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区发展_空间演变与发展策略思考_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城市化深刻影响着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成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增长，综合竞争力极大提高，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化迅猛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ze)指出：“21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高科技以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逐步放弃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性壁垒之后，中国正由过去的乡村城镇化为主逐步转向以大中城市扩张为主的城市化[1]。

浦东新区作为上海市的新建城区，自1990年作为国家工程开发开放以来，已从最初的郊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城郊农业与工业并重的经济发展阶段到进入新世纪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经过近20多年的开发建设，浦东新区已成为一个人口密集、收入水平高、规划档次高的地区，基本形成了一个以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体系，尤其是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浦东开发进入了全面建设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的新阶段[2]。

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各个地区的差异性也很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是空间发展规模最大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最为迅速的一个区域，这也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3]。但城市化以何种方式在空间上展开，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何在城市的扩展中发挥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浦东新区具有特殊发展进程，它从一个郊区农业区发展成为中国顶尖的现代城区，用时之短，变化之大，世界罕见。

城市新区发展、空间演变与发展策略思考*

——

—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杨上广吴柏均

（杨上广：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上海200237

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墨尔本3010）

（吴柏均：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37）

摘要：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发展方式不同，城市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各个地区的差异性也很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是城市化水平提高最为迅速的一个区

域。当前，沿海许多大城市开始进入中心区与外围区同步发展的旺盛建设时期，城市新建城区成为多数大中

城市的主要增长地域，这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选择上海浦东新区作为研究对

象，讨论在城市发展、基础条件变化的过程中，城区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存在问题及治理策略，并对未来城

市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关键词：城市发展空间演变发展策略理论探讨浦东新区

中图分类号：F1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11)07-00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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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反映了中国城市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因此，探讨浦东新区的城市发展的路径演化、存在问题、未来发展策略，并对城市发展进行理论探讨，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情境的城市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可以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类似城区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浦东新区空间结构演变

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第一步骤是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道路、桥梁、码头、机场到通讯设施、电力、水、煤气供应等的巨大投入，使得一个崭新的浦东基本成型，由此产生的效应使得浦东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国际资本流入地，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原创基地之一。与此同时，国内机构和资金也向浦东新区汇聚，许多重要行业和省份都在浦东设有分支机构和办事处，形成了“总部经济区”。

目前浦东新区正加快进行旧城改造、轨迹交通建设、绿地开发和房地产开发等城市建设步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提出了“滨水区规划”，浦东新区沿黄浦江地区根据“滨水区规划”，并结合世博会建设的楔机，提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重整土地功能，黄浦江沿岸的码头、工厂、仓库将被清除或迁出，而代之以融合居住、工作、文化、休闲和旅游等多元化功能；滨水区将从工业时代的交通运输、仓储贸易、工厂企业等生产功能转换到金融贸易、旅游休闲、生态居住等综合服务功能上来。”与此同时，随着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世博会和浦江的开发效应，使轨道交通沿线、大型公共绿地、各个加工区、城镇周边地区等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地区。当前浦东新区的居住空间正形成如下态势：主要高层建筑和居民住宅区还是沿着黄浦江沿线走，陆家嘴地区既是空间建筑密度也是空间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围绕着世纪公园的建筑群落正在形成，金桥和张江初步积聚了生产建筑群和高档居住社区；

川沙镇具备了发展成为卫星城的基础。除此之外，

以各个传统集镇为中心的居住群也正在形成。浦

东新区房地产开发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

1.城市空间形态按空间劳动分工进行配置重组

从现代城市化的空间扩展来看，城市化与非

农产业的分散化是和这些产业在新的区位重新集

中相伴而生的。这种分散化实质上也是产权重组

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中企业和人口从中心区向

外迁移，并伴随着产权结构以及由产销结构所决

定的产权具体实现形态的重新组合和重新构造，

这种变化构成了劳动的一种新的空间分工[4]。按照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理论的解释，市场机制运行中

