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典型模式

一、国外城市化典型模式：

1.西欧的“新城”模式。以伦敦和巴黎两大都市为代表实践田园城市理论树立了城乡一体化最为成功的先进典范。英国政府于1949年启动大伦敦计划在距离中心城一定的距离选择地价较低的农业区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转移到就业和生活自给自足的新城。在距离中心20公里至35公里的区域建立“反磁力中心”并推广到一切城镇居民体系规划布局中形成结构完整的城镇体系均匀地分布生产力和人口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的城镇化

2.自由放任式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实现城市化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当“城市病”日趋严重之后，人口又开始自愿地向社区和小城镇分散。美国的自由发展模式。二战之后美国郊区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发展也十分迅速商业外迁加剧产业的信息化、弹性化、分散化强化导致“边缘城市”的产生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衔接起城市与乡村经济是一种城乡交融的一体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分流大城市人口、充分发展小城镇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使得75的美国人生活在小城镇郊区化也推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先放后调式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人们向城市转移，但当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出现过度集中的状况时，政府开始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疏散人口，以极快的速度新开发小城镇。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

3.市场引导与政府并重的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未发生明显的“城市病”之前，政府便开始干预，通过颁布法令、制定优惠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人们向不同等级的城市和集镇定居。这种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

4.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模式。拉美农村土地的缺乏和贫困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从而造成“过度城市化”。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达83但人口空间转移在前就业转移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贫民窟和无业游民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和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并埋下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二、国内先进地区城市化典型

1.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模式。城乡一体化历经三个阶段一是商品农业阶段重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二是农村工业化阶段重点是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重点是按现代化城市要求构筑现代化城市框架。

2.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其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

3.宁波“城镇梯度发展”模式。侧重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稳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及撤县建区、撤镇建街、撤村建居城镇布局和规模更趋合理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化率达到57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副中心城、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梯度发展格局。

4.成都“三三见六以一化二”模式。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指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

解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

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市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为包含着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

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市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市化大起大落。其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市化。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由于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入，政府没有利用好外资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就没有了本国工业做支撑。二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差距，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思想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以前，总体上采用的是抑制的方略，走了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80年代，尽管学术界在探讨城市化问题，但政府采用的是观望的态度；90年代，由观望转为认同、支持，继而积极和大力推进，由于带有补课性质，在大力推进过程中，发力过猛，也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又转向适度、稳妥、健康的城市化。总体看，目前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一样有自身的规律，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

雅各布斯说：“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这就有点像温柔地谋杀。”如果说这场谋杀在上世纪的美国依次经历了城市美化、旧城改造以及郊区化三个阶段，那么在中国，我们已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三大运动，并将那些可怕的病态城市（花园城市、梦幻城市、郊区城市）如数打包过来。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个暴露出城市规划的后遗症，而中国则是以突击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移植外来建筑，并消化不良。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致命弱点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衰竭。多样性原则的根本宗旨，是要满足每一个城市居民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现实的生活需要，其次是寻找精神家园的需要。这些需要来自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这些需要才是城市真正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往往被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所忽略，甚至漠视。

新城化运动与旧城的死亡

当代城市建设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老不如少、旧不如新”，因此要“以少换老，破旧立新”。每一次旧城改造几乎都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进行，却忽视了老城区自身强有力的传统协调能力。雅各布斯曾经将路人行走亲切地比喻为芭蕾表演，意在说明老城区的活力体现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这恐怕是传统社区与现代都市最大的区别所在。“街道眼”理论充分证明了老城区的街道充满驻足和游赏的快乐，其社会行为建立在多样化的交流与共享基础上，带有和谐温馨的社区意识。反观我们被汽车和快车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马路，是否特别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反省和深思？

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问题无疑也是最多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虽然在西方早已经历过，但他们可以用近百年时间来解决这些流弊，而中国的悲剧则在于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这全部的恶果，并且还在重蹈其覆辙。推土机依然作响，盲目混乱的城市建设何时停歇？当土地的热情已被耗尽，人造的花园也不再鲜活，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对城市的追求？但愿这场对城市多样性的谋杀能早点结束。

理想模式：

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新型的城市化战略将实现10个协调发展，目标是使人口与空间实现两次转变，即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我们认为，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城市化模式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按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可分为市场型城市化和计划型城市化，按城市化发展水平，可分为发达型城市化和发展型城市化。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

1、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2、过度城市化(0ver urbanization)。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3、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

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4、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1年间，城市市区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则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