。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卷二）”。这番引用，鲜明体现了

在当时江西诗派占领诗坛，诗人竞相实践“资书以为诗”、“无一字无来历”的背景下叶氏的

清醒认识。而这一则的后几句，则是用钟嵘的话来曲折批评当时江西诗派的缺点，“颜延之、

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

竞须新事。迩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牵挛补衲，蠹文已甚，自然英

旨，罕遇其人。”（卷二）

《石林诗话》作为北宋一部重要的诗话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在结

构还是内容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陆机《文赋》“诗缘情”、钟嵘《诗品》诸多观

点的继承，以及对后来严羽《沧浪诗话》的开拓作用，都显示出自身的独特内涵与价值。叶

梦得本人作为文坛上的“南北宋间之巨擘”，连同他的《石林诗话》，都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与

研究。时人往往站在既有的西方文论的范式上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审视，故而常常讥讽中国

文论无理论体系与基本近代意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观点。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贯

通宇宙，并不拘泥于狭小的具体之物；中国文学更是非常具有灵性，逃脱凡俗，是一种诗性

的文学，所以中国文论也大多表面看去如蜻蜓点水、驳杂兼容，但不失浑然之

美，字字珠玑，言简意赅，感情碰撞，千古逢知己。可谓庄子“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

理”，有一种浑然天成圆润之美感。正有但正是这种文论模式，看到了文学的抒情朦胧与不确

定性，显示出西方文论所没有的眼界与智慧。

对于笔者本人来说，阅读诗话更是更加激发了对于古人的敬仰之情，千古之下，文人雅

客，诗酒风流，思想碰撞，感情共鸣，恨不能同生一个时代，挑灯夜话，聆听古训，人生憾

事！只能三五好友感怀古风，附庸风雅。才疏学浅，时间匆匆，以上便是本人阅读此书时的

一些简单感想，班门弄斧，贻笑大方，惭愧。止笔。篇五：《谈艺录》读后感

《谈艺录》读后感

11汉语言1班程腾 118305305 《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不像《随园诗话》有假书传

诗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钱先生对随园颇有微词，常有发难之语。如果单就趣味性而言，

我以为《谈艺录》不及《随园诗话》，不搞专门研究者不一定要看。

对读者和研究者文学功底和思维能力都要求极高。

凡读过《谈艺录》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论名气多大的诗人，他都能在其诗作里找出

沿袭前人的句子。如大诗人陆游，简直被他追得无地自容。

钱先生论唐诗宋诗的差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

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所谓唐宋诗是指风格而言，“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

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一般的说法，师法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钱先生比较竟陵与公安两派，“以作

诗论，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可能是眼高手

低吧。

“文贵曲，诗宜淡”，钱先生引古人言证之。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

无文直星。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到无人爱处工，俗人犹爱未为诗。直须作到无人爱，

始是吾诗长进时。

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人之自

失也，以其所长者也。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但花喻女人已流为俗套；好诗被学被尊

为xx体，便不怎么新鲜了。

关于剽窃，须严格区分“改”与“袭”：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

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

司空徒《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是一个字不写。“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

也；“著”有注解的意思。好像山水画，无笔墨处与点染处互相烘托，并不是无字天书或圆光

之白纸。

关于诗与文的比喻，转引《围炉诗话》说明，非常形象。意喻之米，文如饭，诗如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饭使人饱，酒令人醉。

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佳；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变化不测。“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虽工不绝。这样说来，必“西班牙”对“东坡肉”，“三星白兰地”对“五月黄梅天”才妙。一笑。

李商隐《锦瑟》诗非“悼亡”之意，而是以古瑟自况。“诗冠全集，倘非偶然，则略比自序之开宗明义。”首“锦瑟”两句，言景光

虽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开卷历历，“借此中传”；次“庄生”两句，言作诗之法，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中“沧海”两句，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末“此情”两句，乃与首二句呼应作结，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