存在着摩擦，即存在着交易成本。减少摩擦的关键

是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在经济结构

重组的过程中，资本的每一次流动带来新一轮劳

动的空间分工，因而在各个地域形成特定的社会

经济关系，区域的物质和社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

重要变化。核心区分化，城乡边缘区的形成也是这

种变化在空间上重新分工的反映。浦东新区开发

之初，主要是按照四个功能小区，即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

保税区进行组团式开发，这种开发决定了浦东最

初的空间布局形态。

随着新区开发开放的深入，新区的空间形态

也按照空间劳动分工进行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和

重组（图1）。浦东新区按照上海全市城市总体规划

和浦东新区城市空间配置规律，已形成“三个层

次”[5]：

（1）内环线以内的高层次服务产业群。这一区

域是浦东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核心地区，其中“一道

三区”（世纪大道、陆家嘴金融区、竹园商贸区、花

木生态文化区）以及南浦、杨浦两桥之间的滨江地

区是21世纪上海城市发展的标志性地区，体现上

海的繁荣、繁华。该区域要重点发展金融保险、商

贸流通、会展旅游、现代居住、中介服务等高层次

服务业，重点集聚中外金融机构、中外大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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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浦东新区“十一五”产业布局规划

团）地区总部、销售总部、投资决策中心，成为上海面向国内外的现代服务中心的核心区域。

（2）内外环线之间的高新技术产业带。这一区域贯连浦东“一江三桥”四个开发园区及若干经济重镇，是浦东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集中布局的区域。要重点发展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轿车、船舶、精细化工、精品钢材、光机电一体化等制造业以及现代都市农业、贸易、住宅、旅游等产业。其中，以张江为核心，延伸金桥和外高桥及其周边镇的以微电子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将成为上海21世纪技术创新和产业高地建设的重要基地和标志。

（3）外环线以外的滨江临海发展带。滨江临海带是体现浦东未来发展潜力的综合性产业布局地区。其中，从外环线到郊区环线之间的农村化地区，主要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和生态农业；在浦东国际机场及外高桥港口周边地区，一是要依托“一城（临空新城）两港”优势，重点发展外向型的临空临港产业；二是以国际一流的大型娱乐、展览项目建设为契机，加快发展高档次、综合性的娱乐旅游业、会展业及其配套服务业。

在“十一五”期间，浦东新区又在“三个层次”

的产业布局态势基础上，坚持整体规划、滚动发展，进一步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布局。浦东新区全面发展“一轴、三带、六功能区域”。一轴：从虹桥机场至浦东国际机场的东西向发展轴，即从小陆家嘴，沿世纪大道并一直延伸到浦东国际机场的东西向发展轴。三带：黄浦江沿岸地区综合发展带；“一江三桥”高科技产业带；沿海综合发展带。六功能区域：外高桥功能区域、金桥功能区域、陆家嘴功能区域、张江功能区域、三林功能区域、川沙功能区域。

2.要素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演变态势

J.R.弗里德曼(Friedman)的“核心一边缘理论”认为：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一种扩散与交流的基本关系，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即结节性区域，核心区作为空间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一方面从边缘区吸聚生产要素产生出大量的革新(材料、技术、产品、社会、文化体制等)，另一方面这一革新又源源不断地从核心向外扩散，引导边缘区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结构、权力组织和聚落类型的转换，从而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6]。“核心一边缘”理论认为，不同层次的结节性区域都不可能不受到外部的影响，任一区域一方面是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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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边缘区，另一方面又是较低层次区域的核心区，不同层次结节区域的上下套接，形成一种等级扩散传播网络[7]。如果各级传播机理能够良性发展，就可通过一系列有序的空间结构逐层转换，推动整个区域的有效发展。核心区与边缘区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彼此是可以发生演替的。在发展的初期，核心区对边缘区进行控制，边缘区依赖、依附核心区。核心区带动、影响、主导边缘区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边缘区逐渐形成次级核心，甚至可以取代原来的核心区的控制，成为新的核心区[8]。浦东新区经过近20多年的建设，已由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演进。在强力政府规划以及强力市场引导的力量下，当前，浦东新区经济空间也呈现J.R.弗里德曼(Friedman)的“核心一边缘理论”所展示的演变规律（图2）：（1）经济空间呈现“质”的提升与“量”的扩张并存态势，既有临近中心城区的区域不断进行要素集聚和功能提升，又有边远农村区域变成为城市化区域；（2）资本等要素仍然不断向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核心，以黄浦江南、北沿岸、世纪大道构成的扇形区域集聚；（3）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核心，以黄浦江南、北沿岸、世纪大道构成的核心区域有些要素已呈现扩散趋势；（4）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新建城区外围节点仍然呈现要素集聚形态；（5）随着轨迹交通建设及“一轴、三带、六功能区域”的规划建设，浦东新区将逐步进入成熟的城市形态，呈现网络开发格局。

3.人口空间结构急剧演变

随着浦东新区从最初的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转变，各个功能区对人口的吸引集聚起着“极核”作用，因而浦东的人口空间分布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新区70.0%的区域人口密度不足每平方公里2000人，超过2万人的区域都集中在陆家嘴10.83km2的小区域中。到2000年“五普”时，新区人口密度小于每平方公里2000人的区域占总面积的比重下降到30.0%，超过2万人的区域面积扩大了4倍，达到54.40km2，且地域范围更为广泛、分散。(浦东新区人口空间分布数据没有用2005年1%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但浦东新区经过十年的建设和严格的功能区规划，具有路径依赖和锁定(Locked-in)效应，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基本能够反映浦东新区人口空间变动的态势)。

从空间分布来看，人口变动的区域构成五个

核心区

节点区节点区

要素集聚

节点区

要素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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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浦东新区空间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态势

组团，一是陆家嘴——

—张江组团，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经花木行政中心区向南延伸至张江出口加工区，人口增长主要由金融贸易产业、高科技产业、行政中心建设及地产业推动；二是沪东新村——

—浦西组团，主要由浦东大道和张扬路沿线的住宅开发推动；三是三林——

—六里——

—周家渡组团，主要由高档房地产开发推动；四是高桥——

—外高桥组团，主要由出口加工及海港建设推动；五是川沙——

—机场组团，主要由机场建设带动。

从户籍人口分布看，浦东新区户籍人口分布总体态势与常住人口相似，仍形成以梅园、潍坊小陆家嘴为中心，沿黄浦江向北经洋泾、金扬、浦兴和沪东，向南经南塘桥、南码头、周家渡、上钢等地区形成浦东新区户籍人口高密度带。但呈由沿江地带向外环线附近扩展趋势。从流动人口分布看，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之势，沿黄浦江的产业和居住密集区仍然是流动人口高度密集区。但浦东新区沿江地区除陆家嘴、北蔡和三林地区外，其它区域流动人口分布呈减少趋势，而外环线附近区域则呈递增趋势，外来流动人口分布重心呈现由街道向镇转移的趋势。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关于外来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报告》资料显示，街道的外来人口数仅比“五普”时增长11.6%，而镇的外来人口的增长率为66.4%。洋泾和潍坊新村等许多街道外来人口数已呈现负增长，而三林镇的外来人口现已达11.8万人，北蔡镇为9.9万人，分别增长74.3%和50.3%。“五普”以来外来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曹路镇和机场镇，分别增长了109%和78%。当前，浦东新区在人口密度不断增长的同时，功能区等节点区域正形成一个个人口空间集聚点。

4.城市空间竞争规律显现

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使得城市土地价值将呈现地价—经济地租—租金—区位—便利性—临近性的经济空间规律，城市空间发展遵循W.阿朗索的级差地租—空间竞争理论，形成城市地价和房价的分布呈现环状的空间格局[8]。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土地使用权的获得主要采取行政划拨和协议出让的城市土地无偿或者低价使用制度。它一方面忽视了城市的商品功能，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城市土地使用的低效率和国家土地收益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混乱。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出让的拍卖、招标方式以及城市合理规划，使得城市土地按地价来引导和安排城市各项功能用地。通过地价机制调节城市土地利用，实现城市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和空间重组。当前，浦东新区城市空间发展正遵循W.阿朗索的级差地租—空间竞争理论，形成城市地价和房价的分布以陆家嘴为中心，由浦江南、北向轴以及陆家嘴-世纪公园轴等构成扇状展开的空间格局。此外，以功能区为中心的集聚效应也使得城市地价和房价形成了一个个圈层结构。

二、浦东新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1.社会公平性问题开始突出

公平性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公平地占有城市资源特别是空间（土地）资源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管理工作首要的和基本的原则[10]。在以利益驱动为动力之源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存在并不断扩大化已是不可避免，不同居住区位居民在城市用地和设施的享用上的差异通过其居住状况如住宅标准、住宅形式、居住密度、交通便捷度等方面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在浦东新区，陆家嘴、浦江沿岸、世纪公园等交通条件、商业和文化氛围浓厚以及生态环境优美地区，集中了上海相当数量的中高收入阶层以及境外人士。而普通工薪阶层只能选择既不能远离又无力靠近中心城区的中环线的老公房和中档商品房；中低收入和贫困阶层则随着政府中低价拆迁商品房安置基地的郊区化，只能生活在外环线附近。居住分异造成不同阶层对城市公共资源享用的不平等，造成了弱势群体的“空间剥夺”，而且弱势群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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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位边缘化造成的就业空间与居住空间不匹配，会加大城市失业问题。

2.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许多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人口容量扩增和城市用地结构变迁所引发的城市环境问题已日益显现。浦东新区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空间效用递减。空间环境效用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人居环境的舒适度与人口密度会呈现一个倒“U”型曲线。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初期，由于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和产业日益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入，增加了新区的人气，使得浦东新区空间环境效用增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入，使得人际空间距离缩减和人的居住隐私权被削弱，空间环境效用则呈递减趋势。二是环境质量压力加大。新区二氧化硫日平均值由2000年0.010毫克/立方米上升到2009年的0.037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日平均值由2000年0.018毫克/立方米上升到2009年的0.043毫克/立方米；工业废气由2000年734亿标立方米/年上升到2009年1716亿标立方米/年，但目前浦东新区的环境质量却保持良好，全年的空气优良日百分比由2005年的89.3%上升到2009年的93.4%。[11]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对环境工作的重视和逐渐加大投入，这意味着要达到同等的环境优度，浦东新区需要比以往更高的投入，环境压力带来的环境治理的成本增加了，这正是环境压力增大的一种表现。三是环境容量稀释。环境容量主要由初始环境容量加上变化量，环境变化量主要是由于用地结构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人口增加造成的环境消耗以及人工投入等相互关系决定的。浦东新区城市环境容量正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快速城市化呈现稀释效应。

3.多元性社会问题空间集聚

快速发展的城区是城市土地利用最为敏感的区域，也是各种力量交织的区域。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扩张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仲裁机制，围绕土地开发，边缘区农民、开发商、城市政府三方存

在很多不协调的地方，这使得城市快速推进城区

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此外，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

流、郊区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流以及外来人口流，

高强度辐合汇集于市郊新建城区或城乡结合部，

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再分布的一大重要特

点，由此导致城市近郊社区人口社会重构问题悄

然凸现。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形成了区划森严

的二元社会结构，在城乡交接地带的城市边缘区，

长期以来也执行城乡分离的管理体制，城市部门、

农村部门的管理权限在城市边缘区交接、转换，使

之成为各自管理的薄弱区。浦东新区是在全球化

的“时空压缩”下，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的，因此浦东新区城市发展在不断集聚生产要素

的同时，许多复杂的城乡统筹、人与环境、社会公

平等社会问题也在不断集聚，成为其城市发展进

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浦东新区未来城市发展策略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越来越强的情况下，浦

东新区思考未来的城市发展问题，必须根据自身

的条件，科学地选择好发展的路径和策略。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浦东新区应思考如下城市发展策

略：

经济市场化发展策略。目前浦东新区发展受

旧体制的制约仍较大，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

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增强浦东新区经济发展的

动力和活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尤其是需要吸取长

三角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放松经济管制，培

育和扶持专业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通过经

济市场化发展策略，进行要素集聚，发展现代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等城区经济。

经济国际化发展策略。上海地区具有很好的

对外商贸关系，浦东新区可以实施经济国际化发

展战略，积极主动地适应、融入经济全球化，通过

“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并举，参与国际和国内

市场的分工合作和竞争，有效利用“两个市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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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源”，拓展浦东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彻底转变有一定封闭性的经济发展方式，构筑浦东新区开放型经济的新格局和新优势，使城市在开放的格局下发展。

产业高度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浦东新区城市化的关键所在。根据市区经济的特点，依托港口和国际贸易平台，大力发展与临港产业和都市工业相配套的相关服务产业。对现有的第二产业加快调整，通过完善开发区，培植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提高产业关联度，特别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商贸和流通运输业，调整优化产业布局。

科技兴区发展策略。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在于是否具有知识的创新能力，因此浦东新区需要加快科教兴区步伐，以企业创新为主体，培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点的创新基地和产业化基地，培育和发展技术服务和交易市场，创造良好创业环境，鼓励科技创业。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策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的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作为未来上海市最大的中心城区，浦东新区生态城区建设是上海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发展理论上应树立循环经济理念、加强绿色循环经济建设、加速形成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共识。在建设内容上应进行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产业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制度保障建设等工作。

四、城市发展的理论检讨

从空间经济的角度考察，城市发展存在多种的方式和形态。上述上海浦东新区城市发展的事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城市扩展所引致的市区空间规模扩大，特别是政府经营城市理念下的城市发展规划，在快速推进浦东新区城市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很多城市一样，浦东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的混乱和无序状态，这也再次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合理地利用资源，合理地确定功能定位，如何推进城市发展，避免城市病。虽然上文我们针对浦东新区未来的城市发展策略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在理论上，我们有必要对类似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的城市发展策略进行理论思考和检讨。因此，未来应思考如下问题：第一，应注重空间开发的互补性。在空间发展方面，城市新建城区开发建设要与所在城市长远发展方向相协调。城市新建城区的开发和建设要力戒短期行为，反对急功近利，必须充分考虑到城市总体规划的方向，服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后劲和少走弯路。在经济发展方面，城市扩展区与城市中心区应在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等方面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中心城区应发挥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形成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而城市新建城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很多独特的发展优势和边际增长功能，因此，应以土地等资源为依托，发展物流、工业等第二产业，形成与中心城区产业互补的格局，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使其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带和新的增长点。

第二，应注意空间开发的层次性。空间区位的差异性和空间资源的差异性等是形成区域非均衡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城市新建城区由于受主城区影响有距离衰减效应，因此，在空间开发上应注重层次性。从中心向外围依次分为三个层次：主城区扩展区，应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居住、金融等服务业；中部都市型工业园区，应大力发展都市型工业；休闲旅游农业带，应发展生态旅游、商务旅游、度假旅游、文化旅游等。这种开发模式，能充分发挥城市级差地租的作用，同时，也符合核心—边缘理论的扩散效应作用。此外，开发区模式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种区域开发模式，由于其能更好地发挥经济的集聚效应，因此，在进行都市型工业带开发过程中，应注重通过开发区的建设，吸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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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厂房向园区集中，从而使园区更好地发挥集聚效应。

第三，应注意开发多目标的平衡性。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即以最小的资源成本和环境生态代价来谋取最大福利总量的原则。在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过程中应采取“少投入，多产出，低消耗”的生产经营方式，着力缓解开发建设和工业生产与资源环境荷载能力有限的矛盾，走集约型和内涵提高型的发展之路。因此，应根据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城区扩展状况，结合其它区域的发展经验，把产业和经济活动串联起来，形成有经济逻辑的思路和实现路径。当然，发展是个过程，需要找到平衡点，即社会稳定、以人为本、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等等之间需要在发展中求得平衡。同时，需要考虑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从政府角度考虑，需要增加财政收入）与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短期的产业选择与长期的产业基础培育的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发展方式或路径的选择。

第四，应注意开发中的政府与市场边界。市场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边界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难题。但中国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双引擎”作用。当前，仍然要发挥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政府适当介入推动，也有其合理性。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自然演化比较慢，通过政府推动，可以加快产业结构演化速度。城市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目标和措施应是主动出击型，即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同时，应通过空间规划和产业政策等手段，引导城市功能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实施重点及发展先后顺序的选择等；而在产品生产、企业融资等微观层面，则应该由市场主导。

(注：2009年5月，为了更好地开发浦东，国务

院批复同意撤销上海南汇区，将南汇区的行政区

划并入上海浦东新区，这为浦东新区未来发展拓

宽了空间。但本文主要针对原来的浦东新区进行

分析，数据资料等未包括上海原南汇区。)

*文章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03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R K005；08BJY048）、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ECK001）和华

东理工大学探索性基金项目（WN0923002）的研究

成果。

注释：

[1]瞿伟：《中国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

期。

[2]吴柏均等：《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上

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

[3]George S.The R ural-Urban Fringe[J].Economic Geography,2000(18):217-228.

[4]赫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4年。

[5]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上海市浦东新区“十一

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报告》。

[6]许学强、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1年。

[7][9]陈晓军、张洪业、刘盛和：《北京城市边缘区土

地用途转换宏观动因机制研究》，《地理科学进

展》，2003年第2期。

[8][10]顾朝林：《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北京，科

学出版社，1995年。

[11]数据引自上海浦东政务网，http://gov.

https://www.360docs.net/doc/5c6833659.html,/pdCount_tjsj_ndsj/list/list_0.htm.

（责任编校：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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